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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快速浏览4世纪中叶日耳曼欧洲的态势图，就可以看出变化之大；布局和塔西佗时代相比大不一样（地图3）。东南部的局面已完全不同，在喀尔巴阡山脉之内、周围和东面，各个哥特群体兴起并占据了主导地位。西部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塔西佗和托勒密所知的众多较小单元，已经被四个较大的群体取代，它们占据了罗马莱茵河边境和附近的土地：边境上的是阿勒曼尼人和法兰克人（Franks），在他们后面的是萨克森人和勃艮第人（Burgundians）。在试图了解这些4世纪实体的运作时，我们像往常一样遇到了困难：罗马作者们普遍对“蛮族”事务缺乏兴趣。幸好还有阿米阿努斯，因为他，相比起其他群体，我们掌握了更多与阿勒曼尼人有关的证据。而正如阿米阿努斯的叙述所表明的那样，阿勒曼尼人的政治是复杂的。
阿米阿努斯的历史著作相当详细地介绍了354—378年的情况，在存留下来的书卷里，他并没有分析阿勒曼尼人的政治如何运作，也没有分析维护统治者权力的体制结构。他多少算是连贯地记述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阿勒曼尼联盟（这个称呼比较好）的运作情况。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自塔西佗时代以来，莱茵河边境地区这一部分的日耳曼政治出现了两个根本转变。首先，也是毫无争议的一点是，组成阿勒曼尼联盟的各个群体，也就是在国王和王公的率领下出现在斯特拉斯堡，阿米阿努斯在其他地方也多有论述的群体，其结构比1世纪时更为稳固。塔西佗的作品，不仅仅是《日耳曼尼亚志》，还要算上《编年史》（
Annals
）和《历史》（
Histories
）中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1世纪时差不多同一片日耳曼尼亚地区的大量信息。那时，一些日耳曼群体，例如乌昔鄙夷人（Usipii）和邓克特累人（Tenchteri），没有国王也能过得很好：在必要时，由领头人（拉丁文为principes）组成的寡头集团开会讨论事项，形成集体政策。即使有人在某个群体中获得了国王的权力，他的权威也会遭遇反抗，而且往往不能长久，他无法将权力传递给指定的儿子或继承人。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日耳曼政治中两位占统治地位的君王是克鲁西人（Cherusci）中的阿米尼乌斯（Arminius）和马科曼尼人中的马罗博杜斯（Maroboduus）。阿米尼乌斯的统治时间非常短。他之所以能获得统治地位，是因为他领导了那场著名的反抗，在公元9年的条顿堡森林之战中击溃了瓦卢斯的3个军团，但他只是克鲁西人几个领袖中的一个。胜利让他在一小段时间里拥有了优势，但别人的反对一直存在，尤其是赛吉斯特（Segestes），他也是克鲁西人的领袖，还协助了罗马人。事实上，阿米尼乌斯在于公元19年因一部分族人加害而去世之前就已失去了权力。马罗博杜斯的统治根基比较深，但最终被罗马和内部竞争对手破坏，因此在塔西佗的时代，也就是1世纪和2世纪之交，马科曼尼人不再由马罗博杜斯的后人统治。
相比之下，4世纪阿勒曼尼人的政治生活是围绕国王（reges）和王公展开的。我们手头的证据表明，阿米阿努斯称为阿勒曼尼亚（Alamannia）的地区被划分为一系列的子区域（在日耳曼语中可能已经被称为“gau”），其中每一个（或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区域都由国王（rex）或者王公（regalis）统治。这种王权似乎至少一部分可以继承，不一定是从父亲到儿子这么简单的模式，也有可能是在王族成员中继承。在斯特拉斯堡时的主要领袖克诺多马里斯和塞拉皮奥是叔侄关系，而塞拉皮奥的父亲梅德里克斯地位重要，很长时间里都在罗马充当人质。在罗马期间，梅德里克斯开始崇拜埃及神塞拉皮斯（Serapis），并因此给儿子取了一个明显非日耳曼的名字。在阿米阿努斯的描述中，我们还见到了一对父子：瓦多马里乌斯（Vadomarius）和威蒂卡比乌斯（Vithicabius），他们相继当上国王。要注意，不能一概而论，阿勒曼尼的国王是有可能被推翻的。一位叫冈德马杜斯（Gundomadus）的国王被自己的追随者杀死，只因为他不愿加入前往斯特拉斯堡战斗的军队。国王之外的一些人在阿勒曼尼社会中也很重要。阿米阿努斯也提到了参加战斗的贵族。不管怎么说，比起罗马帝国早期，4世纪时，阿勒曼尼人的国王势力更大，地位也更稳固。
