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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假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再也不想把史前和第一千年的欧洲史，理解成一系列古老“民族”通过大规模迁徙和种族清洗的组合，来获取想要的生存空间了。这么说吧，这样的组合本来就不应该存在。至少传统宏大叙事中的种族清洗元素据我所知在史料中找不到支持。但是，侵略假说的消亡并不意味着人口迁移已完全从故事中消失——它也不可能消失。即使你接受地中海作家深受迁徙主题影响的说法，他们的文化幻想也必须以某种人口运动为基础，而一些考古证据同样说明人类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迁徙。因此，人们开始使用两种模型来替代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侵略假说模型。
第一种是“推进浪潮”（wave of advance）模型。它适用于小型移民单元，针对外来人群如何接管当地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该模型曾用于说明新石器时代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如何散布到欧洲各地，并展示了即使是通过个体的无定向迁徙，农业人口也可能最终支配这片大陆上所有合适的土地。根据这个模型，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并没有大批到来并通过侵略驱逐狩猎采集者；实际情形是，和狩猎采集者相比，农民有能力生产多得多的食物，人口增长也快得多，长此以往，农耕人口就淹没了狩猎采集人口。随着个体的农民逐渐成熟，四处寻找自己的土地，农业人口从最靠近第一块农田的地方开始，填满了这个大陆。该模型描述的是一种小规模、家庭式或家族式的迁徙，迁徙人群在无意间接管了土地，而因为这样的性质，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原本住在那里的一些狩猎采集者可能也自己学会了农业技能。对于那些试图摆脱充斥着大规模迁徙和群体征服的世界的学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吸引力呢？
第二种模型“精英转移”（elite transfer）的应用范围更广，因此在考古学家中更受欢迎。该模型认为，闯入者人数并不是很多，但他们用了侵略性的方式，靠征服取得土地。之后，入侵者会赶走目标社会中掌权的那些精英，接替他们统治当地，而创造了原先那些精英（如今他们已被放逐或贬抑）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不会受到影响。中世纪历史上这一现象的典型例子是在英格兰发生的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由于《土地调查清册》（
Domesday Book
，又称《末日审判书》）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我们了解到在11世纪后期的英格兰，有数千个持有土地的诺曼家庭取代了盎格鲁-撒克逊精英（后者的人数只是略多一些）。该模型描绘的人口迁移图景也远不如侵略假说所设想的那么激烈。它保留了侵略假说中的意向性和一些暴力成分，但因为只涉及一群精英取代另一群精英，而且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保持不变，所以比起作为旧模型中心的种族清洗，这个过程不那么令人反感。由于只有一小部分精英被替换，所以产生的后果不那么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那么重要——毕竟，既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基本保持不变，就像诺曼征服时期的英格兰那样。
因此，针对侵略假说过分简化的问题，学术界的回应是提出两种模型，这两种模型用各自的方式将人口迁移的重要性降到最低——或是减少可能参与迁徙的人数，降低暴力程度，贬低其影响力，或是提出迁移加侵略的意图其实并不明确或未必存在。比起侵略假说，这两种模型显然更符合如下对群体身份的看法：紧密的大型人口群体不可能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有意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虽然这两种模型明显更成熟，也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步伐，但即使将这两个模型结合在一起，也不足以构成研究第一千年欧洲人口迁移问题的合适方法。仅用这两个模型提供的框架来讨论，将带来三个具体问题和一个一般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根源是，研究公元第一千年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热切接受人类不总是组织成内部繁衍、对外封闭的群体的观点（而且我认为，他们也决心永远摆脱纳粹时代的可憎观念），因此，对于当代探讨身份问题的社会科学文献，他们往往只关注其中的一半。在利奇、巴斯等人关注群体行为，观察到个人会根据眼下利益改变效忠对象的同时，另一组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对个体行为的密切观察。这些人有时被称为“原生论者”（primordialists），因为他们认为群体隶属关系始终是人类行为的基本要素。其中一些研究得出了似乎与利奇和巴斯不同的结论：在某些情况下，继承下来的群体认同感显然不能被随意操纵，而是会将个体限制在与其眼下利益相悖的行为模式中。外表、言语（无论是语言还是方言）、社会实践、道德价值观和对过去的理解，这些方面的差异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强大的障碍，阻止个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改变群体归属。
