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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塞克斯街还没有严密整齐到公鸡不能打鸣的地步。使劲拉车的短鼻子公牛在呼吸着混浊的城市空气，从音乐教授塔普家里传出来的凌乱的琴声。教授的家坐落在大街的中段。房子本身相当庄重，但设计和建筑都很笨拙，缺乏石头建筑应有的富丽堂皇，因为它是石头建的，它就如实地露出了当初砍凿它所费力气的痕迹。受到风雨侵蚀的墙上有几个铁凿子留下的疤痕，活像青黑色的肋骨。在某些光线照射下，这所粗矮的房子使人想起各种各样的灾难。房间倒还不错，虽然在潮湿的夏天会出现蜈蚣，木板上会长霉，照顾房主塔普和房客的汤普逊老太太会开始抱怨筋骨痛。她抱怨得多凶呀！但塔普是很幸运的，他的朋友建议他找一个据说是没有家累的正派的寡妇来帮忙。当然，她有儿子，但都散居在远方，在分给他们的土地上开垦、居住。汤普逊太太衣着朴素，品德高尚。塔普猜想这位老太太一定是到这儿来的第一代汤普逊。傍晚的时候，老太太经常打扮得整整齐齐，来给可怜的塔普讲汤普逊家的故事。塔普听了这么多遍，甚至都可以给她提词了。但这样做，也许他们两个人都得到了安慰。
塔普——这位音乐教师，是一个并非多才多艺的、比较沉默的单身汉。他是一个矮小、忧郁、皮肤白皙的人，有一双瘦小、白净、潮湿的手，在这几乎人人都长着干巴黄茧的地方，伸出来很难为情。他创造的全都是音乐，为此他不断地表示歉意，希望别人不要叫他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此，每当他经过旅馆门口，听到从里面传出来的笑声时，他都加快步伐，匆匆而过。他希望世界上有一个理想的地方，那里用音乐做国语。虽然他教授钢琴，早晨到几家有钱的人家去授课，但为了娱乐，他也吹长笛。优雅、响亮、透明的音符在这支没有前途的木管乐器上飘散，从窗户飘下去，逐渐消失，使路过的牛群摇动尾巴，醉汉向耶稣做祷告。塔普吹长笛的那些日子，这所粗矮的房子便充满了音乐。有时，行人经过这条布满泥泞和尘土的街道，会感到愉快一些，而不去思考为什么。
佐哈恩·乌里屈·沃斯躺在一张铁床上。他向音乐教师租了两间楼上的房间，其中之一就放着这张铁床。对他来说，教师的音乐也是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他不时举起一只手，文雅地对某些乐句表示感谢，但由于他和音乐之间有一段很大的距离，他多半都敬而远之。现在常有人来找他了，他们或直接登上窄窄的楼梯，或在街上等待，坐在上马石或台阶上——要是那位德国人碰巧不在家的话。在这种时候，汤普逊太太就会解释说，他出去忙乎那个伟大的探险事业去了。而且她让客人明白，要不是必须谨慎小心，她就会把这事的性质告诉他的。不过，上去吧，亲爱的，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咱们活得够长的了。她对她喜欢的人会这样说。或者她会命令那些她怀疑的人：等一等，让我提醒你，这是绅士的房间，不是斗鸡场，你要是在台阶上歇歇脚，你会发现它是挺干净的。天晓得，每天都打扫，而且天气也允许我们打扫。
德国人不在家的时候，哈利·罗巴茨总得在台阶上等待。并不是老太太不喜欢这个孩子，只是无法和他亲近，因为这个可怜的家伙长了一张大嘴和微红的面颊。她虽然是，或希望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也不想由于过分同情每一个蠢孩子，而损害自己的健康。一个寡妇所能忍受的事情是有限度的。
那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街上的积雪已经融化，路上和蔼可亲的行人友好地彼此问好。塔普的学生观赏了夕阳的灿烂景色，哪怕是刹那间的。哈利·罗巴茨来找沃斯。他跑上楼去，因为沃斯在家，所以没有受到汤普逊太太的阻拦。孩子走进屋去，看见他的朋友正在看一张单子。单子上列有绳子、水袋和其他工具。另外，面粉存量也在增加，直到现在，德国人还在向别人推荐的商行订购面粉。
“先生，是我。”孩子喘着粗气说，一边转动着那顶初到这个殖民地时从小贩手里买来的袋鼠皮帽。
“什么事？”德国人问，继续舔那支削得很好的铅笔的一端。
“没什么事，”孩子说，“什么事也没有，我只是过来看看。”
德国人没有像对别人那样对孩子皱起眉头。可怜的哈利·罗巴茨不是一个碍事的孩子。他那双大眼睛反映出他心中真实的想法。沃斯和他坐在一起就像坐在静静的池水旁边，思想可以更加开阔。
