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讲述的是不同人群的冒险旅程，这些旅程本身也是一场冒险。本书的写作历经十几年的时间。现在你正在阅读的版本和作者在1982年首次设想本书的时候所想的样子非常不同，与写作过程各个阶段所展现出的样子也不相同。比如，最初作者只想写一本书，但是变成了目前为止的三本。《种族与文化》于1994年出版，该书最初是同一书名的鸿篇巨制的最后一个章节。这个鸿篇巨制也包括本书涉及的每一段历史。另一个衍生物是1991年出版的关于全世界范围内的平权运动的研究，书名为《优待政策：国际概况》（ Preferential Policie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

本书对于作者来说也是一场冒险的旅程，它不仅是作者头脑的冒险，也包含一系列旅程。这些旅程将我带到4个大陆的15个国家，其中一些国家我在这些年里拜访过两到三次。这些国家的很多数据、文学和专业技能对我来说都是无价之宝。如果我一直坐在家里，是绝对不可能获得这些资料的。这些旅程让我能够亲眼看到不同的人群，看到他们不同的工作方式和工作节奏。在这种情况下，群体之间经济上的不同其实并不需要什么神秘而诡异的理论进行解释。

历史对于理论来说非常重要，就像历史对于人类来说非常重要一样。能够证明这两点的例子将会出现在后面的章节里。但是历史讲述的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我们希望发生的事情，更不是理论上应该发生的事情。历史不能被美化来体现不同群体和不同文化之间的“接纳”和“相互尊重”。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有不那么值得尊重的部分。不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来说，尊重都是赢得的，而不是发给入场的每个人的纪念奖。相互尊重不可能是由第三方开具的处方，因为到底什么值得尊重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或者为个人所接受的社会价值观。而“同等的尊重”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如果每个事物都受到同等的尊重，那么尊重这个词将失去其原始的含义。

诚实地说，我们根本无法预计对历史的研究会怎样收场，不论是从群体间相互尊重的角度还是从其他角度看都是如此。本书的创作过程也没有按照预期的情形发展，而是从一本书变成了三本非常不同的书，而且每一本书在内容和结论上都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我的一些早期的关于多民族社会的手稿就这样消失于无形了，因为我认识到，对于多民族社会的研究是一个比我预想的要大得多的项目，这个项目更适合一个比我年轻得多的人去做。

本书的目的非常简单，那就是当我们在谈论群体和群体文化时，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目标本身就是一个大任务。

——托马斯·索威尔
写于胡佛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