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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以后，人口迁移驱动着欧洲历史的叙事不再被视为确凿无误，许多关键要素受到了质疑。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这种叙事基本还是主流；但特别是在讲英语的学术界，人口迁移已被降级为历史剧本中的一个龙套角色，由内部驱动的转型才是剧本中的主角。这场思想革命相当激烈，深刻影响了近来人们对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的看法，因此，如果不了解其主要纲领，就难以理解本书之后的内容。一个关键的起始点是，对于人类如何聚集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社会单元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全新的理解。
对人口迁移问题的思考竟然以群体身份作为第一个要点，这似乎有点奇怪。但关于欧洲历史的传统宏大叙事意味着人口迁移和身份密不可分，至少在公元第一千年中如此。基本原因有两个。首先，为这种叙事提供动力的人口迁移台球模型假定，人类总是结合成由男人、女人和儿童构成的紧密群体，该群体基本对外人封闭，通过同族婚姻（嫁娶的人都已经是该群体的成员）繁衍。其次，根据群体身份长期都在起作用这个本质上相同的观点，第一千年的移民群体与现代欧洲那些与之有相似名称的国家之间存在直接而切实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波兰人是斯拉夫波兰人（Slavic Polani）的直系后裔，英格兰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直系后裔，等等。民族身份是古老不变的“事实”，而因为古老，民族身份具备了可以超越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形式的合法性。在不以民族作为政治组织主要模式的国家，必然有其他一些通过非法使用武力建立起来的权力结构（例如中欧和东欧的古老多民族帝国），而这些结构必须被推翻。事实证明，这两种假设都是有缺陷的。
纳粹的暴行是促使历史学家重新思考固有观念的一大原因。民族始终存在，是组织起大型人类共同体的最正确的方式，这种固有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民族主义高峰期。在纳粹手中，这些观念直接导致了对“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主张——该主张基于古代日耳曼人曾控制多少欧洲地区提出；在此基础上，纳粹又加上了所谓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建立了恐怖的死亡集中营。历史学家可能无论如何都会在某个时候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失控的民族主义的暴行刺激他们尽快做出纠正性的反思。进一步的研究证明以下说法站不住脚：说同族语言的古代人和现代人有着具延续性的共同政治身份。19世纪欧洲出现的那种民族身份是在那个历史时期创造出来的，并不是什么一度被淹没，后来重新浮出水面的东西。如果18—19世纪没有出现大众传播手段，就完全不可能将数量庞大且地理位置分散的人口结合成民族共同体。举例说，在没有运河、铁路和报纸，“country”的含义还是“郡”而非“国家”的时代，绝大部分不列颠人根本无法产生现代的那种群体认同。现代民族主义的创造也需要知识分子有意识的参与，他们编纂了民族词典，确定了民族服装，收集了民族舞蹈和民间故事——当时这些用来“衡量”种族（我总觉得这些人有点像《丁丁历险记》中的那位卡尔库鲁斯教授）。然后，同一批人拟定教育方案，巩固他们已经认定的民族文化元素，使之成为可以在学校传授并自我复制的文化情结；在大众基础教育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欧洲迅速普及的时代，民族主义文化情结通过学校教育传播给了更多的人。民族主义的出现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故事，也在上一两代学者中得到了应有的关注。而我们的观点很简单：欧洲人口并没有从公元第一千年开始，就分成了明确知道自己民族归属，并以此为基础生活和行事的一个个群体。不能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民族强加到久远的过去。
在人们重新审视民族主义现象的同时，社会科学学者通过研究个体如何产生群体认同，认同的程度有多深，得出了同样具有革命性的结论。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颠覆性研究。他调查了身份如何在缅甸北部山区发挥作用。利奇证明，个人的群体身份并不必然随可衡量的文化特征的变化而变化，无论这些文化特征是物质的（例如房屋或陶器类型）还是非物质的（共有的社会价值观、信念体系等）。共有一套可衡量的文化特征（包括语言这个民族主义时代群体认同的伟大象征）的人可以认为自己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而文化特征不同的人也可能自认为属于同一个群体。因此，从根本上说，身份只是感知，关乎个人在脑海中对自己身份的感知，以及别人对他或她身份的感知，而不是一张可衡量特征构成的清单。文化特征可以表达身份，但并不能定义身份。苏格兰人可能会穿短裙，但即使他不穿，也还是苏格兰人。
