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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著名作家陶然的小说，内容丰富多彩，这本小说选最集中体现了他四十多年的社会思考与创作流变。陶然的关注面很广，从移民、香港回归到都市批判、怀旧等，都纳入其思考的范畴，但综观其写作脉络，则呈现出两个最主要的写作面向：冷酷的世情与隐喻的爱情。
陶然的第一篇小说《冬夜》即是冷酷世情的力作。夜市是熙熙攘攘的，而餐厅的霓虹灯亦五光十色地闪烁，然而主角张诚的内心却如冬夜一样凄冷。像张诚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年近三十只能当个侍应生，而且对他来说能保住这一饭碗已是万幸。他原本已脆弱的内心和自尊却在一次餐厅偶遇已成明星的同学王利成之时再次被击溃：已改名为廖化的王利成根本就不想认他这个地位低下的同学，见到他便匆匆离开并施舍一元钱。陶然借另一个侍应生王强之口指出经济社会的本质：“人情值多少钱一斤？”《一万元》中的银行职员简慕贞因为缺少一万元礼金，第一次感受到“金钱的分量原来有这么重”。《没有帆的船》中汤炳麟直陈：“说来说去，金钱最重要，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手中有了钱，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于是，人们为了金钱去赌博、炒股票、炒黄金等，最终亦被金钱所吞噬。
职场的冷酷是陶然冷酷世情表现的另一个重点。职位的高低直接与金钱等社会利益画等号，因此，职场中的竞争就倍显残酷与不留情面。《空降》中的黄德明，不仅鼎力支持上司方雅兰，更与她之间有暧昧的情感，然而，在利益面前，方雅兰还是选择把职位给了另一个员工杰克，因为“唱歌跳舞喝酒吹牛，杰克全都在行，有他在，保证不会冷场”，说到底在雅兰面前没有感情只有利益。《元老》亦是这一主题，感情、人情不管用，唯有利用价值才是硬道理，正如王伯所感慨的：“你利用老板，老板更利用你，看你有没有利用价值，看你忠不忠心。笑脸攻势只不过是一种权宜的策略，到头来大局已定，吃亏的还是你，老板把你捏在手里，想你成为圆的就是圆的，想你成为扁的就是扁的，你奈他何？”因此，《迷魂阵》中的阿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你心理平衡不了那么多的了！”陶然曾对一系列的经典故事进行了改编，其中有许多篇章反转原故事中人物“仁”“义”“智”“勇”的形象，将其塑造成利益至上、冷漠残酷的商业动物。《砍》中的刘备已不再是那个将兄弟视为手足的人，反而在裁员之时首先裁掉关羽并冷笑着告诫他，“商场无情谊，只有商业利益要紧”“如今做事，利益为先，我要裁员，第一个要动的便是我的左臂右膀，这样才能威慑其他人”。道义伦理的丧失在古与今的对照中显得尤其令人痛心。
香港是个因为历史与机遇突然崛起的城市，而且经济以商业和金融为主，香港学者卢玮銮一直强调“香港没有历史感”“香港是一座身世朦胧的城市”。一座无根之城的文化便因此显得十分的紧张、急躁与焦虑，人们唯有紧紧抓住手中的金钱与利益才能感觉心安。
陶然写作的另一个主要面向是隐喻的爱情。陶然爱情小说最大的特点是意在言外，表层写爱情，内里想要表达的却是另外一层意思。写于1983年的《天平》，表面写的是黄裕思杨竹英的恋爱，而陶然真正想表达的是香港“九七回归”的主题。1982年底，中英开始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订。而陶然这篇完稿于1983年9月、修订于1984年12月5日的《天平》相当敏锐地抓住了其时香港人最主要的关注点，及时地在文学创作中抛出“九七”的思考，所以小说一推出就引起巨大的反响，它与刘以鬯同样发表于1984年的《一九九七》一道引发了香港文学中的“九七”书写热潮。
而在《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中，陶然则是借爱情来表达商业都市对人性的压抑。陶然的爱情小说大都是从男性的视角展开去叙写，主角自然都是男性，或者更准确讲是在现代都市中饱经沧桑的中年男性——此沧桑其来有自，正是因为商业社会与生俱来的金钱至上、相互倾轧与人情浇薄，使得这些生性较为善良、情感比较丰富、不爱掠夺别人的男性充满了受挫感。《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中萧宏盛就委屈地陈述：“男人又何尝不容易受伤？只不过男人不能在大庭广众面前失态，即使有天大的委屈和悲伤，也唯有强忍着留到夜深人静之时，一个人偷偷地把眼泪尽情流泻，或者干脆就……吞到肚子里。”他们不仅在职场上、社会上受到挫折与创伤，更不幸的是，在家庭中亦寻求不到温暖。这些爱情小说中的男性其婚姻生活总是十分不如意，与妻子的结合并非因为爱情，而只是社会生活的需要，因此，夫妻之间的关系冷漠，处处充满计较。于是，在内外双重失意的情形之下，他们渴望寻找一个精神的出口与一处喘息的空间。萧宏盛与洪紫霞的婚外恋呈现的正是这样的出口与空间。不过，这篇小说有意思之处在于，在机场栩栩如生的六个小时意识流——回忆与洪紫霞的情事之后，萧宏盛却怀疑洪紫霞是否真有其人。或许陶然是想表明：这些在现代商业都市中苦苦挣扎的中年男性并无真正的精神出口。
当然，陶然爱情小说中最大的隐喻是对老香港旧景观消逝的无限怅惘。《天外歌声哼出的泪滴》用惋惜的口吻记录了1995年香港希尔顿酒店拆卸前夜的告别场景，《倒错》中的方若文始终缅怀十年前沙田新城市广场那家放着低低柔柔歌曲的餐厅。景观是记忆与文化的承载，景观的拆除摧毁的不仅仅是建筑，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与其中居民的记忆。商业的高速发展，旧景观的快速拆毁，给生活在其中之人造成的感觉正如方若文所感受到的迷惘——十年之后，他甚至怀疑沙田新城市广场那家餐厅是否真正存在，而他与朱慧茵在其中发生的感情又是否真实。