如果说哈利缺乏机智，他却有其他优点，而且他很有臂力。他的皮肤很白，肩膀宽厚。举一个例子：德国人有一个放衣物的红木箱子，箱角包着黄铜，箱子的搭扣是铜的，把手也是铜的。当时，沃斯站在伦敦河的码头上，看着他的箱子、绿色的水和发出恶臭的腐烂的水果。在实际困难面前的无能为力使他经常感到阵阵羞惭。晚上，发出潺潺流水声的绿色河流上的灯光全部熄灭了，他好像已经毫无办法了。这时，哈利不请自来了。他从黑暗中钻出来，问了问情况，就像箱子是帆布做的似的，抡起来就扛在了肩上。他愿为关心他的人效劳。他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了，不是因为箱子太重，而是由于热情。难道他不是和这位绅士同船到这个新地方来的吗？那天晚上，在黑暗的船上，在摆动着的信号灯下面，满肚子学问的沃斯感到自己很虚弱，而在他身旁的无知的孩子却很坚强。
沃斯到哪儿，哈利就跟到哪儿。德国人给他讲飞鱼的身体结构，告诉他星星的名字。要么，哈利就表演武艺。他光着膀子，白皮肤在热带地区显得那么耀眼，他拿大顶或把链子拉断，这并非出于夸耀，只是以此报答沃斯的教导。
哈利总是在沃斯身边，沃斯逐渐也就习惯了。后来，到了悉尼，哈利当上搬运工，一有空就去找沃斯，只要他在家，就跑上楼去，像刚才那样，一口气地说：
“是我，先生，哈利，我来了。”
同一天的傍晚，勒·墨舒尔也来了。沃斯知道来的是佛兰克。他的脚步是缓慢而沉着的。他有点郁郁不乐。他呆呆地看着一只蜘蛛，或栏杆上的木纹，或透过一扇朝后院开的、凹进去的小窗往外看。后院里有小桶、铁器、常春藤和一件上面画了一只黄眼睛的绿上衣。佛兰克·勒·墨舒尔看了没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他看这些东西干什么，他对外界事物不能马上有所反应。他的皮肤是黄色的，薄薄的嘴唇在黄皮肤中显得发黑，凹进去的眼睛有一对浅黑的眼睑，他的鼻子不像许多人那样多肉，看起来有点傲气。
“你能告诉我，”当他们站在船的白色甲板上时，勒·墨舒尔问道，“你是怀着一个什么特殊目的到这个鬼地方来的吗？”
“是的，”沃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横跨大陆。我非常希望了解它。为什么这样，我也和你一样搞不清楚，你不了解我，因为前天我们才认识。”
他们继续望着这个无边无际的大海。
“我也可以问问你为什么到这个国家来吗？勒·墨舒尔先生，对吗？”
沃斯对这个年轻人怀有比较亲切的感情，说起话来因而比较和气。
“目的？到目前为止，毫无目的。”勒·墨舒尔说，“不过也许以后会知道的。”
玻璃般辽阔的海洋显然是不会知道的。
他们在起伏的波涛中站稳脚步时，德国人感到和这个年轻人更加接近了。要是我对这事不那么入迷，沃斯心里想，在这个海上，我也会感到是毫无目的的。
这个黑黑的、相当优雅但傲慢的年轻人不像哈利·罗巴茨那样缠着沃斯，他只是时不时来一下。佛兰克没有常性。自从他来到悉尼，他被几家商店雇用过。他也曾在亨特谷给一个移民干活，甚至当过马车的车夫，不过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把靴子擦得锃亮。他的背心还是挺像样的，而且引起了旅馆那些使他厌烦的人的评论。他不愿意长时间听别人谈话，他要考虑自己更重要的事情。有时他会一声不响地溜走，使得那些对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的、正在说话的人很快就对他产生了反感。他也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甚至暗示自己比别人受过更多的教育，这当然也是实话。不久就有人发现他写了一首哲学诗，详细的情况谁也不敢问他。不过大家都知道他喜欢喝甜酒，喝醉之后喜欢谈上帝。他在富有魅力的黑暗甜蜜的词句里摸索，但直到早晨两点，还是一无所得。一无所得。如果说他变得冷嘲热讽但还没有怨天尤人，那是因为他还怀着一线希望——希望他会得到启示，知道在上帝全面的安排里，他将扮演什么角色。
一天傍晚，暮色茫茫，沃斯在管区北坡水边的灌木丛和乱石堆里碰见勒·墨舒尔，时间和地点看来都挺合适，于是他便问道：
“你已经知道你到这儿来的目的了吗，佛兰克？这个问题我们在船上就曾经讨论过的。”
“不，还没有，沃斯先生。”难以理解自己的目的的佛兰克浑身不自在地说。
他开始扔石子。
“我猜想，”他补充说，“在我死之前，我都不会知道。”
沃斯坐在灌木丛和较大的乱树丛当中的空地上，听了这话，对这个年轻人更加热情了，因为他知道和自己做斗争是什么滋味。在逐渐暗下去的黄光下面，德国人抱着膝盖的双臂就像柳树那样精瘦，他不需要肥肉。
勒·墨舒尔继续扔石子，石子撞在涯石上发出刺耳的声音。
接着，沃斯说道：
“我有一个建议。我的计划逐渐成形了。他们打算让我率领一个探险队到达铃坡以西的内陆去探险。镇上有几位绅士对这件事发生了兴趣，愿意给我提供必要的支援。你愿意参加吗，佛兰克？”
“我吗？”勒·墨舒尔惊奇地说。