正如大量进一步工作所证实的那样，在研究构成人类群体身份的纽带方面，这是一种与“二战”之前的主流观点截然不同的全新观点。1945年以前，身份被视为一种不变的、给定的东西，是所有人生活的决定性方面。但是，受到利奇工作启发而进行的研究表明，个人的群体身份可以且确实会发生变化，而且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群体身份，甚至可以视情况选择对自己有好处的身份。我们生活在后民族主义的世界中，因此并不像60多年前的人那样觉得上述说法惊世骇俗。我的儿子将拥有美国和英国的护照，而在1991年以前，持英美两国护照的人必须在18岁时选择其中一个国籍（那时，美国公民能拥有的另一重国籍只能是以色列或爱尔兰国籍——这个组合真有趣）；欧洲共同体公民既有本国国籍身份，也有欧洲共同体身份。群体身份不再像以往那样被视为生活选择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有时会降级为比较次要的角色。例如，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于1969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在第一千年研究中特别有影响力。这些论文展现的总体观点是，身份只不过是个人晋升的策略。不同情况下最有利的群体身份是不同的，个人可以视情况改变自己所忠于的身份。按照巴斯在这些论文的引言中做出的著名判断，群体身份必须被理解为“转瞬即逝的情境建构（situational construct），而不是坚实持久的事实”。
这项工作之后，我们再也不能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一生不变的基本身份了。曾经，那种观点在民族主义时代无法撼动，也是支撑第一千年（事实上还要算上更远的过去）欧洲发展宏大叙事的人口迁移模式背后的基本假设。人口迁移的台球模型做出绝对化的假设：移民以完整的社会群体为单位迁移，移民群体对外人封闭并通过同族婚姻自我繁衍，还拥有明显不同于迁移过程中遇到的其他群体的文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观点部分基于某些历史文本，但大部分基于有关人类群体组织方式的主流观念，因为历史文本确实很少，文本之间的年代间隔也很远。民族主义关于群体身份的假设一旦站不住脚，以该假设为基础的旧有宏大叙事就免不了要遭受批评。
从后民族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遥远的欧洲历史，考古学家在这方面先行一步。欧洲考古学的传统方法是在特定区域内，对大致相同时期的考古发现进行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模式匹配，继而标记出不同的子区域，也就是“文化”。最初，这种文化的定义往往基于陶器类型，因为陶器碎片本身非常坚硬，也相对容易找到。但是，不管是哪些方面的相似性，埋葬习俗也好，房屋类型也好，还是金属制品或别的什么，原则上都可以拿来用，而且学者们也一直在用。随着考古学在19世纪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兴起，很快出现了这样的经验事实：在具有考古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区域之间有时可以划出边界。在那样的学术和政治背景下（当时仍是欧洲民族主义的高峰期），将地图上标记出的文化等同于古代“民族”，这样的诱惑很难抗拒，毕竟这些“民族”都被认为应该拥有自己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如果你够走运、研究的历史时期足够晚，你甚至可以根据历史文本（如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的信息来命名你在地下发现的文化的承载者。
这种做法如今通常被称为“文化历史”，它的发展与活跃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德国学者古斯塔夫·科辛纳（Gustav Kossinna）有很大关系。他的方法比我们有时理解的要复杂一点。他并没有说所有具有考古相似性的区域都等同于彼此独立的古代民族。他主张，只有在不同的考古区域之间可以画出清晰的界线，而且界线内部区域的相似性足够显著、足够独特时，上述等式才能成立。但是，“清晰”“显著”“独特”这样的术语总会引起争论，而且那个时代考古调查的基本假设是：你通常会发现遗存整齐地依照不同的“文化”堆在一起，而这些文化是“民族”的遗物。