这两种研究方法有时被认为是相互矛盾的，但在我看来，它们不是。它们实际上是一系列可能性中的两个极端。根据具体情况，尤其是在历史上，继承而来的群体身份对个人施加的约束力可能强也可能弱，号召力也相应较大或较小。这与能观察到的现实也是一致的。就现在更大的群体身份而言，当代关于欧盟的讨论中，涉及“不列颠性”（Britishness）的言论能在英国激起强烈的共鸣，相比之下，“卢森堡性”（Luxembourgeoisness）这样的言论在其本国（卢森堡位于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之间）激起的共鸣就小得多。在个人层面也是如此：不管是哪个较大群体，其成员在忠诚度方面都是有个体差异的。我要强调的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群体身份是人们生活中有时更强大、有时更软弱的力量，并不会与巴斯所说的产生真正的矛盾（尽管他可能认为会产生矛盾）。巴斯的名言是身份必须被理解为“情境建构”。这说得很公道，但关键在于不是所有的情境都一样。部分因为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不以阶级为基础的身份（群体身份肯定不是，除非每个成员的地位都一样）必然是“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影响，部分因为他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局面，巴斯强调且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形成弱群体归属的情形。但即便从他自己措辞的逻辑上看，其他能产生更强的群体归属的情况也是有的，而所谓的原生论者已经探索了其中的一些情况。
两种完全不同的约束都可能成为障碍。一方面，存在非正式的约束，这牵涉到什么样的食物、服装乃至道德价值是“正常的”。研究表明，个体在幼年时就被烙上了许多这类由群体定义的特征，这当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们有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使个体若不处于自己社会的规范之中，就会感到很不舒服，以至于无法在其他社会中自在生活。另一方面，改变身份也会遭遇很多正式的障碍，这些障碍有时会与前面说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一同发挥作用。作为个人，理论上你可以宣称拥有任何一种身份，但它未必会获得承认。在现代社会，群体成员身份通常意味着有一本合适的护照，而在那之前得满足获得该护照的条件。当然了，过去没有护照，但一些古代社会是会认真监管成员身份的。例如，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的权利受到严格保护，还建立了一整套官僚机构来监管个人的权利要求。希腊城邦此前采用过类似的策略。这种通过官僚机构来管理的方法有赖于识文断字的能力，但并无理由认为没有文字的古代社会在某些条件下就不能严格地控制成员资格。群体成员的身份也可以有不同的级别。在现代社会，美国和德国会通过官方或非官方渠道接受大批外国劳工，但不一定赋予他们完全的公民权利。在我看来，这才是全面理解身份问题的关键。如果完整的群体成员身份能带来某种法律或物质利益（换句话说，一系列有价值的权利），那么可想而知，它会受到严格的控制。
因此，从身份辩论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比我们有时意识到的还要复杂。对出生在根本谈不上简单的背景之中的人来说，群体身份是分层的。一个人可以有家庭、家族、城镇、郡县、国家，以及如今的国际组织归属（如欧盟公民身份），也有自己的生活选择，比如完全搬到其他地方生活，声称自己是某个群体的成员。但是，他或她提出的任何主张都必须得到承认，而根据具体情况，这些可能的归属关系会对这个人施加或强或弱的限制。从本质上讲，巴斯的名言做出了一种虚假的对照。所有群体身份都是“情境建构”，它们被创造出来，发生变化，也可以完全消失，只是有些建构更“转瞬即逝”。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当今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研究方法的第一个潜在问题。这些方法所依赖的假设是，大群体的身份认同总是比较弱，但这只是对身份辩论的片面理解。如果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先入为主地采取某种立场或，是认为身份认同的力量很强（民族主义时代），或是认为它很弱（目前正形成的共识），我们就会忽视或找理由无视与我们立场相反的证据。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愿意在重新审视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证据时，不去预设所讨论的人口群体必然如当今某些片面理解群体身份问题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很弱的约束力。
