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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明形成”作为“国家出现”的同义语，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国家又是与都城密不可分的，都城成为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与重要物化载体，因此我们说都城与文明相伴而行。
都城是国家的“政府平台”，古今概莫能外。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文明，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性，都城与文明共存就是其共性。通过对文明的主要物化载体——都城的研究，人们可以看到不同文明各自的特点。一个地方在上古时代是否进入文明，历史学家要记载其都城，考古学家要寻找其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
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有着各自的发展历史，它们影响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但是这些文明几乎毫无例外地通过其都城文化呈现于世。因此，世界各国大多将其保存较好的古代都城遗址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如古希腊雅典卫城，古罗马城，古代日本奈良时代的平城京、平安时代的古京都遗迹，古代埃及底比斯城等，再如中国的安阳殷墟、汉长安城未央宫、北魏洛阳城宫城、唐长安城大明宫、元上都、北京明清宫城（北京故宫）等，以及极具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特色的“陵墓若都邑”之帝王陵墓中的秦始皇陵、明清帝陵等均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之不同时期的都城，随着国家历史（即“文明史”）发展，作为国家缩影，在政治、文化、国际交流、科学技术等方面也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变化，同时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不变或基本不变的因素，后者就是我们所称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奠定了中华文明“不断裂”的基础。
比如，中国古代都城形制是变化的，一般而言，都城由最早的五帝时代“单城制”，发展为夏商周时代都邑与都城的“双城制”（宫城与郭城），这种“双城制”都城一直延续至魏晋洛阳城；其后的北魏洛阳城开创了“三城制”（宫城、内城与郭城），并至明清北京城。
但是都城的“择中建都”“择中建宫”理念，则是越来越突出，“中”之理念越来越达于极致：都城由择国家空间之“中”而建，到宫城建于都城之“中”，大朝正殿又建于宫城之“中”。作为都城与宫城代表性建筑的都城城门与宫门，形成“一门三道”规制，都城之中的道路实施“一道三途”制度，这些应该是把“中”的理念进一步扩大与深化，从而使“中”成为中华文明中生命力最强的文化基因。
尽管从空间科学角度来说，都城选址“择中”并不是那么“科学”，但是作为理念却是一直被坚守。因此，具有八百年建都历史的古都北京，在其始建者海陵王定都燕京（即北京）之始，就被赋予“燕京乃天下之中”的内涵，从而确立了金朝继承中华文化基因的合法地位。
若从考古发现来说，“择中建都”与都城“求中”理念，应该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之前已经萌生，除了清华简《保训篇》记载的五帝时代虞舜的“求中”之外，河南濮阳1987年考古发现的西水坡第45号墓中，墓主人左右两侧分置蚌壳堆塑的青龙、白虎，足下置北斗，再现了6400年前中华先民“求中”的生动场面，而这一文化传统一直与中华古代历史文化相始终。
都城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从都城选址、营建活动等均作为“国家大事”，并由国家领导人直接负责，国家主要领导（如丞相等）总领其事，中央政府设立专门官署与官员具体负责都城（以及“陵墓若都邑”的帝王陵墓）营建中可见一斑，如西周灭商之后，其国王亲自决定在洛阳定都，即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三千年前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所记载的“宅兹中国”。
都城营建，中央政府设立“大司空”专司其职，商周时已设此官，青铜器铭文如《免觯》《扬簋》《散盘》《司空簋》《叔山父簠》等中已有“司空”，《周礼》亦载有“司空”之官。古代中央政府有“三公”“三司”之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三司”即司马、司徒、司空。秦置“少府”主管都城宫室建设。西汉时代改为“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汉成帝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
扬簋·西周
故宫博物院藏。簋弇口，圆鼓腹，圈足下有三屈折状短足，二附耳各衔套环，器盖已失。器腹饰瓦棱纹，颈上与圈足各有一道窃曲纹，圈足上与短足对应处各铸一浮雕兽头。簋内底铸有铭文10行107字。这篇铭文记述了“司工”一官的具体职掌，“司工”同“司空”，记录了司工有权主持审判诉讼之事，是研究西周官制及司法制度的重要资料。
