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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区域发展的矛盾主要是以胡焕庸线为界的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经济走势分化的情况从“东西差距”变成了以黄河为界的“南北差距”。从经济规模占比看，2000—2008年，北方地区经济规模占全国GDP的比重一度出现较快上升局面，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趋势发生了逆转。2016年该比例首次下降到40%以下，2018年该比例更是降到38%左右。2018年，全国GDP排名前十的省份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湖南、河北和福建。从2018年各省份的经济数据看，长江中上游板块增速继续领先，东北、华北增速靠后，呈现“南升北降”的格局。
从经济增速差距看，2012年，南北方经济增速只差0.04%，2018年，南北方经济增速差距已经扩大到1.48%。东部地区广东和福建经济增速继续在东部沿海地区领跑。经济增速相对较低的省份或直辖市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其中，吉林、天津和内蒙古低于5%，甘肃、黑龙江、辽宁的增速也都低于6%，延续了能源重化省份近年来的发展趋势。2018年，经济增速排名垫底的5个省或直辖市分别是天津、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辽宁。“南快北慢”的增速格局再次凸显，东北依旧没能走出困境，山西、内蒙古等传统资源型省份也开始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从GDP超过万亿元的城市数量看，2018年全国迈入“万亿俱乐部”门槛的城市有17个，北方地区只有北京、天津、青岛和郑州入围，其他13个城市全部是南方城市，北方经济振兴任重道远。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创新平台和新增长极。
未来几年，预计我国将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和横向经济轴带。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都市圈。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形成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下一步要借助京津冀一体化，特别是河北雄安新区的发展，着力采取措施增强北方地区发展动力，将雄安新区打造成中国北方金融创新和交易中心。全面落实十九大报告及十九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北方地区有效投资，加快补齐交通、信息、能源、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短板，推动重点产业项目，形成一批千亿级、万亿级产业集群，建设区域消费中心，提升开发合作水平，优化营商环境，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发展新机制，推动北方地区传统行业全面升级，挖掘北方地区比较优势，激发北方地区的活力，有力、有序、有效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
目前珠三角地区城市群GDP占全国的9.85%左右，未来该区域将加快高速铁路网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将形成最具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的世界级经济区域。世界前三大湾区分别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暂列第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由“9+2”个城市组成，即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个市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常住总人口约7000万，不足全国总人口的5%，GDP总量超过10万亿元，约合1.5万亿美元，约占全国GDP的12%，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作为世界三大湾区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都是以“金融+”的形式促进当地或国家经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的1个国家、2种体制、3个关税区、4个核心城市，以及“3套监管体系、多个监管主体”的差异化优势为创新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湾区11个城市差异化的产业结构，推动香港、深圳、广州3个核心聚集城市与外围城市形成特色化发展路径，强化金融融合。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机构融合基础好，股权市场、债权市场、外汇与跨境人民币业务、碳金融市场等发育相对健全。
未来10年，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仍将保持高位，大湾区的铁路密度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1%，发展前景广阔。深圳、广州、香港位列全球十大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贸易流将对大湾区发展提供强大助力。随着更多人流入大湾区，以及当地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房地产市场将在相对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同时，香港是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深圳将向国际一流科技和创新中心迈进，澳门将发展成大湾区乃至亚洲的娱乐中心。
2019年8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明确了深圳的五大战略定位，“高质量发展高地”被放在首位，并给出了明确的“路线图”、“时间表”，《意见》将有力地促进深圳市经济实力和发展质量的提升，推动深圳高质量发展，使其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现代城市标杆。随着国内外资本流、贸易流的增加以及各类融资需求的快速增长，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金融服务行业将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大好机会。粤港澳大湾区应发挥三地特殊的区域和体制差异化优势，以及三地金融监管的特色，推动大湾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一步融合和一体化发展，为大湾区经济再次腾飞创造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规模和水平居全国前列，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经济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全球电子信息制造业中心，以华为为代表的多家公司在5G等通信技术产业方面全球领先，粤港澳大湾区还拥有全球最为完整和成熟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也是我国互联网、金融科技、物联网等领域的领先者和创新基地。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全球最齐全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体系，是“世界工厂”的典范，在产业数字化、制造业高端化发展和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等方面居于全国前列。未来10年，随着新基建的大规模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和产业体系，成为工业数据经济创新应用领先区和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有力地促进实体经济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长江经济带包含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个省和直辖市，总人口近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约43%，长江经济带GDP占中国GDP的45%以上。从GDP来看，2018年全国GDP排名前十大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天津、苏州、成都、武汉以及杭州。其中，上海、重庆、苏州、成都、武汉以及杭州6个城市位于长江经济带。中国GDP突破万亿元的16个城市中有10个城市位于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已经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带，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的“脊梁”。
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提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习总书记同时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处理好的五大关系：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面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正确把握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的关系，坚定不移将一张蓝图干到底；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关系，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
