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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下，农村人进城打工，使得长期以来的城乡差别凸显为更加尖锐的身份差别。一种身份是城镇正规单位就业的“职工”，享有中国革命传统和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劳动法规保护和福利；另一种身份则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作为非正规的临时工和城市的暂住者，他们很难享有正规职工的法律保护和福利，也很难享有城市居民的权利，尤其是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作为基层的劳动力，他们做的是城市里最脏、最重、最低报酬的工作。伴随城市的蓬勃发展和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打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为一个城乡、富贫悬殊的社会和经济体。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差别虽然存在，但并不那么悬殊。在农村，人民生活水平虽然要低于城市，但差别绝对没有后来城市经过极其快速发展之后那么显著。至于在城镇内部，之前基本上所有工作人员都属于正规人员，归属国家或集体单位，受到国家劳动法规和福利制度的保障。但是，伴随大规模的农民入城打工浪潮，越来越多的城镇就业人员来自农村户籍，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比例的劳动者变成没有正式城镇身份，没有被正式纳入正规单位的“流动人口”。
中国今天的经济—社会，除了顶层的高级官员和资本家之外，其实主要由正规和非正规两个等级组成。前者包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正规企业的白领职员，以及少数的、具有优厚社会福利条件的蓝领工人；后者则主要包含农民工及其“半工半耕”家庭的其他就业人员。上一章已经详细论证，前者总数只是全社会所有就业人员中的六分之一，后者则占到六分之五。两个等级间的差别是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危机的关键，亟须改革。
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便已伴随资本的国际化而高速扩展。发达国家企业之所以进入发展中国家，一个主要目的是寻求低于本国价格的劳动力。而其资本一旦进入发展中国家，不仅意味着企业本身将雇佣当地的劳动力，也将使与其关联和为其服务的本地公司兴起，更会触发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包括其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其产品提供的运输和销售，以及为众多新旧型人员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现代、半现代和前现代服务（例如交通运输、维修、餐饮、娱乐、清洁、裁缝等）。除了新兴的现代经济部门的正规职工，还有与其关联的处于正规经济部门之外的众多员工和个体户，而他们也需要各种各样的半旧型或旧型服务。这些员工多来自低收入的农村，而当地农村越是人多地少，剩余劳动力越多，其所能为现代部门提供的非正规廉价劳动力也就越多。这些现象先呈现于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但在中国脱离计划经济之后，也非常快速地在中国扩增。本章对现有理论、话语和意识形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