《阿房宫图卷》（局部）·清·无款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此图根据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描绘的内容绘制，以青绿山水和界画结合的方式，再现了阿房宫“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的壮观气象。
秦阿房宫营建就是秦始皇晚年亲自决定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因秦咸阳城的宫廷规模小，不能满足国家政府活动的需要，决定在渭河之南、风景宜人之地的秦上林苑中营建新的国家都城，首先动工的就是“前殿阿房”。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朝，始以洛阳为都。其后针对都城选址问题，朝廷之内展开激烈讨论，最后汉高祖还是征求了“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的张良的意见，决定定都长安，并提拔动议者戍卒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
北魏孝文帝徙都洛阳，诏司空穆亮营造宫室。
隋炀帝决定营建东都洛阳城，并派尚书令杨素、将作大匠宇文恺具体负责营建工程。
即使是古代都城中的一些具体重要建设项目，也要委派重要官员负责，如贞观二十年（646），唐长安城营建“北阙”（北宫门），皇帝派司空房玄龄及将作大匠阎立德主持。
《大金国志》记载，金中都的建设，海陵炀王“遣左右丞相张浩、张通古，左丞蔡松年，调诸路夫匠，筑燕京宫室”。
元大都的规划营建，皇帝派刘秉忠以相臣总领其事。刘是元初政治家、忽必烈的重要谋士，位居太保参预中书省事。
都城之“都”即国家首都，“城”即城市。中华历史上，“城”因政治需要应运而生，中国古代最早的城是相对广大聚落（或称村庄）而言的。古人所说的“城以卫君”，城就是构筑城墙与城外分开，“卫君”就是保卫君（即国家统治者）的安全。为了加强安全保卫，在城附近取土夯筑城墙时，将城墙外边的取土之处开凿成壕沟，成为继城墙之外的第二道安全屏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城壕”。
都城是统治、管理国家的空间平台，为了保持都城与外界的联系，都城根据需要与相关都城规制修建城门，在与城门相对的城外城壕之上要构建桥梁，在与城门相对的城内要修建连接城内外的道路。一般而言，都城城门与城内道路构成都城交通网。
这些都城之内的交通网格，对了解都城功能分区十分重要。都城根据其功能需要，有作为统治者政治活动平台的宫殿区、作为国家行政管理平台的官署建筑区、维持社会理念的礼制建筑区、维护都城安全的武库与相关军事设施区、保障都城基本生活需要的仓储区，以及服务于都城职能的市民居住区、市场及手工业作坊区等。以上的城墙、城壕、城门、道路、宫殿、官署、礼制建筑、武库、贵族与市民居住区、市场、手工业作坊区等，成为都城的要素。
对于都城而言，城墙既是防卫设施，也是国家政治平台空间与其他区域的分界标志。恩格斯曾经指出：“只要村一旦变作城市，也就是说，只要它用壕沟和墙壁防守起来，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
城作为文明时代的标识物是有等级的，王国时代的王城与分封诸侯王的城，以及进入帝国时代以后的都城一般来说其下有“府”“州”“郡”“县”之城，其城墙与城壕的规模不一样，因为城墙、城壕是根据城的不同等级而营建的。
西安城墙东北角和护城河
西安城墙又称西安明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始建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洪武十一年（1378）竣工。西安城墙完全按“防御”战略体系修筑，城墙的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墙顶可以跑车和操练。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周长13.74千米。城门有四：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
南京中华门瓮城俯瞰
南京中华门城门设置有三道瓮城、四道券门，呈“目”字形结构，每道瓮城都有一门一闸，主体建筑内瓮城由中华门主楼城门和二至四道辅助城门构成，各城门原有双扇包铁门和可上下启动的千斤闸，内设有栓槽，用来供木栓紧闭大门所用，整个城共有二十七个藏兵洞，可以藏兵三千余人。
人类历史发展，都城制度也在发生变化，城墙作为都城的必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不同，会不断增加一些附属设施，如为了加强防卫而在城墙外面增筑马面，扩大防卫视域；在城门之外又附加瓮城等。就绝大多数中国古代都城而言，都城应该具备城墙，从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等学科知识来看，中国古代都城城墙（指明代之前的以土为建筑材料修建的城墙）应该是夯筑的，有的学者认为是堆筑的，需要相关科学实验证明。
城门对于城与都城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中国的老百姓看一个家庭，其住宅建筑被认为是最直观反映其家庭经济状况、家人社会地位的，而住宅之中又以宅院的门楼最具特点。老百姓所说的“门面”就反映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即建筑物的门犹如人的脸面。
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城楼
