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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属于香港南来作家的一员，他1973年秋天离开北京来到香港，从而定居香港。卢玮銮曾这样概况香港南来作家们的精神群像：“……由大陆到香港来的文化人，最初总难免有一种投荒夷地的委屈。委屈源于两方面：从文化层次说，他们从文化强势、文艺主流的地方跑到这个外国人管治的小岛来，一作比较，总觉百般不顺眼。……另一方面，生活形态的突变。语言、社会风尚、意识思想，甚至价值取向，都截然不同，由陌生形成了疏离，由疏离而导致孤寂封闭，于是有不投入的苦闷。”
陶然也经历从中原南来到生根香港的精神转型，从早期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到运用意识流手法来挖掘现代都市人的精神，陶然以其勤勉的创作描绘着一幅幅香港浮世绘，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当代香港文学的内涵。
陶然（本名涂乃贤）是1943年9月出生于印尼万隆的海外华人，祖籍广东蕉岭，1960年因为印尼排华而被父母送回祖国求学，同年入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学习，四年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9年毕业，1973年9月离京抵港。他曾谈到自己与同为印尼归侨的蔡其矫之间的写作之缘：“本来我并无意写作，大约一九六九年，诗人蔡其矫的一句话惊醒了我：你是学文学的，为什么不拿起笔来写呢？现在社会上流行文学无用论，对于这种论调，我很反感，要是问我，即使烧成了灰，我也热爱文学！”
他当时读了大量十八、十九世纪的欧美经典作家的作品，杰克·伦敦《热爱生命》、海明威《老人与海》、托尔斯泰《复活》、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梅里美《卡门》、司汤达《红与黑》、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雨果《九三年》、莫泊桑《俊友》、茨威格《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这些极具启蒙精神的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为陶然展示了文学反映社会，文学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也成为陶然走上文学道路的创作原动力和精神资源。
可以说，初到香港的陶然，对香港的印象是敏感的，经历过十多年共产主义教育的他，其早期作品充满着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讲述着作为外来移民融入香港的艰难过程。初到香港，他曾任体育记者、杂志编辑，工作上的流动，使得他与香港各阶层有了进一步的接触。“我与大部分从内地到港的作家不同，我的作品一起步是以香港为背景的。我认为来到这里，就应该投入这里的生活，作品才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无论怎样努力回忆昔日在内地的生活，这毕竟都是过去的事情，与本地的读者无关”
，他关注香港底层人民的生活，挖掘着香港这座城里男男女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启蒙精神完成着自己对香港最早期的社会印象和感情记忆。如短篇小说《冬夜》是陶然移居香港之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小说主题是在金钱关系包裹之下，人与人之间情感的隔膜。《强者的力量》是一篇悲剧性非常浓烈的短篇小说，船夫易老巩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失去了他的妻子和大女儿，遭遇船毁人亡的人间悲剧，被救后，他最懊悔的是对大女儿的食言和打过妻子的那一耳光。同样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主题，《蜜月》中急于偿还结婚债务的新婚夫妇田宝杰、汪燕玲，被迫出演真人秀还债。《一万元》里银行职员简慕贞为了帮助未婚夫筹齐一万元礼金，又不愿意接受知情的银行经理的潜规则而锒铛入狱。
