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共有四位祖母，所谓醇贤亲王的嫡福晋叶赫那拉氏，不是我的亲祖母，她在我出生前十年去世。听说这位老太太秉性和她姊姊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墨守成规，一丝不苟。同治死后，慈禧照常听戏作乐，有一次接这位祖母进宫看戏，她奉召去了，坐在戏台前却闭上双眼，慈禧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连眼也不睁地说：“现在是国丧，我不能看戏！”慈禧给她顶得也无可奈何。她的忌讳也很多，家里人在她面前说话都要特别留神，什么“完了”“死”这类字眼要用“得了”“喜”等代替。她一生拜佛，成年放生烧香，夏天不进花园，说是怕踩死蚂蚁。她对蚂蚁仁慈如此，但她打起奴仆来，毫不含糊。醇王府一位老太监终身不治的颜面抽搐病，就是由她的一顿藤鞭制造出来的。

她一共生了五个孩子。第一个女儿活到六岁，第一个儿子还不到两周岁，在同治五年冬天相隔不过二十天都死了。第二个儿子就是光绪，四岁离开了她。光绪去后，她生下第三个儿子，只活了一天半。所以，第四个男孩载洸一出世，就不知怎样疼爱是好，不是怕穿少了冻着，就是怕吃多了撑着。朱门本是酒肉多得发臭的地方，朱门子弟常生的毛病也是消化不良，因此《红楼梦》里的贾府，治病的方法常是“净饿一天”，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养生之道。我祖母就信任这个养生之道，总不肯给孩子吃饱，一只虾米也要分成三段吃，结果第四个男孩又因营养不够，不到五岁就给饿死了。王府里老太监牛祥曾说过，“要不然怎么五爷（载沣）接了王爷呢，就是那位老福晋疼孩子，反倒把前面几位小爷给耽误了。”

我父亲载沣虽非她的亲生子，但依宗法，嫡福晋才算正式的母亲。作为最年长的儿子，我父亲要受她的管教。她疼爱孩子是无疑的，但是这位经历了那样悲惨的教训的母亲，到死也没有能明白过来，是谁害了她的亲生孩子。她对我父亲和叔父们的饮食上的限制没有了，精神上的限制仍然没有放松。牛太监又说：“五爷六爷在她老人家跟前连笑也要小心，如果笑出声来，就会听见老人家吆喝——笑什么？没个规矩！”

醇贤亲王的第一侧福晋颜扎氏去世很早，大约我父亲也没见过她。二侧福晋刘佳氏是我的亲祖母。那拉氏祖母去世后是她当家。她不像那拉氏祖母那样古板，却是时常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况。造成这种病症的原因同样是与儿孙命运相关。这位祖母也夭折过一个孩子，是两岁的女儿。但是使她精神遭受刺激以致失常的是幼子的出嗣。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即载沣、载洵、载涛。七叔载涛从小在她自己怀里长大，到十一岁这年，慈禧太后突然决定把他过继给我祖父的堂兄弟奕谟贝子为子。接到这个“懿旨”，老太太哭得死去活来，经过人们劝解和建议，只好把七叔当作女儿陪嫁出去。到了过继那天，像嫁女一样，过了“嫁妆”，当鼓乐声一响，老太太竟昏了过去。这是第一次刺激。

这里还有一段插话。奕谟这对老夫妇，膝下无儿无女，得着一个儿子，自然非常高兴，那边作为女儿陪嫁，这边就当作儿子出生，第三天大做弥月，广宴亲朋。不料这个举动叫慈禧知道了，这位贝子平时对慈禧的作为就看不惯，更不会奉承，早使慈禧心中不满，这次看到他如此高兴，心中更有了气，就决定不给他好气受。慈禧曾有一句“名言”：“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不知道究竟奕谟都受了她的什么折磨，后来在发牢骚时画了一张画，画面只有一只脚，影射慈禧专门胡搅，搅得家事国事一团糟，并且题了一首发泄牢骚的打油诗：“老生避脚实堪哀，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不知怎的，被慈禧知道了，这已是七叔过继的五年之后，她突然又下懿旨，让七叔重新过继给我祖父的八弟钟郡王奕詥。奕谟夫妇受此打击，一同病倒。不久，奕谟寿终正寝，慈禧故意命那个被抢走的儿子载涛代表太后去致祭，载涛有了这个身份，在灵前自然是不能下跪，这是慈禧有意泄愤的行为。接着不到半年，奕谟的老妻也气得一病呜呼。

不知慈禧是什么想法，在第二次指定七叔的过继问题同时，还指定把六叔载洵过继出去，给我另一堂祖叔敏郡王奕誌为嗣。真像谟贝子的诗所说的那样，“高三百尺脚仍来”，刘佳氏祖母闭门家中坐，忽然又少掉了一个儿子，自然又是一个打击。据家里老人们说，在这同一年里，这还不是最后一个打击，继六叔指嗣而至的，是慈禧给我父亲的指婚。原来我父亲早先定了亲，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许多旗人因怕洋兵而全家自杀，这门亲家也是所谓殉难的一户。我父亲随慈禧、光绪在西安的时候，祖母又给他定了一门亲，而且放了“大定”，即把一个如意交给了未婚的儿媳，按习俗，送荷包叫放小定，这还有伸缩余地，到了放大定，姑娘就算是“婆家的人”了。放大定之后，如若男方死亡或出了什么问题，在封建礼教下就常有什么望门寡或者自尽殉节之类的悲剧发生。慈禧在指婚时，当然不管你双方本人以及家长同不同意，她做的事，别人岂敢说话。刘佳氏祖母当时是两头害怕，怕慈禧怪罪，又怕退大定引起女方发生意外，这就等于对太后抗旨，男女两方都是脱不了责任的。尽管当时有人安慰她，说奉太后旨意去退婚不会有什么问题，她还是想不开，精神失常的病患又发作了。