他猛力扔出一块石子。
“不，”他慢慢地说，“我还不大愿意现在就去送死呢。”
“要想成功，就有必要毁灭自己。”沃斯说。
他了解这个年轻人就像了解自己阴郁的思想。
“这我知道，”佛兰克笑道，“不过我可以在悉尼死得更他妈的舒服一点。你看，先生，”他热切地接着说，“我没有你那样崇高的理想。我先在沟里折腾一阵，从远处瞭望星星，然后再翻过身去。”
“那么你的天赋呢？”德国人说。
“什么天赋？”勒·墨舒尔问道，把最后的一块石子扔在地上。
“这以后才能发现。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天赋，虽然它不总是能被人发现，特别是那些被日常琐事束缚着的人。这个国家我已经很熟悉了，在这个混乱的国家里，可能比较容易丢开无关紧要的东西，去探测无限的空间。你大概会被烧死，被撕得粉碎，受到许多原始的、可怕的折磨，但你将发现你的天赋。这种天赋有时你会觉得你是具备的，而且你不会说它使你害怕。”
天黑下来了。年轻人受到怂恿，并不怎么害怕——他的心跳使他什么都听不见了，不过因为他是一个爱虚荣的人，他感到很得意。
“你讲了不少了，唔，不要再说了。”勒·墨舒尔抗议说，“你简直是疯了。”他说。
“随你怎么说好啦。”沃斯说。
“你的探险队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这话问得太荒唐，他故意让它显得很荒唐。
“一个月，两个月，还没有决定。”黑暗中传来沃斯的声音。
他不再感兴趣了。他甚至对可能获得的成就感到厌烦。
“那么好吧，”勒·墨舒尔说，“万一我决定和你一道去呢？至少我要好好想一想。我有什么好损失的呢？”
“你知道得比我清楚。”沃斯回答。
虽然他觉得他了解这个年轻人，他还是那么说了。
现实问题谈完了，他们在黑色草丛发出的抚慰的沙沙声中离开了那个地方。两个人有点累了。德国人开始想到那个物质世界，那是自我主义的他所拒绝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男男女女坐在圆桌旁吃面包，他承认，有时他实在饿得要命，但无边的黑暗却使年轻的佛兰克·勒·墨舒尔十分激动，他不愿意走近有亮光的地方，在那种地方，人类的本性，特别是他自己的本性，会被暴露出来的。
当然，他后来又恢复了冷嘲热讽的假面具。那天傍晚，他戴着这个假面具走上楼梯，发现沃斯在家，屋子里还有那个讨厌的孩子——哈利·罗巴茨，他正在那儿捉窗台上的苍蝇。
哈利抬起头看了看。因为他有时听不懂佛兰克·勒·墨舒尔的话，再加上别的原因，他不相信这个人。
“啊，佛兰克，”沃斯一边伏案工作一边说，他敢于马上就试一试他的力量，“你既然已经下定决心，我相信你一定会怕我偷偷地溜走吧？”
“我想象不到我会这样快乐。”勒·墨舒尔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说的是真话。
因为他对什么事都是模棱两可的态度。
沃斯笑了。
“你得先和哈利谈一会儿。”他说。
他带点炫耀地挑选了一支钢笔和一张很干净的大信纸，给一个商人写信。他喜欢让别人焦急地等待他，这和他的地位很不相称。
“唔，哈利，我们谈什么呢？”
在和哈利、随便哪一个年轻人或逞能的小伙子谈话时，勒·墨舒尔就会故意用深色的嘴唇做出一副嘲讽的模样。这是为了防御。他知道年轻人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别人的思想。而这个白痴……
“你说呢？”他歪着脖子问哈利。
“我不知道，”哈利闷闷不乐地说，用食指压扁了一只苍蝇。
“在我们应该团结起来的时候，你总不肯出点力，哈利。”勒·墨舒尔叹了一口气，坐下来，伸直两条相当漂亮的长腿，“你准会成为澳大利亚的一大废物。”
“你在我心里不值半文钱。”哈利说。
“这话至少很坦率。”
“而且我不是废物，不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那么你是什么？”勒·墨舒尔问道，虽然他已经很厌烦了。
“我不知道。”哈利说着看了看四周，想找别人帮忙。
不过沃斯还在读信，不知道有没有听见。
哈利·罗巴茨不知道他的保护人会不会帮他，心里就更加烦恼了。他的清醒的头脑掠过一阵阵紊乱和模糊的想法。我是什么人？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笨重的皮靴变成了凄凉的重负，他的粗糙的夹克突然发出牲口的气味。不在沃斯先生身边的时候，他什么也不是，但是即使他在沃斯身边，别人也看不起他。有一次他打开了他的保护人的柜子，抚摸挂在里边的衣裳，甚至把鼻子埋进黑色的皱褶里，以此得到安慰，但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他面对勒·墨舒尔先生提出的可怕的问题：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实际上，你也许比自己知道的要敏锐一些。”他的敌人叹了一口气，摸了摸自己的脸蛋。
