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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0年左右，罗马商人加吉里乌斯·塞肯得斯（Gargilius Secundus）从一个名叫斯泰鲁斯（Stelus）的男子手中买了一头奶牛。斯泰鲁斯不是罗马人，住在莱茵河对面如今的荷兰小镇弗拉讷克（Franeker）附近。这笔交易花费了115银努米（nummi），并由两位罗马百夫长见证，记录恰好留存了下来。一位现代的评论者认为这笔交易很“平凡”，确实如此：它规模小，无足轻重。这样的交易在罗马的欧洲边境肯定发生过上千次。这么认为的理由很简单。大量的罗马士兵驻扎在帝国边境，尤其是在帝国早期，但后期也是如此。他们就代表着巨大的经济需求。1世纪，仅在莱茵河北部地区的卡纳内菲特人（Cananifates）地盘上，就驻扎有大约2.2万名罗马士兵（包括军团士兵和辅助部队人员），而本地的卡纳内菲特人只有1.4万名左右。后者不可能满足罗马士兵对食品、饲料和天然材料（如建筑和烹饪用的木材，以及皮革）的需求。一个军团有5 000人，每天需要大约7 500千克的谷物和450千克的饲料，一个月下来就是225吨谷物和13.5吨饲料。士兵所需有一部分是由帝国中心直接提供的，但这样很麻烦，还有物流方面的问题。帝国当局更愿意支付现金，让当地供应商去满足部队的要求。
因此，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帝国边境地区都对各种初级农产品有着巨大的需求，有充分理由认为非罗马的供应商在满足这一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世纪，情况仍然如此，在这方面，阿米阿努斯作品中描写阿勒曼尼人的章节依然值得注意。在斯特拉斯堡取得胜利之后，皇帝尤利安可以对落败的阿勒曼尼诸王提出任何要求。条约的细节不尽相同，但都要求获得食品、建筑用木料等原材料，以及重建工程所需的运输车和劳动力。获胜的尤利安想得到这些物资，只要征用就行了，但即使在不太有利的情况下，罗马军队也需要这些物资，这种时候就要付钱了。无论付不付钱，对周边的日耳曼人来说，罗马军队始终是经济需求的来源。
尤利安的条约中提到的所有物品都无法通过考古发现。日耳曼人种植的小麦、砍伐的木材、加工的皮革、建造的建筑，这些痕迹都找不到，因为它们无法留存到今天。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间接体现在了（前文提过的）罗马时期日耳曼欧洲农业生产的大规模扩张中。多出来的食物中有一部分被新兴的国王和随从消耗了，还有一部分由日耳曼尼亚不断增加的人口消耗，但罗马军队是促进生产的进一步（或许也是最初的）刺激。首先，罗马人到达日耳曼边境并提出要求的时间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时间重合。最早有新村庄（如费德森丘和威斯特）出现的地区，都可以相对容易地将农产品通过水路运到莱茵河河口，然后顺流而上送至沿河的军事驻地。正如最近的文献正确强调的那样，也正如所有罗马边境地区的情况表明的那样，边境某种程度上更像是接触区，而不像我们可能一开始以为的那样，是隔开帝国和它周边邻居的分界线。
就日耳曼而言，罗马不仅是额外经济需求的来源，而且也是使农业集约化成为可能的一些想法和技术的来源。在威斯特和费德森丘，产量提高似乎是由于人们更加系统地整合了耕作农业和畜牧农业，使用动物粪便来维持田地的肥力。更一般地说，它涉及更复杂的耕作技术和设备的使用。这些想法在何处传播以及如何传播仍有待研究，但早在这些技术传播到日耳曼之前，罗马欧洲和拉坦诺欧洲（La Tène，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世纪吞并了该文化的大部分领地——见第一章）就广泛使用更有效的犁和整合度更高的综合农作制了，这些技术可能激发了日耳曼农业革命。
罗马世界也需要日耳曼尼亚生产的其他商品。从偶尔出现的外来词中可以看出几种产品，文献中也有提及。用于填充枕头的鹅毛和某几种红色染发剂就是其中两种产品。但比它们重要得多的是另外两种，可能是三种（算上不太确定的铁的话）原料。没有具体证据表明有大量生铁从日耳曼欧洲南部和西部边境运输到罗马世界。但是波兰两个主要生产点产出的铁远远超过当地需要的用量。也许，这些铁只是在日耳曼世界中流通，但加工它们以满足罗马的需求也完全可以想象。其他两种重要材料则肯定会从日耳曼世界输入。第一种是琥珀，这种硬化的树脂附在原本沉在水里的树上，和树一起被冲到波罗的海的海岸上。表示“琥珀”的词是拉丁文从日耳曼语借来的少数外来词之一。我们知道罗马人对这种产品很有兴趣，喜欢用琥珀来制造珠宝。在尼禄（Nero）时代，元老院甚至派了一个使团，去北方调查琥珀的起源。从波罗的海开始的贸易路线有两条。主要的一条路线是一路向南直达多瑙河中游位于卡农图姆（Carnuntum）的军事要塞，另一条路线经喀尔巴阡山东麓抵达黑海的港口（地图2）。这些路线是罗马作家熟知的。
