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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是一件令人热血沸腾的事情，缺少情怀和梦想的人大有可能倒在一个困难出现之后。合伙创业在今天看来好像是一件注定带有消极意味的事情。无论如何，创业合伙人反目似乎都无法避免。从作为前辈的“万通六君子”“新东方三驾马车”，到今天作为“晚辈”的“西少爷”等，都没有逃离“散伙”的宿命。失败的教训让人清醒。只有经历了“死”的状态，才能总结出“不死”的法则。
创业必须理性，必须制度化。看完《中国合伙人》，再联想起“新东方三驾马车”的往昔岁月，王强对合伙创业的总结显露出浓厚的文人本色和深刻的感悟：“友情跟荷尔蒙一样，特点是野性、没有原则，友情的野性需要与公司治理所要求的游戏规则，与强大、冰冷甚至残酷的理性碰撞，被程序正义的理性驯化。否则，友情不足以支撑一个企业的正规化管理，一定会分崩离析。如果友情能在这个前提下接受驯服，它就会变成冷冰冰的理性之外的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
友情中激情澎湃的野性如何被程序正义的理性驯化，并将之转化成一种取之不尽的资源？或许，财经作家吴晓波的建议会有效：“没有一个家庭结婚的时候，会歃血为盟，说咱们这辈子都不离婚了，现在的离婚率还是越来越高，但是离婚怎么个离法，是有讲究的。有的离婚很难看，有的离婚还能做朋友，有的离婚很理性，所以内讧本身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必然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在制度设计上，比如说董事会的制度设计、独立董事的作用、股权设置等方面看有没有可能做一些隔火墙。”
王强口中的“正规化管理”，在我看来，就是吴晓波口中的“隔火墙”，也就是建立制度。让我们无法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创业早期，创业者对股权、利益等方面的设置处于天然“空白”状态，缺乏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尽管早就有人警告“平均股权是世界上最差的股权结构”，但还是有创业者前赴后继地跌入这个堂而皇之的陷阱中。
以家庭作坊起步的真功夫便是如此。2006年蔡达标与潘敏峰离婚后，由于潘敏峰放弃25%的股权，蔡达标与潘宇海各占真功夫50%的股份。由于股权对等，一旦两人在公司决策上发生分歧，争执不下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互相不服。2007年10月，真功夫为求上市，引入今日资本和中山联动两家风投。风投深谙创业“一山不容二虎”，通过让蔡达标接持中山联动66.67%的股份，使其由过去二人并列第一股东摇身一变成为第一大控股股东。
风投的举动是出于推动公司发展的好意，无奈平分股权在前，再加上原姐夫对姐姐的背叛，潘宇海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无论是日后的财务大权争夺，还是蔡达标等真功夫部分高管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广东警方带走协助调查，其祸根都在于股权结构的不合理。
以同学联手形式创业的西少爷在股权分配上也没有绕开这段弯路。
创业之初，三人关系很融洽。初出茅庐的孟兵曾认为三人会一直融洽下去，那么股权怎么分配都是小事儿。一开始他差点义气地将股权平分，但是考虑到自己是CEO，孟兵“很不好意思地、小心翼翼地”找到罗高景和宋鑫，然后说“对不住哥们儿，你说我们三个人一起创业，你们也都辞职跟着我一起干，那要不然我们股权四三三吧？”两人都没意见，于是就去注册公司了。
几近平分的股权结构，为之后的团队内讧埋下了伏笔。
此外，据宋鑫向媒体透露，孟兵虽然是名义上的团队领袖，但一般性决议都是三人商议着来，“没有一位明确的CEO”。而公司成立之初的业务也并不是后来被人熟知的餐饮行业，对于初创公司业务线并没有太多实际参与的宋鑫与孟兵之间的矛盾也渐渐显露出来。
80后往往被视为是重情义好面子的一代，1989年出生的孟兵深谙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精通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营销战术，却依旧无法摆脱面子情结：“我们三个人挺熟悉，我叫你们来创业，可能我出的钱也很多，如果要让我对你们说我占60%，你们俩加起来40%，这个说不出口。”
所幸孟兵当时守住了最后一个关口，为体现其CEO身份，没有将股权完全平分。直到和笔者沟通时，他还心有余悸：“如果当时股份真的平分就完蛋了！”
吴晓波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从经济视角纵向观察中国历代经济改革后得出结论：儒家思想从方方面面渗透到了中国人的文化骨髓里。一直以来，中国都有讲求面子的传统。很多原本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碍于面子，就变成说不出的话。最典型的就是关于借钱还钱。只要一方张口要求“还钱”，双方可能就难以继续做朋友；对方还钱时，明明心中已经百爪挠心，嘴上还是故作云淡风轻：“不急！你看，我都快忘了！”要命的是，有多要面子，心中往往就有多计较，却还是开不了口，结果导致心理越来越失衡，对对方的怨念日益加深。