他的脸上有几处伤痕，那是剃须刀在最初出现的皱纹上留下的。那天下午他的脸几乎是柠檬色的。上帝呀，他干什么要来呢？他讨厌自己的皮肤，年轻人想起他童年时躺过的干草堆、牛奶的香味和天真纯洁的心境。他从哈利·罗巴茨的无邪的眼睛里看到一点那样的纯真，感到很气愤，仿佛那是一个他永远不会再退回去的避难所。
现在他也得依靠这个德国人了，但德国人却在不停地读他那封可恶的信，同时还咬他的手指甲。必须说，没用力咬，也许是在咬一只特殊的手指甲吧。佛兰克·勒·墨舒尔在某些方面是有洁癖的，他讨厌这种习惯，不过也只好看下去，等下去，因为他无权提出抗议。
“哈利，请你替我把这封信送给马具工奥哈罗兰先生，他住在乔治大街。现在先不送，明天早晨再说。”沃斯说。
他知道些什么了吗？不过，他不愿意揭露别人的弱点，除非这样做对他特别有好处。
“你们听到我有了好消息一定会很高兴的。”他说。
他说话的语气很快活，带着外国腔，可能是从哪一个活泼的老太太那儿学来的，学她用男人的腔调和男人谈话。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本色，听起来就让别人不舒服。
哈利·罗巴茨绝望地用眼睛观察情况，探索一些他不能理解的东西，他喜欢触摸他的保护人。有一两次他已经触摸到沃斯，而且也没有被沃斯发现。
“我不相信这可怕的探险真的快要实现了。”勒·墨舒尔咕哝说。
回到现实世界之后，他对一切依然漠不关心，身前的两条长腿显得那么霸道。
“在两周之内，我们五个人就要登上奥斯波雷号了，”沃斯说，“带着我们主要的必需品，驶往纽卡斯尔。从那儿我们朝山德逊先生的庄园莱茵塔进发。”
在读书、写字的时候，德国人戴了一副精巧的眼镜。
“我们五个人？”勒·墨舒尔有点不高兴地说，“当然，这里边有波尔费雷曼。噢，对了，我忘记了特恩诺。”
“我想，特恩诺很快就要来了。”
“我们要像你说的那样骑马走吗？”哈利·罗巴茨问道。
“也许骑骡子。”沃斯说。
“也许骑骡子？”
“不过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匹马。骡子用来驮东西。但这要由山德逊先生和吉尔德拉的波伊勒先生来决定。”
这些是要由别人来决定的，不过这只是无关紧要的物质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他常常瞒着他的朋友们；也因为这个缘故，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继续在这间逐渐黑下来的屋子里等待着精神食粮。但他用的是言不由衷的快活的语言。为了装假，他那苍白的脸甚至都有点发红了。可是最后，我还是要当他们的领袖的，他心想，因为人们知道我将证明我有能力胜任。尽管“证明……有能力”这个短语说来容易，但那也得碰上机会。灵感总是突然闪现，用以掩饰真相。它不像腌鲱鱼那样，被放在桶里，一条一条往外拿。屋子越来越暗了，在那个模糊不清的镜子里，他的脸比所有的东西显得都重要，这并不使他感到惊奇。一高兴他就会忘记那两个很不相同的信徒。他们两个人的确很不相配，只有一点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全都十分需要他。
塔普的老管家一路叹着气登上楼梯平台，手里端着房客的晚餐——一个很不错的甜面包，还有一杯甜酒。这酒，房客知道它像软木塞一样淡而无味。
“竟然坐在几乎是漆黑的屋子里！”汤普逊太太用跟孩子和男人说话的声调说。
接着，她点燃了一对蜡烛，把它们放在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杉木桌上，德国人把托盘也放在那里。过不多久，屋子里便亮了起来。
沃斯在吃饭。他不会请两个侍从吃点什么的。在奇异的灯光下，现在他们距离他太遥远了，他们毫不害羞地、贪婪地盯着他和从他嘴里掉出来的面包屑。
“好吃吗？”汤普逊太太问，她是靠她的绅士们的赞美活着的。
“棒极了。”德国人理所当然地回答。
事实上，他没有停止思考，事情愈快办完愈好。不过他的回答使她很满意。
他看上去真像一只贪吃的猪，佛兰克·勒·墨舒尔心想，一只德国猪。他对自己这种想法很感惊奇。
“你应该吃得慢一点，”老太太说，“有一位太太告诉我，一口饭应该嚼三十七次。”
他是一个漂亮的男人。
“把身体吃得胖一些。”
他的脸很瘦，额头露出青筋。她想起她所有护理过的病人，特别是她的丈夫——他来到海边不久就被肺病夺去了生命。
她叹了一口气。