尽管现有史料较少提到对日耳曼人力的需求，但它至少与对琥珀的需求同样重要。有两种主要形式的人力需求。首先，罗马军队总是需要招募新兵。所谓罗马军队的蛮族化曾被认为是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观点充其量是部分错误的。从奥古斯都时代起，至少一半的军队，也就是所有的辅助部队，士兵不是罗马人，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从日耳曼世界招募来的。帝国末期，军事单元的分类发生了变化，公民组成的军团和非公民组成的辅助部队之间的区别部分消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4世纪罗马军队中的日耳曼人比例比从前更高，或军队因有日耳曼人而不再那么可靠——无论如何，一般认为在实际操作中，军团的招募人员可能有一段时间无视了只应招募公民的要求。因此，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对日耳曼兵员的需求都很大，从许多碑文记录中就可以看出。我们从叙事资料中知道，招募的日耳曼士兵分两种。有些人自愿参军，希望在罗马军队中走上可能带来丰厚回报的职业道路。但许多人只是因为别无选择。对此，阿米阿努斯也说得很明确。他记录下的帝国与不同蛮族群体间和平条约中，大部分都有强制征兵的条款。打了败仗之后，你不仅需要提供劳动力和食品以求重获帝国的青睐，还必须让一部分年轻人去罗马军队中服役。
日耳曼尼亚的人力还以另一种形式进入帝国：奴隶。对于罗马时代奴隶贸易的运作情况，我们并没有记述详细的史料可用，现有史料比不上阿拉伯作家对阿拉伯帝国9—10世纪奴隶贸易的记述（第十章）。因此，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奴隶贩子都有谁，他们通常在什么地方购买奴隶，也不知道后来日耳曼尼亚是不是有大的奴隶市场，用于将奴隶卖给中间商或者直接卖给罗马商人。但是，奴隶贸易在罗马时代一直都有，其重要性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日耳曼语中有一系列术语派生自拉丁文mango，后成为表示交易和商人的基本词干。但拉丁文中的mango不是指一般的商人，而是特指奴隶贩子。因此，欧洲那些说日耳曼语的人最先遇到，或许也是最常遇到的罗马商人应该就是这些人口贩子。
总的来说，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公元元年前后，罗马帝国的欧洲边界向北扩张，突然给日耳曼世界带来了和富裕得多的罗马帝国做生意的机会，这大大刺激了日耳曼尼亚的经济，使其在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里获得显著发展。根据恺撒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说法，当时的日耳曼人对和罗马商人做生意没什么兴趣，他们允许罗马人进入自己的地盘，只是希望罗马人把战利品卖给他们。如果这是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实际情形，那么事情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到1世纪末，莱茵河边境的贸易已经普遍到了河东的日耳曼部落用罗马第纳里（denarii）来交易的地步。事实上，在日耳曼发现的大部分罗马时代的银（比如精致的银扣针），可能是把这种罗马银币熔了以后得来的，而很多这种钱币在4世纪时仍在流通。虽然不是每个边境群体与帝国的贸易关系都密切到要用罗马钱币（我们稍后再谈为何如此），但在帝国存续期间，这样的情况肯定时常出现。使用罗马钱币的现象通常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相当靠近边境的地区在某个阶段集中了较大数量的低价值罗马硬币。比如4世纪时莱茵河东面一些古老的罗马道路附近的地区，这些道路当时还属于阿格里-戴可美特（Agri Decumates）这个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间的三角形区域，由阿勒曼尼人控制；又比如多瑙河更往东一些，与罗马行省上默西亚（Moesia Superior）接壤的区域。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整个罗马时期，帝国的近邻都希望获得与帝国商人交易的特权，此类特权罗马通常严格控制。即使在4世纪的哥特特温吉人想切断与帝国的大部分联系的时候，最终达成的协议里还是规定了两个贸易中心将继续运作。大量考古证据证实了文字资料给人的印象。对1—4世纪日耳曼遗址进行的主要考古发掘大多发现了各类罗马物品。