其次，和1世纪时相比，4世纪的阿勒曼尼联盟更像是一个坚实的政治实体。这个观点的争议要大一些，因为我们看到，阿勒曼尼并不是那种只有一个不受挑战的统治者的中心化实体。整个4世纪，阿勒曼尼亚都没有过只有一个国王的情况。而1世纪的日耳曼尼亚本身完全有能力建起更大的联盟，并将一些较小的主要政治单元纳入其中。因此，一些学者而认为，证据不足以支持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观点。但是，1世纪的超部落联盟要么是主要行使宗教职能的长久（但并非不变的）联盟，要么是持续时间非常短的政治性联盟。塔西佗提到了3个“宗教联盟”（除了各自的宗教信仰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的部落结成的群体）：离海最近的印盖窝内斯（Ingvaeones）、内陆的厄尔密诺内斯（Herminones）和西边的伊斯泰窝内斯（Istvaeones）。我们对它们知之甚少，但我不想低估它们对早期日耳曼世界的重要性，因为托勒密也知道它们，这意味着这些联盟从1世纪存续到了2世纪。但关于罗马对该地区试图进行的和实际进行的征服的叙述表明，宗教联盟从未成为应对外部入侵的政治或军事基础。无论其地位如何，哪怕它在别的领域很重要，宗教联盟都不是重要的政治组织。当以政治联盟的形式抵抗罗马或（在稍早时期）试图进入凯尔特人之地扩张日耳曼人的地盘时，联盟是围绕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人组织起来的：恺撒时期的阿里奥威斯特斯（Ariovistus），罗马计划征服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地区时的阿米尼乌斯和马罗博杜斯，或者是后来组织大型起义的巴达威人（Batavian）领袖尤里乌斯·西威利斯（Julius Civilis）。这些领袖都通过个人魅力、劝说和恐吓组织起了大型联盟，以广大的日耳曼世界为兵员基础，也就是从塔西佗和后来的托勒密列出的许多小政治单元中招募战士。然而，这些联盟无一例外，都在领袖失败后崩溃了，而且之后再也没有人说起过。马罗博杜斯联盟的持续时间比其他的长，但即使如此，在他死后联盟也很快解体了。
在联盟整体的稳定性这个层面上，1世纪和4世纪的比较很说明问题。斯特拉斯堡战役的结果是阿勒曼尼人惨败：
经此一役，罗马方面有243名士兵和43名高级军官阵亡……但在阿勒曼尼人这边，有6 000具尸体躺在阵地上，还有大量无法估计人数的死者被河水（莱茵河）卷走了。
在他试图逃回河对岸时，克诺多马里斯被俘。尤利安（Julian，又称背教者尤利安）以他堂兄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二世（Augustus Constantius Ⅱ）的名义在西方统治，然后利用胜利将他自己定的条件强加给幸存下来的那些阿勒曼尼人的国王。事实上，克诺多马里斯之所以能如此自由地组织起他的部队，是因为罗马内战先造成了莱茵河边境地区的权力真空。尽管如此——这是4世纪与1世纪完全不同的地方，克诺多马里斯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以他为首的联盟被彻底破坏，而1世纪阿米尼乌斯和马罗博杜斯失败后，以他们为首的联盟就崩溃了。不仅是参与战斗的许多较小的阿勒曼尼国王在尤利安的外交手腕下保住了王位，而且在战斗结束后不到10年，就出现了瓦多马里乌斯这个让罗马人头疼的新领袖。这个威胁通过暗杀瓦多马里乌斯解除了，但随后又出现了第三位：马克里阿努斯（Macrianus）。在阿米阿努斯笔下，尤利安之后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Ⅰ）三次试图抓捕、暗杀马克里阿努斯，但最终由于更东边事件的压力，皇帝让步了。罗马人和阿勒曼尼人在莱茵河中碰面，举行水上峰会，皇帝承认了马克里阿努斯在阿勒曼尼人中的卓越地位。
即便是重大军事失败，也不足以摧毁更大的阿勒曼尼联盟，这和1世纪的情况不同。
可见，和1世纪的联盟相比，4世纪的联盟能带来更稳固的政治身份，因为联盟不会随着某个人职业生涯的起伏而起落。随着情况的变化，一个区域内会有这个或那个国王崛起，但不管个人的政治生涯如何变化，联盟整体几乎不受影响。阿米阿努斯留下的一些信息也表明了这些纽带的力量，尤其说明问题的是，国王冈德马杜斯因为没有和大部队一起去斯特拉斯堡而被他自己的一部分追随者推翻了。至少对这些人来说，有的时候，群体身份比自己对国王的忠诚更能决定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行为。阿米阿努斯没有告诉我们群体身份是如何起作用的。但他确实提到，阿勒曼尼国王彼此设宴款待，这种相互支持的关系至少让一些国王联合在一起参加了斯特拉斯堡战役。如果能知道协议和王室宴请的细节，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4世纪的阿勒曼尼人，但很可惜，阿米阿努斯没有提供我们想要的信息。
