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总而言之，我们惯常使用的“工人”和“农民”两个范畴，对中国当前的社会实际都带有比较严重的误导性。他们更适用于西方，而不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还是与其对立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观，都以为从农业进入工业社会将会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即大多数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的农村农民将转化为个体化的城市工业工人和其他职工。一般第一代的农民进入城市，便不会再返回农村，而会成为城镇人，成为工人。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过程。今天中国的劳动人民其实并不能清楚划分为工人和农民，而是两者紧密交织的半工半耕家庭的成员。

传统的“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范畴其实掩盖了改革期间的最庞大、最关键的社会经济变迁。今天，大多数的城镇“工人”不是城镇居民，而是农村户籍人员，部分家庭仍然在农村；而大多数的户籍“农民”不单纯是务农人员，也是非农就业人员，部分家庭人员同时在城镇和乡村打工或从事非农就业。这些半耕半工的家庭其实是中国最庞大、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他们结合农业和工业、农民和工人，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大群体。对这个群体的表述，最贴切的可能还是原来的中国革命的“工农”，即（广大）“劳动人民”，而不是我们常用的、能够清楚划分的“工人”和“农民”范畴。

不同于实际的传统意义的“工人”和“农民”，对我们关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史的思考影响深远，也对我们的劳动立法历史影响深远，更对我们思考中国的社会不公问题的根源影响深远。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促使我们的左派学者们聚焦于对正规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的研究。他们的用意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说话，但是实际上，他们所研究的只是广大劳动人民中的较少数——全职、正规的蓝领产业工人，总数才约2000万人。

同时，国家对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和“劳动法”概念范畴的使用，同样使我们忽视了位于正规法律之外的绝大多数的真正劳动人民。2010年，“旧”劳动法其实只适用于具有特殊身份的正规职工，只占城镇总就业人员的三分之一，非正规人员则占到三分之二。我们如果把城镇正规人员与全国工农人员相比，则前者只占约六分之一，后者占到六分之五。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拐点”理论同样促使我们简单地聚焦于正规经济，并想象全国的劳动人民已经，或行将被整合为一个同等待遇的单一劳动市场，完全无视巨大的非正规经济。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美国的“橄榄型”社会模式理论。它促使大家想象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以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达到，或在快速地趋向这样一个模式。他们同样忽视了大多数劳动人民，把约六分之一的“中产”职工等同于大多数就业人员。

实际上，今天中国除了顶层的国家官员和大企业家之外，主要由两个悬殊的阶层组成：一方面是新兴的占到人口约六分之一的正规经济人员中的较上层的“中产阶级”。他们在生活习惯、消费要求和价值观上，已经越来越和国际大城市的“中产阶级”趋同。另一方面则是处于国家劳动法规和社会保障制度保护之外的非正规人员——主要由九亿农村户籍的“半工半农”家庭所组成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的家庭人员部分从事农业，乃是农业从业人员；部分在城镇打工，组成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大多数，也是城镇非正规经济人员中的绝大多数。他们既非传统意义的“工人”，也不简单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亦工亦农的农村户籍人民。他们才是中国真正的“劳动人民”，亟需我们去重新认识。

参考文献：

蔡昉（2007）：《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载《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第4—12页。

“城镇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1997）：《困境与出路——关于我国城镇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状况调查》，载《社会学研究》第6期：第24—34页。

《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综合分析报告》（2009），《中国工商时报》，http：//money.163.com/09/0326/09/55AQSU10002524SD.html.

方云梅、鲁玉祥（2008）：《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载《中国统计》第3期：第25—27页。

高学强（2010）：《新民主主义政权劳动保护立法的历史考察》，载《历史研究》第1期：109—110。

工商总局（2012）：《十年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http：//www.gov.cn/jrzg/2012—10/03/content＿2237467.htm.

