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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女性化，指的是农村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越来越多地由妇女承担和完成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产生背景是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变化。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性别差异，转移男性的比重高于甚至远高于女性，客观上使得更多的女性滞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并产生劳动力的性别错配。这种表象并不能够理所当然地推出妇女在农业生产经营决策过程中实际权力、地位的上升，大量的实际经验正与此相反。研究表明，家务劳动的拖累、土地的掣肘、女性受教育程度低是农业女性化的重要原因。
从历史与结构的双重视角解读农业女性化现象，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农村正在快速发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也可以更好地追问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性别分工这一经典问题。
分工是市场深化的必要条件。家庭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和经营单位。家庭内部的分工是市场分工的前奏。这种分工以年龄和性别作为主要标准，长幼各居其所，男女各司其职。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中提出过一个粗糙的假说，他把男性的狩猎活动引申为侵占本能，这一本能不断强化进而厌恶生产、蔑视劳动，于是男性成了有闲阶级前身；他又把女性的生产活动引申为作业本能，这一本能逐渐根深蒂固使劳动占据了主要时间，由此女性成为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者。
丹麦经济学家博斯拉普（Ester Boserup）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更为基于社会生产。虽然也借助了具有浓厚人类学色彩的理论工具，不过她试着从欠发达地区的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两种不同的古老制度安排说起。在传统农业状态下，非洲大陆是典型的女性农业，而欧亚大陆则是男性农业。在非洲被卷入工业化、全球化的洪流之前，从事砍伐、狩猎和战争是女性农业地区中男人们的主要工作，这也和非洲森林广布的自然地理特征相符。妇女们则从事采集、种植等轻体力劳动。
这种性别分工特点在欧洲殖民者看来就显得难以容忍了，他们把这些不事农务的男性劳动力称作“懒惰的非洲男人”。不论出于高尚抑或其他什么不可说的目的，总之，为了让“懒汉”们勤快起来，欧洲人可谓费尽心思。他们引入新的农作工具和种植技术，变轮耕为犁耕。耕作方式变化的背后，还有来自人口的压力。当人口压力达到临界点时，会出现对劳动密集型技术的爆发性需求，再懒的人在生存压力的驱使下，也会加大自己的投入。
总结妇女在农村中的地位，从历史比较的视野看，有两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是轮耕主导的地区，这类地区大多地广人稀，大多数农业劳动由女性承担。与之相对应的是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家庭制度，掌握土地资源的男性与作为主要劳动力要素供给方的女性发生一对多的资源匹配方式。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聘礼多由男方及其家庭承担，妇女工作非常辛苦，从丈夫处得到的生活支持有限，但也享有较大程度的经济独立和行动自由。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男性增加妻子的个数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以粗放型扩张的方式扩大传统农业产能，以雇佣更多“自家人”来规避对雇工的使用和依赖，使劳动力成本内部化。当然，在该制度条件下生产“高度发达”阶段的一夫多妻，会过犹不及地只产生扩大消费的效果，而无助于推高生产可能性边界。
第二种是犁耕占主导的地区，这些地区往往人口稠密，需要投入大量艰苦劳动以精耕细作，妇女从事的农业劳动较男性为少。女性对男性有较强的依附性，女方家庭大多要提供嫁妆，妻子的生活完全依赖丈夫的经济支持。对普通民众来说，一夫多妻制的发生概率较小。
第一种类型的农业社会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和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原始部落地区。第二种类型的农业社会以受印度宗教和阿拉伯、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为主。