像许多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联盟一样，阿勒曼尼可能有一套既定的政治和外交惯例，它定义各个国王是上位王还是下位王，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下位王对上位王效忠并承担一些义务，同时对自己的领地保有直接的日常控制权。在这些系统中，政治连续性不可能是绝对的。没有哪个上位王可以完全复制或直接继承前任的权力模式；但只要确立了新的等级，不同地位的国王之间就会形成一种众人都接受的关系，可以用来协调和界定（高等级的和低等级的）双方在新协议中的权利。在我看来，4世纪的阿勒曼尼人中，显然有这样一个系统在运作，其总体重要性的一个可见标记是罗马外交政策在边境这一部分的“形态”。每当罗马人的注意力被分散——通常是因为阿米阿努斯时代罗马帝国的波斯前线上发生了事件，就会适时出现一位阿勒曼尼人的上位王；而罗马对莱茵河区域政策的主要方向，就成了消灭在这个上位王统治时期出现的继承人。
可惜，关于是否有类似的系统在莱茵河边境的其他大型实体——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和勃艮第人——中运作，阿米阿努斯没有给我们任何提示。和他们的阿勒曼尼邻居一样，4世纪的法兰克人肯定有众多的国王，但我们对他们如何行动了解得不够多，无从得知法兰克政治身份是否可以在重大失败后继续充当集体行动的基础。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所有4世纪的日耳曼群体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运作；300年前的日耳曼群体也是一样，根据塔西佗的记录，一些群体有国王，一些则没有。特温吉（Tervingi）是一个哥特人主导的联盟，在罗马欧洲边境喀尔巴阡山脉的另一端，也就是极东端活动；这个联盟可以证明，更广泛和政治上更稳固的群体身份并不只在4世纪的阿勒曼尼人中有。特温吉人是罗马的日耳曼邻居里，另一个和阿勒曼尼人一样有大量相关信息存世的群体。
在政治运作和持久性方面，特温吉联盟显示出3个与阿勒曼尼联盟非常相似，但与所有1世纪联盟都差别很大的特征。首先，从约330年到约370年，特温吉的中央控制权似乎在同一个王朝中至少传承了3代，国王的正式头衔是“士师”（judge）。可见，与阿勒曼尼各区中国王的情况相比，特温吉所在的东日耳曼世界中，权力世袭程度更高。其次，和阿勒曼尼人的情况一样，特温吉士师们统治着一个联盟，其中有不少国王和王公。第三，特温吉联盟被足够强大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哪怕经历重大失败也能保留下来。据我们所知，特温吉联盟最早登台是在4世纪30年代早期，当时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对其造成了重大打击。而不仅特温吉联盟没有解散，当时主导联盟的王朝还保住了权力，并在一代人之后策划推翻君士坦丁强加的条款中最不合理的那些方面。
需要强调的是，在4世纪的日耳曼实体中，我们只对阿勒曼尼和特温吉这两个有所了解，我们不能断定这个时期的每个大型日耳曼群体都以同样的方式运作。然而，这两个案例提供了极好的证据，证明和300年前同一个地区相比，4世纪的日耳曼尼亚出现了范围更大、更有凝聚力的群体身份认同。
这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是一个没法直接讲述的故事。1世纪到4世纪这段时间里没留下任何重要的相关叙事资料，也就无从对这一关键中间期里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关系做详细描述。即使是2世纪马科曼尼人战争这么大的动乱，也只能靠零碎的证据来重构。不管怎么说，恐怕没有哪个罗马历史学家，包括作品已散佚的，能写出时间跨度那么大的作品，体现出以阿勒曼尼联盟和同时代的特温吉联盟为完成标志的长期转变。1世纪的资料记载了部落之间的大量权力斗争，甚至有整个部落被创建、被摧毁的事。例如，巴达威人最初是卡狄人（Chatti）的一个分支，而罗马的观察者目睹了卜茹克特累（Bructeri）的毁灭，塔西佗记载了卡狄人和厄门杜里人（Hermenduri）之间的殊死斗争，以及被流放而不幸失去土地的安普希瓦力人（Ampsivarii）的最终消亡。
部落内部的权力斗争时有发生但频率不高，很有名的一次是阿米尼乌斯和赛吉斯特为控制克鲁西而进行的斗争。但从这些零散信息中，你看不出日耳曼的政治结构正朝规模更大、凝聚力更强的方向发展。关于促使那类政治结构出现的种种过程，最具戏剧性的线索来自一个最不可能想到的地方。
