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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1亿左右的移民——其中1 900万是难民，移民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尽管受制于现代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数百万人越洋迁徙这种戏剧性事件直到过去的几个世纪才发生，但在之前的很多个世纪里，发生在大陆内部或者横跨较小水域的个体性迁徙和民族整体迁徙时有发生。正因如此，今天的英国裔不仅仅生活在英国，马来裔不仅仅生活在马来西亚，土耳其裔亦如此。移民和征战将人们带到他们当前所居之处。
征战只是人类迁徙的方式之一。在征战发生之前，或者在其萌芽时期，大量的难民会迁移以逃避通常伴随着征战而来的大屠杀或者其他暴行。其他一些人的迁徙并非源自他们的个人意愿，而是因为被迫奴役。不论是通过陆路还是海路，这些人都被当作商品输送到需要他们的地方。跨越欧洲的斯拉夫人和跨越大西洋的非洲人都在此列，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人也因此被迫迁徙。自由民族也曾经被迫进行大规模迁徙，可能是因为遭受驱逐或者强制迁移，例如奥斯曼帝国曾经用政治上可靠的人群来填充被征服地区，抑或进行“种族清洗”，20世纪最后10年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一系列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类大规模迁移还包括20世纪70年代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被驱逐出东非，20世纪80年代尼日利亚将其他非洲人驱逐出境。这类规律同样能够在中欧的历史中被找到。“驱逐、疏散、流放和强制遣送、强制迁移和惊慌失措的流窜都是中欧历史的重要部分。”我们想象中的迁徙是和平的、自愿的，然而这只是数个世纪以来人类在世界上改变分布格局的一种方式。
种族和区域之间的差别是迁移的核心。迁移人群通常要付出很多很沉重的代价。这些代价超出单纯的交通费用，也超出寻找新的工作和新的居住地的费用。最沉重的代价之一就是切断熟悉环境里的个人牵绊，人们需要面对陌生土地上新的经济不确定性和社会不确定性。而旅途本身经常伴随着巨大的危险。这些危险可能是大西洋那让无数木质船只沉没的风暴和海浪，也可能是在20世纪晚期东南亚大规模逃逸中乘船外逃的难民所遭遇的风险。这些难民在绝望中出逃并在公海遭遇悲惨的命运。海盗和不适于远距离航海的船只造成了大批难民的死亡。这类风险与人们所处的位置和他们想去的地方息息相关。
迁徙的故事不仅对迁徙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对他们所到达的土地和他们对这些土地造成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为了理解迁徙的影响，首要的任务就是理解这些移民带来的他们原来国家的文化。有时候，这些文化是一些非常具体的重要技能，比如胡格诺派在16世纪迁往日内瓦和17世纪迁往伦敦的时候带去了制作钟表的技术，这些技术让这两座城市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钟表制作的中心。同样，德国人在光学、钢琴制作和啤酒酿造方面的技能使得德国裔成了世界上很多国家一个或多个工业的主导力量，在美国更是几乎垄断了这三个行业。
有的时候，起作用的并不是特定的技能，而是一些对工作和冒险的态度。这些态度会让一些移民在他们迁徙前本没有接触过的领域里大放异彩。比如华人和日本人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最开始是种植园的劳工，进而开始经营一些自己的小生意，而后，通常是几代人之后，他们往往崛起成为工程、医药或者其他相关行业的杰出人才。文化转移不总是牵扯技术和成就的简单转移，更不局限于财富的转移。一贫如洗的移民在新的国家里发展壮大起来，并让这个新的国家变得更加繁荣富强。这类故事可以说司空见惯，华人在东南亚各国做到了这些，黎巴嫩人在西非做到了这些，而无数其他群体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做到了这些。
接下来的几章，我们会讨论特定移民群体的历史。但是在此之前，让我们以这些移民的经历为背景，寻找一些移民的大概规律。我们同样将看到这些规律会怎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些规律包括移民群体本身的差异，比如他们来自什么环境和他们的生活是怎样演变的。
移民群体的不同不仅仅表现为其发源地的不同和移居地的不同，也表现在其携带技术的不同。这些移民群体有着不同的移民原因和人口统计学特点，比如年龄分布和性别比例的差异。一些群体能够快速融入新世界的文化，而另一些群体在很多代甚至很多个世纪里，都会保持他们古老的处世方式。这些不同我们并不总是能够按照“民族特点”来追踪，因为在很多群体里，这些特征会比“民族特点”的差异范围小。虽然偶尔也会有特殊情况。打个比方，来自印度不同区域的群体在海外的文化相似点不可能比他们在印度时的文化相似点多。甚至在不列颠群岛这些小的范围内，苏格兰移民和威尔士移民也不会从事相同的职业。他们在海外的经历的相似之处，也不会比他们在不列颠群岛的时候多。另一方面，一些文化规律超越了国界。我们可以从德国境内和境外的日耳曼民族的历史中发现这个特点。拿19世纪来说，德国境内的文盲率不仅比同时代的斯拉夫国家低，在俄罗斯帝国里生活的德国人的识字率也比生活在俄罗斯帝国的斯拉夫人高。在1900年的奥地利帝国，德国裔的文盲率是6%，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裔的文盲率是75%。反过来讲，生活在普鲁士的普鲁士人的文盲率也比同时代生活在那里的德国人高。另外，一些文化规律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种族或民族，而是属于所有生活在类似地理环境中的人。换言之，可能全世界范围内生活在类似地理环境中的人都有一些类似的文化规律。
人类的迁移既包括季节性迁移，也包括永久性迁移。早在现代的跨海迁移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牧羊人的季节性迁移和游牧民族的永久性迁徙就已存在。移民之间的差异首先体现在停留的时间上，从暂时寄居到永久定居。这种差异同样体现在移民在新的社会所从事的行业上。而且暂时旅居者扮演的经济角色也各有不同，一些旅居者是农业劳工，负责为其他国家收割庄稼；而另外一些旅居者是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负责在另外一个国家创造一些新的行业。旅居者所能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世界各国的少数中间人。我们在本章和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将讨论这些不同。其中包括移民的起源与移居地的不同、移民输出地及其文化起源发展的地理环境的不同，以及一些旅居者或者少数中间人所扮演的角色的不同。
不论是从技术和理想的角度讲，还是从起源与移居地的角度讲，移民都是有选择性的而不是随机的。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人群往往在自己原本居住的国家也是非典型性人群。这种非典型性可能体现在地域方面，也可能体现在社会起源方面。以19世纪晚期瑞典人大规模向外迁移为例，这些移民很少来自适宜居住的平原或森林区域。而大部分迁移出国的瑞典人原本在瑞典的生活区域都缺乏优良的生存条件。同样，意大利南部向外迁移的人群也开始于农业最落后的偏远山区。二战前迁徙到澳大利亚的意大利人多数来自一些特定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总人口只占意大利总人口的10%。在1979年，从印度迁移到中东国家的人口一半以上来自同一个州——喀拉拉邦，这个州的人口只占印度总人口的不到3%。
移民通常和他们起始国的主要人群存在着不同。不仅如此，这种选择性迁移在每个国家的选择性上也存在差异。以19世纪末希腊和西班牙到美国的移民与同时期意大利到美国的移民为例，前者的文盲率比后者低很多，但是从国家的角度讲，当时希腊和西班牙普通人群的文盲率要比意大利普通人群的文盲率高。同样，移居地也不是随机的，特定的移居地通常会关联特定的起源地。
来自黎巴嫩一些特定城镇的移民通常聚居于哥伦比亚一些特定的城镇。黎巴嫩人迁移到非洲西海岸国家塞拉利昂和科特迪瓦的过程也存在同样的规律。来自黎巴嫩特定地区的人会集中在新国家的特定区域里。然而这个规律不仅仅存在于黎巴嫩人之中。来自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区的移民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卡拉布里亚农场社区。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港的渔民大部分都是来自墨西拿北部和莫尔费塔的意大利渔民。来自斯特龙博利的意大利移民在新西兰创造了一个他们占多数的意大利村庄。来自达尔马提亚南部一个区域的巴尔干移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鲁斯的一个区域聚居在一起。同样的聚居规律也发生在北达科他州的瑞典移民、多伦多的马其顿移民以及菲律宾的日本移民中。伴随着移民在某个地区的聚集通常也会存在行业的聚集，比如移居澳大利亚的希腊人，来自锡米岛的佐泽卡尼斯的移民半数以上都成了渔民，而来自伊萨卡岛的移民大多成了酒席承办人。同样的情况发生在20世纪晚期印度尼西亚的中国移民身上，闽南人大多倒卖橡胶、咖啡、胡椒和烟草这些产品，但是广东人和客家人大多经营碾米作坊、木材加工作坊、设备工厂和工厂。
输出国特定区域的移民聚居在移居地国家特定区域的现象有时会延伸到邻里层面。以纽约的犹太人为例，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聚居在下东区，离俄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犹太移民聚居街区不远，但是德国的犹太移民就住得离下东区的东欧犹太移民很远。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的意大利移民分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多伦多、纽约和其他城市的不同街区。和前代的爱尔兰移民不同，最近移居澳大利亚悉尼的爱尔兰移民通常居住在都市比较贫困的区域。在孟买，一些街区完全被来自印度特定区域甚至特定村庄的移民占领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及其后代在美国的地理分布特点仍旧和整个人口的分布特点不同。同样，亚裔美国人也存在特有的区域分布特点。
这种移民分布特点，体现了最早的个人、家庭或者家庭团体在决定到海外碰运气的时候在新的土地上形成新社区的方式。新的社区一旦成立，这些移民就成了他们所在村庄、城市和地区的信息来源。这些先驱为他们的村庄、城市和地区提供了关于这个新的国家非常局部化的信息，并且为其他人的迁移和定居提供了有形的帮助，尤其是当其他要迁移的人是他们的家人时。在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中，多数从爱尔兰移居美国的人的船票，都是先前移民美国的家庭成员为他们买的。多数在此期间移居阿根廷的人的旅费，都是以前的移民或者他们未来的雇主为他们提供的。西非的黎巴嫩商人和东非的印度商人曾经普遍地为想要追随他们到新国家定居的年轻家庭成员提供工作。中国商人在东南亚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一波接一波来自一个特定家庭或社区的移民潮曾经被称作“连锁性迁移”。在半个多世纪里，澳大利亚90%以上的移民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迁移的。在澳大利亚和美国，送回家乡的信件成了追随者决定要不要跟随前代移民的脚步的关键因素。虽然多数南欧移民都按照种族群体的方式聚居在澳大利亚，但是这些种族群体的多数也并非完全封闭，只容纳来自一个特定城镇或村庄的移民。在20世纪末期，纽约的印度人群体也存在同样的现象。一大群印度移民居住在几栋大楼里，但是这几栋大楼分布在包含其他群体的社区里。在这些例子和其他例子里，并不是说一个特定的群体可以排除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或者排除原本就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公民。恰恰相反，他们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聚居在一起。然而，移民还是会在不同程度上被同化。移民首先会被来自输出国不同地区的同胞同化，之后会被现在所生活的国家的社会成员同化。