在农业制度的初级形态下，甚至在后工业社会的今天，我们时常会发现性别分工与技术进步之间的某种奇怪关联，即男性更有意愿、更快捷地学习、掌握和利用新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进而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女性则乐于沿袭传统的生产工具和方式。
以我个人为例，在当下的消费社会中，很多家庭消费决策的基本出发点都是为了节省体力，以机器替代劳动，借用马克思的话，就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以解放劳动力，发展生产力。因此，我会倾向于购买“扫地机”这种东西，而当这种物件被邮寄给远方的母亲时，她则感到非常“鸡肋”。于她而言，这是一个将丰富多样的生活裁剪得过于理性化，因而变得寡然无味的蹩脚发明。
异曲同工的是，每买到一件新玩意儿，我总是乐于认真阅读使用说明，搞懂其运作机理，而我夫人则大异其趣，敬而远之。对于技术进步（至少是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我身边存在的这种两性差异颇值得玩味。是否如凡勃伦所言，通常是扮演消费者角色的女性缺乏对生产性技术进步的亲近感和敏锐性？
欧洲殖民者认为土地耕作天然是男人的事情，男人比女人更有条件提高土地产出。欧洲人野心勃勃地推广他们的欧洲好技术，来打造一批非洲好农民。在乌干达等女性农业地区，欧洲人采取传男不传女的方式私相授受给男性农民新的农业种植方法，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剩余劳动时间，也将其导入高利润的商业化种植体系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逻辑链条：
（1）由于技术推广过程中有意无意的性别歧视，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性别差异；
（2）进而，初始绩效的差异将挫败女性从事农业劳动的信心，只要丈夫的收入足够高，她们索性放弃这种全无成就感的耕作，转而甘当农业辅助劳动力或专事家务后勤工作；
（3）成功的男性农民走上了种植经济作物的商业化道路，成为大户，赢得更高声誉；
（4）失败的女性农民只能固守传统生产模式从事口粮化生产，沦为小农，勉力自给自足；
（5）农村的男性青年继续向成年男性学习农业技术，而女性青年则被她们的文盲母亲继续灌输一些落后、保守的观念。
就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链条完成了其代际传递。
在这一过程完结时，掌握关键技术、控制地权的男性担当着主导性角色，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当然代表；女性则降级成为家庭辅助劳动力或男性土地所有者的雇佣工人，现实生活中在田间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女性劳动力正大量上升，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农业社会结构得以巩固。
在轮耕制下，男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妇女拥有耕作权和用益权，她们可以根据习俗性权利，在属于丈夫的土地上耕作和出售粮食，并自由支配卖粮所得收入。但这种自由是有依附性的，妇女从自立农户变为活动范围、劳作模式甚至作息时间都被锁死的、仰赖他人之鼻息存活的人，其地位和作用被弱化了。
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有两类典型的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一是较少雇工，家庭中的妇女自身就是农业劳动的活跃参与者；一是家中的妇女专事家务，男性农民则雇佣帮工从事农作。
在雇工经营的情形下又可继续细分，一种是受雇劳动力主要为男性，一种是妇女为男性农民做季节性的临时帮工。
在最后一种情形下，阶级、性别、族群三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受雇于他人的女性是最低等级，自耕农的妻子则在这种人为的社会区隔下，有可能退入一种有闲阶级或代理有闲阶级的状态。
在当前中国的一些发达地区，能够看到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大量外来劳动力作为佃农，承租了本地农民的土地，二者之间构成土地租佃关系；外地农民租用本地农民的空余住房，二者之间构成房屋租赁关系；外地农民雇佣本地老年女性劳动力作为帮工，从事采摘、除草等辅助性的工作，二者之间构成劳动雇佣关系。在这多重关系中，被雇佣的本地老年女性劳动力，就不是单纯的弱势群体了，这种劳动已成为她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更是一种补充性的收入来源，甚至带有一定的后现代浪漫色彩。这是两种状态，不具有可比性。
笼统地说，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应当有助于劳动力的逐步退出，但是问题并不简单。且不说许多后发国家因为融资困难只能达到半机械化的程度，而这一状况往往会增加对辅助劳动力的需求以保证产前、产中、产后的作业连续性，那些拾遗补阙的时令性工作，由男性来担当，未免大材小用，只好请妇女们出面。即便是在工业化国家，女性雇佣劳动对农业贡献度并不高，但女性也仍然肩负着越发沉重的农业劳动，因为整个家庭的非农就业机会留给了男性，她们的丈夫选择外出务工，为家庭创造更高收入。