这些发现有明显的年代模式和地理模式。比方说，在日耳曼尼亚境内众多离边界线很近的地区（最远的距防线100千米），发现了大量1—2世纪的罗马货物，这些货物出现在定居点中，也被陪葬在墓中。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罗马钱币外，还出土了大量精美陶器（terra sigillata）、青铜饰品和玻璃。再比方说，在韦斯特里希（Westrich）遗址的1—2世纪断层，挖掘出来的陶器和金属制品中有三分之一是罗马制造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不过，这种模式虽然在某些地方很常见，但并不适用于莱茵河和威悉河（Weser）之间的莱茵河北部边境地区，此地这个时间段的罗马物品不那么丰富。离开紧邻边界的地区来到易北河区域，模式又略有不同。这里有大量的罗马货物，但往往集中在特定区域。例如，位于现在图林根州的萨勒河（River Saale）区域集中了数量惊人的罗马货物。在波希米亚（今捷克共和国的中心地带）的易北河上游支流，以及易北河下游、威悉河中下游（都位于现在的下萨克森州）附近发现了其他的集中地。另一个确定的集中地在北海沿岸。在离边境更远的地方，罗马物品的量比较小，但仍有一些可识别的集中地，如波兰南部的雅库索维斯（Jakuszowice），斯堪的纳维亚的古默/伦德堡（Gudme/Lundeborg）村落群，以及丹麦东部。
笼统地说，有足够的资料表明在公元元年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日耳曼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是购买大量有吸引力的罗马进口产品。但是，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集中地呢？
部分答案在于物流。一车小麦每运输50罗马里，价格就要翻一番，可见前现代时期的陆路运输是多么困难和昂贵。因此，陶器、青铜器和玻璃等价值相对低的物品只能运往比较近的地方，除非有水运或者其他降低费用的手段。于是，只在与边境直接接触的区域出土了罗马物品也就不奇怪了。运输也可以解释一些更特殊的现象。可以走水路运输，很可能是费德森丘这样比较远的地方能参与供应边境罗马军队的原因，而从钱币的分布看，阿格里-戴可美特的古罗马道路网也许仍对4世纪的贸易有促进作用，即使在该区域落入阿勒曼尼人之手以后。但是，物流不能解释一切。
另一方面的解释涉及日耳曼世界具体的贸易机制，以及交换而来的罗马商品在日耳曼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恺撒所写的属实，那么最初是有一些日耳曼人抵制同帝国进行贸易的。但这种抵制情绪很快就被完全化解了，拥有罗马商品反而与高贵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了一起。分析较奢华墓葬中发现的物品类型可知，从1世纪后期开始，下面3种东西经常同时出现在奢华墓葬里：大量当地制造的日常物品、显然很昂贵的当地制品（如武器和珠宝），以及从罗马进口的物品。可见，从罗马进口的商品很快成为展示卓越社会地位的必备之物。这并不奇怪。罗马进口品具有异国情调，必须通过向罗马商人支付什么东西才能获得，因此，这些东西必然会带来一定的优越感。这也是我们已经观察到的现象的另一个方面。与当今的全球化一样，并不是人人都从古代日耳曼经济的发展中获得了同等的好处，获利的主要是国王及其随从；因此可想而知，他们手里的罗马进口产品肯定更多。
这一点值得深思。虽然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没什么特别，但它揭示了新交换网络运作方式的重要方面。稍微想一想就能意识到，这样的结果只能说明国王及其随从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利润加以组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国王拥有军事力量，因此能从新产生的农业剩余产品中抽取一部分。然后，国王不仅可以用它们来供养随从，还能将其用于交换，从罗马世界获得贵金属钱币、葡萄酒和橄榄油，或者他们想要的任何其他东西。