与东方的含蓄相比，西方则注重契约精神。契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交易”，其实就是将契约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收益明确划分，用客观的合同关系束缚人性，控制贪婪。早在古希腊时期，执政官上台必须走选举流程，而且要接受专门的国会议员监督，以及专门的法官审判。即便是统治者，也要遵守游戏规则。无处不在的契约精神，为西方商业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很多人看来，创业是否成功，还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如创新精神的有无，创业政策的支持力度，抑或经济制度的好坏。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有其道理，但根源还在于创业教育的缺失以及教育缺失导致的创业者缺乏契约精神，创业者不懂得用制度设计来为创业保驾护航。
缺乏制度约束的人性并不可靠。创业之初，与其把全部心思花在寻找市场突破、拉投资上面，不如多花时间在股权分配和制度设计上。
合伙创业的关键是股权分配，股权该怎么分？一般为绝对控股型、相对控股型、不控股型三种模型。所谓绝对控股型，顾名思义，就是一人占有绝对优势股份，比如50%以上，遇到问题时，经过民主讨论后，最后由一人拍板。相较于绝对控股型，相对控股型的股权稍分散一些，但还是有一人拥有“拍板”权。不控股型绝对民主，大家都有决定权，当然，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始终决定不下来。
初创企业的股权结构，不能高度分散，也不能高度制衡，任何时候都要有核心股东掌握组织的控制权，这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也是企业能从小做到大的最关键一步。除非你是马云，阿里巴巴的股权极为分散，经营团队也不控股。不过，马云有绝招，他建立了制度防火墙，利用事业合伙人制度（董事提名权+投票权委托）还是能够稳坐钓鱼台。反观王石，同样是德高望重的大佬，就没那么幸运。最近几年，王石不断遭受控制权的挑战，硬汉外表下郁闷的内心，恐怕不是几顿红烧肉或爬几次山能够抚慰的。在股权制度设计之初有多任性，后期就会有多麻烦！
事业合伙人制度
“事业合伙人制度”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现代公司制度？现在还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实质含义。实践中，不同企业采取的具体做法也各不相同，甚至出发点也是不一样的。阿里巴巴“事业合伙人制度”的实质内容，就是“阿里巴巴集团上市后，阿里巴巴合伙人有权提名阿里巴巴过半数董事”。关于“合伙人”的规定是“马云和蔡崇信为永久合伙人，其余合伙人在离开阿里巴巴或关联公司时，其合伙人职位同时终止。作为合伙人期间，每个合伙人都必须持有一定比例的公司股份。”其实质就是“永远不会让资本控制企业”。
软银赛富首席合伙人阎焱一直坚持“老大比团队更重要”：“我在中国投资二十多年了，在中国的环境中，领袖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言下之意，就是“老大”应该拥有绝对的控股权，否则，一旦出现分歧，如何服众？
在电影《中国合伙人》里，三个合伙人的股份分别是成冬青占51%、孟晓骏占25%、王阳占24%，成冬青的股份大于孟晓骏和王阳的股份之和，即第一大股东的股份大于第二、第三股东股份的总和。这是三人以上合伙时比较理性和稳固的一种股权结构模式。正是在这种股权结构下，三个人不管怎么冲突，闹得怎么不可开交，始终没有散伙，最终使“新梦想”获得成功。
电影中的创业是后人教训反思的修正，现实中的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就为解决后面可能出现的麻烦而提前布局不失为明智之举。表面文质彬彬的“小马哥”马化腾，在股权分配上，每走一步都是阳谋满满，十足的腹黑霸道总裁的现实版。在腾讯初创之时，马化腾和张志东等5位创始人共同出资50万元，马化腾出资23.75万元，占股份47.5%，不到一半。这种股权配置，既是出资状况决定，也是马化腾有意为之。马化腾的想法是“要他们的总和比我多一点点，不要形成一种垄断、独裁的局面”。
同时，他又拥有话语权。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一个主心骨，股份大家平分，到时候也肯定会出问题，同样完蛋”。有人将马化腾和腾讯帝国的成功，归结为“会抄袭”。实际上，“小马哥”在商业运作方面的智慧，远远超出常人。自创建之初至现在，腾讯团队内部并非完全和睦无间，比如曾经的联合创始人曾李青的“出走”，包括现在随着微信“功高盖主”，与QQ团队也有嫌隙，但腾讯的节奏没有被各种“内忧”打乱，就是因为有合理的股权结构这枚定海神针。
创业这件曾经被喻为筚路蓝缕的事情，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加上资本的加持，创业似乎变得和一夜暴富相差无几。一夜之间，90后创业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玩着笑着，企业估值呼啸就奔亿而去。时间总会给出教训，泡沫破灭之后，创业者才会褪去青涩与莽撞，成长起来。
吃一堑才能长一智。经历了内讧的孟兵，对西少爷的股权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和划分：“我是50%，另外两个合伙人分别为30%和20%，另外，在董事会我占大部分席位。”
现在，距离西少爷“内讧”，已经过去两年多。截至2016年12月，西少爷的实体店在北京已经开到第15家，并顺利拿到弘毅资本领投的1150万美元的B轮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