可见，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妇女从农业劳动力队伍中退出，反而呈现出一种农业女性化的新图景。
（1）“铁姑娘”：作为劳动力的后备军与“蓄水池”
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确实不无关系。但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建构，更像是这种制度的非意图后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当时较为简单的“资本-劳动”结构下，（重）工业化的战略导向必然要大量抽取农村人口以补足城市工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缺口。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农村“男耕女织”的传统首次出现断裂，并空前地掀起了一轮“男工女耕”的浪潮——这是社会性别分工的重大转变。
农村男性劳动力大举进城务工，两千万农民工招之即来：在城市，他们首次成为与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并肩而立的一员；在农村，他们的夫人们则首次走到台前，尝到了代行家庭生产决策权的甜头。这种横向的两性分工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纵向的代际关系的重心也因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发生位移，年轻一代因其劳动能力、劳动贡献而获取更多的“工分”，于是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相应增加。
此间，还有部分杰出的女性劳动力跃升到某些一向被男性垄断的职业领域，成为他们的工友。第三版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形象，只是这种时代风貌的一个经典缩影。在当时条件下，女性对生产领域技术进步的亲和力是国家（重）工业化战略导向有意干预的非意图后果。这种“去性别化”的过程与其说体现了男女平等，莫如说正合了21世纪以来对某些行业用工状况的调侃——“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工业劳动力挖潜，只能从城市妇女和农民这两者中选择，这是当时的劳动部部长马文瑞的工作思路。
当“大跃进”的潮水退去，显露出三年困难时期的底色时，两千万农民工又回到农村。与他们分享这失落一刻的，还有大量已经进入工业系统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在经济危机这种非常时期，她们就成了被精简的主要对象。
仅1961年全民所有制女职工就比1960年减少352.1万，减幅高达33.3%，比同期男职工下降比例高7.6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女性的定位一直是作为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后备军和“蓄水池”中的主要成分，即便转为正规军，女性在多数时候也只是充当辅助劳动力的角色。这一点在“文革”的“大庆模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大庆油田5.5万名家属“忙时务工，闲时务农”，经营着101个农副业生产基地，种地32万亩，基本做到不吃商品粮，还参加了工业的辅助性劳动。
与此相对的另一种模式是“铁姑娘”，即妇女“不爱红装爱武装”，全面参与社会各领域的劳动分工。
在军事化建制风行的年代，各地都出现了一批“铁姑娘连”，大寨郭凤莲这样的战天斗地的代表性女英雄被逐一发现和宣传。
对“铁姑娘”们来说，快速的社会变革无疑使她们获得了较其上一代人更为丰富的人生阅历，技术和管理等各方面能力都得到了锻炼，“男主外、女主内”的价值系统也多少受到一些震动。但片面强调“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显然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忽视男女体质特征和能力禀赋的差异，强行抹平性别分工是很欠考虑的。大多数“铁姑娘”到了二十八九岁嫁人之后，就基本从所在领域销声匿迹了，鲜有一以贯之、几十年如一日“铁”下去的。
（2）“男工女耕”：作为农村留守人员与家务劳动者
改革开放后，农村兴起了乡镇企业，提供了有别于此前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时期的新的性别分工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后，一些基础条件较好、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地区农村，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相对于其他要素明显富余的劳动力投入。对那些在人民公社时期就已兴办了很多社队企业、安排了很多非农就业、积累了不少集体资产的乡村而言，分田到户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出现，打乱了原有的自上而下规划设计的农村工业化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对非农就业的农民形成了一种反向拉力。