都市婚恋主题也是陶然早期创作的重点。《平安夜》是其首次探讨夫妻相处问题的力作。在平安夜被劫持的汪春霞，在被劫持的过程中，与劫匪谈心，同情劫匪。不仅把身上的钱送给了劫匪，还将自己的婚戒“借”给劫匪去筹钱还债。可是，当她平安回家之后，混乱的答复引起丈夫的不解和怀疑，家庭危机由此而生。在《视角》中，钟必胜最后一气之下刺死了好友林璋志，何尝不是与妻子冯玉珍之间缺乏信任所致的悲剧。中篇小说《天平》是这类作品中的代表作，它讲述了黄裕思和杨竹英的故事，陶然擅长在故事中将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条分缕析的描写，在不长的故事里，杨竹英把黄裕思当作自己的前任男友郭伟杰，看似甜蜜的男女关系中间，隐藏着补偿心理的阴暗。而故事进行到中间，读者又发现郭伟杰是有妻子的，杨竹英只是第三者而已。小说最后，当杨竹英和连福全的地下情公开后，杨竹英有段心理活动——“嫁给谁呢？表哥、黄裕思和连福全，他们都是现成的人选。看来，连福全最理想，我已经超越了梦幻的年龄，要嫁，就嫁到美国去，这个时候不走，更待何时？到时，想走也走不成了，移民美国，连福全就是最佳选择”，将一个物质至上但又承受社会舆论压力的现代都市女性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感情和物质的天平，最后倾斜了。
长期以来，香港大众与印刷文化的发展远远走在全球华语文学的前沿，而纯文学的创作长期被压抑，全职创作的作家极少。好友舒巷城曾劝他：“你首先要找到一份职业，不管你喜不喜欢，都要做，因为那是生活的保障，有了这份职业，你才有资本去养你那文学的爱好。”
但中文系出身的陶然并没有选择其他的职业，一生投身文学编辑生涯，以笔为旗，着力于对现代商业社会的文学再现与批判。
首先，陶然小说的本土色彩是相当浓厚的，而香港的都市化、现代性又是其作品的重要内容特点。借用马泰·卡林内斯库关于“现代性”的看法，香港社会也拥有着“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的五张面孔，而这五种现代性的面向对香港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以陶然的小说为例，他的小说都有着时代的印迹，有着再现香港当代历史的企图，如《天平》中的钟楚红；《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中的《何日君再来》；《碧玉岩》中的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岁月如歌》中的香港1997年禽流感事件；《与你同行》中肥皂剧《大亨》的主题曲、汤兰花的台湾文艺片；《一样的天空》中大段大段的关于香港历史的回溯和对香港回归的思考。可以说，批判主题和社会形象结合在一起，使得陶然小说具有很强的香港本土性。
其次，陶然关注香港的时事，关注事件中的人的命运，是人道主义悲剧的艺术践行者。如职场生活，《元老》里中年员工的职场困境，《砍》关于商场人情淡薄、利益至上的故事新编。再如，他对香港偷渡事件的关注，《海的子民》讲述的就是一对越南夫妻的偷渡悲剧，茫茫大海何处是家的悲凉。《窥》里面的偷渡来香港的明仪，被房客胁迫，最后一怒之下打伤了房客，但结局会怎样？没有正面回答，前途未卜。陶然小说与香港历史事件互动明显，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中篇小说《没有帆的船》，小说创作的触发点是1990年代诸多香港富豪被绑架的事件，如小说中主动提及的地产大王王德辉被绑事件（1990年被绑架，弃尸大海）。小说以富豪汤世成失踪案为导火索，引出和挖掘豪门内斗的故事，其中关于汤邝玉霞和汤炳麟之间的权力争斗尤为吸引人。
1973年迁居香港的陶然，与舒巷城、刘以鬯、何紫、阿浓、西西、陆离、小思、黄国彬、何福仁、也斯等作家交好，这些作家中很多都以现代主义文学实践见长。
加之，余光中1974年移居香港，在港十年，与宋淇、思果、陈之藩、刘绍铭、小思等人组成的香港中文大学作家群体，倡导现代主义文学，也影响着香港文坛的创作风气。陶然曾回忆自己接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心路：“当时在内地的文学教育，都是注重写实主义作品，我到了香港，便开始恶补二十世纪以来的外国作品，同时也翻看当时在内地罕见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因为文学教育的关系，一度执着于写实主义甚至于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醉心于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莫泊桑、雨果、梅里美、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但到了香港，接触了各种不同的流派，当然扩阔视野并不等于全盘接受，应该说，写作时是否合乎心意是最主要的，凡是能够表现心目中想要表现的题材，就可以运用，反之，就放弃。”
