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882年夏天，在靠近匈牙利平原的地方（多瑙河在此地流经阿尔卑斯山和喀尔巴阡山脉），摩拉维亚公爵（Duke of the Moravians）斯瓦托普鲁克（Zwentibald，或作Svatopluk）和他的手下抓住了弗林哈（Werinhar），“恩格尔沙克（Engelschalk）三个儿子中的第二个，还有他们的亲戚威兹洛伯爵（Count Wezzilo），割下了他们的右手和舌头，更可怕的是还割下了他们的生殖器，而且割到一点（生殖器的）痕迹都看不到”。在公元第一千年欧洲历史的大背景中，这一事件有两个方面十分突出。

首先，摩拉维亚人是说斯拉夫语的。摩拉维亚位于多瑙河以北，大部分位于现斯洛伐克境内。在现代人看来，说斯拉夫语的人在中欧的这个地区占大多数似乎没什么大不了；他们如今仍在当地占大多数。但是，从第一千年之初到接下来的整整500年里，斯洛伐克和它周围的许多地方都在讲日耳曼语的人的控制之下。说斯拉夫语的摩拉维亚人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事件本身也值得注意。尽管描述这一事件的是一位并非摩拉维亚人的法兰克评论家，尽管造成的伤害令人发指，但我们的这位评论家对斯拉夫人并非丝毫不能理解。我们得知，摩拉维亚人之所以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是为了先发制人，也是为了血债血偿。说是血债血偿，是因为弗林哈的父亲恩格尔沙克和他的叔叔威廉之前管理这段边境属于法兰克的那一边时，对摩拉维亚人也施以暴力。这次行动也是先发制人，摩拉维亚人想要阻止恩格尔沙克的儿子们从一个新任命的人手中抢走原本属于他们父亲的职位。摩拉维亚人的行动肯定是残暴的，但他们不是毫无来由就施暴的野蛮人，即便是法兰克评论家，也能意识到残暴背后有着明确而连贯的行动计划。摩拉维亚人希望边界地区属于他们的那部分能按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运作。考古证据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要求。摩拉维亚是在第一千年晚期出现的第一个有一定规模和凝聚力的斯拉夫国家，其物质遗存令人印象深刻。在其首都米库勒茨采（Mikulčiče），发掘者发现了一系列巨石建成的围墙，以及占地400平方米的宏伟教堂的遗迹，其规模不比当时欧洲任何其他地方（哪怕是被认为更先进的地区）的任何建筑小。在第一千年这个大背景下，这就更不寻常了。公元元年时，摩拉维亚还处在日耳曼人的统治之下，而且摩拉维亚人的组织方式通常只是小型酋邦，也没有建造过什么比大一点的木屋更了不起的东西。

就这样，9世纪晚期的一次边境事件完美捕捉到了本书的核心问题：公元第一千年中蛮族欧洲的根本性转变。本书使用的“蛮族”一词意义非常特殊，只包含最初那个希腊单词barbaros的部分含义。对希腊人以及后来罗马帝国的人来说，“蛮族”有非常明确的“低等”的意思，从道德到餐桌礼仪，蛮族的一切都低人一等。它意味着对立面，“他者”，是罗马帝国一统之下地中海文明帝国的反面。我所说的“蛮族”则有限定的含义，并没有道德意味。本书所说的“蛮族欧洲”，指的是位于东方和北方的非罗马、非帝国的世界。尽管地中海地区从哲学到工程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惊人的成熟高度，但那也是为了取乐就可以将人投喂给野兽的世界，因此，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在道德方面比较帝国的欧洲与非帝国的欧洲。

我们的故事从公元元年开始，当时欧洲各地的情况有巨大的反差。新近统一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圈子孕育了一个政治成熟、经济先进、文化繁荣的文明。这个世界有哲学、银行、职业军队、文学、令人惊叹的建筑和垃圾收集系统。在欧洲其他地方，只有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的某些地方开始按照更接近于地中海的节奏前进，其他地区的居民仍然是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政治单元的规模也很小。这些地区大部分由说日耳曼语的人统治，他们有一些铁制工具和武器，但一般都用木头，文化水平很低，也没有石头建筑。越往东，社会就越简单：铁制工具更缺，农业生产效率更低，人口密度更小。事实上，这是古代亚欧大陆西部的世界秩序：占主导地位的地中海圈支配着未开发的北部腹地。