好在这是一种就近就业的模式，既可“男工女耕”，根据各自禀赋商定内外分工；也可男女共同参与乡村工业化进程，对农业则作兼业经营。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普遍倒闭和东南沿海城市化带来的需求膨胀，引发了更大范围的“男工女耕”潮。外出务工被认为是更具个人发展性的一项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男性具有优先权。男性的城市就业便利性及其平均工资水平也要高于女性，加之农业生产领域对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依赖越发超出对男性劳动力个人的依赖，这使得农村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分工模式在更大程度上由“男耕女织”转向“男工女耕”。
农业女性化遂一发不可收拾。
但与此前都不同的是，在种粮收益比下降、务工务农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留守农村从事农业劳作的妇女，既不可能在意识形态上有男女平等的理想追求，也不可能生发出农业企业家那种强烈的利润动机进而精耕细作的耐心。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将持续遭遇劳动力短缺、生产技术落后、购买农资困难等方面的困难。
她们所能依凭的策略主要是延长劳动时间，以劳动强度的增加抵抗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农业领域以机械替代劳动的现代趋势。
此外，在“大跃进”与改革之初都曾发生过的，因男性农业劳动力外出而出现的家庭生产决策权转移（有人称为“缺席领导权”）的意义已经大幅衰减，这一权力的含金量也早已今非昔比。总的说来，农业女性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负面的，其后果只能是退守到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整个家庭的生计状况更加依赖于在外务工的男性劳动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1992年后“以家庭代社会”的政策取向。2004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披露了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有意识地把与再生产有关的责任转移给家庭的思路。他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
这样，再生产部分的劳动转化为家庭内部劳动，在创造了建基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中国奇迹的同时，也将女性置于结构性不利的地位。在家庭内部性别分工传统未发生变动前，再生产劳动的家庭化、私人化只能体现为女性化。
（3）“农民农”：作为被动的异地务农者
21世纪以来，外出打工的农村女性数量增长迅速。“打工妹”出现在珠三角、长三角并非偶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玩具制造业、纺织业等适宜于女性作为劳动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在东南沿海地带，对盘活留守于农村的大量农村妇女产生很强的吸引力。图1-1是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绘制而成，尽管这是一个静态的截面观测值，但是依凭我们的常识和实际调研的直感，也可以将之视作对迁移个体（主体应为农民工群体）职业生涯的某种反映。
图1-1 因务工经商而迁移的人口年龄分布状况（2000年）
数据来源：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资料绘制而成。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之处。第一，女性外出务工经商的起始阶段要早于男性，这从侧面印证了至少在2000年，在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权利方面，男性是受保护对象。一个农村家庭更倾向于将未成年的女性作为创造现金流的工具释放出去，或者说，一个农村家庭更加不倾向于对女儿做教育投资。第二，尽管外出务工者吃的都是“青春饭”，但女性的人力资本贬值要更快，女性劳动力受制于婚姻、家庭因素而退出的时间要更早。
2004—2006年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免除了农业税，并同时着手建立支农惠农政策保障体系。2007—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泡沫型城市化的各种问题逐渐暴露，此后数年内以房地产为中心的宏观调控措施接连出台，城市经济渐显颓势。与此同时，农村则不断出现新的投资亮点，农业的投资回报率、平均利润率上升，这引发工商企业大量介入，即所谓资本下乡。