如果要确保获取其他新贸易形式中的大部分利润，军事力量也至关重要。想想奴隶贸易吧。没有人自愿当奴隶。得有人在日耳曼社会中将他们聚集起来并卖给罗马商人，这个过程不可能和平。顺便提一下，奴隶贸易也可能是艾斯博尔沼泽那些随从被杀的背景。如果他们从事奴隶贸易，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会这么有系统地在他们身上发泄愤怒了。即使是琥珀贸易，也不是那种可以靠在波罗的海岸边徘徊，捡起夜晚被冲上岸来的琥珀就完成的温和过程。近年来，波兰北部最令人吃惊的发现之一是一系列长达数千米的木质堤道，这些堤道在波罗的海附近的沼泽地区连成了一个道路网络。碳14和年轮学证明，这些是在公元元年前后铺成的，在之后的200年中也经常得到维护。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这些堤道是为琥珀路线的北端服务的。但所有这些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换句话说，这一定对修堤道的人来说非常值得，才会让他们如此费心费力。作为努力的回报，他们想必以某种过路费的形式分得了不少贸易利润。值得注意的是，日耳曼语中表示“过路费”的词是一个来自拉丁语的外来词，这说明在帝国成为他们的近邻之前，日耳曼人并没有这个概念。当然，如果能从贸易中分得这么大一份利润，其他人也一定会想参与修建堤道的活动。在这方面，军事力量也很重要。靠着军事力量，你可以强迫那些地位较低的人去建造和维护堤道，也可以防止其他武装团体接管这个显然很不错的小小收入来源。
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鼓吹“涓滴效应”（trickle-down theory），与这种陈词滥调的主张相反，经济发展并不总是好事，至少不是当然的好事。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社会财富的增加引发了激烈的争夺，有时还涉及严重的暴力，因为很多人都想获得对这些财富的超比例控制权。在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地区，不利影响也许不那么严重。众所周知，很难对农产品征税，而且不管怎么说，想要更高的产出，就需要充足的劳动力——至少耕作农业是这样，因此，国王和战队（其中一些人可能是从富裕的农民中招募的）也许不会提出太苛刻的要求。然而，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对处在弱势的人来说非常糟糕：奴隶显然是受经济发展之害的人，不过我还想到了铁矿，因为至少在罗马世界，被定罪流放到矿山无异于极刑。即使对社会顶层的人来说，控制新财富的斗争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艾斯博尔沼泽是北欧沼泽地中的30多个武器堆积地之一，大部分武器是在公元200—400年间被放入的——可想而知，日耳曼世界围绕新财富产生的暴力有多严重。此外，没有理由认为只有碰巧有可以用来处置战败者的沼泽和湖泊的地区发生了斗争。塔西佗提到一个1世纪的献祭仪式，需要将死者和他们的武器吊在树上，而如此放置的武器是没法保存下来，然后被考古学家发现的。我倾向于认为，表明暴力竞争存在的直接证据之所以限于北海周边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的日耳曼人因近水而特别好斗，而是因为相关证据偶然保存了下来。
在试图了解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日耳曼社会的转变时，探讨其与罗马帝国的贸易往来并不是什么新想法。但是，有理由相信，贸易本身并不构成足以带来这种转变的机制，毕竟并不是各地都有大量的罗马货物。但如果我们不仅考虑新的财富流本身，还将后续争夺财富控制权的斗争考虑在内，此类贸易起了重要作用的观点就会更有说服力。真正起到变革作用的是这种连锁效应，而不仅仅是新财富的存在。日耳曼世界的各个群体争夺对利润的控制权，对新出现的财富做出了动态反应，促进了它们所在世界社会政治结构的重塑。
讨论中的这一额外方面与后殖民研究领域中被贴上“能动性”（agency）这一通用标签的论点颇为相似。要点在于，从前的分析（“殖民”分析而不是“后殖民”分析）过于消极地看待较发达社会对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的影响。“能动性”理论（对究竟什么是“能动性”，学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的基本观点是，在面对外部刺激时，土著群体会出于自己的考虑并按照自己的优先级，抓住某些（而不是另一些）可能性。就我们讨论的主题而言，与罗马接触而产生的经济机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而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抓住了这些机会。一些群体学会了扩大农业生产，一些出口铁或琥珀，还有一些群体开展起奴隶贸易。随之而来的是不平等越来越严重，这不仅为4世纪更大的政治联盟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且也反映在考古所见罗马商品的零散分布中。在直到易北河的中间区域中出现的那些罗马物品集聚处应该是日耳曼群体建的，这些群体能够支配从罗马帝国流出的某些新财富，并用这些财富来购买考古学家发现的那些物品。例如，9—10世纪时奴隶贸易的受益者，在考古学上可以通过其交易的成果辨认出来，历史文本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但罗马时代不是这样）。因此，将同样的原则应用在罗马帝国周围的日耳曼人身上也是合理的。