时间推进一千年后，世界变了。说斯拉夫语的人取代了说日耳曼语的人，成为蛮族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力量，一些说日耳曼语的人在欧洲其他一些地方取代了罗马人和凯尔特人；更为根本的是，地中海的统治地位已被打破。从政治上讲，这是由于从前的北部腹地出现了更大和更稳定的国家组织（比如摩拉维亚），但这种模式并不局限于政治。公元1000年的时候，地中海地区的许多文化模式——尤其是基督教、文学和石头建筑——已经在向北和向东传播。大体上，欧洲这片土地上的人类组织模式正朝着同质化的方向发展。正是这些新的国家和文化结构永久性地打破了地中海主导的古老世界秩序。蛮族欧洲不再野蛮。古代的世界秩序让位于新的文化和政治模式，而这些模式才是现代欧洲模式更直接的先驱。

这种大规模权力转移的总体意义体现在，许多现代欧洲国家在书写自身历史时，都会（多少有些牵强地）回溯到某个建立于公元第一千年中晚期的政治共同体。有些情况下，这种回溯相当勉强，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绝对无法将国家传说进一步回溯到公元元年或更早。从深层次的意义上讲，第一千年的政治和文化变革确实见证了现代欧洲诞生的阵痛。因为在根本上，与其说欧洲是个地理现象，不如说是文化、经济和政治现象。从地理角度来说，欧洲只是亚欧大陆的西部。赋予欧洲真正历史身份的是以下这种情形：产生了一些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相互往来的社会，社会间往来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各个社会出现了明显的相似之处；而真正的相似性首次出现，是第一千年中蛮族欧洲转型的直接后果。

这是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关键时期，正因如此，它长期以来吸引着学者和公众的关注。各种版本的粗疏叙事认为，当初先民们已经建立了民族共同体，这也是学校里通常教授的内容。自公共教育普及以来，现代欧洲人多多少少都对自己国家的传说有些了解。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情况开始复杂起来。

直到最近，学者和大众对这个时期的理解仍然是，有这样或那样一批移民，在第一千年的不同阶段突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在第一千年的中间时段，讲日耳曼语的移民摧毁了罗马帝国，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若干先祖国家。他们之后是更多的日耳曼人，以及作用更突出的斯拉夫人。斯拉夫人的活动在欧洲的国家拼图板上又放进了许多块拼图。这个时期结束时，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欧亚草原的更多移民完成了拼图。对细节的争论虽然很激烈，但没有人怀疑，男女老少的大规模迁徙在欧洲创生的传说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大概在上一代学者中，围绕这些主流观念的学术共识就已破裂，因为事实证明这样的论述过于简单。虽然没有出现新的综述，但各种各样研究带来的总体效果是，人们现在认为，至少在一些现代欧洲国家的先祖国成形于第一千年的过程中，人口迁移起到的作用远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大。比方说，现在经常有人主张，在过去被认为是大规模迁徙的过程中，实际上参与迁徙的只有少数人，甚至没有。过去人们认为，人数众多的一个又一个社会群体在第一千年的欧洲版图上定期迁徙，但最近人们描绘出的图景是，真正迁徙的人很少，许多人聚集在这些迁徙者的文化旗帜之下，获得了新的群体身份。这些研究暗示，在公元元年后的一千年里，与人口迁移相比，欧洲内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对蛮族欧洲重组的作用重要得多。

本书的根本目标是提供关于欧洲诞生的综述——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综述；本书将充分采纳修正观点中所有的积极方面，同时避免其陷阱。正如上文中那桩摩拉维亚逸事有力地提醒我们的那样，在第一千年的故事中，从前不发达的蛮族欧洲地区的国家形成，也就是更大、更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的发展，至少和人口迁移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从该结论可知，正是因为如摩拉维亚这样的实体在横跨欧洲北部的政治格局中出现，以地中海为根基的国家才不再能像罗马帝国在一千年前所做的那样行使跨区域霸权。尽管如此，我们切勿急于采纳人们的身份不断变化、只有少数人迁徙的观点。本研究将证明，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的不是去否定人口迁移（有的移民人群的规模相当大），而是以蛮族欧洲当时发生的种种变革为背景，去分析人口迁移的不同模式。

总的来说，本书想实现的，不仅仅是将某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重新放回第一千年重要现象的列表，把它们简单地放在其他变革的旁边。本书试图论证的是，有可能构建一种类似于统一场论的理论，来解释蛮族欧洲更大范围内的转变。仔细观察可知，如果要更好地理解第一千年中的国家形成和具体的人口迁移形式，就不应把它们当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变化，而应该视其为对同一组刺激做出的不同反应。两种变化回应的都是第一千年开始时欧洲较发达地区和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巨大不平等；在我看来，两种变化都有助于减少这种不平等。人口迁移与国家形成是密切相关的现象。它们摧毁了地中海主导的古代世界秩序，奠定了现代欧洲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