陶然曾自陈，他小说中的爱情或婚外恋只是一个框架，并不一定是实指。虽然他总是将这些爱情写得极纯极美，《与你同行》《碧玉岩》等是其中的代表。《与你同行》深致入微地写出人在高度政治化和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生活中的生存困境，在开阔深邃的时空背景下，敷陈人与环境的对抗、冲突，凸现人的尊严和价值，肯定人对于爱情、友谊、理想的珍重与追求。
在这本选集中，可以看到陶然小说艺术表达形式四十多年来流变的鲜明痕迹。早期陶然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短篇、中篇、长篇三者并行并重。陶然以短篇小说《冬夜》登上香港文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短篇小说一直是他最擅长与喜爱的小说形式，不仅产量甚丰，并且多有名篇出现，如《一万元》《窥》被收进各种短篇小说选集，《海的子民》被译成法文出版。而他的中篇专攻爱情，以爱情做各种隐喻。长篇《与你同行》《一样的天空》则无论是题材还是艺术形式上均各有亮点。
陶然十分注重在同一篇小说中选择并转换不同的叙述视角，创作于1983年的短篇小说《视角》篇名就直接暗示了这样的叙述方式。就钟必盛杀人这一个事件，陶然选择从三个人——杀人者钟必盛、被杀者林璋志、钟必盛的妻子冯玉珍的视角展开三种叙述/自述。于是，在这样的视角转换之中，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人物内心得到更为全面的呈现，而最关键的是，这样的叙述，使得一个简单的故事变得繁复饱满，读者阅读的心理体验也随之加深。
其后，完稿于1983年并修订于次年的《天平》亦采用这一手法，此篇第一节与最后一节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中间十一节则分别用黄裕思与杨竹英第一人称独白的角度叙述。不过，陶然的这一叙述视角转换引起最大的讨论则是出版于1996年的长篇小说《一样的天空》，可能这样的叙述形式正好十分适合用来承载这篇小说的题材——甚至于吴义勤认为“这部小说代表了陶然小说在艺术实验方面所取得的最高成就”。这篇小说最主要的叙述方式是不同的章节采用不同人物的内心独白，前面二十章共计采用了五个人的叙述角度，其中主要是小说主角陈瑞兴与王承澜的内心独白，而第二十一章与最后一章则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倒数第二章却把四个不同人物的内心独白并置在同一章中。故事并没有结局，陶然只是激发读者思考：商业语境中无论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有自己的一捧血泪，失败者自卑，成功者又何尝得意。论者都认为这篇小说的篇名要揭示的是一样的天空下不一样的人生路径，而我却以为，或许陶然更想表达的是，在以经济为唯一指标的商业都市里，一样的天空下是一样的艰辛。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视角转换叙述里，陶然总是采用内心独白的形式，有些比重之大，使之完全可以称作意识流小说。而这种手法的采用也使得陶然的小说摆脱了线性叙述的刻板并获得自由穿越时空的灵活。中长篇小说自是不必说，陶然的叙述总是直接切入故事后段，然后在人物的意识流中不动声色地、缓缓地把事件与人物的脉络显露出来。而即使在短篇小说中，他也从不肯一笔写到底，就像《蜜月》，总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又将时光来回弯曲——对于这一点，陶然有很深刻的艺术自觉：“小说的故事框架可以现实也可以虚幻，甚至并不重情节不讲究前因后果，能够反映重大人生当然很好，但只求在片断中以现代的节奏挖掘人性，或者表现一种现代的感觉，也未尝不可成就一篇好小说。”
陶然后期的小说创作以微型小说为主，这种小说形式的改变从他的自述中可略见一斑。他感叹随着时代的发展，报纸副刊不再起重要作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香港传媒生态发生巨变，本来文学作品主要赖以生存的报纸，纷纷取消小说版，更不用说连载小说了，中长篇小说刊登的机率锐减”，而“如今大约更要加上一个更重要的不利因素：手机上网横行，读报的人逐渐成了弱势”，于是，应时代的变化，陶然便进行了小说形式的调整。虽然陶然写惯短篇小说，但相比较短篇小说，微型小说除了篇幅上的限制，艺术上亦更讲求出其不意的结局并引发读者的深思或会心一笑。陶然原本就十分擅长于人物心理的刻画，而微型小说的创作，更激发了其对人物心理特别是潜意识描写的深入开掘。
总之，纵观陶然四十多年来的小说创作，无论在题材的开拓上，还是在艺术形式的创新上，都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热爱与不懈追求。自然，在香港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这样的热爱与追求何等艰难，而陶然的坚持来自“我依然相信，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文学的城市，经济再发达，也还是贫血的城市”。
2020年3月9日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