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写这本书真的是花了我太长的时间。我签下最早那份合同时，我的儿子威廉还没出世。而这本书最终出版之时，他已经要参加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GCSE）的考试了（也就是说他已经16岁了，如果你不熟悉英国教育体系的话……）。写这本书花了这么长的时间，部分原因是我同时也在做别的事情，但这个项目本身就占用了4个独立的学术假期，比我在其他任何事情上花费的时间都要多，这确实反映出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本书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需要参考许多不同领域的专业文献。其中一些领域，特别是斯拉夫历史和考古学，我绝对不敢说自己已完全掌握，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些领域的重要学者长期以来都将他们重要的论点以西欧语言发表。在这里以及接下来许多方面的学术讨论中，我往往会闯进一些少有前人涉足的领域。当然，这是本书花了这么长时间的第二个原因。

但是，以全面比较的方式来探讨方方面面的历史是这个项目设计的核心。我最初设想的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论述第一千年中蛮族欧洲的转变。首先，在我看来，第一千年上半叶处于罗马帝国边缘的日耳曼社会，第一千年下半叶处于法兰克和拜占庭帝国边缘的斯拉夫社会，二者的发展模式相似。这肯定不是偶然。其次，从前的学者往往过度强调第一千年里蛮族迁徙现象的重要性，而一些现代学者在我看来有些矫枉过正，对蛮族迁徙的作用过于轻视了。为了帮自己思考第一千年中的人口迁移问题，阅读更现代、记录也更完善的人口迁移案例似乎是个好主意。而通过这样的阅读，本书的轮廓得以成形。在阅读研究人口迁徙的比较文献时，我渐渐意识到：首先，人口迁移的模式和形式往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模式密切相关；其次，所在的政治环境对人口迁移模式和形式的塑造有决定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很长时间之后我终于意识到，我一开始打算从两条线入手来研究第一千年的蛮族欧洲，但实际上它们根本不是独立的两条线，而是一个更广泛的转变过程中相互依赖的两方面。第一千年的蛮族迁徙模式必然会受到同一时期蛮族社会中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影响，也在这些社会与当时帝国势力往来的过程中得到塑造。这是本书的核心论点，它只能从本书最终采用的广泛比较方法中产生。当然，读者可以判断采用这种策略的总体收获是否能够弥补其在细节方面的不足。

另外，我想在这里带着巨大的喜悦和感激，为我多年来进行这个项目时得到的所有帮助献上感谢。我受到了不少机构的直接帮助。耶鲁大学的古典学系和历史学系是我在1999—2000年的庇护所，在那里，我获得了许多关于现代人口迁移模式的知识，尽管理解得不是那么全面。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在2004年秋季给了我一个学期的额外学术假，我总共休了8个月的假，本书后面大部分章节的草稿都是在此期间写成的。学术假期间，我也在华盛顿特区敦巴顿橡树园研究中心非常宜人的环境中度过了一段日子，能在那里工作非常好，周围有很多书和激励我的伙伴。我十分感谢研究中心的主任和董事会成员邀请我在2004年秋季学期成为那里的访问学者。凭借在AHRC的迁徙与离散族群项目下获得的一笔小额资助，我在2005年春季和夏季举办了一系列关于人口迁移和第一千年的研讨会，我自己收获非常大，希望对其他参与者来说也是如此。

过去16年中，我在学术方面承蒙许多人的帮助，在此无法一一感谢。在我思考这个主题的最初几年里，我有幸受邀参加由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的“罗马世界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项目中的一个分组。这对我来说仍然是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体验，当时和之后交流的想法和信息对我的帮助难以言表。我要特别感谢普热梅斯瓦夫·乌尔班奇克（Przemysław Urbanczyk），他后来邀请我去波兰，使我对中世纪早期斯拉夫人的理解不至于停留在十分肤浅的层面。另外，我还要感谢所有参加AHRC资助的人口迁移研讨会的人，他们使研讨会成为激发思考的愉快经历。在众多用思想和著作一路上给我启发和帮助的学者中，我特别感谢保罗·巴福德（Paul Barford）、安杰伊·布科（Andrzej Buko）、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戴维·顿维尔（David Dumville）、盖伊·哈尔索尔（Guy Halsall）、沃尔夫冈·豪布里希斯（Wolfgang Haubrichs）、洛特·海蒂格（Lotte Hedeager）、阿格纳尔·黑尔加松（Agnar Helgason），克里斯蒂安·吕布克（Christian Lübke）、沃尔特·波尔（Walter Pohl）、马克·休金（Mark Shchukin）、马克·托马斯（Mark Thomas）、布莱恩·沃德·珀金斯（Bryan Ward Perkins）、麦克·惠特比（Mike Whitby）、马克·惠托（Mark Whittow）、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伊安·伍德（Ian Wood）和阿列克斯·伍尔夫（Alex Woolf）。给予我帮助的远远不只有这几位学者，但我在学术上大大受惠于他人的工作，这份名单至少是一个缩影。

在更直接的层面上，我要感谢我的编辑乔治娜·莫莉（Georgina Morley），我的文字编辑休·菲尔波特（Sue Philpott）和尼克·德·索莫吉（Nick de Somogyi），以及我的编辑主管塔尼娅·亚当斯（Tania Adams）。他们付出了辛劳，为这个项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非常感谢他们发现和纠正了不一致、不正确和不恰当之处。当然，书中若还留有不一致、不正确和不恰当的地方，那都是我自己的责任。我还要感谢尼尔·麦克林恩（Neil McLynn）和其他各位朋友及同事，他们审阅了本书大部分章节的各版草稿。我非常感谢他们的耐心、鼓励和纠正。像往常一样，我也欠家里每个人的情，在过去几个月里，非常感谢你们的包容。邦戈（Bongo）和图其（Tookey）耐心地容忍我不带它们锻炼，威廉和纳撒尼尔慷慨地宽恕了我的分心和暴躁脾气。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妻子盖尔（Gail），除了大量的后勤和感情支持，她也在本书出版的最后几个阶段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我得到的恩惠难以衡量，为此我愿回报以最多的爱和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