1955年，一群丹麦工人在日德兰半岛（Jutland）南部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地区的哈泽斯莱乌（Haderslev）挖排水沟。但他们不久就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因为他们在所挖的一小段排水沟里发现了一堆金属物品，有600件之多，很多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他们挖沟的低洼草地在古代是一个湖泊，不过算不上特别深。在接下来的9年中，人们对1 700平方米的草地进行了精心挖掘，出土了一系列惊人发现，竟然还有一艘船的残骸。所有这些物品都在罗马时期的不同阶段被倾倒在湖中。物品聚在一起的情况表明，有些物品是从袋子或篮子中成堆倒出来的。这绝不是第一个出土的日耳曼倾倒场。19世纪后期，北欧，特别是丹麦的一系列沼泽地中出土了类似的物品。但艾斯博尔沼泽（Ejsbøl Mose）——前述哈泽斯莱乌遗址的名称——是这些地点中第一个使用现代考古方法挖掘的。这让我们有可能回答早期挖掘中没能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倾倒场中堆积的物品，是连续多次，每次倾倒少量物品的结果，还是次数较少，但每次都倾倒大量物品的行为的产物？
通过对地层细节的仔细观察，我们得到了清晰明确的答案。在艾斯博尔沼泽找到的物品是在不同时间分多次倾倒进来的，但偶尔会有一次性倒入大量物品的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挖掘者发现，有一堆物品是同批倾倒进来的，那是一支约200人的小型军队的所有军事装备，它们在公元300年左右的某个时候被一次性沉入水中。这些装备包括数百件物品，被证明属于一支团结一致、组织良好且有明确领导层级的军队。军队里有近200名长矛兵，每人都持有带倒钩的投掷标枪和用于刺杀的长矛；挖掘者发现了193个带倒钩的矛头和另外187个无倒钩的矛头。约三分之一的军人还有随身武器。挖掘者发现了63个腰带扣，以及原本佩在腰带上的60把剑和62把小刀。军队由10位或更多骑马的指挥官领导。出土物品还包括10根缰绳和7套马刺。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装备在沉入湖中之前都已被仪式性地摧毁。剑全被折弯，许多木头碎片来自被砸碎的长矛。这一过程中明显存在暴力，看到这些残骸，我们不禁联想起史料中偶有记载的种种仪式行为，比如将敌人的武器作为贡品献给神灵。
一两名骑马者可能徒步逃脱，少了的马刺或许只是丢了。但可以说，挖掘者发现的是4世纪初一场久被遗忘、完全没有记录的歼灭之战（Vernichtungsschlacht）中被消灭的军队的最后遗留物。
作为考古现场，艾斯博尔沼泽太棒了，但这些发现还有更广泛的意义。从中得出的清晰景象——一支专业、组织良好、有完整从属结构的军队——与大量文献证据吻合，也就是说到了4世纪，日耳曼的王室领袖（国王）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固定军事组织，而且可以达到这样的规模。斯特拉斯堡战役后，罗马人最终将克诺多马里斯逼入窘境，当时他的随从们和领袖一样投降了。巧的是，他们也是200人。这些随从显然有军事职能，但一些难得的证据证实了我们原本只能假设的东西，也就是他们也被当作社会权力的工具。4世纪70年代早期，特温吉人的领袖决定试着统一他们臣民的信仰，于是随从们被派往各个哥特村庄去要求那里的人服从。这里的关键是，根据塔西佗的记载，1世纪时不存在这种机构；当时有随从和战队，但不是固定的，重要领袖只是偶尔收到自愿捐赠的食物，提供给为其服务的人。考古发现的1世纪物品中，也没有艾斯博尔沼泽出土的那种专业、多样化的武器。在1世纪和4世纪之间的两个世纪，日耳曼国王逐渐获得了全新的固定军事力量。
当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与塔西佗时代的国王相比，4世纪资料中提到的这些国王在日耳曼社会结构中占据了更稳固、更重要的地位。
明确表明这一发展的重要性的进一步证据，出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在人文领域中，比较语言学更具异国情调，要求也比较高。它研究的是词语和语义的语言学起源，以及它们在不同语族间的演变。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所有日耳曼语言中表示“国王”或“领袖”的词都派生自三个词根：thiudans（人民的统治者）、truthin和kuning。其中，thiudans肯定是最古老的，只有它在其他印欧语系语言中有对应词；然而，它在日耳曼语族不同分支中的分布模式说明，到了罗马时代晚期，这个词用得越来越少，甚至已经没有人用了，取而代之的是truthin。