有时候，这种规律会更加复杂。波兰人和来自历史上早就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地区的斯拉夫人往往追随德国移民的脚步，因为他们习惯于德国移民的语言和生活习惯。所以有大量德国移民的美国城市后来吸引了很多来自普鲁士的波兰移民，如密尔沃基、芝加哥、克利夫兰和底特律。而这些波兰移民往往定居在城市中德国人聚居的区域。同样，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往往聚居在波兰犹太人中间或者相邻的区域。来自加利西亚的犹太人挨着来自加利西亚的波兰人，来自卢布林的犹太人挨着来自卢布林的波兰人，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同样如此。这种聚居方式并不一定代表犹太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友谊。恰恰相反，芝加哥的犹太人和波兰人的不友好广为人知。但是他们又在商业上离不开彼此，常常互为商人和客户，因为他们熟悉彼此的经营方式和语言。
有时候，这种规律在另一个层面上会变得很复杂。一个家庭的一些成员在一块新的土地上稳定下来以后，他们就会召唤散落各地的亲属来此聚居。比如，居住在悉尼和墨尔本的希腊家庭会鼓励他们居住在希腊、土耳其和埃及的亲属来澳大利亚与他们会合。虽然这些追随者的移民路径并不集中，但是从人类相互关系的角度讲，这些迁移又不是随机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的起源与移居地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多数黎巴嫩移民的移居地都是埃及和欧洲的城市，如里窝那、马赛和曼彻斯特。因为这些城市和中东存在贸易关系。但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黎巴嫩移民的移居地变成了西半球。之后，他们开始移民西非。这种变化是受多重因素影响的，但是并不是随机的。即便移民都来自同一个国家，也不代表他们在文化上是相同的。到19世纪中期，迁移到埃及的叙利亚-黎巴嫩人通常是来自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等大城市的天主教徒或犹太人，而接下来迁移到西半球的通常都是来自山村的天主教徒，迁移到西非的主要是来自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虽然他们移居地国家的人通常将所有这些人统称为“黎巴嫩人”或“叙利亚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当然，当这些人以奥斯曼帝国的身份移民阿根廷的时候，他们也会被统称为“土耳其人”。将人们按照输出国划分的敌对主义者，在移民定居海外新的国家之后还是会进行这样的划分，悉尼、巴黎、伦敦、纽约、达喀尔或圣保罗都存在这样的人。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来自冰冷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具有农业背景的移民会定居于冰冷的明尼苏达州或威斯康星州的农业社区，或者为什么印度的齐智种姓放贷人会变成缅甸或马来半岛的放贷人。比较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来自中国南部没有特定技术的工人最终会变成遍布东南亚、加勒比海地区和北美的私营店主，而且他们的后代会在这些国家变成工程师、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如果不承认存在宿命论，我们就可以在移民自身文化发源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的影响方面找到线索。
地中海世界的地理环境和东南亚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仅体现在土壤、矿产等显而易见的层面上，也体现在河流、山川、气候、疾病等其他方面，这些因素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人群。泰国谚语说，“就像鱼儿生活在水中，大米生长在土地上”。这种可依赖的充足感在地中海世界并不常见。地中海世界荒芜的山岭、匮乏的雨水和贫瘠的土壤让人们的生活变得非常艰辛，这个地区的人们也因此以节俭著称。更重要的是，地理环境并不像我们在地图或地球仪上看到的那样是二维的。某个特定的文化往往在一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就像伊斯兰文化在中东和北非占据的地位一样。尽管如此，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山区的人们还是会保留一种与低海拔地区非常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如亚美尼亚人和阿比西尼亚人。
在平原的摩洛哥人成为穆斯林的几个世纪之后，伊斯兰教才成为摩洛哥里夫山区的宗教。同样，在英语成了苏格兰平原的主要语言之后，盖尔语仍旧在高地被几代人使用。与此相同，在希腊语成为低海拔地区的主要语言之后，瓦拉几语仍旧在希腊品都斯山脉地区存在了很长时间。山区和高地确实让人们从文化和经济上产生了隔绝，如苏格兰高地和锡兰（斯里兰卡）殖民地的高地。这两个地区还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在低海拔地区被另一种文化占领融合了很多年之后，它们还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即便山区被纳入一个更大的国家或者受一个帝国的管控，这种管控也往往无法一直有效，如奥斯曼帝国管辖下的黑山山区、摩洛哥苏丹管辖下的里夫山区和莫卧儿王朝统治者管辖下的印度高地。与世隔绝是政治自制和文化隔离的关键，在很多贫穷的山地都是如此。1860年，意大利南部亚平宁山脉的123个路加尼亚村庄有91个完全没有任何道路。即使到了20世纪，希腊的品都斯山脉地区也有些地方完全不通车，当地人只能靠骡子和步行进出，其中一个村庄直到1956年才通电。在20世纪晚期的摩洛哥里夫山区，冬天积雪会完全堵塞道路。
山地社区的文化隔绝因暂时性的迁徙而稍稍得到缓解。男人会到低海拔地区寻找工作，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带回一些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看法，而留在家里的女人甚至连这些看法都没有。而且，外面的人偶尔也会来这些山村生活，从而为山村带来一些新的看问题的视角。通常，大部分婚姻里的男性和女性不但来自同一座山，而且来自同一个村子。最终，很多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会因为贫穷而让他们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工作。其代价就是这些孩子的教育，由此也切断了另一个与外面的世界接触的源泉。
世界不同地方的山区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规律，那就是那里的人会利用冬季漫长的时间制作丰富多彩的家用手工艺品，至少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是这样的。比如，瑞士木雕不但在家门口的挪威找到了对手，而且在世界另一边的克什米尔找到了对手。从编织品到金属器具，各种各样数不胜数的家庭手工艺品从山区被运送到全世界的市场上。物品虽然很小但是价值往往很高，足以支付从山区运出来所花费的高额费用。
在贫瘠落后的山区生活的艰辛培养出了举世闻名的斗士，这些斗士可能来自世界的各个地方，包括苏格兰高地人、印度廓尔喀人、阿尔巴尼亚人、摩洛哥瑞非人、越南山地居民、瑞士人。这些人不但在自己的祖国令人畏惧，作为其他国家的雇佣军也如此。英国军队著名的苏格兰高地军团和廓尔喀部队曾经和为奥斯曼军队服务的阿尔巴尼亚人和瑞非人并称。与他们齐名的还有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期间为佛朗哥作战的5万到6万名瑞非战士。据估计，在15世纪到18世纪，大概有100万瑞士士兵作为雇佣军死于对外战争。
山地人的战斗能力也常常体现在发生在自己国家的抢劫和血仇上。在几个世纪里，高地的掠夺者靠劫掠低海拔地区更加富饶的地区为生。库尔德人袭击亚美尼亚村庄，苏格兰高地的人袭击苏格兰平原的人，在意大利、西班牙、巴尔干、印度和中国西藏都存在类似的事件。世仇也是山地人锻炼战斗技能的出口。美国塔格佛克河地区声名狼藉的“哈特菲尔德与麦考伊宿怨”作为一个案例，反映了这些南方移民来源的英国地区的民风。而这样的部落世仇和家族世仇在其他山区同样存在，如摩洛哥的里夫山区、黑山的巴尔干山区、高加索山区和中国台湾的山区。
一些山区发现的矿藏为矿业和与矿业相关的技能提供了契机。因此，哈茨山的德国人成了著名的矿工。波希米亚、挪威、西班牙、巴尔干和墨西哥等国的矿藏都产生了对德国工人的需求。德国人通过这种方式迁徙到上述各个国家的事实也说明，虽然地理环境为居住其间的人提供了机会，但是并不能保证这些人会抓住这些机会。否则，这些国家的所有有矿藏的山区和平原地区都应该培养出土生土长的矿工，也就不会有进口德国矿工的需求了。
从地理的角度讲，山脉和高地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它们是重要的地理障碍，而且这些地形会对环境的其他部分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河流和小溪能够稳定地流淌是因为山川上积雪的融化，在热带非洲这样没有山脉的地区，河流水量会变化非常大且极不规律，因为支持这些水流的只有雨水。西班牙的内华达山脉和土耳其的托罗斯山脉都能提供充足的雪水，供山下的平原发展灌溉农业，而单靠雨水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当溪流发源于高海拔的高原、山脉或山麓丘陵时，高地对河流有一个消极的影响。因为河流必须通过湍流或瀑布的方式急流而下，坡度大的河流通常很难或者根本就不可能被引导。山脉同样对于降雨模式有重大的影响。当潮湿的空气飘向山脉时，潮湿空气形成的一侧的降雨量通常是被称为“雨影”的山脉另一侧的好几倍。因为潮湿空气在翻越山顶的时候会丢失大部分水汽，结果就是居住在同一个山脉或者山麓丘陵两侧的人拥有不同的农业机会。意大利南部亚平宁山脉西侧的一些地方年降水量达到2 000毫米，而东侧只有300~500毫米。同样，美国太平洋西北部喀斯喀特山西侧的平均降水量是东侧哥伦比亚高原的10倍。
通常，山脉的两侧不但雨量不同，坡度也不相同。这个事实曾经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因为在坡度较缓一侧的人可以轻松地爬上缓坡，然后从天而降袭击他们的邻居。山口的位置和形状同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文化意义。罗马士兵很轻易地就能通过山谷到达高卢，但是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通过通往德国的山口，因此罗马文化首先到达高卢，其后才以二手的形式到达德国殖民地。
沿海居民同样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与内陆地区的居民相比，他们和外面的世界接触得更多，因此往往更加有文化，更加懂技术，也更加会社交。与其他和地理相关的文化特征类似，这些特点并不是种族性的而是地域性的。有时候，沿海居民在种族和民族上是不同的，如历史上德国人曾经处于俄国的沿海边缘地带。但是内陆人和沿海人的不同仍然存在，哪怕他们属于同一个种族。因此，中世纪身处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杜布罗夫尼克的斯拉夫人，在文学、建筑、绘画等文化领域和现代商业领域比内陆地区的斯拉夫人要进步得多。同样，热带非洲的沿海居民与外界的接触更多，在科技和社会组织能力上进步更多，从而成了奴隶主奴役内陆地区的非洲人。沿海地区作为文化十字路口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世界上的很多通用语言都起源于这些地区，不论是在黎凡特、非洲的斯瓦希里海岸，还是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港口。
当然，土壤对可能进行的农业类型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可能的社会类型也有重要的影响。在土地富饶的地区，同一个家族世代以耕作为生是可能的，但是在土壤贫瘠的地区就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些地区，一块土地几年之后地力就会枯竭，人们不得不放弃这块土地，寻找新的耕地，同时让原来的土地自我恢复。一块土地如果不能长时间供养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就必须不停地迁移，这就意味着这个社会不会存在城市以及与城市相关的文化。在热带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移动的刀耕火种的农业形式很常见。这些文化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伟大城市，而其土生土长的居民长期以来常常被其他更加城市化的社会或国家征服和奴役。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同样如此，中东欧的斯拉夫人长期实践刀耕火种的农业形式，从而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犁具出现之后，人类才形成定居的社会。就像农业的自然属性影响城市生活的可能性一样，与城市相关的经济和技术的进步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农业。因此，16世纪威尼斯、米兰和热那亚这些繁华城市的内陆地区引入了很多重要的农业方法。
