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实亦代表了 中国 之民族性。 孔子 不仅把他自己来教人,乃是把他所学于古人者来教人。
孟子 曰:“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 舜 为大孝,父顽、母嚚、弟傲,一家皆欲置 舜 于死地,但 舜 决不愿远离父母,一人独自去谋生;遂成了 舜 之大孝。此即有所不为,乃以成其有为之一证。
鲧 治水失其道,洪水泛滥,成大灾难。 舜 殛 鲧 于 羽山 ,使其子 禹 继父业治水。 舜 之殛 鲧 ,乃正道,乃大道。 禹 不以此怨 舜 ,亦不随其父至殛处侍养,乃受 舜 命治水,以干父蛊。此非不孝。其子方生, 禹 在门外闻其啼声,乃三过其家而不入。此亦非 禹 之不慈。实则 禹 亦有所不为,以成其有为也。
洪水既平,使后世尚有 中国 人生生不绝, 禹 之大功大德,实尚超 舜 之上。 尧 则更不论。但后世 中国 人更多称 尧 舜 。因 尧 舜 之处境为人,比较平易。 舜 处在野,不如 尧 之为天子,更可学。 禹 则处境特殊,又拥有特殊才能,建特殊功业,非人人可学。 中国 人则更求其人人可学者,而 禹 乃转居其次。
尧 、 舜 、 禹 、 汤 、 文 、 武 ,皆为一国之君,或为天子,为天下之共主,岂人人能学? 周公 独为臣,不为君,较易学。故 孔子 毕生为学,乃以 周公 为目标。 墨翟 继起,一反 孔子 ,主张“兼爱”,举 禹 为目标。是 孔子 举其易,而 墨翟 举其难。此即 墨翟 之不如 孔子 处。
墨家有传道组织,故 墨翟 颇近一教主。近代国人,颇有以 墨翟 与 耶稣 并举者。但 耶稣 自称乃上帝独生子, 墨翟 则亦举古人 大禹 为教,非其一人自创教。此亦可代表 中国 之国民性。
孟子 又于 尧 、 舜 、 禹 、 汤 、 文 、 武 、 周公 之外,别举三圣人。一为 伊尹 之“任”,一为 伯夷 之“清”,一为 柳下惠 之“和”。 伊尹 之任,则是一狂者。 伯夷 之清,则是一狷者。 柳下惠 之和,则在狂与狷之外,又自成一格,但不得即谓之中行。
柳下惠 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要他进便进,要他退便退。但与乡愿不同。乡愿只一意追随他人,无一己之个性与品格。在他心里,有外无内,有人无己,那就说不上一“和”字。 柳 下惠 则自有其己,惟与 伊尹 、 伯夷 不同。故在任与清之外,又特见为一和。
至如 孔子 ,则亦任、亦清、亦和,随其时宜而变其意态。故 孟子 称 孔子 为“圣之时”。此因 孔子 有一套既深且博的学问,遂成其大中至正之盛德,与道同化。而 孔子 自己之个性,与其特有之品格,反而不易把捉,不易认识了。故 伊尹 、 伯夷 、 柳下惠 乃各以其己性教。而 孔子 则以其学、其德教。反使人学 孔子 ,一若转易于学 伊尹 、 伯夷 与 柳下惠 。 孔子 乃成为 中国 此下之“至圣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