对我们来说，关键在于科辛纳的“文化历史”支撑着宏大叙事的大部分内容。把考古文化等同于“民族”的人，往往会去用人口迁移来解释重大的考古变化。如果将每一组独特的物质遗存（考古学“文化”）都等同于一个古代“民族”（“民族”被视为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那么当既有的遗存模式发生改变时，很自然就会想到这是受了新的“民族”的影响。既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那么如果突然在一种“文化”之上发现另一种新的“文化”，就难免认为这必然意味着一个“民族”取代了另一个。因此，人口迁移，特别是一个群体被另一个群体大规模替代的那种人口迁移，往往被用来解释在考古遗存中观察到的变化。用现代的说法（相关术语当时还没创造出来），欧洲的人口格局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种族清洗过程中形成的；这样的设想被形象地称为“侵略假说”历史观。
对群体身份的新认识深刻影响了旧的知识结构。一旦不再假设物质遗存是古代“民族”打包留下的“文化”，物质遗存就越看越不像“文化”了。随着所发现的材料越来越多，已有的发现受到更严格的检视，人们注意到，许多所谓不同文化之间的界线其实并不清晰，而在所谓同一文化内部，也发现了重要的局部差异，说明这种文化内部并不同质。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虽然有时相似性模式确实存在（而且如果确实存在的话，通常意味着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有一点很清楚：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简单规则（例如“文化”＝“民族”）。任何一种相似和差异模式的具体意义，实际上取决于它在哪些地方相似和不同。可观察到的考古“文化”既可能是某个社会经济互动区域的物质遗存，也可能是有着共同宗教信仰（例如丧葬仪式相似）的区域的物质遗存，甚至可能是某个政治联盟区域的物质遗存（可以说科辛纳就这么认为）。在我看来，可以这样总结两种方法的差异：科辛纳认为考古文化是实体（“民族”）的遗存，但现代考古学家认为它们是互动体系的遗存，而且，具体是什么样的互动，在不同情况下也不尽相同。
如果以这种方式重新审视文化的本质，考古学家就有机会证明，物质文化方面的哪怕是很重大的变化，也有可能是外部入侵之外的原因造成的。既然可观察到的考古相似性模式可能由多种原因促成，包括贸易、社会互动、共同的宗教信仰等等，那么所观察到的变化就有可能是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出现变化造成的。出现变化，未必是因为有新的社会群体到来，而可能是因为原有的系统有了重大变化。实际上，由于侵略假说本身在学术上有局限性，此前又被当作单一的变化模式应用于过多的地方，再加上对群体身份的新见解的影响，英语世界中整整一代的考古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摒弃了侵略假说的原则，而其他地方的许多考古学家随后也这么做了。
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抛开侵略假说，去寻找其他类型的解释。新方法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削弱了传统宏大叙事中的大部分内容。直到1960年前后，对欧洲史前史的描绘还停留在这样一幅画面：一群接一群的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农业或冶金）新技能来控制土地，赶出在他们之前到来的那群人。而如今，青铜器时代和罗马铁器时代（大约是公元前的最后两个千年）之间的中西欧社会的大部分演变，都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而无须借助大规模人口迁移和种族清洗的模型。欧洲的历史图景不再是一批侵略者取代另一批侵略者，而是人们学习新技能，渐渐发展出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
这场学术革命中，还有一个因素深刻影响了近来研究公元第一千年欧洲历史的方法。在摆脱文化历史和侵略假说那一度未受质疑的暴政的过程中，一些考古学家（特别是在英国和北美）几乎将人口迁移排除在重大变革背后的推动力量之外。从科辛纳的概念紧身衣中挣脱出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甚至有人决定再也不想和人口迁移有任何关系。对这些考古学家来说，人口迁移论与先前本学科知识发展不那么先进的一个时代相关，当时的学者认为考古学从属于历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一些史料支持人口迁移的台球模型。如果文化被认为是“民族”，就有可能将史前考古学转变成准历史叙事：民族X取代了民族Y，诸如此类。