北非、中东和亚洲中部的沙漠和草原往往会出现游牧社会。这些游牧民族出现了很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征服者。一波又一波来自中亚和高加索的征服者在几个世纪里将其他民族驱逐到东欧和南欧，在乌克兰、波兰、匈牙利平原和巴尔干地区形成了征服的连锁反应。那些被驱逐的民族转而驱逐其他民族。另外一种不那么戏剧性也不那么极端的迁徙方式，是发生在一些地区的季节性迁徙。一年不同的时间，羊群和其他动物需要在不同的地方放养以免造成地力枯竭。有一些民族妇女和孩子会留在一个固定的定居点，而男人和羊群会季节性地迁徙，巴尔干地区就是如此。
当我们把山脉、河流、气候、土壤等地理因素放在一起考虑的时候，它们的重要性比单独考虑的时候更大。比如，降水对农业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降雨量的多少，还取决于土壤保存水分的能力。中国北部的黄土保水能力非常好，中等程度的降水量就足以保证农业的繁荣了。而在巴尔干地区石灰岩土壤的条件下，雨水一降到地面就会流入地下。同样，河道可调整性的经济价值也和附近的土地密切相关。如果河流流经的土地工业或农业并不需要其资源，就算河道可以通航，那么它的经济价值也微乎其微，亚马孙河流域就是这种情况。在其他资源丰富的地区，河道的可通航性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俄罗斯也是如此，河流和国家的其他自然资源相隔甚远，且河流彼此不连通，与流经主要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区域且彼此连通最终流向大海的河流相比，这种河流的经济作用非常小。与此相反，有些港口虽然不及其他港口深，不及其他港口宽广，也不及其他港口遮蔽性好，但是如果这些港口是附近生产区域内唯一的出口，那么它们还是能够成为繁忙的港口的。意大利西北部的热那亚和东非的蒙巴萨岛就是这样的例子。达尔马提亚海岸上的杜布罗夫尼克港口也是如此，这个港口战略性地处于中世纪的国际贸易路线上，因此得以发展繁荣，虽然港口本身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
有时候，某些地区存在着最优的地理环境，比如欧洲的西北部。另外一些地方几乎所有的有利要素都不具备，比如热带非洲的一些地区。还有一些地区具备某些有利要素而不具备另外一些有利要素。这种分布情况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差别，另一方面是人口或人力资源在技能和经验上的差别，而后者往往是更基本的。鉴于地理要素的组合方式千差万别，地球上不同区域的人发展特定技术和经验的机会也各不相同，而全球化的移民将这些具有不同技能、天分和外观的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在另外一片土地上相互竞争，因而这些人很少有相同的经济和社会命运。
地理影响能够将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区分开来，哪怕这两种文化的地理位置非常接近。而类似的地理影响和类似的社会规则可能存在于世界上相隔遥远的两个地方，山地人的劫掠和世仇就是这样的例子。也就是说，这种规律并非“民族特征”或“种族特性”，而是世界范围内的地理起源。这些规律也不是种族特征，哪怕我们只将种族特征定义为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非基因的不同。特定的文化体系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和特定的种族是协同扩展的，日本文化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是事实并不总是如此，或者并非天然如此。简而言之，地理影响穿过国家的边界和种族的界限，在不同国家产生类似的效应，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效应，或者在同一个种族具有不同文化的成员中产生不同的效应。这并不是说民族文化影响是不存在的，显然，这些影响是存在的。语言、宗教和政治传统是将一个民族不同人群统一在一起的文化价值，但是这些不同的人群还会受到不同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由地理、历史或其他因素造成的不同的文化规律与单纯的“民族特征”或“种族特征”并不一样。这些因素可能相互重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它们也会变得非常不同。
地球上的大陆和地区从地理上讲并非都是独一无二的，其内部也不是均质的。一个地区地理影响的总和可能和另外一个地区地理影响的总和大不相同。这些不同不仅影响了原本的这个区域，也影响了从这个区域出发迁徙到世界各地的人群所固有的文化。
从地理的角度讲，世界上最幸福的区域之一就是北欧和西欧，那里有发展现代工业经济所需的所有资源。铁矿石和煤炭储备是钢铁工业和基于钢铁工业的重工业所需的关键要素，而这些资源都集中在鲁尔谷、威尔士、瑞典和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法国和德国曾经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进行过艰苦的战斗。北欧广袤的沿海平原为生活在那里的人提供了优良的农业资源。其间交错着很多可以被疏导的河流，它们将大片的土地从经济和文化上交织起来。欧洲有很多半岛、岛屿和数不胜数的港口，这帮助欧洲很轻易就获得了航海的途径。墨西哥湾暖流温暖了西欧国家，给了它们相对西半球或亚洲同纬度地区更加温暖的冬季。伦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比美国大陆48个州都要靠北，但是它的冬季要比纽约温暖得多，更不用说与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城市相比了。
东欧、中欧和地中海地区并没有相同的优势。墨西哥湾暖流对大西洋沿岸欧洲国家气候的影响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它对欧洲大陆东部和中部国家的影响已经非常小了。在这些地方，河流冻住的时间更长，冬天更长，而且冷得让人难以忍受。现代社会所需的自然资源也不那么充沛，比如在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地区就没有这些资源。在巴尔干地区找不到北欧那些广阔的沿海平原，那里的山川直接伸展到海边，而岸边的港口也不能通过河流和内陆连接起来。西班牙地区也缺乏能够导引的河流，而西西里既缺乏河流也缺乏降水。
这些地理优势方面的巨大差距不仅体现在欧洲不同国家的财富差距上，也体现在生活其间的人民的技能、工业经验和生活方式上。比如，当地中海人移居美国或澳大利亚时，他们没有像德国或英国移民那样带去工业化所需的技能以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他们带去的只有在贫瘠的土地上和地中海的海水中艰难挣扎了几个世纪所积累的节俭，以及同样的生存环境所铸就的顽强和耐受力。意大利移民往往能够忍受贫穷和窘困的生活环境，并且会从他们微薄的工资里节省出钱来。这些品质在欧洲国家、西半球和澳大利亚都广受认可。而意大利人能够拥有这些品质的根源就是他们的地理条件和历史传承。同样的特点也烙印在很多其他地中海民族身上。但是意大利人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研究对象，因为他们不仅包括南部地中海人，也包括北部波河河谷的工业社会人群。波河河谷在地理、经济和文化特点方面和北欧及西欧非常相似。
欧洲不同地区的人拥有的不同技术和经验造成的结果可以通过一个事实加以验证。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南欧和东欧移民的平均收入和英国、苏格兰、荷兰以及挪威移民最低收入的15%相当。在学校里，他们的孩子往往被本土生的美国孩子以及北欧和西欧移民的孩子落在后面。他们孩子的智商往往和美国黑人孩子相当，甚至更低。这些特点不仅仅体现在美国。在二战前的澳大利亚，来自意大利南部、达尔马提亚、马其顿和希腊乡下的移民通常都是文盲，而且他们的第一语言往往是本地方言而不是原本所在国家的官方语言。
这些来自南欧国家的澳大利亚移民3/4都来自崎岖的丘陵和山区，或者是这些地区陡峭的海岸和岛屿，很少来自城市或平原。虽然这些偏远地区最终进入了现代社会，但是这些人具有的技能还是远远落后于来自其他有着更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欧洲国家的人所具有的技能。这种差异也体现在这些移民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收入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来自希腊、意大利或南斯拉夫的澳大利亚移民收入的中位数仍低于来自联邦德国或英语国家移民收入的中位数。在专业和技术职业中，来自南欧的澳大利亚移民的占比仍旧非常低。几乎一半的意大利移民、绝大多数希腊移民和绝大多数南斯拉夫移民都是没有技术的劳工。
同样，亚洲也存在这样显著的地域文化差异，而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地理环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将亚洲的两大古文明分隔开。一个是中国文明，另外一个是印度文明。这两大文明分别发展起来，其差异远远大于任何两个欧洲或中东的文明。特别是中国，其文明自成体系，而且在几个世纪里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文明领先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对中国产品有着很大的需求，但是欧洲除了金银就没有能够用以交换的货物了。在阿拉伯人将指南针介绍到欧洲之前的几十年里，中国人就在船舶贸易中使用指南针了。在欧洲第一次用印刷术印刷谷登堡《圣经》的几个世纪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印刷书籍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在亚洲、欧洲和非洲都有很大的需求量。中国文化对韩国和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波斯和俄罗斯这些遥远的国家产生了人们可以感受到的影响。从8世纪到13世纪，外部因素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很小。但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少是通过移民传播的，至少不能和欧洲文化向西半球的大规模扩散相比。欧洲文化的传播方式不仅仅是通过上百万欧洲人的迁徙实现的，也是通过西半球世居民族的欧洲化和被带到新世界的上百万非洲人的后裔实现的。
日本作为一个例子时刻提醒着我们，自然资源匮乏本身并不足以阻碍工业的发展，虽然自然资源的匮乏会阻碍这种发展在特定社会结构下自然地产生。日本的工业化是对欧洲——尤其是英格兰和苏格兰——以及美国经验的移植。这来自日本政府的刻意选择，其目的是举全国之力追上西方国家。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日本，却没有发生在印度、阿比西尼亚或巴尔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它几乎没有答案。甚至没有得到系统化的研究。许多个世纪以前，日本也曾经非常热衷于来自中国的文化和技术。那时中国的文化和技术代表着世界的最高水平。简言之，地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并非决定性因素。否则，日本和瑞士这样的国家早就成了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但是事实上，它们位列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
虽然大量的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移民世界的其他国家，但是他们带去的文化只影响了他们自己所代表的小圈子，对于外面的世界影响甚微。或多或少，这些亚洲移民会吸收新环境中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同时保留那些能让他们在这些新国家发展起来的固有的工作方式和规则。
