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并不出生在地地道道的乡村，而是在辽宁西部的一个县城。县城的中心区域面积不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地用“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大体描述它的四至。虽然，打记事起我就从未见过这四个门，也许历史上曾经是有过城墙和城门的吧。总之，这是一个慢节奏、慢生活，自成一体、颇有风味的小县城。

在业已度过的37载光阴中，前面18年，活动范围都没有跑出“小县城”；后面19年，生活场景则切换到“大上海”。上海是一个省（行政），上海是一个市（市场），上海是一座城（生活）。上海是独特的、迷人的、可爱的。有趣的是，在上海学习、工作、生活的19年间，我机缘巧合地逐渐发现了对农村研究的兴趣。这种兴趣起初只是局限在粮食问题上，这得益于家父在粮食系统的工作经历和丰富实践；在工作后，这一兴趣则被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农村研究领域。

我要感谢在这一过程中给予我很大引导和帮助的兄长，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的熊万胜教授。我始终记得，2010年3月面试结束当晚，接到他的电话，热情邀约我在6月毕业后加入他正在牵头筹建的研究中心。2010年7月到2015年5月，我在华理任教的五年间，得蒙曹锦清先生的点拨和教诲，也多次与万胜兄等中心同事们一道驻村调查，而住在农民家中的时间，累积下来也有300多天。那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也让我懂得了什么叫“扎根中国大地做学问”。

上海很大，上海农村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并不大。老熊不止一次、不无遗憾地提起，上海曾经也是农村问题研究的重镇，为什么不少学者逐渐转型到城市研究的道路去了？是上海这座城市不再需要关注和研究农村问题了吗？

老熊的这个困惑，也困扰着我。只不过，农村研究之于他，还另有一重情结在。对他这样生于1970年代初、老家就在农村的学者而言，他们对农村的生产生活毕竟还是较为熟识，也有直观的感受和经验，研究农村不只是一种知识生产，更是一种使命和责任。那么，对我这样生于1980年代初且无农村生产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人来说，关注和研究农村的意义和动力何在？

我不敢奢谈责任与使命，但也非常确定这并不仅仅基于兴趣。2008年夏天，我作为一年级博士生，参加了上海财经大学刚刚开始筹划组织的第一期“千村调查”大型暑期社会实践项目。那次调查完全是“一个人的旅行”，虽是自己家乡，一切却倍感新鲜。2015年5月，我从华东理工大学调回母校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后又承担了一些管理工作，可支配的学术研究时间更少，下到农村去做第一手调查的机会也更稀缺了。然而我对乡村的关注兴趣非但挥之不去，反而益发浓厚。于是在2017年、2019年，我又两次作为“千村调查”带队指导教师，带十几个学生下去做定点调查，聊作不忘初心以自我慰藉。

2018年7月5日到2019年6月13日，我作为教育部第六批赴滇西挂职干部，来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挂职扶贫，担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协助分管和负责教育工作，同时也被抽调到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参与一些专项工作。这给了我近距离调查、研究和思考城乡间之种种非均衡的绝佳机会，是我终生受用的宝贵人生阅历。

这些年来，看不懂的现象太多。城里人时而要逃离农村，时而又挤破头地扎堆儿跑到农村追寻什么乡愁；时而恨铁不成钢地对农民指指点点，以一副“我都是为了你好”的姿态去改造农村，时而又大谈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呵护农村的原生态。反反复复，雾里看花，莫名其妙。

时代在变，思潮在变，结构也在变。在大变革的年代，认清实然状况是做出应然判断的前提。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也是摆在青年学者和大学生面前的重要课题。而真实中国的拼图，离开乡村这个重要的板块，必然破碎不堪、凌乱无比。

尽管一代代青年人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农村“逃离”或“迁徙”到城市，然而到了某一个时点，必然会反过来迫使他们回眸反顾，重新深入思考城乡之间的关系。在充满生机与活力、源源不断融入青春热血的年轻都市，回望遥远的、属于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衰老乡村，会有一种别样的尴尬。