塔普走了进来，手上拿着一瓶酒和几只酒杯。他知道沃斯不会拿出什么东西来，因为他一向就是那样的。音乐家并不怪他。伟大的人物可以不拘小节。如果德国人不是一个伟人，他的房东却希望他是。塔普曾写过一首钢琴和长笛的奏鸣曲。他从不敢说这是他的作品，只是对他的学生们说：“这支小曲子，我们不妨排练一下。”
他一向很谦虚，今天晚上他还有点忧郁。
“热了一天，”他说，“现在南风又钻进人的骨头。”
汤普逊太太正想接着说这个殖民地的气候这样那样不好，却听见她认识的一位太太在街上喊她。
“不是刮东风就是刮西风。啊，老天爷，真是可怕极了！可是没风的时候，人们很快又盼望着刮风。这个地方让人十分矛盾。”她只来得及说这么几句。
沃斯已经坐回原处，正在剔掉牙齿上的甜面包屑。他还打了一个嗝，仿佛是一个人独自在想心事。
“我在这儿，几乎没有遇到一个不认为国家把自己毁了的人。”他说，“没有人知道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国家。”
“这儿不是我的祖国，”塔普说，他把酒倒进杯子里，“我到这儿来纯粹是一件意外的不幸。”
这就是他的想法，他喝了一口酒。
“老实说，也不是我的。”勒·墨舒尔说，“我只能认为这是命运在和我开玩笑。”
“我是抱着崇高的理想到这儿来的，”塔普说，想到自己的处境，心里不由得烦躁起来，“我错误地认为，我可以把美好的东西灌输到野蛮的心灵中去。这里，甚至绅士们，或被人认为是绅士的人们，都吃羊肉吃得麻木不仁、昏头昏脑了。”
“我看不出这个国家有什么不好，”哈利·罗巴茨大着胆子说，“它没有让你们挨饿。自从来到之后，我没有挨过饿，这让我很高兴。”
说完这话，他没有勇气再说下去了。他一口气把紫色的酒咕嘟嘟地灌进肚子。
“这样说，哈利一切都好啰。”勒·墨舒尔说，“他是用肚子来观察的。”
“我觉得挺满意。”气愤的罗巴茨说。
总有一天他会鼓起勇气把这个人干掉。
“我呢，哈利，”沃斯说，“我要冒昧地把它称作我的祖国，虽然我是一个外国人。”他对大伙加上一句，因为人有一个站起来为大家否定的事物辩护的习惯，“虽然目前我对我的祖国了解得很少。”
他不喜欢谦卑，别人却希望他这样。
“我们欢迎你。”塔普叹了口气，虽然甜酒已经使他高兴起来了。
“你瞧，哈利，”勒·墨舒尔说，“你有一个同胞了，他会和你一样热爱祖国，和你一起去拥抱最后一只鬣蜥的。”
“佛兰克，不要折磨他。”沃斯说，并不是因为他觉得欺侮不会说话的动物是一件残忍的事，而是他想好好地欣赏属于他私人的表演。
哈利·罗巴茨竟感激得落下了泪。像所有爱别人的人那样，他自作多情地误解了对方的意思。
至于沃斯，他在继续和前途做斗争。在他未来的事业中，他并不期望得到别人的爱，因为一切温和和柔顺的东西都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他不相信这些东西，不过矿物的结构却永远是奇迹的泉源。比方说，长石就是极其美妙的，而他自己的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像水晶一样美妙。如果他要把那个名字永远留在世上，而让他的躯体被名字吞没，那就不如葬身在沙漠里，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抽象概念，不会引起子孙们的柔情。他既不需要热情的赞美，也不需要爱。他是个完人。
领袖看着他的部下，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想法。
不知是谁跌跌撞撞地爬上这所房屋的陡峭的楼梯。砰砰的脚步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接着他冲进了房门，烛泪滴了下来。
“是特恩诺，”沃斯说，“他醉了。”
“我不是你们所谓的清醒，”那人承认说，“但也还没有醉。威士忌产生了一点影响，那玩意可以烂掉你的肚肠。”
“我不会让它伤害我。”德国人说。
“一个人没法控制他的天性。”特恩诺坐下来忧伤地说。
他是一个又高又瘦、尖酸刻薄的人。此外，由于总是窥视别人在干什么而又要表示自己不屑于这样做，眼睛有点斜视。尽管他给别人留下了十分丑恶的印象，他的身体却很强壮。这两个月他在砖厂工作，在皮肤的裂缝和衣服的皱褶里，几乎总可以发现一些砖粉。
“我有新消息，”沃斯对他说，“不过我几乎可以相信，你对它是不会感兴趣的。”
特恩诺大声嚷道：“你不会为了我的天性，把我扔下吧！人们不能为他的天性负责！不论谁都会对你这样说的。”
“如果我要你，那是因为你的天性将来不会得到很多的鼓动。”
沃斯对那些被社会唾弃的人十分敏感，因此对他产生了怀疑。但在特恩诺清醒的时候，他有一种天生的机智，这使他不致失掉勇气。一个机智的人是有用的，尽管最初用不着他。
“沃斯先生、先生，”特恩诺醉醺醺地说，“我要使出浑身的力气，我要干脏活，我可以吃草。”
“太明显了，又是一个叛教的人。”佛兰克·勒·墨舒尔说完站了起来。