亚洲的西南部也被称为中东。中东同样有很多到其他国家生活的移民，这些移民的文化特点也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发展其间的地理环境。他们所生存的环境既缺乏热带环境常有的充沛的食物资源，也缺乏北欧具备的现代工业社会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中东人自古以来就需要艰难地维持生计，不论是在沙漠中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还是过着灌溉农业生活的其他人。也许从这个地区发源然后扩散到全世界的作为异乡的少数中间人的贸易生活才是最艰难的。中东作为经济重地，在几个世纪里一直是欧洲和亚洲的贸易中转地，因而产生了很多贸易港口和很多擅长贸易的民族，其中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黎巴嫩人最为知名，不但在中东，在有人居住的每个大陆上的其他国家都是如此。从这个地区走出来的少数中间人的技能和天赋与从中国南部同样环境中走出来的中国移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中国的这些地区没有发展工业所需的地理条件，但是有重要的商业港口。因此，经商成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生存技能。
迁移本身并不总是永久性的。其长度从几个月、几年到几代人不等。从古至今，牧羊人一直和他们的羊群一起迁徙，从夏季的牧场到秋季的归家收割，再到冬季的避寒之所。农业劳工同样随着季节迁徙。这种迁徙可能发生在自己国家内部或邻国，也可能发生在北半球到南半球之间。他们利用两个半球的季节逆转，在一年中寻找两次种植周期。来自法国阿尔卑斯山和中央山脉，以及瑞士和奥地利山区的山地人冬天常常离开家乡到城市里工作，借以补贴微薄的家庭收入。在法国奥弗涅的高地有一种说法，“一半人的生计依赖于另外一半人的季节性迁移”。
同样，意大利北部的人常常在春天出发到其他国家工作，然后在秋天返乡。伦巴第人会去瑞士，威尼斯人会去奥地利，皮耶迪蒙特人会去法国。这些欧洲内部的区域性迁徙并不是偶然的。直到19世纪末，在欧洲内部迁徙的意大利人仍旧多于渡过大西洋迁移到美国的意大利人。在中欧和东欧也存在这种长久以来的季节性迁徙，比如波兰的女人和孩子会迁移到德国东部的糖用甜菜农场工作。很多穷人因为巴尔干地区地形和技术上的落后而无法加入国际化移民浪潮。直到19世纪晚期，铁路才通到这些地区。到达塞尔维亚的第一条铁路建成于1878年，然而东欧和中欧的季节性移民比铁路的建成要久远得多，因为人们可以通过马车或步行穿过那里的平原，这与巴尔干人面临的崎岖地形不同。
旅居者并不仅限于这种季节性迁徙。从事商业和工业的人没有理由将他们留在外面的时间和季节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往往留在国外很多年直到完成自己的任务。移民中的旅居者与定居者不同，他们包括技术工人、工程师和商人。正是这些人在19世纪将现代工业知识和技术从英国带到日本，又在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将这些知识和技术从西欧和美国带到俄国，并从英国、法国和德国带到阿根廷。其他的旅居者包括来自中国和黎巴嫩的商人和其他少数中间人，他们已经习惯了一种生活规律，就是在国外工作一生，等到年纪大了归国养老。这种状况持续到他们的祖国因为压迫或暴力变成越来越少人愿意回去的地方。
从理论上讲，永久迁移者和旅居者无论存在多么大的差别，实际上使用这种归类方式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因为外部条件和移民者自己的观念变化总是会影响他们选择寄居还是定居的决定。当黎巴嫩人发现自己的祖国变成了他们不愿意回去的地方之后，他们往往滞留海外，不情愿地变成定居者。他们定居的地点可能是他们最初迁移的地点，也可能是之后搬到的另外一个国家。比如，塞拉利昂的黎巴嫩移民中的马龙派基督徒往往会在退休后到爱尔兰养老，因为他们与在塞拉利昂做传教士的爱尔兰牧师联系非常紧密。反过来讲也一样，很多原本准备定居的移民，一旦发现这个国家让他们失望了，他们就可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或者迁居另外一个国家。然而，也有一些人在迁移之初就很明显是会回去的，比如那些将妻子和孩子留在国内的男性，和像西西里人那样将很大比例的收入都存起来的人。
旅居者和归家者往往会对他们的祖国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巴基斯坦198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9%来自海外劳工的汇款，而这些汇款填补了该国86%的贸易赤字。1980年在中东工作的亚洲移民一共向他们的祖国汇回70亿美元。这些移民多数人都是留妻子和孩子在国内的年轻男性。很显然，这些人都是旅居者。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旅居者同样对他们寄居的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构成了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80%~90%的劳动力。在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国外汇款构成了它们财务表上的重要科目。以1979年为例，葡萄牙的海外汇款相当于出口总额的70%，土耳其的海外汇款相当于出口总额的80%，埃及的海外汇款相当于出口总额的93%，而约旦的海外汇款比出口总额多出26%。一项关于这种现象的调查指出，“很难想象能有一种机制将这么大规模的资金转移到这么多（这么穷）的国家让这么多的国民受益”。更重要的是，这些汇款者多数都是没有技术或技术水平不高的工人，所以他们汇回去的钱帮助的通常都是工薪阶层的家庭而不是精英阶层。外国援助通常也是这种形式，20世纪80年代晚期，全球范围内的海外汇款总额超过了全球所有政府机构提供的跨国援助的总和。
返回的人带回去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新的技术和改变了的观念。意大利移居者回到家以后总是“像大人物一样”。这样的故事在各国的移民中都有流传，比如，回到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耆那教徒过上了让很多其他耆那教徒看不惯的高高在上的富足生活，就像意大利返乡者被其他意大利人看不惯一样。有时候返乡者会和其他返乡者一起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圈子里，不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印度，都是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除了观念上的转变，他们的生活也得到相应的改善。比如，虽然意大利南部人对正规教育并不十分看重，但是很多意大利移民返乡之后很乐于让他们的子女接受正规教育。一项在20世纪下半叶进行的意大利移民研究给出这样的描述：
在今天的意大利南部，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甚至大部分土地所有者都是从美国归来的。
更让人震惊的是，成千上万的意大利移民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寻找一切机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意大利的高等学府接受教育。我在意大利南部村庄的研究表明，移民带来的最令人吃惊的结果之一就是创造出成群结队的教师、律师、医生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这些人的培训费用都是由他们移民美国的父亲通过长期劳作攒下来的。这些移民为意大利社会贡献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
不论是对意大利人还是其他民族来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这样的进步。有些人经历了很多失败之后返回家乡，也有一些人返回家乡之后就恢复了原来的生活方式。鉴于往往是更加穷困和没有技能的人才会移民，显而易见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在国外从事低技术水平的工作，而且回国时他们也没有获得更高的技能。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作为永久定居者还是作为旅居者生活在国外，那些出门时就已经决定返乡的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理由主动适应外面的社会，虽然他们有足够的动机和雄心努力工作存下钱来改善家庭生活。移居工业发达的西北欧的希腊人的处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移民们愿意从事任何报酬不错的工作，并不考虑晋升的空间或职业培训。何况多数移民的教育水平都很低，因而无法充分利用所在国家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机会。而且这些移民都乐于长时间加班加点，因此无法剩下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提升自我。有些移民在专业化程度高的工业流程中学习了一些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在希腊本土的需求量非常低，因为希腊的大部分工业还是低技术水平的工业。很多返乡者不愿意在希腊的手工业行业工作，因为他们在这里挣的工资只有在国外挣的工资的一半左右……返乡者通常愿意从事个体经营，或者他们能够稍稍用上自己在外学到的技能的职业。同样，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这些返乡者常常很轻易就恢复本土劳动力所习惯的轻松的工作方式。
这些返乡图景之间的差异并不矛盾，也没必要拿来证明意大利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差异。毫无疑问，你在很多国家能同时看到这两种场景。但是很少发生返乡者比离开之前过得更差的情况。那些除了积蓄什么也没有带回来的返乡者，即便一回来就恢复了以往的生活方式，至少现在他们也能够负担得起之前负担不起的消费品。而且通过浮光掠影地观察外面的生活方式，他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在希腊的旅居者中，大多数人具有希腊的农业背景，但是很少有人在返乡之后仍旧从事农业。在国外的生活除了让这些返乡者更加城市化，希腊返乡者往往还表现出改变了的对家庭生活、宗教和政治观点的态度。对于想要摆脱贫困的人来说，更好的房子和更高的生活标准这种轻微的改变并不是小事。一项研究发现，巴基斯坦返乡移民存款的22%用在了购买或建造房子上，而在泰国返乡移民中这个比例是60%。孟加拉国移民将6%的存款用于启动一个小生意。斯里兰卡移民花在这件事上的钱占到了他们总存款的23%。
我们必须把诚挚的返乡者和那些因某种情况只是从形式上返回他们的祖先一度生活的地方的人区分开来。在几个世纪里，很多德国人移居欧洲东部和东南部。二战以后，出于对纳粹军队战争期间占领暴行的反抗，这些地方对上百万德国人进行了驱逐。因此，数量巨大的德国人“回到”了他们从来没有生活过的国家。同样，东非在战后初期的民族独立运动中曾经大规模驱逐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从政治上讲，这是把这些人送“回”他们的祖国，而事实上，很多人就生在他们所处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回过他们祖先的祖国。很多人并没有回到印度次大陆而是定居在英国。19世纪早期，美国曾经计划将奴隶们“送回非洲”。这种尝试一样是把人们“送回”他们没有见过甚至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也没有见过的地方。虽然这项回到非洲的计划从来没有像计划的那样大规模实施过，但是确实有一些来自美国的自由黑人定居在了利比里亚。利比里亚用一种惨痛的方式证明他们确实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对非洲的疾病没有生物抵抗力，所以他们的死亡率非常高。
移民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甚至对于那些永远离开自己的家乡没有计划返回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会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外一个国家，直到定居下来。举个例子，大部分迁移到美国的波兰人在到达美国之前都在波兰之外居住过。很多南欧人也在自己的祖国之外居住了很长时间才定居在澳大利亚。移民的故事经常包含再次移民的经历。这些重复迁居的故事也通过不同的场景测试着一种文化的顽强性。比如，犹太人在几个世纪的大规模迁徙中并没有损坏他们文化的传承性，也没有损坏他们的凝聚性，虽然这两个特征在整个迁徙过程中都发生了变化。