一些小有积累的原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也在此时加入了投资农业的队伍。最近十年间，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异地务农的职业农民群体，不妨称其为“农民农”。“农民农”主要从事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向特大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他们也多沿用家庭承包经营的方式，夫妻共同劳作，间或雇佣本地农民（多为老年妇女）作为辅助劳动力，直接从本地农民或经由村集体组织介绍，承包大小不等的土地耕种。
“农民农”的生活状态是很值得玩味的。我们曾针对这一群体进行过几次专题调研，在我们所关注和追问的一揽子问题中，包含这样的性别视角：外出务农，或从农民工转变为“农民农”这样一个家庭决策，在男女两性中，究竟谁的动力更足一些？回答这个问题前，先看一张表。表1-1是在对比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有关人口性别、流动与职业变迁状况后，发现的一些有趣现象。
表1-1 女性在不同职业中所占比例的时代变迁（%）
数据来源：根据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我们发现，在广义的农业从业者中，迁移人口中的女性比例明显偏离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悖，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农村女性因婚嫁迁移到另外的农村地区但未变更户口所在地的，其职业分类仍为农业；此外，作为辅助劳动力和农业季节工、短暂地往返两地从事采摘活动的女性劳动力，也被纳入农业从业者。这样看来，由于上述一些原因，农业领域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重可能被高估，但从“五普”到“六普”，即21世纪的这十年里，男性重返农业的趋势则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回到前面的问题，我们在调查中所得到的初步但不乏普遍性的感受是，男性务农的动力要强于女性。得益于近年来不断受到重视的家庭农场政策，在一些便于就近就业的都市近郊农村，更是出现了普遍性的、“男女同耕”的异地务农趋势。
具体的缘由，首先是利润动机。对于不具备特殊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工厂劳动与农业劳动的收益相比，已不占优势。换言之，农业经营所带来的体面收入水平已足以满足且不弱于工厂劳动所能够提供的收入水平。
其次，男性受访者普遍提及的一个词汇是“自由”，即务农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自由。我们认为，对这个“自由”的理解，不应仅限于劳动时间的层面。在劳动自由度上，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对于人的管理、规训与相应的一系列的惩戒机制，显然都要强于农业文明。“农民农”所强调的这种自由，不仅表现为农忙、农闲在一年四季中的规律分布，以及由此带来的具有自主性的时间安排与劳动节奏，还表现为一种以家庭为本位的扁平化决策过程，一种人自为战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冒险精神和自主性，用一位被访者的话就是：“何必看他人眼色行事，为什么不自己做老板呢？”
现代工业生产使用的各种机器导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而农业机械化的重大意义恰恰在于它弥合生产与生活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增进了劳动者的效率，同时并未削减其自由。
2010年，我在北方某省的农村做调查，那是个300多户、1 200多人口的大村庄。在那的十多天里，我隐约了解到，村里有一户人家的媳妇是从南方某地“买来的”，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就这个话题与当事人深谈，只是偶尔见到她抱着孩子坐在家门口，乍一看，与本地人倒也别无二致。
后来，我们在上海郊区农村，看到大量前述“农民农”经过了一个进城后先做工、再务农的迂回过程。为什么又回到土地上呢？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发现了这一家庭决策背后的性别分化。它多半是由男性主导的，男人们的理由很简单，如前所述，他们认为农业更自由，不需要朝八晚五、上班打卡，虽也有节气，要遵农时，但农业的节奏是富余的、宽松的，机械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设备更是解放了人力，使务农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
对于上述理由，我们所访谈的女性“农民农”则大多对此不以为然。相较于即便是高度机械化的“农作”，她们更向往工厂制度下更为体面的“工作”。有一位和自己的老公一起做大面积花卉种植生意的女性，我们在她的苗圃中，并非只是出于礼貌地对她每日卖人玫瑰、手留余香的悠闲生活表示艳羡，可她仍然一脸愁容地表示，还是想回到工厂、回到城市。