任何物质的东西，只要是他厌恶的，便要踩在脚下。他不愿意和特恩诺接触，不过在骑着马穿过高高的黄草原时，他们的马镫可能碰在一起形成友谊的前奏曲，或者躺在地上闻着蚂蚁的臭味，在星空的下面做着相似的梦，这时他们翻转的身体可能会互相接触。
这位德国人会心肠软到收留这个人吗？要么他是一个大傻瓜？
不过，沃斯不肯给他一丝线索。
“塔普先生，”德国人说，“如果我已经掌握了音乐的艺术，我就要创作一首曲子，曲中各种乐器代表人们各种互相矛盾的性格。”
“我认为，用一阵阵美妙的音乐来表达完美典型的无比崇高要更好一些。”天真的音乐家说道。
“不过要理解这样的曲子，你得先找到完美的典型，但这你永远办不到。除此之外，如果你写出这样的曲子，那么即使它不是荒谬绝伦，至少也是很单调的。”
特恩诺双手捧着困惑的脑袋，大声嚷道：“噢，噢！上帝保佑我们！”
然后他想起了勒·墨舒尔的话，转过头看着怒气冲冲、准备走开的墨舒尔说：“叛教，嗯？”因为刚才墨舒尔说的话刺痛了他，“如果路边的水沟能够作证，你呀，尽管你能说会道，你也不是什么圣人。我看见你穿着一件并不高明的背心，上边还有泥巴，在大树下和女人调情，还滔滔不绝地和别人高谈阔论。按照你自己的说法，你还和一个正在做准备工作的疯子订了合同，准备到地狱去走一个来回。”
接着特恩诺大笑起来，朝着听他讲话的男孩使劲挤了挤眼。
“如果我是那个人，而且我喝醉了，那么除了喝醉之外，我什么都不可能记起来。”勒·墨舒尔说，他的软鼻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不是唯一的罪人，不是吗，孩子？”挤着眼睛的特恩诺急忙说。
他觉得有必要把男孩拉到他这边。二对一总好一些。
“我愿意承认我喝醉过。”勒·墨舒尔说。
“这是事实。”闷闷不乐的男孩说，一旦他学会了这种游戏，他就乐于享受和别人结伙的乐趣。
“有时是需要喝醉的。”勒·墨舒尔皱起眉头说。
“嗬，嗬！”特恩诺大笑着说，“你去告诉蚯蚓吧！好像它们不知道潮湿的滋味似的。”
“可是还有干旱，特恩诺，蚯蚓藏在泥土里，它那迟钝的头脑是不会知道的。它活得很愉快，很盲目，没有精神生活。能够发生在你的蚯蚓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是：它也许会爬到地面上来，被人踩死。”
“你是一位绅士，”特恩诺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的话我没有全听懂，不过我对它有所怀疑。”
勒·墨舒尔有时用鼻子笑。
“我要揭穿你。”特恩诺说。
他站了起来。暂时成为他朋友的哈利·罗巴茨也一起站了起来。这个愿望是很强烈的。屋子里充满了这种高涨起来的激怒的情绪，它似乎是压倒一切的。
沃斯说话了。
“我对个人之间的争执不感兴趣。”他说，“谁喝醉了、谁是疯子、谁不忠诚，这些，无论如何，都是次要的。佛兰克，更使我痛苦的是我自己蠢到这样地步：一旦心里有一个理想，便像蚯蚓那样，不管地下有多黑，都一头钻进去。你们，特恩诺、佛兰克，是这个奇怪的、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理想的一部分。它使我痛苦，因为我不能摆脱它，以及它本身的和它带来的一切困难，我不能。现在请你们离开这间屋子，你们忘记这是我的屋子了。你们还忘记了，大街是属于本镇所有居民的。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相信你们能够容忍彼此的缺点，因为我们得在一起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
后来谁也不记得曾经看见过他的这种脸色，可是他们记得他的话，这些话就像是用金属铸成的。他们还记得，他用脚踢起地毯上的一个小硬泥块，使它撞在护墙壁上发出巨大的响声。
他们全走了，连可怜的塔普也走了。他原想留下来边喝酒，边和他谈一些哲学上的问题的。沃斯走到后屋，很快地脱下衣服，像往常一样，什么都不想，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睡了。他立刻就忘掉一切，进入了梦乡。的确，没有人能够破坏他的理想，不管他们费了多大的力气。有人吐出几句废话，有人把他们干巴巴的灵魂像弹子那样咳出来，但毫无用处。他的理想扎根于沙土——他的柔软的双脚向它致敬，这理想像花岗岩一样坚定，不受外界影响。只有波尔费雷曼能影响他，不是吗？他看不清他的面容，但他出现在整个梦境之中。沃斯在床上辗转反侧。这是一个十分潮湿的夜晚。他全身都泡在汗水里，他挥动着双手，想把自己解脱出来。
第二天和接连几天的早晨，万里无云，阳光灿烂。街上布满恶作剧的沙砾，扬起了红色的尘土，使得阳光更加刺眼。沃斯戴着城里人戴的黑色高帽到处奔波。他决定采购奥哈罗兰先生的驮鞍。他和一个名叫庇尔斯先生的人谈妥要买他的六分仪、棱镜罗盘、气压表、温度表和别的各式各样的仪器。够吃两年的面粉直接从巴顿先生的面粉厂送到船上。