征服者、难民、奴隶和旅居者这类迁移模式，超越了决定定居国外的迁移模式。即便在150年前的跨海大迁移时代，也有大量的人会返乡。据估计，19世纪30年代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大约有3 000万人离开了印度次大陆，其中2 400万人回到原来的国家。虽然这些印度移民散落在从南太平洋到加勒比海地区到东非上千英里
的海岸线上。在这个图谱的另一端，难民很少返乡。不论他们躲避的是饥饿还是暴力迫害。前者如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难民，后者如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来自东欧的犹太难民。19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不到10%的爱尔兰移民和犹太移民回到原来的国家。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大约60%的意大利南部移民、克罗地亚移民和斯洛文尼亚移民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移民各种各样的迁徙原因也体现在不同的移民规律上。难民对他们原本的社会群体来说更有代表性，不论是从年龄、性别还是从其他人口统计学特征上来说都是如此。而旅居者通常都是男性，而且通常都是年轻人。中国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大规模迁出的时候，男性移民的数量往往是女性的好几倍。不论这些移民的移居地是美国、拉丁美洲、亚洲，还是澳大利亚。
当移民从寄居变为定居的时候，性别比例通常就会发生变化，变得男女比例更加均衡。有的时候这种变化很急剧。前面的男性为主的移民群体常常跟随着一个女性为主的移民群体，当然出生在新世界的移民后代通常性别比例是均衡的。有时性别比例均衡的方式是，一些男性仍旧遵循寄居的模式返回故乡，而女性会留下来。通常女性都是决定留下的男性的妻子。不论这些男性是不是一开始就决定定居，一旦做出这种决定，他们就会捎信让家人来和他们会合。在那些父母安排婚姻仍旧很盛行的地区，女性移民通常是去投奔他们的未婚夫的，她们常常会一到达就结婚。这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日本移民中曾经非常常见，在澳大利亚的意大利移民中也不少见，特别是那些无法负担一趟回家选新娘的旅费的意大利人。
从原则上讲，难民虽然与旅居者或其他类型的移民不同，但是这种差异常常很难被区分，在20世纪晚期尤其如此。那个时候为难民设计的到别国避难的国家政策和国际政策常常会被一些人利用，这些人宣称自己是受迫害的难民以规避移民法。一些专业的非法移民中介在其服务中包含了帮助移民编造故事的项目，以帮助这些移民博取庇护。而且非法移民者也了解到将自己伪装成难民能够增加被允许停留的可能性。申请失败的人也包括真正的合法移民和难民，这些人的移民路径因那些滥用输入国的慷慨和信任的非法移民活动而受到限制。
一类特殊的移民就是少数中间人，这些人包括商贩和放贷人。前者既包括推车小贩，也包括国际商贸人士，而当铺老板、小额贷款大亨、国际金融家则属于后者。通常，在这些职业中，处于上层职位的人很少，多数从业者处在收入、技术、经验水平都不足的初级阶段。然而，即便是中等富足的少数中间人，也会比真正富足的贵族或匠人等其他群体受到更多的仇视。只不过，那些获得巨大财富的极少数少数中间人往往被视作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而不是特例。
从某种程度上讲，少数中间人加速了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转移。但是他们自己并不会生产任何产品。不论是在一个民族小圈子里还是在一个国家里，少数中间人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面对的都是人口中的大多数。为了让这些活动成为一种可行且持久的工作，这些少数中间人和他们的客户必定存在一些文化上的差异。除此之外，每个社区或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少数中间人。但是不论少数中间人在历史上和其他社会角色的种族和文化差异有多大，少数中间人都不代表一种特定的种族和文化。
一些少数中间人是非洲人，比如尼日利亚的伊博人；一些是中东人，比如黎巴嫩人和亚美尼亚人；一些是不同种族的亚洲人，比如海外华人和海外印度人；最广为人知的少数中间人是犹太人，包括欧洲人和中东人。从文化角度讲，这些人在语言、饮食、音乐和社会习俗方面各不相同。仅仅在文化被狭义地定义为工作技能、工作习惯，以及从事少数中间人这个行业所需的坚毅的时候，这些不同的人群才会显示出共同点。他们共同拥有的是一种特定的“人工成本”，这种特性被经济学家称为经济活动中的经验和知识。
在群体关系中常常出现的摩擦如果发生在少数中间人身上，就会变成极端的敌意。“大屠杀”这个词常常被用来指代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针对欧洲的犹太人进行的群众暴动和暴行。然而，同样的报复性恐怖事件也发生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少数中间人身上。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和东南亚的华人都曾经遭受这样非人的折磨。举一个令人震惊的当代例子，在斯里兰卡大街上一个被随意选中的泰米尔人被从公交车上拖拽下来，浇上汽油，被一个僧伽罗暴徒点着。当她痛苦地死去时，人们却围着现场跳舞拍手。在1966年尼日利亚的种族冲突中，数以万计的伊博人被暴徒不分良莠地杀害。回到1895年，土耳其暴徒屠杀了大量亚美尼亚人。其间3 000多男人、女人和儿童逃到一个大教堂里避难，而暴徒用30桶汽油点燃了教堂，将所有人活活烧死在教堂里。
所有这些无辜受难者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代表了这些国家的少数中间人。这些人并不都亲自从事少数中间人的职业，只是周围的人群通常会遇见他们民族的人从事这个职业。哪怕多数的泰米尔人、伊博人或亚美尼亚人都在其他行业从事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工作。
少数中间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引起了这样恶毒的敌意？其他的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也曾面临不同程度的敌意，比如移民、奴隶的后代或本政府地区的世居居民。但是并没有哪个少数群体曾经那么多次面临那样大规模的致命的暴力行为。数以万计的伊博人被他们的尼日利亚同胞屠杀。而在奥斯曼帝国，被屠杀的亚美尼亚人超过100万。在几个世纪里，欧洲的犹太人一次又一次遭受丧心病狂的暴徒的屠杀。而这些都发生在政府控制的有600万受害者的纳粹大屠杀之前。而且，少数中间人自己很少是掀起仇恨的暴力之徒。
虽然造成仇恨甚至被暴力对待，但是各种各样的少数中间人还是遍布世界各地，并且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少数中间人会受到这样特殊而严重的仇恨和暴力。也许让人们对他们产生强烈情绪的事实是，他们所发挥的经济作用在历史上一直被误解和谴责，而谁在发挥这些职能反而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少数中间人的社会孤立性让人们很容易想象他们最坏的一面。“抱团排外”是一个经常用来形容他们这种孤立性的词。在这种情况下，熟练的煽动者就能利用这种形象，煽动公众对他们产生疯狂的仇恨。
虽然中间人是按照他们的经济职能定义的，但是少数中间人经常存在于本地人不能提供自己的中间人的地方。这些地方不能产生本地中间人的原因千差万别，可能仅仅是这种职业不能吸引本地人，然而更多是因为本地人无法长期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进行竞争。以阿根廷为例，本地阿根廷店主发现，自己的生意在与犹太移民的竞争中每况愈下。因为这些犹太移民提供更低的价格，而且让原来只能付现金的客人使用信用赊账。照搬这些犹太人的做法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在微薄的利润空间下，这种经营需要精打细算，还需要忍受在艰难的生活水平下生存，直到有足够的客户资源能用数量来弥补单价上的损失。允许信用赊账同样需要精明的判断，比如赊给谁、什么时候赊、赊多少、赊账的条件是什么。在这里，经验是不可替代的。同样不可替代的还有根据观察和交往得来的对当地每个人的了解。在这个对技术要求非常高的领域里，有着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经验的少数中间人很明显有很多优势。在这个行业里，精明的理解、辛勤的工作、加班加点和不可避免的风险都是常态。对于那些漫不经心的人来说，破产并不遥远。
犹太人是最著名的少数中间人，他们甚至成为这种职业的代名词。比如，海外华人被称作“东南亚的犹太人”，黎巴嫩人被称作“西非的犹太人”，帕西人被称作“印度的犹太人”，等等。事实上，犹太人并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少数中间人，而且少数中间人也不是现在各国犹太人最主要的职业。从历史上讲，犹太人确实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中间人这个行业里。他们从事这个行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军团时代，一些犹太小商贩跟随罗马军团的脚步将商品兜售给被占领地区的人。在最近几个世纪更加开放的社会里，犹太人和其他少数中间人在通过商业经营保证自己的家庭生活的同时，往往会将自己的子女送去接受职业教育。但是甚至在那个阶段之前，少数中间人就已经同时掌握很多其他技能了，比如鞋业、纺织和服装制造业、宝石雕琢、金匠银匠等技能。
这些职业并不是中间人的职能，虽然它们是一些中间人分化出来的职能。在这里犹太人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是并不是唯一的或规模最大的例子。印度的帕西人和马尔瓦尔人作为少数中间人也在本国的纺织行业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而黎巴嫩人曾经以英国的曼彻斯特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纺织品经销商网络。在18世纪的俄国，阿斯特拉罕地区的250家服装制造厂有209家是属于亚美尼亚人的。
同样的规律能够在生活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海外华人身上被观察到。这些海外华人和远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人们遵循着同样的职业路径。他们不但从事零售商和当铺老板等传统的中间人行当，还经销工厂主生产的产品，小到服装大到电脑。海外华人是最大的少数中间人群体，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有3 600万，是犹太人总人口的两倍还多。在本书的第5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海外华人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商业起步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们在那些地区发挥的经济作用比犹太人在欧洲和西半球的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
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左右，但是在历史上，这些占少数的海外华人拥有和经营这些国家大部分商业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企业的多数都是中等规模，而且是家庭经营的。海外华人垄断大企业的情况也不少见，甚至有些跨国巨头也是家族经营的。
其他的少数中间人也曾经垄断世界上一个特定地区的商业，比如东非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尼日利亚的伊博人、美国黑人区的韩国人和很多国家的黎巴嫩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垄断性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些历史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了，而且很多人被集体驱逐了。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很多国家，少数中间人都会遇上这种命运，因为他们遭遇的仇恨往往和他们的成功一样广泛而令人诧异。这些少数中间人往往从谦卑的起点开始，有些人至少实现了中等的富足，另外一些人会变得真正富有。