英语国家的一些考古学家强烈反对将人口迁移当作历史变化的可能动因，并因此拒绝接受可能反映人口迁移作用的考古发现，这造成了第二个问题。现代世界中，一个社会群体整体迁移的情况并不常见，而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看到的那样，我们所研究的时期也是如此。事实上，很少或根本没有第一千年存在种族清洗的证据。因此就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而言，几乎总是部分人口从A点迁移到B点，而原本在B点居住的人会有至少一部分留下来。唯一的例外是冰岛，斯堪的纳维亚人在9世纪到达那里时，冰岛还无人居住。既然如此，就不应该期望发现整个物质文化的完整转移。旧的物质文化中只有某些元素有可能被带到B点，就是那些对实际参与迁徙的移民子群体来说也许具有特别意义的元素。而B点的一些或大部分原有的物质文化可能会继续存在，迁入群体和原住群体的交往则可能产生一些全新的物品或实践。换句话说，可能反映第一千年众多迁移过程的考古发现往往是模棱两可的，仅凭考古发现，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当时发生了人口迁移。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如果说明可能存在人口迁移的考古证据是模棱两可的而不是确定的，那就这样吧，总比用一系列实际上不存在的入侵故事来填补欧洲历史好一些。但如果认为谈到存在人口迁移就是“简单化”和“毫无根据”，就会造成问题了。如果你用这种思维框架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无法不带偏见地处理证据的模糊性问题。如果你正在研究的考古变化与人口迁移过程可能相关也可能不相关，那么重要的是照实表达，既不夸大也不贬抑。但由于考古学家刚刚经历了与人口迁移论的这场闹剧式离婚，一些人非常倾向于将人口迁移完全排除出关于过去的叙述（至少在英国和北美如此）。
在一些小圈子里，光是提出某个可以观察到的变化
可能
是在没有人口迁移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变化无须移民就能发生的说法就会被当成经过确证的事实。许多人口迁移过程在考古发现上的体现只能是模棱两可的，因此只要够巧妙，就总有办法不通过人口迁移来解释考古学上发现的几乎所有变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应该
如此解释。应该做的，不是因为有模糊的地方就认定不存在人口迁移，而是接受存在模糊之处这个事实，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特别是有没有恰当的历史证据，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不管是以群体身份认同总是很弱为前提，来估计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规模，还是因为只有模棱两可的考古证据就认为人口迁移不存在或不重要，都不是保险的做法。我们看到的这两个问题又产生了第三个问题。有时，人们会用“迁徙主题”的概念（地中海作者在文化反射的引导下，会将任何迁徙中的蛮族视为“民族”）来证明，一些关于大型、紧密、混合移民群体的历史证据并不可靠。然而，到目前为止，说“迁徙主题”普遍存在只是一种断言，并没有任何经过恰当论证的证据。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个概念颇有道理，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群体认同的强度不足以产生史料中体现的那种大规模人口迁移的观念，也因为如前所述，可能反映人口迁移的考古发现往往模棱两可。但是，如果考古发现的模糊性必然存在，如果所有第一千年群体的认同都必然很弱的这种想法并不保险，那么这两点为所谓迁徙主题存在提供的支持就不太站得住脚了。因此，有必要在下文中逐一审视有关大型群体迁移的历史记录，以判断轻易否定相关记录是否合理。
即使只有这三个问题，也足以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第一千年的人口迁移问题了。但是，当前研究该主题的方法需要全面更新，还有第四个理由，这个理由涉及的范围更广。
关于人口迁徙的比较研究有悠久的传统。像许多其他领域一样，从原本简单的模型开始，已经发展出了更复杂、更有趣的模型，特别是在上一代学者当中。一开始，学者的兴趣主要集中于经济动机，将其视为解释人口流动的最重要因素。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非常成功地证明进入美国的外来移民与其商业周期呈正相关。
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研究与这个快速发展的领域已经有了一些互动。例如，在考虑因果关系时，“推力”和“拉力”的概念（“推力”是迁出地的坏处，“拉力”是迁入地的好处）早就进入了学术词汇。同样进入学术视野的还有，信息准确对人口的迁徙流动至关重要，大规模迁徙开始前，有时会先让一小群人打头阵（“侦察员”），这些人的经验能为后续行动增加动力。但这些观念只不过是移民比较研究的冰山一角，而一般而言，研究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学者很少利用比较研究的文献。
出现这样的遗漏很奇怪，因为比较文献提供了大量有据可查的案例分析，可以用来与第一千年的证据比较，并显然有潜力跳出“推进浪潮”和“精英转移”的限制，拓展迁移模型的范围。最近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例子，包括经济因素驱动的人口流动，从每个人都自己做决定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流动是无组织的。但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随着那些已经到达目的地的人群的人口增长，这样的流动会将人口散布到整个区域，哪怕区域像美国一样大。从20世纪的历史上，我们还能看到一个重要的移民理由：政治冲突。个人为逃离施加迫害的政权而成为难民的情况非常普遍，但政治动乱可能催生更集中的移民潮。近年来最可怕的例子是本章开头提到的卢旺达，但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前南斯拉夫发生过种族清洗，1973年沙特阿拉伯在3个月内驱逐了8.8万名外国人，“二战”结束时中东欧有2 500万难民流动，巴勒斯坦难民仍然流离失所。
