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十四节气，是古代中国人通过观察天文、物候、人事活动规律而建立起来的时间认知框架。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表述是：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二十四节气最早产生于我国黄河中游地区，后来作为统一的农业社会时间制度颁行全国。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南北地区气候、地理、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等具有局部差异，因此在二十四节气的时间认识框架下，各地会根据地方生产生活需要相应地调整变化。

“江南二十四节气”，作为一种时间文化系统，它是江南地区民众依据江南风土环境与生产、生活需要，对起源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二十四节气进行的在地性的经济安排、社会调整与文化设计，是江南人关于自然时序的经验总结与智慧结晶，它承载着由山川日月所孕育与映射的地域特色和人文气息。

一、江南的地域范围

江南，自古以来承载着人们对“诗情画意”的美好想象，它是桨声灯影、远山青黛，是小桥流水、玉屏蓝烟，也是杏花雨雾、油伞栀香。但对于这片地域的准确定位，始终未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从字面上来看，它指的是长江以南。然而它的边界又是那么飘忽不定，人们在使用“江南”一词时，定义了它与众不同的地域范围，并在心目中赋予了它比空间区域更加丰富的经济、文化内涵。于是，它成了一个自然地理、财赋、风土、方言、气候、文学等诸多意象的集合。不同视角下的江南，自成一派风景。

战国时，楚国大夫屈原临江而泣，仰天长叹：“魂兮归来，哀江南！”（《楚辞·招魂》）彼时的“江南”指长江中游以南，在荆楚江湘。在秦汉人的观念中，“江南”包括了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全部地区，即中游的湖北南部、湖南全部和下游的江浙地区。不过，对于下游的江南地区，那时候的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江东”或者“江左”。秦末，项羽起兵抗秦的八千江东子弟，就来自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三国时，东吴政权控制长江下游地区，江南成为与北方对峙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永嘉之乱、衣冠南渡，经过东晋王朝数代经营，人口大增、经济富庶，海陆奇珍荟萃，坐贾行商云集，加之儒、释、道思想以及中原文化的影响，东南之风逐渐由尚武艺、轻生死而趋崇文重儒、敬守礼仪。南朝诗人谢朓《入朝曲》有“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之语，此时“江南”地域所指也是沿长江由西向东，离两湖而趋江浙，“江南”这个名称也带上了一种旖旎繁华、雄浑昌明之气。

隋统江山，以迄盛唐。唐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依山川地形分天下为十道，“江南道”西起巴蜀，东至海滨，北至长江，南探南岭，将大半个中国纳入其中。其后几经分析合离，至唐后期苏南、上海、浙江等地归入“浙西”“浙东”两道。唐代江南的富庶繁华已非等闲，唐人韩愈曾言：“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明代丘浚《大学衍义补》）无怪乎安史之乱后，它能够承担维系李唐王朝一个半世纪运转之财赋重任。宋时设两浙路，所辖为镇江以东的苏南地区与浙江全境，尤以太湖地区最为富庶。宋建炎南渡，在南宋王朝经营之下，江南又一次迎来了发展的契机。商品经济、城市文化十分活跃，都城之中风帘翠幕、云树绕堤，市列珠玑、户盈罗绮，一派繁华好景。元明时期，江南依旧是中国财富集中地区。

清顺治二年（1645年），朝廷改明代南直隶为江南省，辖江苏、安徽，但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江苏、安徽分省，自此作为行政区划的“江南”不复使用。然而明清以来，环太湖地区的苏南、上海、浙北经济往来频繁，由太湖、运河两大水系沟通往来，内部市镇连接紧密。明人常以苏、松、镇、常、杭、嘉、湖七府并提而称之为“东南赋税重镇”。由于经济基础雄厚，社会环境宽松，文化得到滋养而兴盛。明清时期以苏州为中心，杭州、南京、上海连接环绕为核心经济区，以太湖西部宁镇丘陵与浙西山地为边缘地带的经济、文化共同体逐渐稳定。至此，“江南”所指不仅是地理区域，还是一个经济区域，以及饶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区域。

二、江南风土孕育下的二十四节气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二十四个节气依着春夏秋冬四季排列开来。江南各地的人们便依照这套时间系统安排劳作与生活，围绕着节气形成了各种农事农政、节令行事、养生医疗、仪式信仰，还有饮食娱乐活动，举手投足之间透露着清雅的江南韵味。

二十四节气“历象日月星辰”而成，目的在于“敬授民时”，以便农人据此安排生产生活的节律，适时而作、应季而动。江南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稻作生产、蚕桑养殖与渔业捕捞构成了江南农耕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由此也形成了与二十四节气相对应的劳作时间表。就水稻种植而言，江南各地播种的时间并不一致，最早的清明已开始，晚的则可以拖到小满，大部分地区则在谷雨与立夏之间完成。播种后一个月，就可以将细小的秧苗移栽到大田中去了，移栽的时间多在小满与芒种之间。不过，若是在蚕区，各家要等待头蚕事毕，才能腾出人手张罗大田插秧，此时便已经到了夏至前后。若说养蚕，农历三四月时蚕乡入蚕月，浙江便有“清明孵蛾子，立夏见新丝”之说，立夏之后便可摇船到城里的茧行卖茧了，于是苏州蚕农有谚云：“立夏三朝开蚕党。”还有在太湖上世代操舟为业的渔民，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航船经验与观天象、测风向的知识，他们总结风信规律，并以谷雨、立夏、立冬、小雪、大雪等节气为风信名称，历代流传。除此之外，他们还根据二十四节气总结出一年四季刮“八风”的规律，大体反映出太湖一年的风向，比如立春至春分时节为东风，春分至立夏时节为东南风，立夏至夏至时节为南风，等等。可见，在直接以自然资源为生产资料的传统农业生产中，江南地区二十四节气所形成的时间框架将农、蚕、渔统合其中，为整个社会生活奠定了时间节律的基础。