在20世纪晚期，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一共有5个亿万富翁，这5个人都是海外华人。但是很少有少数中间人是带着自己的财富来到另外一个社区或国家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为自己和自己身处的社会创造了财富。通常他们创造的不仅仅是特定的生意，还有之前并不存在的一个行业或职能。这些白手起家的少数中间人在历史上往往都是从沿街叫卖者或小商贩开始的。比如，19世纪美国和阿根廷的犹太人还有南澳大利亚、西非和西半球很多地方的黎巴嫩人都是如此。布鲁明戴尔、哈革尔宽松长裤和李维斯这些企业都是从这样谦逊的开端发展起来的。当然，大部分商贩都没能达到这样的商业高度，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最终拥有了自己的店铺甚至连锁店铺。
少数中间人通常都是城里人，即便在农业社会里也是如此。有时，一个国家的少数中间人的绝大多数会聚集在同一座城市里。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研究表明，法国的黎巴嫩人大多生活在巴黎，象牙海岸的大部分黎巴嫩人生活在阿比让，而澳大利亚的黎巴嫩人3/4生活在悉尼。印度的帕西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孟买。19世纪移居美国的犹太人大多定居在纽约。在19世纪初期的澳大利亚，移民南威尔士殖民地的犹太人2/3生活在悉尼。在阿根廷，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在秘鲁的华人大多居住在利马，而生活在阿根廷的华人大多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少数中间人的职业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如此城市化，但是他们高度集中在一个国家的少数几座城市的事实说明，至少在最初的几代人里，他们需要与自己的同胞生活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流逝，随后的几代人会越来越快地融入所在社会的文化，这种集中度就会慢慢降低。同样，随着后几代人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其他的技术职业上，他们在中间人职业上的集中度也会降低。
在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少数中间人往往会出钱资助农民种植庄稼。就像印度的齐智种姓曾经在缅甸采用的做法那样，海外华人也曾经在泰国和马来西亚采用同样的做法。东非的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地土生土长的农民被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人带入世界市场。这些人借给他们钱并收购和售卖他们种出来的庄稼。现代交通也是通过这些拥有和驾驶小货车的印度人进入这些东非地区的。
虽然少数中间人为他们所在的社会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贡献，但是他们通常还是会被当作对经济没有作用的寄生虫。亚洲和非洲的欧洲殖民者、知识分子和愚昧无知的人，以及宗教和世俗都把中间人的无用性当作一个主题。根据哈耶克的说法，仅仅将物理上不变的产品从生产者那里转移到消费者那里并且获得利润的做法是“肮脏的巫术”。发源于中东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全都谴责放贷人通过收取利息获利的行为。然而，即便在中间人和消费者之间并不存在种族和宗教差异的情况下，针对非正式中间人的仇恨也在二战战俘营出现过。这让战俘中的经济学家非常沮丧。
很明显，如果中间人做的仅仅是将自己简单地插在生产方和最终的消费者之间，那么这些中间人能够很容易被规避。生产者可以自己开零售店，或者消费者可以直接从工厂购物。中间人存在的原因就是这些做法带来的成本和风险超过了使用中间人的成本。中间人的成本和风险更低，就在于他们在管理库存、处理客户和其他技能上拥有专业性和经验。中间人还能很好地管理低收入顾客的信用赊欠，因为他们了解每个客户，并且能够比生产者或政府更近距离地和这些客户接触。简而言之，中间人减少了相关的经济交易成本。否则，顾客或生产者将不得不采取其他的方式进行交易。
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曾经经验性地想要验证中间人是没有用的寄生虫。政府曾经大规模驱逐一些少数中间人，这些举动带来的往往是价格和利息率的升高。有的时候，该国的经济甚至会完全崩溃。这些事实明显地证明了少数中间人的作用。然而，这些惨痛的经济教训并不总是能引起人们在政治上的反思，更别说在政策上的改变了。虽然有时这些被驱逐的少数中间人确实会被邀请回来，但是政策逆转带来的政治尴尬常常会阻碍这种政治逆转的发生。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经禁止犹太人进入俄国，为了规避她自己发布的禁令，她秘密地告诉自己在里加的官员，为了引进“一些商人”，可以在不提及这些人的民族或宗教的情况下给予这些人通行证。为了避免里加的官员错误领会她的暗示，她还用德语加上一条附言，“你如果没看懂我的意思，就不怪我了”。在这次秘密交流之后，犹太人开始被招募到俄国。
少数中间人通常并不仅仅是纯经济领域的中间人，他们还是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中间人。有的时候，统治阶层或统治种族想要从贫穷阶层征集钱财，但是又不愿意直接和这些贫穷阶层接触，这时少数中间人就会协助土地所有者收集租金或协助政府征税。所有这些角色都会让他们更加不受欢迎。即便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往往也希望有一个第三方帮助其处理其他民族的事宜。其原因可能是它们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语言和习惯，也可能是它们觉得其他民族没有品位，或者它们觉得不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来了解其他民族。所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帕西人为中介，和孟买人打交道、收税和营销。大的欧洲商务公司在西非经常雇用黎巴嫩人作为中介和当地人接触，而它们在东非经常雇用印度人作为中介。从更世俗的角度讲，少数中间人还发挥了文化中介的作用。他们协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完成经济交易，而这些人往往由于文化障碍无法独立安排这些交易。一个发生在19世纪东欧的例子很有代表性，有人问一个鲁塞尼亚人让他铺一个屋顶需要多少钱，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为接受这样一个合同感到沮丧，拒绝做出估算。然后一个犹太人接受了这个任务，他走到这个鲁塞尼亚人面前报了一个材料和工时的总价，鲁塞尼亚人接受了。当然，这个犹太人也获得了自己的利润。
在这里，这个犹太中间人做的事情和全世界少数中间人做的事非常类似。他作为中介把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办成。而原本双方因为文化障碍没有办法独立完成同样的交易。这种中间人通常被斥责为“剥削者”，但是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交易的双方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宇宙里，根本无法交流。
少数中间人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故事，也是一个社会学和政治学故事。世界各地的少数中间人存在种族、宗教、语言和其他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让他们在与周围人的关系的总的社会和政治规律中显得格外突出。少数中间人遭受的仇恨有着超越种族和文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意味。推动一个社区或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人被那些被动的受益者愤恨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人类总体非理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这也说明人们容易受到技艺高超的煽动者的蛊惑。
不论对少数中间人的攻击多么恶毒，这些攻击都很少是自发的。这些少数中间人往往在好几代甚至好几个世纪里都能和他们周围的社会和平相处，直到发生一些事件或一些运动使他们成为靶子。这些非常态的煽动者往往是生意竞争对手，虽然有时煽动者仅仅是希望获得政治前景的挑拨者。这些政治挑拨者可能是微观上的“社区领袖”，他们在黑人社区煽动黑人对抗韩国或越南店主。当然，他们也可能是国家层面的独裁者，比如乌干达的伊迪·阿明或纳粹德国的希特勒。
移民不论是跨越陆地还是穿越水域进行的，由于输出国与输入国不同，移民开始的国家往往都不同。后一种差异往往体现在另外一种移民规律上。只有非常少的法国人进行了移民，即便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移民时期也是如此。相比之下，1891年出生在爱尔兰的人2/5生活在爱尔兰之外。移民者内部的差异非常大，这种差异的存在非常重要。
虽然有时不同的移民群体在到达不同的移居地时经济窘迫情况相当，但是他们往往有不同的生存技能、工作习惯、存储习惯和变成酗酒者、暴力者或犯罪者的可能性。因此在几个世纪里，人们对有些国家的移民需求往往比对另外一些国家的移民需求大，甚至有的时候比对本土人的需求还大。
在中世纪的欧洲，西欧的土地变得非常拥挤。但是那里的农民往往能够在大陆东部或爱尔兰找到价格更便宜、数量更多的土地，他们面临的领地限制和责任也非常少。东欧的土地所有者非常欢迎这些农民，因为这些农民拥有一些本地农民不具备的技能，比如弗莱明人的排水技术和德国人的不同耕种技术。东欧的土地所有者和统治者给予这些西欧农民很多优惠政策，包括更有利的经济条款，更多的人身自由，甚至允许他们遵守自己原本所在区域的法律而不是新的移居地区不熟悉的法律。不仅是现有的统治者会尽力吸引这些农业移民，可能的征服者也会通过这种方式招募支持者，他们在向东欧或爱尔兰采取军事行动之前会给出类似的承诺。
通过移民进行的技术转移在城市社区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在中世纪，东欧和巴尔干的城市基本上都是由具有不同城市技术的外国人建立的，而本地人大多生活在乡村。阿尔巴尼亚的城市大多由希腊人建立，而东欧和东南欧很多地方的城市都是由德国人建立的。马来西亚发生过类似的情形，新加坡的华人数量超过了马来人。后来新加坡变成一个独立的城邦，因为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如果继续将新加坡纳入自己的领土，就会威胁马来人试图建立的国家霸权。
有时候，移民来自更发达但是更拥挤的国家，比如西欧国家。但是有时候人们也会从更加贫穷的国家迁移到更加繁荣的国家。即便在后一种情况下，移民也往往不是穷人中最穷的那些。不论在爱尔兰、意大利还是其他国家，都是如此。稍稍富裕一点儿的人更容易积攒起足够的路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动机、技术或经验。真正富裕的贵族往往没有理由忍受旅途的艰辛和搬家的麻烦。但是也很少有特别穷困的人愿意付出昂贵的旅行费用，到海外谋求更好的生活。
20世纪晚期移民更发达国家的人，通常比原来国家的普通人群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高的技能和较好的工作经验，不论他们原来的国家在欧洲、亚洲、非洲还是大洋洲。在1989财务年从这四个地区移民美国的人1/5从事专业或技术工作，另外10%以上从事执行管理工作。从印度移民美国的人绝大多数都从事这种高水平职业。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80年代中期，有超过1.5万名工程师和超过1.5万名医生从印度移民美国。然而，在拉丁美洲人中，往往是那些具有较低技术水平的才会移民美国。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在技术水平上的差异可能和这些地区与北美的距离以及旅行费用有关。亚洲人也有很多是低技术水平的移民，但是他们的移居地往往非常不同。比如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合同劳工往往都去了中东。