除了拓展基本的学术参考框架，比较文献还表明，在第一千年的研究中，还应该就人口迁移过程提出更加细致的问题。近代早期和现代的个案研究都没有发现A地所有的人口集体迁移到B地的情况。迁徙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局限于某些子群体的活动，这能让我们问出一系列能带来成果的问题。是什么让一些人留在家乡，让处境多少相似的另外一些人决定迁移？为了解这一现象而进行的工作已经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模式。经济移民——至少就第一批移民而言——往往比较年轻，通常是男性，而且在他们自己所处的社会中算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会进行迁徙的往往是本来就在流动的人群。进一步研究发现，来到纽约的荷兰移民中有一半在之前就已经移民过一次——从欧洲其他地区移民到荷兰。同样，早期参与建立北美殖民地的“爱尔兰人”中，有很多出生在苏格兰家庭里，这些家庭的上一代才移居爱尔兰。
因此，应该以内部人口变动的既有模式为背景，来理解较长距离的迁徙。生活在人口变动区域的人，更有可能加入较长距离的迁徙。
而在这些多样化的参与模式中，迁徙的决定也不是仅靠所谓理性经济计算做出的。其他因素会使个人的思维过程复杂化。有关预计目的地和抵达路线的信息是一个关键变量。只有当路线以及可能成为新家之处的优缺点被大众理解时，前往新目的地的大规模迁徙才能启动。在那个阶段之前，“渠道化”（channelled）移民相应更常见。在这种模式下，来自范围相对有限的迁出地区的人口群体到达迁入地后，又聚在了一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似乎是可获得的信息有限，也和移民迁出地的人口能提供的社会支持种类有关。毫不意外，交通费用也会进入潜在移民的计算，心理成本也很重要。在新地方生活是否有疏离感，连接个人与亲友的情感纽带是否遭到破坏，都会影响是否迁徙，以及迁徙后是否留在当地的决定。因此，在有完善记录的人口流动中，大量移民返乡是重要的特征。
除了这些因素外，移民潮还可能受到出发地或目的地（或两地）政治结构的干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多多少少叫停了自“二战”以来持续从第三世界特定地区流入的合法劳工移民。这一决定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经济考虑，因为工业界仍然希望移民提供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但政府在意的是平息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对移民社区的敌意。事实上，移民还是会从原先的源头继续流入，但形式已经大为不同，移民前来的理由是与家人团聚，而不是作为新的外来劳工。移民的性别和年龄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新的移民不再是一批又一批的年轻男子，而是妇女和长者——先前移民的妻子和需要他们赡养的父母。这只是一般规则的一个例子，表明政治结构决定了潜在移民做决定时的选项。
针对人口迁移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估量某次人口迁移的重要性，移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侵略假说的影响，对第一千年背景下此类问题的讨论往往与移民数量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说的是“大规模人口迁移”，还是更接近于精英转移的较小规模的现象？人口迁移的重要性则会根据移民群体的规模大小而上调或下调。但第一千年的史料里就算有数字，也不是无可置疑的数据，因此这类讨论难免经常陷入僵局。比较移民研究文献普遍从相对意义而非统计学意义上定义“大规模迁移”，这种定义的适用范围更广。到底什么才算是“大规模”迁移？到来的移民群体占迁入地人口的10%能算吗？还是要20%、40%，或者别的什么比例才算？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从所有参与者的角度考虑人口迁移的影响。理论上，参与某次人口迁移的人可能只相当于其目的地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在出发地人口中占的比例很大。因此，从迁入地原有人群的角度看是精英转移的人口迁移，对移民自身来说可能是一个更为重大的人口现象。为了将这些情况考虑在内并避免纠结于数字，移民研究将“大规模”移民定义为这样一种人口流动（无论人数有多少），它改变了出发地和目的地之一或两地的人口空间分布，或者给两地之一或两地“带来了政治或社会制度的冲击”。
但这并不是说，得自近现代的信息和见解就自动适用于第一千年。移民研究通常探讨的是（基本属于同时代的）20世纪的例子，或是欧洲人在美洲定居的例子，包括16—18世纪对北美洲和南美洲的第一阶段殖民，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涌向北美的移民大潮。
这些社会与第一千年的欧洲存在重大的结构差异。第一千年时，欧洲的经济本质上是农业性的，农业产出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当时没有大规模生产，因此19世纪和20世纪的移民劳工模式——首先是工业化欧洲吸收农业化欧洲的劳工移民，然后是从欧洲之外吸收劳工——根本不适用。