kuning这个词是后来才流行开来的。值得注意的是，truthin最初的意思是“战队的领袖”，但到了罗马时代晚期，该词已经成为日耳曼世界各处指代“国王”或“领袖”的主要用词。这不仅仅是改了个名字那么简单。thiudans意为“人民的统治者”，所谓军事职能只是其工作的一部分，甚至都不算太重要的部分。塔西佗描述1世纪日耳曼社会的名言“他们的国王是按照出身推举的，而选拔将军则以勇力为标准”，说的似乎就是这样的情况。到了4世纪，指代领袖的新术语表明这种区别已经消失，军事指挥成为当时日耳曼领袖的主要职能。用语的变化再好不过地表明，新类型领袖在罗马时代晚期出现这一现象非常重要；这样的领袖身居高位、权柄煊赫，只因有一支固定的战士部队听命于他。
考古学、文献资料和语言学加在一起，为我们揭示了4世纪那种更为坚实的王权形式的根源。
在1世纪和4世纪之间发生的事情大体上是这样的：一类军事领袖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军事力量，利用它拉开了自己与其他人在社会权力方面的距离。不用多想就能知道，这不可能是个你好我好的过程，毕竟有一小群精英正忙于宣称自己拥有凌驾于其他所有人之上的地位。当然，这可能是以艾斯博尔沼泽武器倾倒事件为顶峰的一系列事件的背景。考古学家发现的是一整队军事随从的武器。而武器被摧毁得如此彻底，曾挥舞这些武器的人的命运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建立社会统治地位时，新的军事国王下了很大的赌注，而艾斯博尔沼泽提醒人们，每一个成功的群体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失败的群体。对这样的失败本身，马上可以想象到两个可能的场景。因艾斯博尔沼泽而无意中在后世留名的战士群体败于一个敌对的战队之手，也可能是被一群不那么军事化的日耳曼平民击溃的（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欣赏战士领袖想要的那种统治）。用好莱坞电影来打比方，一种情景是《教父》（
Godfather
）——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国王用这片古老的湖泊向所有对手发出消息，警告“你们也有可能最终与鱼儿同眠”（在此情形下，水里的是淡水鱼）；另一种情景是《七侠荡寇志》（
The Magnificent Seve
）——一群农民具备了足够的战斗力，足以消灭至少一支掠夺成性的战队。虽然难以确证，但从被毁物品体现的愤怒上看，当时的情景可能更接近尤·伯连纳（Yul Brynner）演的《七侠荡寇志》，而不是阿尔·帕西诺（Al Pacino）演的《教父》，因为我们从后来的一些事件中知道，获胜的战队领袖倾向于吸收被打败对手的军队以增强自己的实力。
不过这只是细节。最根本的一点是，在军事国王崛起的漫长过程中，暴力必然时有发生；不同战队的领袖间会发生冲突，这类领袖和他们想要控制的人之间也会爆发冲突。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要维护在艾斯博尔沼泽被摧毁或克诺多马里斯雇用的那种军事随从队伍，花费会非常高。职业军人自己不生产食物，他们需要给养。我们知道种种与日耳曼战队有关联的证据，必须承认，它们大多出自后来的英雄史诗，但阿米阿努斯的提示，以及人类学家研究过的记录更完善的类似例子可以从侧面支持；这些证据表明，这些军人需要的确实是英雄级别的供养：大量的烤肉和酒类，就像好莱坞大片《贝奥武夫》（
Beowulf
）中展现的那样。军事装备也不便宜。必须指出，在艾斯博尔沼泽没有发现护身铠甲，而这是古代和中世纪最昂贵的个人军事装备。例如，阿米阿努斯评论说，克诺多马里斯身披铠甲，很容易在战场上认出他来。这表明即使在4世纪，一般日耳曼战士也穿不起铠甲。不过，艾斯博尔沼泽发现的那支部队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有剑，其余大部分战士的标志性装备也是由技能熟练的工匠用昂贵的原材料制成的。
换句话说，随从使新的军事国王成为4世纪日耳曼土地上的强势人物，但其出现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经济需要发展到能够产生多余的食品和/或其他形式的可流通财富的程度；其次，国王必须能够将这些盈余或其中很大一部分转为自己所用。
这一简单的观察对我们理解历史是有意义的。直到公元元年，整个日耳曼欧洲都没有足够的粮食盈余，也缺乏其他形式的可流通财富。故事要从农业生产说起。日耳曼欧洲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实际上第一千年罗马治下的欧洲和欧洲其他地区的经济都是如此。然而，不同类型农业经济的生产力有高有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考古研究表明，在罗马帝国是其西面及南面最近的邻居的400年间，日耳曼欧洲经历了自己的农业革命。