这种两性认识和偏好上的明显差异，可能不仅需要从城市的角度来思考，也要从农村的角度去追问。其中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是，农村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农村又能提供给女性什么？
现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家庭承包经营，也就是1980年代初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的初衷是为了稳定基于家庭的土地承包关系，因而有“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这样的表述。总之，落脚点是“户”，不是“人”。
可是，什么叫“户”？中国人对“户”的认知和认定，从来是极具模糊性的，它在日常生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并不一定完全与法定文书相吻合。分家析产、申请宅基地时，一定要强调两代人早已各自独立门户，但从实际生活中看，还是几代同堂，生命不息、“啃老”不止。类似现象之多，早已见怪不怪。
在人口快速流动、婚恋半径无限扩展的时代，“人户分离”早已司空见惯。这一公安部门视之如洪水猛兽的现象背后，是“家庭”与“户口”两种观念及结构的碰撞。国家要加强对社会的数目字管理和对基层的控制，编户齐民、以户为本、以户口本为本，就成了一种治理的基本手段。而家，则是一种文化演化的产物，是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分户治之，固然便于防范豪强的坐大，这种核心家庭化的现代趋势也符合个体化时代的一贯政治正确，但它在带来个性解放、撤除超越个体之上的共同体束缚压迫的同时，也撤除了传统社会中承担保障责任的重要缓冲性结构，继而把“皮球”踢到了接盘的政府脚下。
政府面对“户”的态度十分模糊，也相当矛盾。它一方面通过明文法令，从制度上鼓励和强化核心家庭。比如，城市户口簿对“户”的认定就基本上是核心家庭式的，所谓首套房、二套房的认定以及房产税征收过程中的免税面积认定也是以核心家庭为基准计算的。而另一方面，它又在软性文化上大力倡导一种超越核心家庭的代际互助模式。也差不多正是同一时期，社会上关于“妇女回家”即鼓吹职业女性回归家庭主妇角色的论调再次甚嚣尘上。
所以，在绝大多数家庭仍然以男性作为当然户主的情况下，农村女性最重要的权利之一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就被遮蔽和埋没于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之中。尽管现行《婚姻法》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成员”，但在实际生活中，“从夫居”仍然是主流。很多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以村规民约的名义，限期要求本村女性在外嫁或婚姻状况改变（如离婚）后，将户口迁出到男方所在村，其作为本村集体组织成员所享受的土地承包权等权利也一并收回，不迁出者则成为“黑人黑户”。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女性是流动的，但土地不能流动，那么土地所承载的用益物权能否流动、“漂移”并成功落地呢？娘家的村委会要决绝地收回外嫁女的土地份额，娘家人会出手相助吗？会的，但是先别高兴，他们可能另有打算。比如外嫁女还有其他兄弟，那么全家会极力主张女儿的这份土地承包权利，让渡给原生家庭的其他成员。
那么，只要男方所在地的农村集体组织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新媳妇”，赋予她集体成员资格，享受和其他村民一样的福利待遇，不就一切都解决了吗？总不能“两头通吃”就是了。道理是如此，但现实中还是有不少以各种方式抵触、拒绝给通过婚嫁进入本村的新人以“村民待遇”的案例。
即便是在光明正大、明媒正娶的情况下，农村女性的基本经济权利尚且存在较为普遍的模糊地带和相应问题，如果是拐卖进来的“黑户”，谈这些权利就更是一种奢望了。
那些继续躬耕于都市郊区的女性“农民农”，有着远高于男性的怨声。当然，这里也不能排除两性之间在面对陌生人的询问时有不同的表现，也许男性更倾向于“炫耀”“炫富”，而女性更精于“藏拙”“哭穷”。但总的说来，我们从后者那里听到的对田间劳苦的抱怨、对工厂生活的礼赞，还是要更多一些。为什么会有这种性别差异？因为从文化到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在农村的存在都是漂浮的、无根的。这既与其角色在生命周期内的变换相伴始终，也与其个人在城市乡村间的迁徙如影随形。
从待字闺中的女儿，到成为别人的新娘，青年女性完成了从娘家人到婆家人的过渡。在新婚初期，处于一种两栖状态，稍有矛盾，便闹着回娘家。受了欺负，还有娘家的兄弟（即孩子的舅舅）作为代表前来交涉甚至兴师问罪。然而，随着生育和分家的发生，新的以夫妻双方为主轴的核心家庭得以独立门户，女性在婆家的话语权开始加强。与此同时，娘家人内部结构也进一步分化，孩子的舅舅讨了老婆，孩子的外公、外婆年岁渐长且也要面对来自孩子舅舅们的分家压力，已然自顾不暇，因此很难再为自家闺女操心，这使得女性对于其原生家庭即娘家的离心力进一步增强。当孩子逐渐长大成人，女性则从“小媳妇”变成“老娘们”。而当孩子成家、父母公婆老去故去，女性的身份又从“老娘们”变成了“老妈子”，达到了她个人在这个父系、男权体系中的巅峰阶段——媳妇熬成婆，从一个外来者变为这个家族的守护者，达成身份认同的转化。在这个漫长的蜕变过程中，女性的实际权力会在实质上逐渐提高，但在名义上很可能永远是以夫之名、以子之名，退居幕后、隐而不彰。