第一千年的欧洲人口也比近现代欧洲少很多；迟至1800年，欧洲国家的政府还倾向于控制对外移民，而不是限制对内移民。第一千年的国家（我们姑且认为存在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官僚机构也不那么发达，因此它们显然不像近现代的国家那样有制定和执行移民政策的能力。
交通和可获得信息的情况也一样。第一千年有交通也有信息，但与现代世界相比，交通成本高得多。古代世界最著名的经济统计数据也许是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最高价格法》（
Edict on
Maximum Prices
，自约公元300年开始）中的记录：每运载50罗马里，一车小麦的成本就翻一番。只要交通仍然昂贵（直到19世纪后期依然如此），对考虑移民的人来说就会是很大的问题，尽管有时可以通过国家援助来消除这个问题。
在文字出现之前或无文字的世界中，信息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递（与有文字社会的情况大不相同），传递的方式也完全不同于有着大众媒体的世界，因此，考虑移民的人很难收集到有关可能目的地的信息。在中世纪盛期，通过指定的代理人开展招募活动，有时能克服这样的局限；但在第一千年中，影响信息流动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如此，现代移民研究至少贡献了一系列新的主题和更详细的问题，有助于推动第一千年人口迁徙研究超越传统的侵略假说模型，甚至超越当前学界对该模型的回应。
而在什么带来了人口迁徙这个问题上，现代世界对我们这些与第一千年纠缠的人最有启发。在个体移民的层面上，比较分析早已不限于列出“推”和“拉”的因素了。移民按基本动机分有两种：比较自愿的受经济因素驱动的移民，以及不那么自愿的政治移民。但经济移民和政治移民之间往往不是泾渭分明的。一个看起来受经济因素驱动的决定，其背后的理由可能是政治因素，因为政治歧视可能导致获取资源和工作机会方面的不平等。反过来也一样，看上去出于政治动机的迁徙决定可能与经济动机绑在一起，哪怕二者的关系没有几任英国内政大臣认为的那么密切。不管怎么说，经济压力可以和政治压力一样产生制约。看着你的家人因为得不到土地或工作而饿死，这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这些复杂性意味着，对于一个考虑移民的人的决策过程，我们不光要从推力和拉力因素入手分析，还要建立一个坐标系，一条轴上是“经济”和“政治”，另一条轴上是“自愿”和“非自愿”，而个人的动机通常是这四个要素的复杂组合。
一般而言，潜在的移民可以被理解为面临一种投资选择。移民的决定涉及各种初始成本，包括交通、找工作期间的收入损失、离开亲人和熟人产生的心理压力，这些必须与去往预计目的地可能获得的长期收益放在一起权衡。根据各自的计算，个人可能选择离开或留下，或者离开一段时间，以期获得足够的收益，使返乡后的生活更加舒适（这是移民返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所有这些都具有启发性和挑战性，但在宏观层面，移民研究还有更深刻的教益。尤其是因为政治无论如何都不容易与经济分离，经济原因仍然是移民的基本触发因素之一。事实一次次表明，两个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自然资源可获得性的差异会促进移民流动，只要迁入群体认为可以从迁入地获得的有价值资源更多。这是“世界体系论”的基本结论，该理论研究经济上较发达的中心与欠发达的边缘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人口迁移往往被证明是这种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一关键的观察结果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要想比较好地研究任何时代的人口迁移，就需要结合一般性的分析（例如可能带来人口迁移的基本经济背景）和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解答：到底有谁加入了这次人口迁移，为什么加入，这个过程是如何开始和发展的？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受侵略假说的影响，传统上研究第一千年时，会在社会转型的内部动力（如经济和政治发展）和移民的外来影响之间划清界限。在解释从出土的历史遗迹中观察到的变化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那一代或几代考古学家认为，内部变革是与移民进行生存斗争的结果。考虑到这样的学术背景，从移民研究中能得出的最基本的教训是，这种明确划分的做法是错误的。决定移民模式的首先是当时发展模式的不平等，移民模式也会随发展模式而变化；发展模式既是移民模式进一步转变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移民和内部转型不是两种互相冲突的解释方法，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对第一千年的传统看法产生了这样一种宏大叙事：经过一千年的入侵和种族清洗，一个多少可辨的欧洲从地中海主导的古代世界秩序中产生了。新的信息，以及特别是对群体身份和人口迁移的新理解，已经有效地摧毁了这一图景。现在是时候用新的图景取而代之了。本书试图迎接的正是这一挑战。本书最主要的论点是，移民和发展不是相互冲突的两种解释，而是需要放在一起考虑。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现象，只有合在一起，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地中海对北方和东方蛮族的统治如何被打破，一个可辨的欧洲又如何从古代世界秩序的废墟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