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莱茵河以东的农业实践基本是“粗放的”，也就是说不属于“集约型”。粗放型农业产量很低，养活同样数量的人口单元需要更大面积的土地。这种农业制度的典型特征是，定居点往往规模较小，分散在各地，存续不会超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基本上，日耳曼欧洲的人口没有或者说没有必要保持土壤肥力，使任何一年中的作物产量都能达到最大，或者持续使用同一片土地而不是短期或中期使用。一旦产出开始下降，降到他们认为可接受的水平以下，他们就会转移到一个新的区域。支持这种解释的证据有很多种形式。
在欧洲中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仍能看到从前广泛流行的“凯尔特田地”（Celtic fiel）系统的边界——石墙。这些石墙是用耕种过程中从田地里清除出来的碎石头建造的。这些田地非常大，反映出需要大量土地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运作。已知的定居模式证实了这一点。在1945年之前，被认定为1—2世纪的日耳曼定居点的地方不多；研究早期日耳曼人，主要是从考古学角度研究他们的墓地。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定居点与墓地的比例为7比1，而且还在增加；但早期出现失衡的原因也比较清楚了。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些早期定居点都很小，存续时间很短。因为知道定居点用不了多久，所以居民们不会投入太多时间精力建设定居点。因此，定居点的总数很大，但也很难在一开始就被发现。关于当时通用的农业技术，只有侥幸留存下来的一点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证明了上述观点。例如，在现代捷克的奥德里（Odry），日耳曼时期的墓地得到了精心挖掘，它就建在一块古老的“凯尔特田地”之上。在其中一个出土的坟墓中，人们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犁地和施肥手段的证据。它们都很原始。犁地的方法是交叉浅耕。这意味着土壤不会被翻起来，杂草和作物残茬也就不会在土壤中腐烂并为土壤提供重要的养分（尤其是氮）。证据体现的唯一额外施肥方式是加了一些灰。仅仅采用这些技术，土壤肥力不可能长久维持。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荷兰和德国沿海的沼泽地区开始，人们发现了日耳曼农业实践在罗马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确凿证据。当时，因为对艾斯博尔沼泽的挖掘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考古学家的兴趣普遍转向了定居点，考古技术也发展到了可以获得真正有用的结果的程度。对早期日耳曼人定居点的第一次重大发掘，集中于这些沿海地区特有的人造土丘——在荷兰语中称为terpen，德语中称为Wierde。这样的土丘是连续多年在同一块本来很低洼的土地上定居形成的。经过许多年，腐烂的垃圾、建房屋的木材和其他废弃物品使定居区的地平面上升了。这些遗址于是成为考古发掘的自然目标，不过当地农民早就意识到这些土丘是由肥沃的表土堆起来的，因此在考古学家到来之前，许多土丘已经被全部或部分刨走了。
在一个考古界内赫赫有名但外界知之甚少的地方——费德森丘（Feddersen Wierde），考古学家做了十分细致的工作。在近10年的时间里（1955年到1963年），人们进行了认真的分层挖掘，确定了该定居点的完整演变过程。该定居点落成于1世纪中叶，有5个家庭在此定居。他们最多可能有50人，从事混合农业，还在养牛上下了不少功夫。从第一阶段建造的畜栏数量来看，这最初的5个家庭拥有大约100头奶牛。但这只是开始。这个定居点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继续发展，在3世纪晚期达到最大规模，那时，它有多达300名居民，而这些居民拥有超过450头奶牛。学者详细研究了此地日常生活的众多方面，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关键在于定居点的规模和延续时间，这些能间接反映出农业实践的变革。如果还是实行早期日耳曼世界那种古老而粗放的农业制度，那实在难以想象这么多人能在几百年的时间中如此近距离地生活在一起。如果还采用古老的制度，生产就不可能那么集约，土壤肥力也不会保持。费德森丘之所以能如此发展，是因为那里的居民采用了集约型的农业制度，因此可以更好地增加田地土壤的肥力，并让密度高得多的人群生存好几代。我们无法重构这一农业革命的全部细节，但它肯定涉及更有效地利用所有牲畜的粪便来维持耕地的肥力。