然而大体上说，移民都是从更贫穷的国家到更繁荣的国家。美国的工程师和医生不会大规模地移民印度。在欧洲国家里，移民的规律同样是从贫穷的国家到富有的国家。以1990年为例，出生在西班牙而居住在法国的人大约是出生在法国而居住在西班牙的人的两倍。联邦德国作为这块大陆上的工业巨头，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之前，其境内的移民数量是最多的，超过500万。换个说法，居住在欧洲的外国人1/3在联邦德国。反过来讲，欧洲最大规模的移民来自贫穷国家，超过100万来自摩洛哥，大约150万来自伊朗，超过150万来自意大利，超过200万来自土耳其。就像全世界的其他移民一样，这些移民并没有随机地分布在这块大陆上，也没有平均分布在不同的输入国里。意大利人占到生活在比利时的外国人的1/4以上，占到生活在瑞士的外国人的1/3，但是只占到生活在联邦德国的外国人的1/10。土耳其人则占到生活在联邦德国但出生在德国之外的人群的1/3。虽然在欧洲意大利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摩洛哥移民，但是生活在荷兰的摩洛哥移民与意大利移民的比例几乎是10∶1。
移民不仅和他们输出国的普罗大众存在不同，和移居地国家的普通人群也存在差别，而且他们和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也不同。移民的选择性本性决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移民刚刚在一个新地方安顿下来的时候，他们的收入往往低于和他们具有相同国籍、民族和种族背景但是出生在这个地方的人。但是在10年或15年之后，他们的收入水平往往超过这些同胞。在美国的黑人、白人和华人移民中，我们都能发现这种规律，而且同样的规律也出现在加拿大和英国。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的条件、移民的规模、输出国和输入国也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将会在本书的剩余部分依次讨论这些时代和人群的变化。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评估这些移民者的命运，还要论述他们的移民行为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因为移民不仅仅意味着移民者身体的物理转移，还从根本上意味着技能、经验和其他“人力成本”在地球上的重新分配。正是这种文化的变迁影响了民族和大陆的变化。
今天的人们对于横跨大洋的旅行已经司空见惯，但事实上，这种旅行方式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在出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哥伦布和比他早80多年出生的郑和都是无畏的冒险家，他们在海洋上航行了几千英里。在利夫·埃里克逊的带领下到达格陵兰岛的维京人也是如此。但是这些都只是少数人的伟业，而不是大规模的移民。在哥伦布之前，大规模的移民行为往往是横跨陆路进行的，而且通常和战争有关。也有横跨平静的地中海或其他内海的情况，但是这些水域都不能和大西洋或太平洋相提并论。甚至在导航系统和造船工艺让横跨大洋的大规模移民成为可能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行为仍旧是非常危险的。
帆船时代横跨大西洋的航行就是将移民装在卫生极差的船舱里，这些移民往往会感染水痘、红斑等疾病，且常常被虱子困扰。这些移民所待的船舱在夜里或在海上的风暴中往往都会充斥着恐怖的哭声。有的时候，天花、黄热病、斑疹伤寒或痢疾会暴发，并在拥挤的船舱里蔓延。1738年到达费城的15艘船里，只有2艘船的大部分乘客下船的时候身体保持着健康状态。据估计，1749年大约2 000名德国移民死在海上。1745年在一艘船上，400名乘客只有50名活着到达。1752年的数据是200人有19人活着到达。1847年到1851年，40艘英国移民船在大西洋上沉没，死亡人数超过1 000。更多的时候，虽然船只安全抵达，但是船上的很多人都没有在艰辛的航行中生存下来。19世纪中期，在通往美洲的拥挤的移民船上，17%的人死在途中或者死在刚刚到达的时候，这些都是典型的灾难性后果。零散的数据显示，18世纪旅途中移民的平均死亡率是4%~6%。19世纪60年代这个数字降到了小于1%，因为蒸汽船替代帆船明显降低了船只沉没的概率和疾病带来的死亡率。
蒸汽船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不但让航行变得更快更便宜，而且让旅程到达时间变得更加准确。在船只还依赖于不稳定的风的时候，离开和到达的时间从来都不能被准确安排。移民必须聚集在港口城市等待帆船的到达。这些人不但要将微薄的积蓄耗费在等待期间的食宿上，而且冒着感染疾病的风险。在此期间，他们身边都是本地的陌生人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移民，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疾病环境，对于彼此携带的疾病的抵抗力是不相同的，因此疾病的发生概率要比一般情况下更高。这不仅限于他们在港口期间，在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差的船上进行长时间航行的时候，食物和水的缺乏还会造成航行者抵抗力低下。一项18世纪针对德国移民的研究显示，2 800个移民在港口等待多时之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航行到达美洲，整个航程死亡率高达16%。
蒸汽船改变了一切。帆船横跨大西洋所需时间从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但是蒸汽船完成这个旅程可以预测就是10天左右。现在移民能够按照预定出发时间到达港口，省下了在码头长时间等待所花费的金钱，也避免了这期间的健康损害和相关的犯罪行为。旅行时间的缩短和船体的增大同样节省了成本，并且降低了海上的风险。这些风险既包括食物和水缺乏的情况下造成的抵抗力低下，也包括旅行带来的疲乏。19世纪60年代，旅行工具从帆船变成了蒸汽船。随之而来的是移民群体数量的增大，移民的输出国也变得各不相同。现在跨海旅行在世界上更多的地方成为可能，旅费也低了很多。
在蒸汽船出现之后，东欧和南欧的穷人逐渐成了跨越大西洋移民的主体，而跨越太平洋的移民也越来越多。在蒸汽船出现之前，越洋移民通常指的是从欧洲尤其是北欧和西欧出发跨越大西洋向美国移民。如果说乘坐帆船跨越大西洋是一个严峻考验，那么乘坐这样的船只穿越更大的太平洋则是一个更加严峻的考验。从中国或日本到达夏威夷比从伦敦到达纽约更远，而到达北美大陆还要再走2 000英里。蒸汽船的出现让更多的中国移民和日本移民能够加入蒸汽移民的行列到达西半球，而且蒸汽船让更多的移民从亚洲大陆到达南太平洋岛屿斐济和广阔的东非海岸。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人往往作为旅居者或定居者到达这些地区。虽然斐济离印度有7 000英里，但是印度血统的人群最终占到这个国家人口的半数。
蒸汽船还在另一个方面改变了移民的规律。在帆船时代，贫穷的移民往往搭乘货船。那个时候，美国通常会运送大量的农作物到欧洲以交换产成品，这些产成品占用的空间比同等价值的农作物占用的空间要小得多，因此从欧洲出发向西往美国走的船只往往有余下来的空间。如果不顺带运送一些移民，这些多出来的空间就要空着，或者装上压舱物。运送这些人的成本非常低，所以船费往往非常低，很多相对穷困的人也能付得起，只要这些人能够到达有去往美国的贸易船只的港口。这就意味着，生活在和美国有着频繁贸易往来的北欧和西欧等地区的人更具优势，他们更易获得跨越大西洋的可负担的旅行机会。在蒸汽时代到来之前，移居地局限在现有的贸易航线上，因为移民只能在货船到达的地方登陆。蒸汽船的普及让航行变得更加经济，因此有的船只可以专门从事客运。这让地中海的人们和大西洋沿岸的人们都能够使用这种交通方式，而他们的移居地也可以是西半球新世界的很多地方。
简而言之，蒸汽船使得新的国际移民模式成为可能。在美国历史的第一个百年里，来自北欧和西欧的移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但是19世纪80年代之后，事情就不是如此了。19世纪90年代，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占到移民总数的一半。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这个比例达到2/3。随着蒸汽革命的发生，移民输出国逐渐增多，移民总数逐渐增加。19世纪50年代，从世界各地到达美国的移民总数是260万。19世纪80年代，这个数字涨到520万。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从世界各地到美国的移民达到顶峰，人数是880万。蒸汽船同样让从欧洲到西半球的季节性移民成为可能，因而出现了意大利农业工人季节性到阿根廷工作的现象。这些人也得到一个外号，即“候鸟”。后来航空交通的革命再一次改变了国际移民的模式。
即便在大规模且越来越大规模的越洋移民的时代里，更多的欧洲移民也是通过陆路进行的。一些移民是从乡下迁徙到城市，或者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迁徙。而另外一些移民是从欧洲的一个国家到达另外一个国家。就像跨越大陆板块的移民一样，这些欧洲内部的移民也不是随机的。通常，这些移民从比较穷困的地区迁移到较为繁荣的地区，不论后者是一个新的城市、地区还是国家。荒芜的山地、土地贫瘠的农业地区或大陆上技术落后的区域，这些地理上处于劣势的地区通常是移民的输出地区，这些地方的人会到其他地方寻找更好的生活。所以波西米亚的山区、喀尔巴阡山脉、比利牛斯山脉、法国的中央高原地区和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人会大量地向外流动。
有的移民是永久性迁移，有的移民是男性季节性地离开山里的村庄。在19世纪的德国，东部不太发达的省份被称作这个国家西部工业地区的“劳动力大本营”。不是所有人都属于德意志民族，一些人是来自普鲁士的波兰人。据估计，有25万波兰人在德国西部的鲁尔谷工作。法国也接收了大量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上千外国人在法国的煤矿工作，其中大多数是意大利人。1900年，在法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数量大约是40万。
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并非所有的移民都是从更贫穷的国家到更富有的国家。接下来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那个时代的基本模式是，某人从个人生产力比较低的地方迁移到个人生产力比较高的地方。因此很多具有高级技能的人会迁移到缺乏这些技能的地区，从而获得比较高的收入。德国和弗莱明的农民迁移到东欧和中欧并不是孤例。中世纪很多阿尔巴尼亚城镇的主要人口都是希腊人，而内陆地区更多的是斯拉夫人。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很多采矿城镇的主要人口都是德国人，这反映了德国人在采矿方面的高超技能。
与蒸汽船在海运方面带来的变革一样，火车在陆路运输方面也起到革命性的作用。事实上，铁路也极大地推进了越洋贸易与越洋移民。比如，很多国家通过铁路将农产品更容易且更便宜地运送到港口，或者从港口运送到各地，因而创造出一个国际化市场，将美国的稻谷运送到欧洲。这种市场格局的形成取代了欧洲农民的作用，因此这些农民中的很多人移民美国。同样，铁路将阿根廷的农业内陆地区和港口连接起来，相当于这些地区和世界的港口城市都有了联系，阿根廷的潘帕斯平原因而成为世界上小麦的供应中心。巴西的铁路将大量咖啡作物运送到港口，进而运送到北美和欧洲的港口。不仅如此，铁路将原本锁定在土地上的人解放出来，他们能够到达港口进行越洋移民。
陆路移民具有历史重要性，也发生在西半球内部。大量美国人从原本的东海岸定居地越过广阔的平原来到太平洋海岸，这一举动不但扩大了国家的疆域，而且塑造了一个民族。20世纪，很多黑人从南部来到东北部和中西部广大的城市区域。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能够与前一个世纪处于高峰期的跨越大西洋从爱尔兰或德国移民美国的事件相提并论。即便在20世纪晚期，美国国内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移民也比从其他国家到美国的移民数量多。
二战后，航空旅行的价格相对降了下来，这创造出新的国际移民模式。对于中等富裕程度的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来说，他们不但能够到达美国，而且能够选择在美国境内的移居地。在二战后最初的一些年里，他们的移居地通常是纽约或周边地区。换言之，航空旅行让他们避开了美国南部地区。这些地区在民权运动开展之前曾有很多种族歧视的法律和行为，对于移民来说不是那么吸引人。更重要的是，航空旅行让西半球进入很多亚洲移民的可及范围。虽然在美国的移民史上亚洲人所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20世纪80年代亚洲人成为到美国的最主要的移民群体，越南移民和菲律宾移民加起来超过了欧洲移民的总数。在这个历史性的变革中，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交通这一件事，法律和政策的变化也将这个国家的大门向非欧洲国家的移民敞开了。