星期四那天，像他在日志上写下的那样，他“和波尔费雷曼见面”了，波尔费雷曼和沃斯在一起待了些时间。他们在博坦尼克植物园散步，有时谈话，有时沉默，谨慎小心地熟悉对方，考虑一些在未来许多个月的共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
波尔费雷曼比沃斯矮，但他那真诚质朴的表情好像使他变得和许多人同样高了。他的脸上的皮肤往常是棕色的——和其他白皮肤的人受到阳光曝晒之后一样，不过由于生了一场病，现在有点苍白，脸上的轮廓也模糊不清。深陷的浅灰色的眼睛在深色的眼睑下显得十分坦率。虽然上唇没有留胡须，但棕色的连鬓胡子却把脸的下部完全遮盖了。他很注意衣着，但不是出于虚荣心。他穿了一身灰衣服，只是深浅不同。相形之下，德国人暖色的上衣和看起来像雕塑似的黑裤就显得十分邋遢。实际上，在他们散步的时候，沃斯时不时难为情地掸掸袖子，还轻轻地扽了一两次领带。
“波尔费雷曼先生，你身体已经好了？能够参加这次旅行了？”他问道，同时不知想起了什么，皱起了眉头。
“我身体很好。”
面对着明亮的阳光，英国人的脸上经常会现出一副惊愕的表情，仿佛阳光太强烈了。
“我的朋友斯特兰的妻子和女儿们给我吃鸡蛋和奶油，不知吃了多少个星期了。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虽然马跌倒的时候，我只不过扭了一下后背。我承认开头我是有点担心，一直担心有一天会出什么事，背部受伤，变成残废。不过，你看，我现在完全好了。”
沃斯也面对着阳光，脸上被晒得露出了笑容。或者说，嘴上的皮肤收紧了。他很快地嘬了一下嘴，给波尔费雷曼一个他在注意倾听的印象。
“而且，”这位鸟类学家温和地接着说，“也许要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会有人邀请我去参加另外一个这样的探险队。这种机会，我想公爵本人也会感兴趣的。”
波尔费雷曼先生是一位英国公爵的雇员。这位公爵由前王朝封的爵位，脾气很坏。他什么都收集，从宝石、乐器到鸟类和老虎的剥制标本。在他那帕拉弟奥式
的家里，公爵大人很少看他的珍藏，只有在心血来潮的时候才会打开个抽屉，朝一窝可怜的蛋壳看上一眼，或者用一串穿在一起的蜂鸟来取悦他的情妇。可是他喜欢收集，喜欢占有。等到有一天他对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厌倦了，便下令把它们很快地包扎起来，交给国家。
波尔费雷曼先生曾经被这位公爵派往新南威尔士。如果说他的使命十分怪诞，职业的尊严却不允许他承认这一点。他是一个科学家，献身于科学，如果不是为了宗教信仰，也是为了感到安慰。可以说，他那信赖别人的天性，以崇尚实效的形式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他的生命的两岸得以沟通。尽管它们各有不同的地区特征，而且很少有人觉察到其间流淌着汹涌的怒潮。
沃斯先生和波尔费雷曼先生一边谈、一边走，现在他们站立在博坦尼克植物园的一条用带树皮的木头造成的小木桥上。不管是否乐意，命运反正把他们连在一起了。
沃斯先生说：“我深信你有许多机会，波尔费雷曼先生，在达铃坡地西部的处女地上进一步满足你的恩主的心愿。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他们站在这座难看的桥上，显得相当可笑。他们朝桥下看着，不过没有注意桥下有些什么东西。事实上，那有一堆奄奄一息睡莲叶。
“我的身体，”波尔费雷曼先生说，“一直过得去。”
“我看得出来，你有坚强的意志。”沃斯笑着说。
由于某种原因，沃斯清楚，他希望能够摆脱波尔费雷曼。
“我的意志并不重要，沃斯先生，这是上帝的意志，我应该做他指定我做的某些事情。”
沃斯感到有些不快地耸起了肩膀，接着又恢复了常态，站在较矮小但通情达理的波尔费雷曼身旁。波尔费雷曼的灰色眼睛还在凝视着那些枯萎的莲叶。
“波恩纳先生会喜欢你这种想法的，”沃斯说，“他认为我召来了一群流氓，没有使探险队具备足够的道德气氛。波恩纳先生像大多数的物质上很有成就的绅士一样，追求的是道德上的名声。”
德国人本想多说几句俏皮话，不过他的本性是不会开玩笑的，甚至他的笑声都显得那么不自然，连他身后靠着的两三棵香蕉树的树叶都摇晃起来。
“你看。”波尔费雷曼指着落在桥栏杆上的一只翅膀透明的飞虫说。
这种飞虫一生都在发着各种色彩的闪光，他似乎被它们迷住了，几乎没有听见沃斯的话。
沃斯感到很高兴，但还不满足。如果能够有充分的信心就好了。他缺乏信心，并不是由于自己的盔甲不够坚固，而是由于显然无力去削弱那个伙伴的力量，认识这一点当然是不愉快的。