不应该轻率地认为这个例子代表了普遍的情况，同样，没有理由认为费德森丘——其基础是整合程度较高的畜牧业和种植业——是日耳曼农业集约化的唯一模式。而对大量其他罗马时期定居点的发掘表明，费德森丘绝不是农村发展的孤例。和费德森丘差不多一样知名的是威斯特（Wijster），它也在日耳曼尼亚西北部。在威斯特，最初有一个家庭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开始耕种。现代农民刨走了不少土，威斯特的大部分被破坏得太严重，无法很好地进行考古挖掘；但我们知道的是，到了4世纪，这个原本只有一个家庭的地方已经发展为一个大面积的定居点，为至少五六十个家庭提供栖息地。他们忙于开发附近德伦特河（River Drenthe）河口之上的那些易于耕作的沙质土壤。在莱茵河边境以外地区出土的其他罗马时期大型定居点包括霍德（Hodde）、佛巴斯（Vorbasse）、金德卢普（Ginderup）、玛丽斯敏得（Mariesminde）和诺里弗杨德（Norre Fjand）。
我们对其他地方情况的了解并不是那么全面，也不很清楚农业集约化的确切模式，但已知的信息足以证明，日耳曼农村的发展是罗马时期的普遍现象。至于现在德国的中部地区，以及喀尔巴阡山脉之外的古代日耳曼尼亚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其定居模式发展的细节我们了解得比较少；当然，没有理由认为各处的农业实践同时发生了改变。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地区都发现了足够大的定居点：例如，位于柏林以西50千米处的巴霍斯特（Barhorst）曾有30个家庭定居，在更遥远的东南方，发现了4世纪的许多大型定居点，采用的是哥特人主导的切尔尼亚霍夫（Cernjachov）系统。这表明在罗马帝国时代，日耳曼人主导的欧洲发展出了集约化程度更高的农业制度。一些独立发现的农业器具说明了同样的情况，铁犁头和犁刀的出土表明，4世纪的人可以更有效地翻土。定居点的规模更大，延续时间更长，也有证据表明当时的人使用了更有效的耕作器具，这些都说明，公元后的最初的几个世纪中，日耳曼欧洲的农业实践发生了重大变革，尽管其技术相对于边境另一侧的罗马而言，专业化程度还差得很远。
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观察。首先，这场农业生产革命必然带来粮食生产的大幅增加，这有助于解释新兴的军事国王如何供养随从。在农业革命发生之前，很难想象落后的日耳曼农业经济能产出足够的剩余粮食来支撑4世纪那种规模的固定职业战士群体。其次，从更宏观的层面上说，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意味着日耳曼欧洲的人口在同一时期呈指数增长。我们没法对人口增量给出一个数字，但正如人口统计学家告诉我们的，食物供应永远是限制人口规模的关键因素之一。日耳曼农业革命使得粮食供应量大幅增加，人口必然相应增长。人口膨胀也体现在其他证据中。对整个罗马帝国时期都存在的日耳曼人的墓地，考古学家在充分注意到地层的前提下进行了挖掘，他们发现在这些区域中，3世纪和4世纪埋葬的人口数量高于之前的200年。花粉研究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这一发展。在公元后最初的4个世纪中，谷类作物产生的花粉比例增加，而草和树木的花粉比例降低，这是农业集约化的又一证据。
农业产出的大幅增长不仅是随从们给养的来源，也必定是这一时期日耳曼社会新财富的一个基本来源——最能体现新财富的，是随从们昂贵的军事装备。多出来的食物可以换成其他想要的物品。不过，虽然农业可能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新财富的唯一来源。近年来出现的证据表明，在公元后最初的4个世纪中，日耳曼欧洲的整体经济财富之所以大幅增加，是因为生产明显走向多样化，食品之外一系列其他商品的交换也有所增加。