当然，先订的婚还是退掉了。过了六年，她的病又大发作了一次，这是在军机大臣送来懿旨叫送我进宫的那天。

我一生下来，就归祖母抚养。祖母是非常疼爱我的。听乳母说过，祖母每夜都要起来一两次，过来看看我睡得怎样，来的时候连鞋都不穿，怕木底鞋的响声惊动我。这样把我养到三岁，突然听说慈禧把我要到宫里去，她立即昏厥过去。从那以后，她的病就更加容易发作，发作起来就精神恍恍惚惚，像痴了一样，这样时好时犯地一直到去世。她去世时五十九岁，在我离京到天津那年。

醇亲王载沣自八岁丧父，就在醇贤亲王的遗训和这样两位老人的管教下过着传统的贵族生活，成长起来。凭着血缘，也凭着他的懦弱和从上辈承继下来的谨慎，他当上了摄政王，享受着俸禄和采邑的供应，上有母亲管着家务，下有长史、世袭散骑郎等人负责的一套办事机构为他理财、酬应，有一大批护卫、太监、仆妇供他役使，还有一群清客给他出谋划策以及聊天游玩。他用不着操心家庭生活，也用不上什么生产知识。他和外界接触不多，除了依例行事的冠盖交往。二十岁的少年也谈不到有多少社会阅历。他的环境和生活就是如此这般，就难怪他见了人“嗫嚅不能对”了。

我父亲有两位“福晋”，生了四子七女。我的第二位母亲是辛亥以后来的，我的三胞妹和异母的三、四弟，四、五、六、七妹出生在民国时代。这一家人到现在，除了我还有二、四两弟和二至七这六位妹妹。父亲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九五一年年初。母亲早于一九二一年逝世。父亲的日记里说是“痰厥”，其实是吞鸦片自杀的。是因为我在宫里和端康太妃争吵，不服她管教，太妃把我母亲叫进去训斥了一顿，她回到家里便吞烟自尽了。

母亲和父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有人说旗人的姑奶奶往往比姑爷能干，或许是真的。我记得我的妻子婉容和我的母亲瓜尔佳氏就比我和父亲懂得的事多，特别是会享受，会买东西。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据我想，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兄弟辈不是游手好闲就是忙于宦务，管家理财的责任自然落在姊妹们身上，因此，姑娘就比较能干些）。我母亲在娘家时很受宠，慈禧也曾说过“这姑娘连我也不怕”的话。母亲花起钱来，祖母和父亲非常头痛，对她简直没办法。父亲的收入，不算田庄，亲王双俸和什么养廉费每年是五万两，到民国时代的小朝廷还是每年照付，每次俸银到手不久，就给母亲花个精光。后来父亲想了很多办法应付她，曾经和她在财务上分家，给她规定用钱数目，甚至还用过摔家伙的办法，比如拿起条几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愤怒和决心。但一切办法都不生效，特别是总摔东西舍不得，后来专为这幕戏准备了一些摔不碎的铜壶铅罐之类的东西（我弟弟见过这些“道具”）。自然，这些威风也被母亲识破，结果还是父亲再拿出钱来供她花。花得我祖母每到月底对着账房送来的账条叹气流泪，我父亲也只好再叫管事的变卖古玩、田产抵亏空。

母亲不但花父亲的钱，也时常拿出自己贵重的陪嫁首饰去悄悄变卖。她究竟有些什么开销呢？我后来才知道，她除了生活享受之外，曾避着父亲，把钱用在政治活动上，通过荣禄的旧部如民国时代步兵统领衙门的总兵袁得亮之流，去运动奉天 的将领。这种活动，还有太妃们参与。她们为了复辟的梦想，拿出不少首饰，白费了不少银子。溥杰小时候亲眼看见过她和太妃的太监鬼鬼祟祟地商议事情，问她是什么事，她说：“现在你还小呢，将来长大了，就明白我在做着什么了。”她却不知道，她和太妃们的那些财宝，都给太监和袁得亮中饱了。她对她父亲的旧部有着特殊的信赖，甚至对袁世凯也能谅解。辛亥后，醇王府上下大小无不痛骂袁世凯，袁世凯称帝时，孩子们把报纸上袁世凯的眼睛都抠掉了，唯独母亲另有见解：“说来说去不怪袁世凯，就怪孙文！”

我的弟弟妹妹们从小并不怕祖母和父亲，而独怕母亲。佣仆自然更不用说。有一天，我父亲从外面回来，看见窗户没有关好，问一个太监：“怎么不关好？”不知这太监听成了什么，回答说：“因为奴才的奶奶还没回来。”父亲听了这句驴唇不对马嘴的话生了气，罚他跪在地上。一个女仆说：“要是老爷子，还不把你打成稀烂！”老爷子是说的母亲，她和慈禧一样，喜欢别人用对男人的称呼来叫她。

我三岁进宫，到了十一岁才认得自己的祖母和母亲，那是她们奉太妃之召进宫的。我见了她们，只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含着泪光，她经过慎重选择说些十分单纯的问饱问暖话，这是充满着被封锁起来的慈爱的。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除生疏之外更加上几分惧怕。她每次见了我总爱板着脸说些官话：“皇上要多看些祖宗的圣训”“皇上别贪吃，皇上的身子是圣体，皇上要早睡早起”……现在回想起来，那硬邦邦的感觉似乎还存在着，低贱的使女出身的祖母和大学士府小姐出身的母亲，流露出的人情，竟是如此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