2018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的区位优势，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全流域地区协调发展和沿江地区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及10个专项规划已经印发实施，超过10个各领域政策文件出台实施。《纲要》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一轴”指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两翼”分别指沪瑞和沪蓉南北两大运输通道；“三极”指的是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3个城市群；“多点”是指发挥三大城市群以外地级城市的支撑作用。
长三角地区城市群数量最大，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也是中国数字文化发展重点聚集区，数字经济正成为高质量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长三角各省市具有不同的发展特色，数字人才众多，人才吸引力强，通过实施跨区域一体化人才战略，将有效促进数字人才的高效汇聚和流动，成为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城市共融、制度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强化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在全国的“风向标”地位。未来10年，预计中国GDP将翻一番达到180万亿元左右，长江经济带GDP将超过全国的一半，达到100万亿元左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长江经济带将发展成为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长江黄金水道综合效益显著提高，综合交通便利，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升级超前，改革开放领先，综合实力强大，数字经济高度发达，经济社会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经济区域。
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北方经济的重要核心区。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以及河北省的保定、唐山、廊坊、石家庄、邯郸、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邢台、衡水等11个地级市，总人口约1.1亿。其中，北京、天津、保定、廊坊为中部核心功能区，京津保地区将率先联动。2018年，京津冀三地地区生产总值合计8.5万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为9.4%，其中北京、天津、河北省的GDP分别为3万亿元、1.9万亿元、3.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2017年增长6.6%、3.6%、6.6%。由于河北省产业结构“去产能”的影响以及环境整治带来的阵痛，京津冀地区在全国经济版图所占比重不升反降，2014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0.4%，2015年下降到10.2%，2016年进一步下降到10%，2017年下降到9.9%，连续4年每年下降1～2个千分点。
2017年4月1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全国意义上的新区，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批复《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等。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对京津地区、东北地区，乃至全中国和东北亚创新经济发展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未来10年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的黄金时期，随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京雄高铁建成并投入运营，以北京、天津、雄安为“金三角”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对中国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将发挥重要的带动作用。
京津冀具备较为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势，具有充足和相对廉价的能源保障，可有力支撑其数据中心建设，有利于专业化数字服务产业链的形成。京津冀拥有相对健全的数字经济创新研发生态体系，以北京为科技创新先锋，周边也聚集了数以亿计的数据流“心脏”，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全产业链条和完善的生态体系。京津冀拥有一批数字经济发展的平台载体，大量以数字技术、数字内容以及行业应用等为重点的移动互联网和金融科技领域领军和头部企业，是京津冀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自由贸易区数量和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海南省开放层次提高，孕育巨大机遇，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将迎来新高潮。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到目前为止，自贸试验区域已经由上海拓展到天津、福建、广东，以及湖北、重庆、四川、陕西、辽宁、浙江、河南、北京、湖南、安徽等21个省和直辖市，标志着以自贸区为载体的对外开放格局进入一个新阶段。国务院印发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提出，新片区参照经济特区管理。区内凡涉及调整现行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按法定程序经全国人大或国务院统一授权后实施。该总体方案还明确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要以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和人员从业自由等为重点，打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在应对未来大国博弈和贸易摩擦的过程中，自由贸易区将发挥重要窗口作用。
中国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以及广袤的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目前仍处于发展的中期阶段，一些地区经济发展困难较多，是国内经济小气候，更是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导致的。考虑到这些区域的人口、幅员、自然资源等优势，未来10年其发展潜力仍然较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关乎国家发展大局。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更是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在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东北经济将逐步走出困境，迈上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
同时，随着国家启动内循环建设工程，特别是借助产业转移，现代农业、能源原材料、绿色产业、建筑业、电力行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在中西部地区有很大发展空间。各省区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工程，对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中国的商业银行规划未来10年发展战略过程中必须深刻分析中国各区域发展现状和潜力，实施差异化资源配置政策，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同时，实现投入产出效益最大化，推动银行价值的持续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丰富和成熟的发展经验和机遇，也有助于推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联合国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GDP之和为13万亿美元以上，占全球GDP的16%左右；人口总数为32亿（不含中国），占全球人口的43%；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2%。自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该倡议的影响范围日益扩大，根据有关媒体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已经先后与16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98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同时，与44个国家建立了双边投资合作工作组，与7个国家建立了贸易畅通工作组，与22个国家建立了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与多个国家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