现代工业文明似乎是一个难解的悖论。一方面，它带来了妇女的解放，没有工业化，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梦想不可能逐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文明对妇女是具有亲和性的，妇女是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无论是参与社会就业的竞争还是家庭内部家务劳动的价值重估及其货币化，也都由此开始。但另一方面，那些简单重复、缺乏技术含量的机械操作又无疑是在吞噬人格的多样性，“血汗工厂”中的极端经历也成为很多打工妹的梦魇。在这个意义上看，农业生产方式又确实是自由、自主、自在的。难道女性农民对于现代工业、资本的规训和束缚更富于忍耐力，而男性农民更愿意追寻自由和具有一种企业家精神？
相较于工业化国家在以往几百年间缓慢发生的“乡村—城市”人口迁移，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后发优势基础上的赶超式现代化进程是如此剧烈，这些国家的大量农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的进程对其家庭结构、经济活动、生产和生活方式更具根本性的影响。当落后地区的男人和女人们在地域上移动一百公里左右，就跨越了人类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实现的技术革命，心理压力是不可避免的。
从农村原始的自然经济过渡到现代或半现代的城镇生活，意味着一个“全面发展”的农民不得不告别他从前为了维持生存所必须从事的领域极广的活动，而去发展专业化的能力，甚至是“一专多能”。妇女在这一过程中的转变更为巨大。中国的户籍身份与社会性别的双重影响使农村妇女在做出流动决策时面临比农村男性更大的压力，
诸如年龄、教育、婚姻、子女教育及社会网络建构等因素都会对妇女流动产生影响。尽管基于两性获得人力资本投资和生产资源方面的差异，农业女性化现象在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上也许具有某种“合理性”
，但它着实带来了家庭内部结构的变迁，并最终迫使妇女在一定条件下突破这种分工藩篱，开始向城市流动。
工业化与市场化一道，把劳动转化为商品，使之卷入现代化进程，脱离传统的以家庭为主要生活和工作场所的模式，将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二分。但是，家庭形式仍然有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必要组成部分和本能表征。那么，家庭内部就被迫出现了重新分工。女性转化为家庭主妇，劳动则分成工资劳动与家务劳动两类，前者以货币结算，后者则属于无偿义务。
这种工业社会初起之时的新型分工，内含一种默契，即尽管女性居家从事不计酬的劳动，但男性也相应负有供养整个家庭并对女性的这一贡献给予补偿的责任。然而天长日久，这一初时的契约逐渐被习以为常以至于被淡忘。再生产和生产在生活中的和谐以及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变得薄弱了，对妇女社会保障的缺失变得可见了。生存压力的加大，迫使女性也要走出家庭，践行现代性的平等原则。于是，市场迅速填补了家庭劳动出现的真空。而在强调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妇女的出走和进入劳动市场，则把包袱甩给了上一代人，使原来的两性间分工转化为代际分工。
妇女进城后发生了什么？一是传统的生产空间被大幅度压缩甚至不复存在，而现代生活和消费习惯则快速填充了这个空白。二是从事家务活动的时间大为减少，一个原因是货币化、市场化替代了自然经济，分工替代了自给自足，另一个原因是为抵抗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不得不增加非家务劳动的时间以贴补家用。
可是，“被城镇化”的感觉并不舒坦，两性间能力禀赋的差异迅速拉大了双方对家庭经济贡献的差距，这又会带来两性对家庭事务话语权的巨大落差。所以女性在进城之后，必须要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以职业确立自己在家庭中新的地位和价值，这也是她们往往比男性更决绝地拥抱现代工业文明的心理和社会基础。
“娜拉”出走，妇女进城。之后如何呢？她在城市落脚，大抵有两种选择：要么在城里进厂成为女工，要么到郊区下田再做农人。前者的高强度劳动背后，是获得职业女性身份认同所带来的满足感；后者的独特生存状态则使其在保持生产方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了生活方式与城市的基本接轨。但无论这两种选择的哪一种，都远未实现农村妇女在就业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她的日常工作与生活的一地鸡毛中，还会遭遇各式各样的“天花板”。
在此意义上说，农业女性化的实质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妇女在农村改革与发展中进一步边缘化了”
，而这种失衡格局的造就正是全球化浪潮裹挟之下，发展中国家小农经济与乡土社会结构瓦解的一个象征。在小农经济的废墟上，城镇化风暴正席卷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