但这个念头只闪现了一下。波尔费雷曼活生生地站在那里，用他那粗大的手指指着飞虫，在他心目中，它就是一切。
飞虫很快就飞走了，两个人开始谈一些实际问题，沃斯同意第二天就带波尔费雷曼去见波恩纳先生。
“他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你知道的。”沃斯说，“慷慨，信任别人，是一个极好的恩主。”
波尔费雷曼只是笑了笑，就像是在他那发青的沉思的圆脸上掠过一片疾病的阴影。
“住在这个很不安全的城市里，亲爱的朋友，你要多多保重。”他们在大门口的阳光下分手时，沃斯亲切地说。
他可以表现得很亲切，而且很想做得更亲切。虽然牙齿有点歪斜，他还是笑得很迷人。他扶着他朋友的胳膊，这在他来说，是一种颇不寻常的姿态。
他们分开了。波尔费雷曼在这种幻想的世界里总是很快乐的，他逍遥自在地慢慢地走着。可是沃斯忙着去办什么事，疾风抽打着他的裤脚。
在那天以后，德国人悄悄地思考上帝的意志。他觉得，总的来说，培养信仰是女人在照管厨房和熨烫衣服之外要做的事。他想起了波恩纳先生的外甥女——一个拘谨的，说不定还是挺势利的姑娘，她一定会遵照为妇女制定的一般宗教模式来信仰宗教的。也许她比许多人更冷静一些，雅致一些。另外有少数男人不知羞耻地装出一副谦卑的样子。他们只知道自私自利，这样的人很可能沉溺于淫逸的生活。沃斯没有像他们那样，因而觉得很骄傲，但有时也会怨恨自己没有体验过这种生活。他们竟然将自己混同于上帝的形象！他想起来都觉得恶心。这是些阴柔的男人。然而他热切地回忆起波尔费雷曼和老穆勒的眼睛，想着一定不能接近这两个人，要和他们冷冷地保持一段距离。
就这样，他不停地走着，天色黑下来了。
有时他又想起穆勒兄弟。年初的时候，沃斯曾到莫尔顿湾附近的摩拉维亚教会去做客，在那里待了几天。那时正是收割季节。不管为时多么短暂，收割过的田野充满了寂静的色彩。田野的景色像是刻画出来的：那里有修道院杂役僧的白色低矮的小屋，细长但茁壮的灰色树木和晒得黑黑的笨拙的儿童。他们全都在田野里收割。有些妇女手持草耙或叉子在耙干草，或者把干草叉给站在大车上的丈夫。连那两位牧师都来了，他们脱下黑袍，换上非常素静的灰色工作服。所有的人都在工作。
建立了新拓居民区的穆勒兄弟的形象在众人当中十分突出，这里阳光与阴影交错，空气中飘浮着干草的芬芳，大地充满了美好与宁静，这种气氛恐怕确实是从这位老寂静主义
教徒的灵魂中散发出来的。
“我来和你们一起干！”沃斯喊道。实际上，在此之前他来了之后都只是烦躁不安地游荡。揪揪树叶，咬咬麦秆，手里拿着一本书，但怎么也看不进去。
没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参加劳动，不过现在这位客人自己脱下了他那不合身的衣服——把破旧的上衣扔到一边，解开有洞的衬衣领子，卷起袖子，露出肌肉发达的胳臂——迅速地站在穆勒兄弟旁边，狂热地耙起草来。有一个朝马车上扔饲料的妇女甚至嘲笑这位客人的狂热，不过其余在场的人都很平静地接纳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即使他的动作明显的不合规格，但这也是符合神的安排的。
沃斯曾经一连好几个晚上和这位老牧师一边喝着加蜂蜜的羊奶，一边做纯理论的争论。这时，在劳动的热情中，他大声喊道：
“我开始看到万物存在的证据了，穆勒兄弟。我可以感觉到大地的模样了。”
他叉开双腿，气喘吁吁地站在那儿，仿佛这样，大地就可以真的呈现出一些真实的模样，而且还在他脚下颤动似的。
不过那位老人继续在耙干草，并且眨巴着眼睛，仿佛眼睛里飞进了沙子或者呆呆地不知在想些什么。
接着，沃斯宽宏大量地说：
“兄弟，我们争论了这么几个晚上，而且有时我还善意地挑了你的错儿，可是不要以为我有一点点贬低上帝的意思。”
他开心地笑了。晒黑了的脸显得那么漂亮、和气，此外，他还叉开腿跨立在大地上。
“啊。”老人叹了一口气，他原先也可能会以翻晒干草为职业的。
他倚着耙站在那里，身后是落日的金色晕轮。
“沃斯先生，”他说，丝毫没有批评他的意思，“你不尊重上帝，因为他不像你。”
这些日子，大家都在谈论这个伟大的探险队，因此，出发之前，沃斯在悉尼街上行走时，步子更快了。商人们搂着他的肩膀，仿佛他们和他有些关系，或者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个极其重要的消息。由仆人或姨妈陪伴的年轻姑娘们，经过他身边时，眼睛看着自己的裙边，但过后便立刻告诉她的欠敏锐观察力的同伴：那个人就是探险队的沃斯先生。
这样，在探险家看来，悉尼整个城市都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灿烂的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