最近欧洲的一系列表态和举措表明更多的欧洲国家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意义和其所蕴含的重要机遇。根据国家商务部数据，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3%，高于同期外贸增速3.7个百分点。2019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增长10.8%，高出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速7.4个百分点。据我国海关总署的统计，2013—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总额超过7.81万亿美元。2020年上半年，尽管受到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额达4.2万亿元，虽然同比下降0.9%，但是比同期外贸整体降幅还是要低2.3个百分点，占比达到29.5%，比2019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充分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正确性和发展潜力巨大。未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将更加紧密。
随着意大利、卢森堡等发达国家与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备忘录，会有更多的发达国家加入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要内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预计英国为摆脱“脱欧”引发的发展困局，将加速“向东看”战略。与2000年相比，2017年中非贸易额增长17倍，中国对非投资增长100多倍。非洲发展前景广阔，其技术越级提升的能力、人口的优势（预计2100年非洲人口将达到42亿人，全球人口将达到200亿人）、非洲文化的广泛传播，以及非洲大陆开放看待事物的能力等因素将使22世纪成为非洲的世纪。卢旺达、肯尼亚、加纳、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利亚、南非、埃及等10个国家将成为非洲前沿经济体，发展潜力巨大。
我国长期以来对非洲的巨大援助和投资将获得丰硕成果。预计大型基础设施和纵贯全国、联通世界的高速铁路网建设将推进我国经济一体化和统一的内需市场建设进程深化，并加速与俄罗斯、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西亚等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加速与中东、欧洲、非洲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亚洲开发银行预计，到2025年，亚洲基础设施需要投资8万亿美元，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总投资有望达到1.6万亿美元。通过高铁、快速海运、航空和现代信息技术网络连接，有可能形成“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今天各国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的关注焦点之一。
未来10年，尽管“一带一路”建设之路并不会平坦，甚至会遇到各种风险和巨大挑战，但机遇仍大于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源泉。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未来布局“一带一路”相关战略的过程中，既要抓住各种有利的发展机遇，也要加强对沿线各经济体经济、金融、贸易、法律、政治等的深入持续跟踪研究，尽力规避可能出现的主权、信用、经济制裁、市场等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党中央、国务院在2015年8月24日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国企改革四大任务：一是改革与发展并重，改革为发展提供活力；二是速度与质量并重，速度为质量提供基础；三是创新与重组、清退并重，重组与清退为创新提供条件；四是开放与发展并重，开放为发展提供市场。
2017年央企集团层面公司制改制方案已经全部批复完毕，各省级国资委出资企业改制面达到95.8%。中央企业中已经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占比达到68.9%，21个省（市）126户企业开展了员工持股试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通过国有加非国有模式，保证非国有成分在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话语权，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国家将持续深化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中央企业兼并重组、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等10项改革试点工作，重点是电力、油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强强联合、拆分重组、混合参股、关停并转、内部重组等多种方式的重组整合案例将持续涌现。央企将在重要前瞻战略产业、生态环境保护、共享技术平台等重要行业和领域加强重组并购。
2019年4月，国务院印发《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强调要优化出资人代表机构履职方式、分类开展授权放权、加强企业行权能力建设等重要举措。2019年，国企改革攻坚重点是5个方面的工作：着力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着力推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试点，着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股权多元化，着力推进董事会建设和经理层任期制的契约化，着力强化正向激励。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要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提升国资国企改革综合成效”。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提升国资国企改革成效，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基本完成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企要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提高核心竞争力。
2020年9月28日，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及全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对三年行动方案提出5项要求：一是国有企业要成为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二是要在创新引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三是要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上发挥引领作用。国有企业要对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发挥带动作用和重要影响力。根据不同行业的集中度要求，推动形成比较好的市场结构。国企民企要相互配合，推进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四是要在保障社会民生和应对重大挑战等方面发挥特殊保障作用，对国有企业承担公益类业务，要进行分类核算和分类考核。五是要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其中第一条突出强调了国有企业必须有核心竞争力，是必须发挥经济功能和创造价值的市场化主体，第三条突出了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可以运用市场化方式进行整合重组。这两条是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重大创新。
未来10年，随着国资、国企、各种垄断行业、财税体制和制度、金融体系、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政府职能等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数字经济的大发展，市场机制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干预和补贴将大幅减少，改革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和精准性将明显提高，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改革、激励机制的创新、改制上市步伐的加快、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等将进一步强化国有经济竞争力，用数字化技术武装起来的国有企业将在国家长远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