金属生产及其后续加工的证据充分揭示了这一经济领域有着类似的扩张模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现代波兰境内的两个主要生产中心——圣十字山（Świętokrzyskie Mountain）和马佐夫舍（Mazovia）南部——据估计在罗马帝国时期生产了超过800万千克的生铁，开采量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也大大增加。金属加工的证据比较零碎，但同样说明问题。出自艾斯博尔沼泽的60把剑第一次出土时，人们认为这是到当时为止在一个空间里发现的最了不起的一批罗马剑。更详细的分析表明，尽管这些剑有着罗马样式，但它们实际上是在日耳曼欧洲制造的复制品。可见，到公元300年左右，已经至少有一个中心能够以相当大的规模生产标准化的军事装备，而已知的更早时代的日耳曼剑都是个别人的作品。
贵金属加工的证据同样引人注目。19世纪后期，在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萨（Pietroasa）发现了一批精美的金银器皿。大部分物品的制作时间可以追溯到5世纪，但至少有一件银餐盘制于4世纪，而且是在罗马帝国以外的日耳曼欧洲制作的。在4世纪的日耳曼遗址中已经发现了制作这类物品的模具，罗马帝国时期，由贵金属制成的个人饰品的总体水平也有了提升。到了4世纪，复杂的银质扣针（fibula）——一种安全别针，日耳曼人习惯用它来固定衣物——已经相当普遍，至少在阿勒曼尼一个王国的所在地发现了生产它们的作坊的遗址。而在1—2世纪，扣针通常由青铜或铁制成。3世纪中叶，日耳曼陶器的生产方式开始改变。3—4世纪，日耳曼陶匠开始使用转轮制作陶器（但未必是所有地方的陶匠在同一时间开始使用轮子）。这一发展与大大改进的烧窑技术相结合，使陶罐能在高得多的温度下烧制，日耳曼欧洲因而可以广泛使用质量显著提高的陶器。改用转轮制作陶器不仅有助于生产出质量更高的产品，还带来了更大规模、更商业化的生产。在某些地区，转型是彻底的。在4世纪黑海以北由哥特人主导的切尔尼亚霍夫世界，用转轮制作餐具已经成为常规（不过锅仍然是手工制作的），而且与罗马帝国行省制作的餐具几乎无法区分。相比之下，同时期的阿勒曼尼人在一些地方尝试用转轮制作用具，但尝试的时间不长，范围也不广。这或许是因为与哥特同行相比，阿勒曼尼陶匠要面临来自罗马的更严酷也更直接的竞争。但在罗马时代晚期之前，在日耳曼人居住地发现的高质量转轮制品无一例外都是从罗马输入的，所以即使是这种程度的经济发展，也代表着重大的转变。
金属加工和陶器生产显然是非农业经济的主要领域，人们既生产昂贵的物品，也生产更便宜、使用范围更广的物品。在后期日耳曼经济的其他领域，也可以看到越来越专业的生产方法，其中一些也是全新的。最引人注目的是玻璃生产。4世纪之前，在非罗马欧洲发现的所有玻璃都产自罗马，是从边境那一边输入的。但是在公元30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位于喀尔巴阡山脉腹地的科马罗夫（Komarov）建起了一个玻璃生产中心，其产品在中欧和东欧得到了广泛使用（地图3）。从发现玻璃的各种环境看，玻璃是精英用品，往往是地位的象征。玻璃生产业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玻璃制品肯定是当地经济的极有价值的补充。在4世纪由哥特人统治的土地上，考古挖掘发现了一个村庄，那里有一个完全不同，但同样有意思的例子。在如今罗马尼亚的巴拉德——瓦莱亚塞亚卡（Barlad-Valea Seaca），调查人员发现了至少16个小屋，都用于生产当时墓葬中的一个常见物品——鹿角制成的梳子。一些日耳曼群体使用发型来表示政治归属并展示地位。最著名的例子是塔西佗描述的所谓苏维汇（Suebic）结，一个早期日耳曼人的头骨上就有一个保存完好的苏维汇结。在这样的背景下，梳子自然是一种重要的个人财产。在小屋内，发现了各个生产阶段的梳子部件，为我们揭示了整个制作过程。在本例中，似乎整个定居点都在专门从事同一样重要物品的制作。
也就是说，到了罗马帝国末期，日耳曼欧洲经济中不光是农业生产，其他领域也都开始繁荣——当然是相对而言。在整个地区，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见证了爆炸式的发展和财富的创造。同当今的全球化一样，和新财富至少一样重要的，是个不那么让人愉快的历史现象——财富的分配非常不平等。日耳曼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赢家和明显的输家。正是在这个时候，军事国王及其随从和经济发展的联系越发紧密。不仅仅是食物，生产出来的许多物品都被新兴的军事国王和他们的武装随从消费了。显然，铁是铁制武器所必需的，而至少有一些玻璃、贵金属物品和更高质量的陶器是为他们制作的。所有这些物品都出现在墓葬中，通过仔细分析可以证明，这些物品属于罗马时代晚期的日耳曼社会精英。
正在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规模究竟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