但在我看来，即使算上当地人对新财富做出的动态反应，也远远不足以概括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世界转型中起到的作用。为此，我们还需要探索帝国是如何保持其边境的长期稳定的。
1967年，人们在靠近古罗马城市纳美顿［Civitas Nemetum，如今的施派尔（Speyer）］的莱茵河流域挖砾石的时候，发现了从一幢罗马别墅中劫掠而来的战利品。接下来16年的仔细挖掘为我们重构了整个故事。之所以在那里有这些发现，是因为在3世纪末，一些阿勒曼尼袭击者试图将他们的战利品运回莱茵河对岸，但他们的船被罗马巡逻船伏击并击沉。罗马巡逻船被称为lusoriae，是轻型的桨式战舰，船上有撞角，船员装备精良。边境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但袭击者试图带回家的东西很不寻常。他们居然带着重达700千克的战利品，装在三四辆推车里，准备用筏运到莱茵河东岸。经过仔细检查，人们发现这些战利品可能是一整幢罗马别墅中的全部物品。袭击者对他们能找到的每件金属制品都感兴趣。这批战利品中只缺了昂贵而结实的银器和高价值的个人珠宝。要么房屋的男女主人在袭击发生之前已经带着细软逃离，要么这些高价值的战利品是另外运送的。但在推车中，有数量可观的银餐盘、整套厨房设备（包括51口锅、25个盆碗和20个铁勺）、大量的农具（从修枝镰到铁砧的各种东西，多到足以经营一个大型农场）、别墅神龛里的一些祭品，还有39枚质量很好的银币。
这批非比寻常的物品的性质清楚表明，帝国在处理边境关系时要面对棘手的问题。蛮族袭击者对金银感兴趣，这个我们都能想到。多年来，在不少罗马时代的贮藏处都发现了掠夺来的昂贵物品。但是，蛮族想要的远不只有这些。由于日耳曼世界的经济发展远不如罗马世界，前述所有物品袭击者都能用得上，他们也可以将其出售给他人——阿勒曼尼农民、主妇，甚至可以卖给阿勒曼尼匠人进行再加工。这可能是出土物品中最能体现一般袭击者劫掠目标的一批了。而历史资料清楚表明，劫掠（通常规模小于这次对别墅进行的惊人扫荡）在罗马边境无处不在。
在1世纪的不同时间，各个军团的推进大致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停了下来，但这并不意味可以对边境之外的土地放任自流。出现越境袭击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是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的地区相邻自然会有的现象。帝国也没有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突然从攻击转为防守。边境安全需要更加积极主动的反应。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帝国在欧洲边境地区保持着总体军事优势，并以侵略性的外交作为辅助。这些政策有效地将那些最近的邻国转变成了附属国。
罗马帝国在存续期间使用的方法一直变化不大，也对日耳曼世界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阿米阿努斯记下了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对358—359年多瑙河中游出现的问题的反应，这是4世纪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和他之前的皇帝一样，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跨出的第一步是建立军事优势。春分刚过，趁敌方认为自己仍然安全，他在多瑙河上架起了一座浮桥，出其不意地攻击萨尔马提亚人。战况惨烈：
好多人怕得挪不动步子，被纷纷砍倒；那些跑得够快得以逃生的人，只能藏在阴暗的山谷中，看着他们的国家毁于刀剑。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军事行动很快打击到了邻近的夸迪人（Quadi）和该地区所有其他的边境群体。然后，皇帝利用这种军事优势来敲定他希望能延续下去的外交协议。这些群体及其领袖一个接一个前来（或者被迫前来）听候皇帝的裁决。
并非所有群体都得到同样的对待。皇帝对其中一些还是比较优待的。萨尔马提亚王公齐扎斯（Zizais）表现出了精湛的演技：
一见到皇帝，他就将武器扔到一边，整个人趴到地上，仿佛一具死尸。他在应该提出恳求的时候，因恐惧而无法发声，这激起了更大的同情；不过，经过多次尝试，他抽泣着说出了一点请求。