如果说城市是大脑，乡村是身体，那么这种体脑差别之悬殊显然已经到了体脑双方都深感别扭的程度。超前的头脑拖着疲惫而沉重的肉身，这正是当下中国城乡关系的一个写照。然而嫌弃和抱怨、逃离与区隔没有任何益处，拔起自己的头发并不能离开地球。城市依然离不开农村、有求于农村，城乡之间终究是一个紧密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特别是，随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当城市中人开始“保持社交距离”、调整生产生活方式之后，人们倏然发觉，以往被视为城市优点、农村缺憾的那些方面一夜之间实现了某种翻转：集聚，固然带来资源的集约利用，也连带产生风险的集中放大；分散，固然限制了规模效应的实现，却也造就了危机降临之际规避风险的降压阀、缓冲带、蓄水池。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小农的适度规模，前途无量。温铁军先生多年前曾以八次危机概述中国的三农与整个国家战略大开大阖之间的勾连，其基本结论是回归三农。我也在阅读和比照毛泽东、陈云等领导人在1950年代初期的文稿讲话、《薛暮桥笔记选编（1945—1983）》和《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的过程中，发现了些许历史的褶皱与痕迹。如果我们把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受到的对华封锁和面临的经济环境、两三年之内中苏最高领导人围绕橡胶种植问题的九次通信和汇率核算问题上的三次切磋，与后来的“一化三改”、工农业“剪刀差”、政协讨论会上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大小仁政”之争直到城乡二元结构的确立相贯通来理解，就会深刻体会到三农于国，兹事体大；也会更加感慨事非经过不知难。

今天，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融合发展过渡，是大势之所趋；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尊重和保有农业、农民、农村的主体性，也是逻辑的必然；而打通城乡间的梗阻，促进城乡交流协调，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背景下畅通国民经济内外两个大循环的前提基础。这是理解真实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深感在城望乡、在城言乡意义重大的根本原因。

带着上述问题，这些年来，我有意识地阅读、调查、写作，同时也在课上、课下与学生的讨论中被激发出不少灵感、教学相长。另一方面，一些媒体朋友们不断约稿和催稿的变相鼓励和鞭策，也让我在每一次文债“出清”、如释重负之后，加深自己对鲜活的社会现实的理解。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便是我2010年工作以来，在日常阅读、社会调查、课堂教学、科学研究过程中，围绕着这个起初模糊到逐渐清晰的主题或曰范围，断断续续、点点滴滴积累下来的一些思考。

全书分作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现状：沉静的乡村，流变的结构”，涉及妇女、老人、孩子、技术、文化、传统，这是农村社会变迁中的一些重要元素。大凡提到农村，人们总是将之与广袤田园、忙碌农作相关联，这是只注意到农村作为生产空间的一面。而农村还有生活空间的一面，由于生产的现代化与生活的现代化往往并不同步，因之发生的社会结构的错配及随后的重构就不可避免了。我始终认为农村真正的意义在这里，农村真正的难题也在这里。第二部分为“历史：谁的城市，谁的故乡”，新中国70余年的历史中，围绕城乡关系的互动留下了诸多政策设计与实践的痕迹，我试图从宏大叙事的历史角落中发现一些别有生趣的片段。第三部分为“土地：城乡关系的核心”，撷取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若干标志性案例，如农村集体产权和城市社区准集体产权的建构、土地流转与土地开发权的争夺、18亿亩红线背后的真问题等，把对历史与政策脉络的梳理与农村调查中获得的一手案例相结合并加以解读，试图发现潜藏于城乡发展看似独立、实则贯通的制度逻辑。第四部分为“治理：复杂的博弈”，从城乡关系角度观察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嬗变，从“市管县”到“省直管县”，探讨大流动时代、个体化时代的社区再造和特大城市的城乡协调路径。第五部分为“出路：创业的农民，适度的规模”，汇集了我过去几年在上海金山、上海松江、安徽宣城、湖南娄底等地驻村调查时，围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家庭农场这两个关键且关联性的主题所做的系统思考和总结。值得一提的是，我有幸在上海家庭农场制度的试点和初创时期，近距离观察这一制度的发生、演变与生长，研究上海经验与模式，这对我理解后来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各类相近或相异的经营制度与模式，大有启发和帮助。在“结语”部分，着重谈了对于“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一些体会。

以上是我对本书写作过程、动机和问题意识的一点说明。此外，尤须对上海财经大学各位领导、师长和同事，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人文科学研究院诸位同事，以及教育部第六批赴滇西扶贫挂职的各位“挂友”与元阳县的各位同事，致以深深的谢意。资深媒体人张彦武兄多次鼓励我将近年来的所思所想撰成此书并为之精心策划，世纪文景的贾忠贤女士、周灵逸女士、曹迪辉先生在本书结构修改和后期编辑过程中多费心力，“助产”之功大焉。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上海市阳光计划项目和上海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项目等对本书相关论题的研究和出版先后给予过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真诚感谢这些年来我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那些淳朴村民、基层干部。他们的人生是活出来的，本书的文字是写出来的，而活出来的人生远比写出来的文字更加精彩。

曹东勃
2020年8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