很少有哪个国家会长期保持一贯的移民政策，在历史上，只有日本从未改变过其拒收移民的政策。1991年，日本本土有1.24亿人口，另外有120万合法居住的外国人，这个数字不足其本国人口的1%。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外国人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来自巴西或其他国家的日本裔移民。另外，还有大概10万非法移民在日本工作和生活。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哪个现代化工业国家会像日本那样拒绝移民，并保持自己民族的一贯性。即便澳大利亚的历史上出现过“白澳政策”，但是在这个政策之前和之后，澳大利亚都引入很多非白人移民，并且在这个政策实施期间也引入各种各样的非英国欧洲移民。20世纪晚期，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保持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的国家。相对于现有人口来说，澳大利亚接收移民的比例是欧洲接收移民的比例的两到三倍。
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的政策来定义它们想要接收什么样的移民，一些国家还有不同的政策来定义它们在什么情况下允许什么样的人离开。中国和日本都曾经在几个世纪里以死亡为代价禁止任何移民行为。英国曾经试图阻止携带工业革命技术的移民到可能成为对手的国家去。在中世纪的欧洲，那些试图离开自己在法律规定的土地上的农奴将会受到惩罚。有时这种惩罚可能会是残忍的折磨或肉刑。准备开战的国家禁止服役年龄的男性移民其他国家。然而，更多的禁令还是针对试图入境的移民的。有一些禁令简直令人揪心，比如刚刚逃离死亡风险的难民在国界或码头被另一个国家拒绝，承载着从纳粹残害中逃离出来的欧洲犹太难民的船只在一个又一个港口被拒绝。
我们这里并不想在政治或道德上评价这些移民政策，我们只想看看这些政策在历史上是怎样变化的，而这些变化的起因和结果又是什么。19世纪很多国家曾经积极招募移民，甚至对移民的旅行和定居进行补贴。而在20世纪，很多历史上曾经这样做的国家开始收紧移民政策，有的国家收紧的幅度还非常大，这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的重要变化之一。而西半球的一些新兴国家曾经补贴移民的定居，借此促进其国内广阔的未使用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开发，比如加拿大、阿根廷和巴西。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入国并不需要做这些，但是美国的宅地法鼓励所有要在土地上定居的人，不论是移民还是本地人。
然而，欢迎移民的政策不仅限于边缘国家。东欧中世纪的统治者通常都很欢迎德国农民，因为这些农民的生产力能够为他们带来益处。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直接征税得益，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这些农民的农业生产技能扩散到其他区域的其他农民那里。18世纪中期，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基于同样的目的将德国农民引入俄罗斯。奥斯曼帝国为1492年被西班牙驱逐的犹太人提供避难所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而是希望这些犹太人能够从经济上为帝国做出贡献，并且在军事上为帝国带来先进的技术。事实证明，这两个预期都是正确的。
并不是所有的移民政策都基于这种对国家利益的理性计算，有些政策仅仅是应对当前公共情绪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很多对有生产力的群体的驱逐都是这种满足公共情绪但是损害经济利益的行为。比如，中世纪的欧洲对犹太人的驱逐，缅甸对印度齐智种姓的驱逐，西班牙对摩里斯科人的驱逐，以及乌干达对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驱逐。
20世纪，西半球国家对于移民的管控越来越严格，这体现了几个因素的影响。沿海已经完全得到开发，新的土地已经住满人，继续没有限制地移民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和危险。因此美国和加拿大开始限定移民的数量和输出国，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也渐渐加入这个阵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广泛失业让大家不再欢迎更多的来寻找工作的人。
二战后，对移民的输出国或民族进行限定的做法陷入了广泛的争议。反对者将这些政策与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教条相提并论。白澳政策和美国对亚洲移民的严格限定都遭到这种批评。澳大利亚在二战中意识到人口少的劣势会让它无法抵御侵略，所以在战后积极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并且对一些移民进行资助。1965年美国通过一个新的移民法，取消了对亚洲移民的限制。所以亚洲成了美国移民的主要输出地，而拉丁美洲紧随其后。20世纪80年代，亚洲移民和拉丁美洲移民构成了这个10年里到达美国的移民总数的3/4。
除了要了解各种移民原来的文化演化背景，我们也有必要了解这些文化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新环境，两者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特定种族和民族的历史以及特定国家和文明的历史，都会影响移民的文化表现。比如，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坚持原来的文化模式，现在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又对他们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换言之，他们的命运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个社会的其他人决定。这类问题的答案意义重大，不仅对于文化研究意义重大，对于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同样意义重大。统计学上的不同往往和精神上的不平等相一致，因此，以一个人群在不同国家里对自己文化的坚持作为一个经验性的证据，不仅能够回答经验性的问题，而且能够回答精神上和政治上的问题。当我们研究在俄罗斯、巴拉圭、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生活的德国人的历史时，我们在这些不同的社会里是不是发现了类似的职业规律、生活方式规律或其他规律？这些规律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得以保存，它们也能在不同的代际得到保存吗？如果存在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解释这个事实与我们通常的假设的矛盾呢？这个假设就是一个特定国家内部的统计学上的差异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影响。
虽然我们不应过于极端，将移民的命运归咎于他们在“社会”上受到的对待，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完全忽略两者的关系。我们如果想了解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里，到底是内在的文化模式起作用还是外部的社会和自然环境起作用，就必须对这个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进行研究。不论是移民文化还是社会甚至自然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会在不同程度上被新的社会文化同化。德国文化相比之下非常顽强，但是苏格兰文化很快就会融入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英语文化。而且，即便是一个给定的移民群体，它们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融入新的群体也取决于它们被周围文化吸引的程度。
比如19世纪美国的爱尔兰天主教堂，它们一方面努力同化新的爱尔兰移民，另一方面努力与来自阿根廷的爱尔兰移民区分开。移民自有文化模式的顽强性既取决于移民群体自身，也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在德国移民迁居俄国、阿根廷或澳大利亚一个世纪之后，德语仍旧是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子孙的主要沟通语言和教育语言，这种案例并不少见。而德国人在美国的同化程度远远大于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化程度，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其他文化不那么有吸引力。同样，海外华人更乐于融入美国文化而不是马来西亚殖民地或后殖民地时代的马来西亚文化。生活在斐济的印度人和他们的后裔也并不努力融入斐济人的生活，哪怕他们的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印度文化。相比之下，19世纪晚期来到美国的印度移民非常快就融入了美国社会，以至人们根本不会意识到他们是不同的族群。虽然到1980年，生活在美国的印度人口已经超过生活在美国的韩国或越南人口。
短时间内发生巨大的文化变化的例子要数迁移到美国的东欧和南欧人以及他们的后裔了。在大规模移民的时代，这些人因为受教育程度低和文盲率高而臭名昭著，而且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但是到了1980年，东欧和南欧移民受教育程度达到其他美国人的水平，在需要相当教育水平的专业岗位、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上，他们工作的比例也达到相当的水平。这说明，这些人在代际教育水平、职业领域和语言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族群的年轻成员有很多人具有不同民族的祖先，这说明不同民族之间通婚的事情很常见。而不同民族的通婚正是民族同化的一个重要指示剂。但是通婚数据不一定就是同化的证据，比如，二战后有很多爱尔兰移民娶了澳大利亚公民为妻，但是这些“通婚”数据通常包括很多爱尔兰人和爱尔兰裔澳大利亚公民的婚姻。
移民相关的文化交流也不总是单向的。包围着这些移民的大的社会环境往往会影响这些移民自身的文化，同样，移民的自身文化常常对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产生影响。比如，阿根廷的西班牙语夹杂了很多意大利词语，这些词语就是意大利移民带来的。而美国文化中的幼儿园、圣诞节和汉堡包都来自德国移民。移民对其他人群的文化影响不仅包括直接影响，还包括间接影响。中世纪的马札尔人入侵者大规模迁移到匈牙利平原，将斯拉夫人生活的广阔的东欧地区分为两半。在斯拉夫人分成两群人之后，他们的文化发展方向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不同地区的斯拉夫人说着不同的斯拉夫语。
本书接下来的几章所讲的移民群体并不能代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模式。但是，它们之间的不同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见解，帮助我们理解文化对群体经济和社会命运的作用。这些人可能生活在自己的祖国，也可能生活在他们移居的不同国家。这些人通常会定居在海外的相同国家，所以他们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中的巨大差异会为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思考维度，帮助我们理解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