蛮族应该对罗马的神授权威表示服从，齐扎斯很清楚这一点，罗马钱币和纪念碑上的蛮族画像强调的也是如此。所描绘的蛮族总是顺从地躺在画面的底部，通常是在皇帝脚下。这位萨尔马提亚人很可能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决定采取那种做法，也获得了想要的结果。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决定恢复齐扎斯的追随者的政治独立（他们在不平等的联盟中是下级伙伴的角色），将这位王公升格为独立的国王。事实上，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当时最关注的是，如何按照最符合罗马利益的方式，重新安排在边境这一地区运作的政治联盟系统。也就是说，要瓦解会对罗马产生威胁的过大联盟。齐扎斯得到的东西，其他人失去了。夸迪人的国王阿拉哈利乌斯（Araharius）虽然抗议，但仍失去了下位王萨尔马提亚国王乌萨法（Usafer）对他的服从，后者像齐扎斯一样恢复了独立地位。有时，罗马的干涉要暴力得多。在阿米阿努斯的叙述所涵盖的24年中，罗马有3次采用了另一种策略：皇帝邀请可能造成问题的边境国王用晚餐，然后把他们要么杀掉，要么绑架起来。
除政治重组外，罗马还推行了多种措施，确保帝国刚刚付出的军事努力获得经济回报，再加上一些约束，保证在军团撤离后新的协议能得到实施。有些是标准的措施，比如从臣服于皇帝的群体中抽调年轻男子进入军队服役。我们已经知道，这是日耳曼年轻人在罗马帝国存续期间进入罗马军队的几种方式之一。帝国还要求各个群体交出人质，人质通常是地位很高的年轻人。人质在罗马帝国其实并没有被视为囚犯，但有的人质在协议破裂时会被处决。罗马俘虏也都被送回帝国。在其他方面，协议的细节有所不同。取决于皇帝认为一开始造成麻烦的各个群体应该负多少责任，有的群体会被要求提供劳动力、原材料和食物，有的群体则会被授予有特权的贸易地位。此外，外交补贴是罗马的常用外交武器。过去的一些历史学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给蛮族领袖钱是罗马后期军事衰弱的标志。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称这种补贴为“海外援助”。罗马帝国在历史上一直都有外交补贴的做法，即使是在罗马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例如，尤利安在斯特拉斯堡击败阿勒曼尼人以后，还给被打败的国王发放年度补贴。原因很简单：补贴能帮助刚刚与罗马达成协议的国王巩固地位。这么看来，补贴是很好的投资。
除了所有这些外交细节之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干预体现了另一层关注。出于两个原因，帝国不希望离边境最近的腹地变得过于拥挤。首先，这将意味着太多群体有机会袭击罗马领土。其次，种种上位王、下位王关系的建立和重组表明，边境群体之间政治竞争不断，一旦有更多的群体参与这场游戏，它们的地位之争就可能演变成在罗马土地上实施的暴力。有鉴于此，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他的顾问最终决定，在新的协议中加入一个关键内容，就是让萨尔马提亚群体利米刚特（Limigantes，也是一个联盟）离开最靠近罗马的边境地区。这不是利米刚特人的意愿，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军事恐吓，罗马也这么做了。利米刚特的两个子群体阿米森斯（Amicenses）和皮肯斯（Picenses）遭到了残暴对待，其他人屈服了，同意离开。这一地区看上去正走向和平，但并非如此。一年后的359年，一些利米刚特人回来了，说他们更愿意进入帝国，成为纳税的进贡国，而不是继续生活在指定给他们的远离边境的土地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费解。阿米阿努斯将一切归咎于利米刚特人的背信弃义。双方似乎已经达成了原则上的协议。萨尔马提亚人获准越河进入帝国疆域，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则带着他的军队回到了该地区。然后，在关键时刻出了问题。萨尔马提亚人没有投降，反而袭击了皇帝——阿米阿努斯是这么说的，而罗马人的回应是：
我们的军队急切地冲向前去，渴望着……在奸诈的敌人身上发泄愤怒。他们一路砍杀，从活着的、垂死的和已死的敌人身上践踏过去，毫不怜悯；他们的双手还未浸润屠杀野蛮人的鲜血，敌人的尸体就已堆积成山。
利米刚特人也许确实背信弃义，或者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想要明确表示，自己的命令必须得到遵守——或者，同样可能的是，悲剧是由不信任和混乱造成的。但在历史上，罗马帝国有时的确会吸纳帝国之外的人口群体，这是一种边境管理的技术。帝国后续可以获得的收益（新的纳税人、潜在的兵员等）肯定在考虑范围之内，但这种做法也有防止因边境过于拥挤而形成威胁的作用。