都城的代表性建筑是城门与宫门，尤其是都城与宫城正门，这是国家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古今同理。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实际上这首歌所说的天安门，就象征着中国。
有鉴于此，都城城门、宫城宫门的方位安排，门道多少，与都城、宫城主体建筑的空间关系，成为传达国家核心价值观的物化载体。而这样的历史可以上溯至约四千年前的王国时代初期，并为以后历代所延续。
道路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城市、农村各地都有道路，道路是交通的保障条件，又被称为城市的骨架。然而中国古代都城的道路，不同于一般城市的道路，这种不同是由都城作为特定空间形式而决定的。都城的道路当然也是交通的载体，但是它有着严格的社会等级内涵。因此，中国古代都城道路又有着特定的政治特点。
都城道路的等级观念不是“天生”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政治的强化而出现的。比如汉长安城内与城门相连接的道路“一道三途”，也就是一条路分成三股，中间为代表国家的皇帝专用的驰道（或称“御道”），驰道两侧是官吏与一般人行走的道路，这样的道路突出的是“中”的理念，体现的是国家至上思想。
都城主要干道还是都城功能分区的分界线，因此中国古代都城之内的道路形成《周礼·考工记》所说的“九经九纬”。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表明，都城道路系统与都城功能分区的复杂化进程同步发展。
以都城道路形式表现出来的都城“中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精髓。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有着近四千年的历史，由早期王国时代的都城“双轴线”，发展到帝国时代的“单轴线”（即中轴线）。都城中轴线是体现国家“中和”理念的集大成者。
宫殿是都城的国家政治活动最重要空间平台，是地缘政治的集中体现。著名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先生认为：
宫殿建筑是王（皇）权的象征。不论对哪个国家来说，宫殿都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它的建造，集中了民间建筑的经验，同时赋予宫廷化的严谨格律。在中国，它集中体现了古代宗法观念、礼制秩序及文化传统的大成，没有任何一种建筑可以比它更能说明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历史和传统。外国有一句名言：“建筑是本石头的书。”当产生它的社会已成为过去，它被遗留下来述说着历史，因而宫殿建筑是最能反映当时社会本质的建筑。通过对宫殿建筑历史的了解，可以生动地了解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和形态的发展。
《京师生春诗意图》·清·徐扬
《京师生春诗意图》是清乾隆时期宫廷画家徐扬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根据乾隆皇帝御制的二十首《生春诗》的内容绘制的。在画幅中这二十首诗全文著录，在画幅的右下角徐扬写下了绘制这幅作品的缘起。此画采用鸟瞰式构图，将中国传统散点透视画法与欧洲焦点透视画法相结合，描绘了京师的全貌。画家从正阳门大街画起，紫禁城、景山、西苑、琼岛，乃至天坛祈年殿，莫不一一收入画幅之中，数百年前的北京城如现眼前，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形象资料。这幅作品是研究清代北京城的重要资料。
王国时代宫殿与宗庙共同构成国家的“二元政治”，帝国时代宫殿成为国家政治的主要物化载体，宫殿所承载的政治文化重于宗庙，这是基于帝国时代中华文明的国家地缘政治重于血缘政治的原因。
帝国时代都城之中的宫城又称“紫宫”“紫微宫”。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分天体恒星为三垣，中垣有紫微十五星，也称“紫宫”。紫宫是天帝的居室。西汉时代都城皇宫未央宫亦称“紫宫”。宫城之中主体建筑是大朝正殿。
都城之中的中央官署，是具体实施国家政治统治、军事指挥、经济管理、文化礼仪活动的政治平台。官署随着国家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其政治功能越来越突出，作用越来越重要，分工越来越细化。从北魏洛阳城开始，于宫城之外又设置了“内城”，也就是以后都城中的“皇城”。在都城发展中，从都城的宫城与郭城的“双城制”到宫城、皇城（内城）与郭城的“三城制”，这是历史发展的反映。“三城制”的出现，就是国家官署活动加强的反映，它表现了国家地缘政治的强化，国家政治的进一步成熟。
古代统治阶级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在都城附近修筑了大量礼制建筑。由于它们直接服务于巩固统治者政权，维持着国家的等级社会架构，传达着天地一体、家国一体的“中和”理念，所以历代统治阶级对此十分重视，而礼制建筑内容也是越来越丰富。
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
北京有九坛八庙之说，九坛即天坛、地坛、祈谷坛、朝日坛、夕月坛、太岁坛、先农坛、先蚕坛和社稷坛诸坛，这些都是明清帝、后进行各种祭祀活动的地方；八庙是指太庙、奉先殿、传心殿、寿皇殿、雍和宫、堂子、文庙和历代帝王庙。社稷坛位于现在的中山公园，图片中所展示的就是五色土的社稷坛和中山堂（即社稷坛的拜殿。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曾在此停灵。1928年，拜殿更名为“中山堂”）。
