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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先民在东亚大地活动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而按照学术界关于人类文明社会形成的一般标准来说，人类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地区在西亚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平原。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在那里开启了人类最早的文明社会，数十城邦于此时此地出现；他们有了人类最早的图形文字，以后又由此发展至距今六千多年的楔形文字；金属铜的冶金术也已经出现。公元前3500年至前3200年，北非的古埃及进入前王朝时期，出现了最早的埃及象形文字，考古发现了这里最早的铜器；公元前3200年埃及进入第一王朝时期。
继西亚两河流域与北非埃及古代文明之后，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印度相继进入文明社会。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起点，一般说距今约五千年，这可以从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研究两个方面得到证实。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记载资料的科学性、系统性，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历史学家就开始编撰“国家历史”，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编著了具有五千年历史之长的中国历史——“二十四史”。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曾经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有过“疑古”“信古”与“释古”的十分热烈的讨论。
“疑古派”领袖顾颉刚先生当时提出，历史随着时代的推进，也就形成“层累”的发展。因此对历史，尤其是上古时代历史的真实性提出“疑古”的观点。其实这不只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特点，对于全世界的各国古代历史而言，莫不如此。但是，顾颉刚先生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考古发现，使古代历史进一步接近真实的历史，使上古史的研究求助于刚刚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考古学，近百年的中国考古学实践与历史学研究结合取得的学术成果，充分证明了顾颉刚先生的科学预见。可以说，近百年来的中国考古发现，证实了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学科研究的宝贵科学资料。中国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佐证了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科学性。
基于此，结合人类历史研究成果、对“文明”的科学界定，我们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可以发现，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哲就关注到城市（都城）、金属、文字与国家的密切关系。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国通史”——《史记》，是人类历史上一部伟大的科学巨著，而其第一篇《五帝本纪》，按现在学术界一般所说的，就是中国的文明形成历史。古代历史学家裴松之认为“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二十四史”中，“本纪”记载帝王的历史，帝王是基于国家而存在。《史记》开篇为《五帝本纪》，说明《史记》是一部“国家历史”。
《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第一帝”就是黄帝，根据先秦文献记载，他多年各地征战，统一了各个部落，建立了最早的“中国”——有熊国，并在他的出生地营建了都城。中国人称黄帝为“人文始祖”，这是因为黄帝从国家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是中国的“第一国父”；
从血缘政治方面来看，他是华人的共同祖先，因此说《史记·五帝本纪》的“五帝时代”是夏商周之前的中国的第一个国家政治实体，这是不容置疑的“中国人”历史。
黄帝像·清·无款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公元前4500年—公元1918年）》，将中国历史分为“传说时代”与“历史时代”，而将黄帝之前的中国历史归于“传说时代”。距今4550多年，黄帝开启了文明时代，中国走上世界历史的舞台。
根据文献记载：黄帝时代的仓颉发明了文字；那时人们已经能够冶铸青铜器，为此《史记·孝武本纪》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黄帝有熊国的都城就在今河南新郑。这些关于文字发明、金属冶铸、城市出现的记载，恰恰与世界上学术界衡量人类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三要素”（城市、金属器、文字）不谋而合，因此全世界华人公认黄帝是中国的人文始祖，黄帝成为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中华文明的起点也就可追溯到黄帝，其时代距今约五千年，这应该是人们常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依据。
考古学作为与文献史学相对应的历史学另一车轮，通过遗物与遗存研究人类历史。自20世纪初考古学传入中国，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发现引起世界重视，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认识。
1899年，古文字学家王懿荣，从中药的“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其后，刘鹗、王襄、孟定生、罗振玉等也收集了不少甲骨文资料，他们又据此编辑了一些甲骨著录图书。1917年王国维依据当时可以见到的甲骨资料，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考证了卜辞中的先公先王之名，证明了“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进而他得出结论“《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且得于今日证之”。
20世纪30年代以来，殷墟甲骨出土地考古发现的宫庙建筑遗址、安阳西北岗商王陵及其出土的青铜器、玉器、数以十几万计的甲骨，再现了3300年前中国历史上的高度文明。这些考古发现、研究成果，进一步佐证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应该是可信的。
父辛觥·商
祭祀涂朱牛骨刻辞·商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考古发现的郑州商城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登封王城岗城址、偃师商城遗址、新密新砦城址、安阳洹北商城遗址等，被考古学界、历史学界认为是夏代与商代早中期都城遗址。这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早于《史记·殷本纪》的《史记·夏本纪》的历史记载也应该是基本可信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多学科与跨学科结合研究，认为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分别为夏代早、中、晚期都邑城址，并提出夏王朝始于公元前2070年，这也就是说五帝时代结束于此。
20世纪末21世纪初考古发现的距今4300年至39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一般认为属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该城址发现的文字、青铜齿轮器与铜铃、“观天授时”遗址等至关重要。唐尧之后、夏禹之前的虞舜，历史文献记载也以“平阳”或晋南地区及河南濮阳、鲁西南菏泽一带为都邑。五帝时代的唐尧、虞舜之前为黄帝、颛顼、帝喾，据此来看《中外历史年表（公元前4500年—公元1918年）》记载的黄帝时代与这一时间是相近的。
新密新砦城址考古发掘现场
近年来，在历史文献记载的黄帝有熊国故地——郑州地区除了以上所说的商代早期的郑州商城、夏代早中期的王城岗城址等考古发现之外，还发现了一些河南龙山文化城址，如新密古城寨城址，面积17.6万平方米，城内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古城寨城址周围还分布有十多个龙山文化遗址，如新砦、五虎庙、人和寨与金钟寨遗址等。古城寨应是一处中心聚落。它们与黄帝时代在时间上前后基本吻合。
在黄帝有熊国所在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考古发现了一些青铜器遗物与冶铜遗迹，如郑州牛寨遗址发现的熔铜炉壁及青铜块，淮阳平粮台城址灰坑发现的铜渣，登封王城岗城址灰坑出土的青铜器残片，临汝煤山遗址出土的铜坩埚、熔铜炉残壁，鹿邑栾台遗址发现的青铜器等。
上述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互证了中华文明形成（即最早中国出现起点）基本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时间距今约五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