这套方法应用得非常普遍。偶尔的重大军事干预使确立区域范围内的外交协议成为可能。这种协议会打破有威胁的联盟，找出朋友并给予奖励，同时惩罚敌人。为确保新协议不仅仅在短期内被遵守，罗马会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方面通过惩罚性军事行动和收押人质来造成恐慌，另一方面则用海外援助和贸易特权来给某些群体一些甜头。这些方法很有效，但肯定不完美。方法有多成功（从罗马角度看），可以用外交协议的预期有效时间来衡量。据我估算，4世纪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每次重大军事干预后产生的外交协议，平均持续时间为20—25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相对于投入的军事力量，这样的回报可能是公平的，也是能合理预期到的。然而，重要的是明白，维持整个系统的是偶尔但果断的罗马军事行动。边境群体是罗马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但条款和条件并不是双方自由协商决定的。罗马一直使用武力维持自己的优势。
罗马的外交方法本身很吸引人，也有相应的学术文献。它们推动了日耳曼社会的转型。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远离罗马边境的人口在这个故事中有活跃的能动性。罗马外交当然带来了一些重要的直接影响，但这不是全部。整个4世纪，日耳曼境内的群体和个人以各种方式回应罗马的种种对外政策，这种反应与帝国一开始的干预同样重要。
多年来，罗马外交中一个方面所具有的变革潜力得到了相应的重视，那就是年度补贴。补贴不仅可以是现金或金条，也可以是高价值的罗马商品，如精美的珠宝或华丽的布料。拜占庭时代，有时会用目标经济区无法获得的食品来当补贴，在之前的时代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前面提过，补贴的目的是增强某个比较听话的边境国王的力量，使他认识到维持边境和平对他有利。补贴往往会增强现有的王权。但有必要认识到，与琥珀和奴隶贸易一样，外交补贴对日耳曼世界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新财富。而和贸易利润的情形一样，新财富的出现引发了潜在接受者之间的竞争。失去补贴可能是利米刚特人不愿远离边境的一个原因，也是从（罗马人眼中的）上位国被降格为下位国的额外不利后果。当然，年度补贴缩水或档次降低都可能导致危机，瓦伦提尼安一世364年单方面减少给阿勒曼尼人的补贴就带来了危机。我们还有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有的群体进入边境地区，正是为了取代当前接受补贴的那个群体，自己获得补贴。因此，对补贴控制权的争夺放大了补贴带来变革的效力。这也意味着罗马有时只能把补贴赠予它无力控制的斗争中胜出的一方。
但补贴只是罗马外交战略的一部分，战略的其他方面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例子是定期的军事干涉。在4世纪，平均下来基本每一代人的时间里都要在边境的各段进行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干涉的形式通常是烧毁可以找到的一切，直到当地国王进入帝国领地表示臣服，然后就可以采取外交手段，重新分配补贴了。这种焦土式干涉造成的经济影响值得仔细研究。当然，我们没有来自4世纪的确切信息，但中世纪遭受类似恐怖侵害的地区的资产记录是个值得注意的类比。例如，约克大主教的土地在14世纪遭到苏格兰人的越境袭击，其记录表明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税收水平（税收收入能比较好地反映“产出”）。这是因为袭击者除了劫掠很容易替代的可移动物品外，还瞄准了农业资本项目，比如非常昂贵的耕畜（中世纪的耕畜相当于现在的拖拉机），更不用说住房和其他大件物品了。重建所有这些的成本很高，收入减少持续了20年以上。