中国古代都城的礼制建筑主要包括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灵台、天坛（圜丘）、地坛（方丘）等。中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不包括宗教建筑，这与古代西方世界的都城文化显著不同。西方古代都城之中神庙（或教堂）与宫殿并立，从某方面来说，神庙或教堂，在都城之中的地位甚至还要高于作为国家政治平台的宫殿。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发展的历史，反映了国家理念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强化，而其中礼制建筑的发展，就是国家理念突出与强化的充分体现。
由于居民的经济条件不同、政治地位不一，都城不同民居的规模、分布区域也不相同。政治地位高、经济条件好的都城市民居住在都城宫城、皇城附近；相反，政治地位低、经济条件差的市民居住位置距宫城、皇城较远。如汉长安城的贵族宅邸大多分布在皇宫未央宫北宫门附近与未央宫东侧，号称都城的“北阙甲第”与“东第”。唐长安城的达官显贵宅邸大多分布在宫城与皇城东西两侧，一般居民则居住在距皇城较远的地方。
虽然都城民居因其家庭政治地位、经济状况而空间分布位置不同，但是其民居的建筑布局的“中和”理念却是基本一致。如民居的中轴线：正房（即堂屋）在民居院落的北部居中位置，与民居院落正门相对，形成民居院落的中轴线，突出家长（或长辈）的中心地位。院落东西两侧的厢房对称分布于正房与院落正门南北轴线的东西两侧，这反映了“和”的思想。民居的“中”与“和”成为有机整体。这些实际上是都城“中和”理念在都城民居中的反映。
四合院延续了民居对“中和”的坚守
中国古代都城的轴线是其核心文化基因，它体现的是“中”的理念，也就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思想、国家至高无上的原则。这种“中”的理念，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思想精神的有力保障。
中国古代都城轴线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从王国时代的“双轴线”到帝国时代的“中轴线”，“中”之理念，通过不同时期的都城轴线得到集中反映。在王国时代都城中，由于国家政治主要是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结合，那时的都城轴线是“二元政治”之下的“双轴线”。进入帝国时代，国家政治步入以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时期，从北魏洛阳城开始，都城“中轴线”基本形成，“国家”意识得到进一步体现。
北京中轴线仰山坐标点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证实，中国的国家凝聚力越来越强、认同感越来越深，都城轴线从“二元”到“一元”的历史，是基于“家国同理”的文化基因。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从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家庭院落格局来看，随着社会发展，家的院子建筑群中，家长居于主体建筑正房，而主体建筑在庭院中处于“居中”位置，这一规制与都城之宫城的大朝正殿居中是道理相通的。中国古代都城轴线得以深入人心，与其扎根的土壤，即中国古代国民的家国认同是一致的。
北京城中轴线示意图
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以大朝正殿为基点，向南穿过宫城、皇城、郭城正门（午门、天安门、正阳门、永定门），北对宫城北门景山至钟鼓楼，直线距离长约7.8千米。
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脉络与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基本上是相伴而行、同步发展的。都城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作为国家缩影的都城，与国家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国家历史的发展变化在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变化中集中体现出来，古代都城形制的重要变化恰恰与之不谋而合，这里所说的都城形制是指都城的单城制、双城制与三城制。从五帝时代的邦国到夏商周的王国，国家空间在扩大，国家机器在增多，作为国家管理平台的都城必然与国家发展相适应，都城由单城制发展为双城制；从夏商周王国时代到秦汉及以后的明清王朝，都城由双城制发展到三城制。
国家统治集团的组成，从邦国、王国时代的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结合，发展到帝国时代以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都城的宫殿与宗庙空间方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由王国时代的宫殿与宗庙并列于宫城之中，到帝国时代宗庙移出宫城，宫殿成为宫城主体建筑，都城与宫城形成以大朝正殿为中心的格局，突出了国家东西南北中的“中”。以“中”为核心的国家大一统理念，由都城布局形制固化并传承，这也就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核心文化基因的物化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