因此，在一些考古学家心目中，关于过往的模型，只要是牵涉到人口迁移的，就是头脑简单。正如近来一部介绍中世纪早期墓地的著作所说，避免用人口迁移来解释考古变化“是抛弃了一个往往毫无根据的简单化假设，以便用关于那个时期的更精细的解释来代替”。注意这里的用词，特别是“简单化”和“毫无根据”（由人口迁移论主导的世界）与“更精细”（任何其他类型的解释）之间的对比。它响亮清晰地传递出了信息：任何研究考古学上可观察到的人造物类型或习俗的地理变迁的人，如果想要对过去进行“精细”或“复杂”的描述，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回避人口迁移这个因素。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了。人口迁移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占据压倒性的统治地位，但现在已成为考古学解释里的大恶魔。
如此重大的认知转变势必对历史学家如何理解第一千年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千年的考古证据始终非常重要，而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也一直在考虑身份大讨论的意义。历史思考方式转变的另一重要里程碑，也是后来所有身份认同研究及第一千年人口迁移研究方法的起点，是德国学者莱因哈德·文斯库斯（Reinhard Wenskus）于1961年出版的著作《部落的建立和结合》（
Stammesbildung und
Verfassung
）。该书表示，你只需读一读1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著作，甚至都不需要读太多，就能知道有一些日耳曼群体被完全消灭，一些新的群体得以创立。当你检视4—6世纪大迁徙的情况时，不连续性的证据只会成倍增加。正如我们稍后将详细探讨的那样，处于这一时代中罗马帝国继承国核心的所有日耳曼群体，包括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等，都可以被证明为全新的政治单元。这些单元在行进中创立，许多都在一路上吸纳背景多种多样的新成员，而新成员中的一些甚至不讲日耳曼语。因此，日耳曼人在第一千年中形成的政治单元不是具有连续历史的封闭群体，而是可以被创造和被摧毁的实体，视乎历史情境，其规模会扩大也会缩小。自那之后，对群体身份可能如何对第一千年的日耳曼人起作用、可能起到多大作用有了很多讨论，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再讨论相关论点，但后来的所有讨论都接受了文斯库斯的基本观察并以其为出发点。
这些观察对理解日耳曼移民产生了深远的连锁影响。当你突然在位置B而不是位置A遭遇了X群体时，根据群体身份封闭不变的旧观点，最自然的结论就是整个群体发生了迁徙；而如果群体身份是可塑可变的，那么原则上只需要少数甚至极少数群体X里的人迁徙就能实现上述效果，这一小部分人将成为一个核心，一路上吸引不同背景的人群。就这样，“台球论”逐渐被“雪球论”取代。很多人认为，情况不是一个个由男人、女人、儿童组成的紧密大规模群体下定决心穿越欧洲大陆，而是人口群体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开始是小群体，可能主要由战士组成，他们获得成功后，在一路上吸引了大量的新人。
这种关于第一千年蛮族欧洲历史证据的后民族主义解读，与同时席卷了考古学的新见解有着相似但独立的根源。但考古学家的新观念十分激进，推动人们着手改写根据史料构造出来的蛮族迁徙故事。如今一些历史学家确信，过去绝不可能有大型混合移民单元，因此他们认为，少数支持存在这种移民单元的史料，也就是侵略假说模型的来源，一定是出了错。有人认为，古希腊罗马的史料被“迁徙”这个主题（topos）感染了，这种文化反射使得地中海作家将迁徙中的所有野蛮人都描述为“民族”，而无论该群体的真实性质如何。原先，欧洲历史被认为由长距离、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推动，而现在人们开始认为，推动历史的是小规模的群体，它们在迁移过程中获得了新成员。人口迁移——虽然现在几乎不使用这个词——显然还是故事的一部分，但人们开始认为参与迁徙的人群规模并没有从前设想的那么大，因此关键的历史进程不再是迁徙本身，而是迁徙开始之后获得新成员的过程。
一个绝妙的对称出现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迫使考古学服从历史的要求，考古学上的文化被理解为“民族”，而得自公元第一千年史料的一种人口迁移模式，则将这些文化的发展塞进了一个不时发生大规模人口迁移和种族清洗的历史叙事。而现在，同一批史料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则是因为考古学家激烈反对文化历史及相应的侵略假说，从而引发了对传统人口迁移模式的抗拒。历史学曾引导考古学，如今考古学则引领着历史学。在这个过程中，欧洲早期的历史不再被理解为由外部移民驱动，而是被理解为一个主要涉及内部发展的故事：迁徙的人很少，但很多人受这些少数人的刺激，适应了后者的生活方式。这个模式就其本身而言很漂亮。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50年前处境的镜像面。但是，这样一个很不错的对称和学术上的进步，是不是令人信服的历史呢？在公元第一千年的蛮族欧洲史中，人口迁移真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龙套角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