国家劳动总局政策研究室编（1980）：《中国劳动立法资料汇编》，北京：工人出版社。

黄宗智（2012）：《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还是个人？》，载《学术前沿（人民论坛）》第1期（创刊号）：第76—93页，http//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11）：《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载《开放时代》第5期：第82—105页，http：//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10）：《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09）：《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第2期：第52—73页。

黄宗智（2008）：《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第1—1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http：//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6）：《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载《读书》第2期：第30—37页；第3期：第72—80页。

黄宗智、彭玉生（2007）：《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第74—88页。

简新华、黄棍（2007）：《中国农民工最新情况调查报告》，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7卷第6期：第1—6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编（2010）：《2008—2009年中国就业报告》，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劳动纠纷起诉书——劳动纠纷案例一》，中顾法律网，2010-05-04，http：//news.9ask.cn/xzss/hjtt/201005/564760.html.

《劳动争议纠纷案件现状及情况分析》，华律网，2012-09-12，http：//www.66law.cn/laws/45557.aspx.

《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诉讼难得仲裁支持》，中国劳动资讯网，2012-04-11，http：//www.51labour.com/newcase/showarticle.asp？artid＝1760.

《劳务派遣》，百度百科，2013，http：//baike.baidu.com/view/15253.htm .

李干（2008）：《新（劳动法/实施后高校后勤劳动用工的管理》，载《宏观管理》第12期：第9—10页。

李强、唐庄（2002）：《城市农民公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载《社会学研究》第6期：第13—25页。

陆学艺（2003）：《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载《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第1—9页。

陆学艺编（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媒体公告解除劳动关系引出的诉讼》，中国劳动资讯网，2007-09-08，http：//www.51labour.com/newcase/showArticle.asp？artid＝1115.

倪豪梅（2012）：《论延安时期党的工会工作方针》，载《湖湘论坛》第2期：第68—72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修改的决定》，2012年12月28日公布。

《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农业卷》（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7、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简称《总报告》）（2006），载《改革》第5期，http：//www.tecn.cn.

中国私营企业课题组（2005）：《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http：//www.southcn.com.

《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0、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7月5日通过，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年6月29日通过，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20427＿402801903.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00319＿402628281.htm.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33），见国家劳动总局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劳动立法资料汇编》，北京：工人出版社，第366—392页。

Blunch，Niels-Hugo，Sudharshan Canagarajah and Dyushyanth Raju.（2001）.“The Informal Sector Revisited：A Synthesis across Space and Time，”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0119，Social Protection Unit，Human Development Network，The World Bank.

Canagarajah，Sudharshan and S.V.Sethurman.（2001）.“Social Protection and the Informal Sect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0130，Social Protection Unit，Human Development Network，The World Bank.

Das，Maitreyi Bordia.（2003）.“The Other Side of Self-Employment：Household Enterprises in India，”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0318，Social Protection Unit，Human Development Network，The World Bank.

Gustafsson，Bjorn A.，Li Shi，and Terry Sicular eds.（2008）.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in Chin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ang，Philip C.C.（2013）.“Misleading Chinese Legal and Statistical Categories：Labor，Individual Entities，and Private Enterprises，” Modern China ，39，no.4（July）：347—379.

Huang，Philip C.C.（2011），“The Modern Chinese Family：In Ligh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37，no.5：459—497.

ILO（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2002）. Women and Men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A Statistical Picture，Geneva：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1972）. Employment，Incomes and Equality：A Strategyfor Increasing Productive Development in Kenya ，Geneva：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Khan，Azizur Rahman and Carl Riskin.（2008）.“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in China between 1995 and 2002，”in Gustafsson，Li and Sicular eds.，2008，pp.61—87.

Ching Kwan Lee（李静君）.（2007）. 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 Belt and Sun Bel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Department of Training and Employment，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n.d.（2002）.“Skills Training in the Informal Sector in China，”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The Nobel Peace Prize.（1969）.Presentation Speech，http：//nobelprize.org.

Weber，Max.（1978）. 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2 vol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right，Erik Olin.（1997）. Class Counts：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CPknwgBZLLUkqnTeYQs6h1ZdmP3Ofw+ui8a5Fua5S81mN9yt0cvPpkb5Z+YTQxB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