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

与罗马的多层面接触推动了日耳曼世界的转型，不同层面的接触同时发生，经常互相重合。边境的经济需求，可能还要结合技巧和技术的转移，刺激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而这是所有其他变化的根基。许多人在罗马的辅助部队中服役，他们回家时带着工资或退休金；而至少在与罗马有着和平关系的地方和时期，罗马钱币成了鼓励交换的有效机制。新的贸易网络形成，也许带来了铁矿石交易，奴隶和琥珀的大量交易则肯定存在。与这些新财富在日耳曼世界中流动起来一样重要的事实是，奴隶和琥珀贸易需要更复杂的组织形式。情况不是罗马买家遇见日耳曼生产者这么简单。北部的琥珀路线和暴力的奴隶交易网络都表明，新的财富对日耳曼社会的冲击并不温和，也不是雨露均沾。特定的群体通常以军事方式组织，从军团推进到莱茵河和多瑙河带来的新机会中获取超比例的好处。外交和政治接触也促成了新的财富流动，国王通过他们的随从组织起军事力量，从额外的贸易权和年度补贴中获得超比例的收益。

与帝国的一系列其他接触也推动了变革。获取年度补贴也有代价，年度补贴是罗马管理边境的技艺之一。日耳曼的边境群体除了获得补贴之外，有时还会遭受来自帝国的大规模军事攻击。他们也感受到干涉性操纵的分量，罗马的操纵决定了他们在哪里生活、可以与谁结盟、接受谁的统治。罗马经常向他们索取商品、服务甚至人力。他们的公共生活以公开、屈辱地顺从罗马权威为前提。这些附属国的怨恨表现为随处可见的小规模越境袭击。在我看来，此类袭击的更深远影响是使这一时期日耳曼兴起的新型军事王权获得了合法性，从而为新联盟获得更强的政治凝聚力奠定了基础。军事国王有能力从自己的社会中攫取更多的资源，从新的财富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但他们也更能保护追随者，使他们免受帝国的过度干涉。

换句话说，日耳曼世界及其帝国邻居之间的“积极”和“消极”接触（当然这么说总会有这个问题：积极和消极是从谁的角度判断的？），总的效果是一样的。双方关系加深的同时，各自的政治巩固进程也得到推动。实际上，这可以说是一种早期全球化。一个完全不发达，仅能维持生计，生产、贸易、社会分层基本单一的农业经济体，突然与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结构强大的罗马帝国走到了一起。于是，新的财富，加上争夺新财富、抵抗罗马侵略的斗争，产生了更明确的社会分层，新的政治实体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罗马帝国后期的新日耳曼尼亚，是由帝国的行为和当地人对帝国的回应共同塑造的。

当然，前罗马时期的日耳曼社会也不是什么原始幸福的乐土。我们已经看到，早在罗马军团从地中海边缘向外推进之前，在主要由日耳曼人统治的中北欧亚斯托夫（Jastorf）文化区，与主要由凯尔特人统治的西欧拉坦诺文化区之间，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就已存在。我们也看到，在军团来到门口之前，相对不发达的亚斯托夫社会就已开始自我重组，为的是从更发达的拉坦诺邻居那里获取更多的财富。从阿里奥威斯特斯这一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相邻社会财富水平相差极大会产生怎样的变革性影响，而这些影响在罗马人来到之前就在发挥作用了。但是，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拉坦诺欧洲被经济上更富裕、政治上更统一、军事上更强大的罗马帝国所取代。于是，不管是一开始的外部刺激，还是对这些刺激的内部反应（“能动性”），其力量都显著加强。

即使罗马人没有到来，日耳曼人内部的普遍差距最终也有可能产生更大、更稳固的政治单元。但是，与帝国的积极往来使这一过程缩短了好几百年。而说到与帝国接触如何改变了古代日耳曼尼亚，这些还不是故事的全貌。我们还需要探索日耳曼社会的某些角落里，与社会和政治转型同时出现的移民现象。 mXjeQwPrgTzK418UHlILYJOYOTMRt6O/aFEAaNnhl+yHJz4EpxmDRg31UclpPMt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