如果在看待罗马边境策略模式时也把这种经济效应考虑在内，就会发现，特别是在冲突相当普遍的时期和地区，生活在罗马帝国周围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这一点从考古记录里也可以看出。例如，罗马帝国早期，一些边境地区的罗马输入品很丰富，但莱茵河-威悉河地区却是一个例外。在那里发现的罗马输入品很少，而直到2世纪后期，定居点的人口密度都不怎么高。这反映了该地区众多群体和帝国之间的敌意。莱茵河-威悉河是克鲁西人的核心区域，也是阿米尼乌斯叛军的心脏地带——这些叛军在公元9年的条顿堡森林会战中击溃了瓦卢斯的军团。5世纪，西罗马其他地方的经济每况愈下的时候，有经济扩张迹象的一个西方地区似乎是阿勒曼尼人的领地，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那里的森林被砍伐，农业和定居点有所扩张，可见人口也出现了扩张。在我看来，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西罗马权力衰弱，无法每过一代人就烧毁阿勒曼尼村庄一次，也不再定期窃取后者的剩余农产品。还是在5世纪，阿勒曼尼人之间明显的政治统一趋势达到了顶峰，最终出现了单一的、不受挑战的国王。前文提过，罗马对抗这种趋势的干涉手段是定期消灭新出现的主导人物，但罗马的干涉已不再有效，因此出现上述情况并不奇怪。
我们也应该从阿勒曼尼（或边境附属国整体）的角度来考虑罗马外交策略的前述方面和其他方面。经常破坏村庄只会引起仇恨，阿米阿努斯也经常提到边境另一边对罗马的不满。事实上，即使是罗马干涉中不那么暴力的方面也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而输家肯定满怀怨恨。齐扎斯很擅长的那种在公开仪式上的卑躬屈膝，对需要这样向罗马表示臣服的人来说肯定算不上愉快。虽说齐扎斯获得政治独立的地位也许会很高兴，但他从前的上位王失去了对齐扎斯追随者的原有权力，只会非常恼火。阿米阿努斯还提到了一位从前的上位王阿拉哈利乌斯，他失去臣民后很愤怒。此外，帝国偶尔也会决定，不让某些蛮族群体（比如利米刚特）在早已立足的地方继续生活，而且我们也知道，帝国乐于使用恐吓来执行这样的决定。这只是阿米阿努斯笔下罗马人采取的一系列高压行动之一。例如，前面提到，瓦伦提尼安一世自己单方面改变了协议，未经协商就降低了赠予阿勒曼尼领袖的年度礼物的价值，他还在之前商定不可修建防御工事的地方建了工事。资料中还有一些暗示，表明皇帝为了保证人们足够服从，会随意改变自己在某个地区的“青睐盟友”。最狠的是，皇帝们乐于指示他人去消灭那些构成太大威胁的边境国王。从这些做法中，可以清楚看出罗马边境管理的情况：焚烧邻近村庄，加上一系列进攻性的外交策略——其中不乏暗杀。
如果你从非罗马人的角度看待所有这一切，那么显然就要将罗马的压迫性统治考虑在内。在历史叙述中，许多被统治者的怨恨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在最低层次上，边境群体显然很愿意从事小规模和大规模盗窃。越境袭击是常有的事，当然也代表了另一种从罗马流出、会引发争夺的新财富，而对这一财富的控制可能改变日耳曼世界的政治。怨恨更引人注目的表现是，不少后来建立王朝的族群都想发动更大规模的叛乱，比如1世纪的阿米尼乌斯（直接起因是税收要求），以及4世纪的克诺多马里斯——前文提过，人民的情绪如此高涨，当时在任的国王冈德马杜斯因为拒绝参与行动而被赶下了台。
因此，在试图理解这一时期日耳曼社会的转型时，罗马粗暴的军事和外交侵略带来的延续4个世纪的敌意是要考虑的一大因素。
对于罗马时期日耳曼的军事化（武器储备的增加可以证明），最近出现了两种解释。一是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在罗马辅助部队中服役，二是罗马在莱茵河以东的军事行动提升了战士的地位。我们注意到，尽管这是对罗马权势的两种反应，一种是抓住机会，另一种是应对威胁，但两种解释远非不能兼容。日耳曼人口中的不同部分，甚至同一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肯定都会从这两方面做出反应。
我只强调，必须认真研究针对罗马权力的负面反应，承认其在巩固政治中的作用。
我们看到，军事化远远不只是用武器为死者陪葬。罗马时期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领导语言，强调了战争的重要性。统治者成了真正的战争领袖，而这种转变不是单靠武力实现的。罗马时代晚期的日耳曼政治共同体里，除了国王和他们的直接随从，还有许多人，而且以军事王权兴起为代表的政治巩固进程需要这个（自由民？）社群的同意才能启动。这里，同时存在积极面和消极面。很多人认为，能采取有效军事行动的国王更有可能赢得罗马人的认可，成为与之进行边境业务的好伙伴，从而获得有价值的补贴和赠予。但这样的人，比如阿塔纳里克和马克里阿努斯，自然也更有能力抵制罗马帝国蛮横的要求和入侵。在我看来，这两个人既表明了反罗马情绪的重要性，也反映了4世纪时表达不满情绪的限度。两人都通过抵制罗马入侵在自己的社会中获得了尊重和权力，但是当帝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让步并提出比较好的条件时，两人都愿意与帝国交易。
他们的经历生动地说明，即使是日耳曼政治集权进程的主要受益者，也不得不一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