首先，陶然向现代主义学习的过程是漫长的，从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来看，陶然最擅长的是意识流小说艺术手法。《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是一篇成功的意识流小说，也是最为陶然所珍爱的中篇小说。全篇用的是白日梦的方式，讲述了有妇之夫萧宏盛与洪紫霞、袁如媚两位已婚女性的感情纠葛。小说中的洪紫霞更多的是萧宏盛的精神伴侣，是一个“女人味十足”的女性。而袁如媚则是一个强势的女性，喜欢替萧宏盛决定一切，但萧宏盛似乎很享受这个受虐的过程。这篇小说有着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影子，和“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的佟振保一样，萧宏盛最终也回归家庭，似乎呼应着张爱玲小说的苍凉风格。
在驾驭时空距离大、内容庞杂的长篇小说时，陶然在小说技巧方面有着自己成功的探索。长篇小说《与你同行》以主人公范烟桥、章倩柳、吴彤霞之间的爱情经历为主要线索，整部小说以意识流手法的“内心独白”展开，以一种双线式的叙事结构当下的返校经历和过往的“文革”岁月。时隔十五年，范烟桥与昔日同学相聚母校，言谈之中讨论的又是过往的校园生活；回忆中不断跳跃的是北京校园故事和香港移居生活。但陶然有着自己的改进：陶然为了展示小说中人物的复调性，一开篇还是以全知叙事展开，慢慢地撤出作者的视角并增加意识流成分。最后，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范烟桥在现在与过往之间展开意识流的叙述，加上小说中有大量陶然的自身经历，如早期在香港某杂志的编辑生活、同为侨生的张仁强（小说中的汤波）、多年挚友曹惠民（小说中的苏舟潮），又增强着小说叙事的可读性，他的意识流成了一种有迹可循的叙事艺术技巧。
陶然另一部长篇小说《一样的天空》的主要人物是龙雄集团有限公司老板陈瑞兴、美若和王承澜、芝兰两对夫妇。陈瑞兴和王承澜是大学同学，都是从大陆移居香港的，因为历史机遇，陈瑞兴成为商场成功人士，而王承澜继续着自己的文学编辑事业。小说采用了陶然最擅长的意识流手法，小说每一节变换一个叙事人，陈瑞兴、王承澜、方玫等，每个叙事人把自己的所感所思毫无顾忌地直接展露出来，而且“直接内心独白”和“间接内心独白”交互使用。同时，陶然小说中的叙事人物经常很理智地对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进行分析追索，而且是在并无旁人倾听的情况下进行的，又融合了“内心分析”的特点。小说中的陈瑞兴不断地叙述着自己艰难的商场打拼、包养小三的经历，王承澜则在一以贯之的底层叙事中，寻找生活的意义。虽然两人的生活轨道是完全两样的，但同为移居香港的新移民，两人的同学之谊是维系他们友情的纽带，而生活中的困境和挑战，又不断地让他们两人互为慰藉，成为不可分离的“亲情”。在种种的立足现实又情怀满满的叙事中，在对自己、对友人、对北京原乡、对印尼老家、对香港的多叙事角度的铺叙中，陶然完成了自己对香港城与人的情感认同，完成了精神上的一次完美洗礼。
从1974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开始，陶然已经对人生豁达了，“人性是丰富多样的，而文学却包容合一，陶然懂得顾及各个方面。他甚至希望和呼唤着唯美和试验”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陶然，集中精力创作了大量微型小说，在一个一个奇思构想的小篇章里继续他的香港书写。如《机率：十分之一》篇末的抖包袱，表面上是给男人的懦弱一个理由，实际上揭示着香港市民的现代都市病。《认人：你肯定？》在人物疯狂的呓语中，我们追踪着事件的始末，而小说笔锋直指现代人正义感的萎缩。另外，《时差》《头球》《签》里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腻刻画皆为上乘。陶然这个时期的小说，已经完全融合了他批判现实主义、意识流手法实践的创作风格，思想功力深厚，艺术技巧娴熟，成为香港当代文学的重要创作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