古人云“故天有时，人以为正”，这一套时间制度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人们在重视“天”与“人”协调、统一的基础上，将自身的情感与心愿意识投射其中，围绕节气创造出了一系列仪式、民俗活动，并以此安排社区、家庭、个人的衣食住行、游艺交往，以期应对自然变化，调适身心，协调社会生活，传承天人相应的知识经验，由此在自然的时序中投射出人文智慧的光辉。例如岁首立春，万物萌生，各地多有“官祀芒神，行鞭春礼，家设酒肴，祭祀土神”之俗，祈祷春耕顺利。小满节气，江南民间有“抢水”的灌溉习俗，各村联户参赛，河浜两岸水龙列阵，水中鱼儿频跃，引来一番争抢，直到水干鱼尽，可谓酣畅淋漓，人们在劳动竞赛中获得身心愉悦。一年将尽，又有“冬至大如年”之说，浙江三门等地有冬至祭祀的习俗，合族聚集，祭祀天地、先祖，仪式庄重肃穆，以敬畏天地、缅怀祖辈、敦睦亲族、表达尊亲孝敬之意，数百年来连绵不断。这些活动多围绕祭祀展开，人们通过共同参与仪式、重温先祖的传统生活，使家庭、社会情感得以凝聚，文化认同得以强化。

二十四节气是农业生产的指南，使人们对农事生产各个环节都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要求，由此形成了“农闲”与“农忙”交替的基本生活生产节律，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农村乃至城镇的社会文化、娱乐生活的总体时间安排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南多庙会，庙会多以年度为周期，一年一次，但也有一年几次的，大多在春秋两季举行。浙北蚕乡有俗语“小满动三车，谷雨两边蚕”，每年谷雨过后，农事、蚕事将兴，农民们便要投入到繁忙的劳作中，因此清明到谷雨之间庙会较多。农历三月间，绍兴民间有“嬉禹庙”的习俗，还有规模很大的“南镇庙会”，当地有谚云：“桃花红，菜花黄，会稽山下笼春光，好在农事不匆忙，尽有功夫可欣赏。嬉禹庙，逛南镇，会市热闹，万人又空巷。”此时，举行庙会多有趁着农闲，踏青寻春、亲朋相聚、调整身心之意。时至今日，“农时”的观念依旧发挥着指导生产的作用，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这一类传统的社会休闲、娱乐生产场景则以更加生动的姿态参与到新的社区公共文化生活的建设中，以标记社会生活的不同时间段落，呈现多姿多彩的生活样态，并成为地方农耕文化传承的重要标识。

节气交接时，日照、气温、降水等气候条件都会发生变化，古人以阴阳二气的起承转合来理解时序交接，认为人乃天地的一部分，而人体之调治在于取法阴阳、顺乎天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度、不妄劳作。江南自古以来多重养生，特别是在节气点上，尤其重视衣食住行的调适。春季时人们容易精神懈怠，江南人在立春有“卖春困”的习俗，小儿在街市上叫卖“春困”，饶有趣味；夏季阳气正盛，江南暑热难耐，人体感觉困乏，俗语有“芒种夏至天，走路要人牵”之说，江南民间通常称之为“疰夏”。人们以饮食滋补身体，吃乌米饭、喝七家茶等，还有立夏称量人体重的习俗，至立秋再称，通过观察夏季身体的变化，以保持健康，俗信以为此举可防疰夏。传统中医还有冬病夏治的疗法，伏天贴“伏贴”，调理机体，充足阳气，祛风祛寒，祛邪扶正。秋冬时节，是收藏的季节，此时要保暖防寒，有不少谚语关涉此时节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换上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等等，都在告诉人们要按照节气转换调整衣食住行，增强体质。又有冬至贴养生膏方的传统，养生膏方中，以上海膏方闻名于江南。现代生活紧张忙碌，且与自然隔膜愈深，传统养生知识的价值便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实时调适自身的生命节律与生活节奏，做到与天地自然节律的和谐，以强身健体、预防疾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水土，为江南人民提供了便利的生产条件与富足的生活资源。在江南这片土地上，很早就有人类栖息的痕迹，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前后相继，奠定了吴越文明的早期特质。随着历史社会的推演，从尧舜时代开始的数次中原文化的南传，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中央文化与地方文化持续不断的接触、冲突、交融，在江南地区形成南北文化的复合状态。“江南二十四节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文化复合的产物，它不仅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面貌，亦呈现江南一地民众的生活理念、自然观念以及当地丰富的文化形态。

随着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当下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二十四节气所包含的时序观念、生活知识、天人协调的伦理观念仍然具有指导生活的意义，并发挥着服务生活的功能。

“江南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文化的重要遗产，也是重要文化资源。对它的呵护、珍重与传承，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