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我心已死。

——菲利普·维伦纽夫（Philippe Villeneuve）

4月，巴黎。

表象如常，景色如画：天空澄碧，倩云不染，栗树和樱桃树竞相怒放，花香四溢。在朝阳下，到处是花团锦簇，五彩缤纷，一路而来，好似流动蜿蜒的一条条彩色小河，从蒙特马尔（Montmartre）的高处荡漾至蒙特帕尔纳斯（Montparnasse）的林荫大道，从香榭丽舍大街尽头的杜伊勒里花园（Tuileries Gardens）漂流到圣母院大教堂的小公园。这些地方都是附近学校的孩子们放学后撒欢嬉闹的好去处。2019年4月15日，周一，是庆祝复活节圣周（Easter week）的第一天，巴黎人盼望着从周五开始他们14天的春假假期。孩子们摩拳擦掌，已经准备好寻找复活节彩蛋了。

这天早上，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Cannes Film Festival）的官方海报发布，电影节将于一个月后的5月14日正式揭幕。今年的海报向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致敬，这位90岁的法国著名女导演于3月底刚刚去世。海报中的场景出自瓦尔达26岁时的一张幕后工作照，在地中海沙滩上一个不稳当的木制平台上，瓦尔达站在一名面无表情的技术人员背上，紧紧抓住摄影机，正在聚精会神地进行拍摄。这张1955年的黑白照片，做成了亮橙色的色调。这是对电影艺术和伟大导演的礼赞和颂歌。

此时的巴黎，政局不稳，骚动不断。法国总统马克龙原计划晚上8点向国民发表电视讲话，对“全民大辩论”进行总结，以结束黄背心运动数周以来愈益激进和形式多样的抗议所引发的暴力和骚乱。长达22周的抗议游行席卷法国，巴黎等很多城市的中心一片混乱，狂躁无序。如今抗议运动组织涣散，暴力事件频发，未形成可行和明确的政治诉求，逐渐失去了法国公众的支持和容忍。由此可见，当下的法国需要总统和政府行动起来，吸纳大辩论的共识，改革弊政，挽救法兰西于危机之中。

法国时政评论员和国内外记者都试图探明，马克龙将在讲话中如何总结大辩论，提出哪些改革举措，特别是他能否满足黄背心运动大多数参与者最早期的诉求之一——降低燃油税。政治记者圈子里有一个传闻，马克龙有可能拿法国国家行政学院（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这个著名的精英学校开刀，关闭这所1945年戴高乐为培养高级公务员而设立的高校。这个消息非同寻常。法国国家行政学院以严格的考试录取学生，以公务员民主招聘体制为目的进行培训和教导，长时间以来成为法国知识界精英的摇篮、贤能主义的代名词。该校学生不需要父母支付学费，政府会在整个学习阶段提供补助。然而，这所学校晚近饱受争议，被认为已蜕化为封闭的权贵子弟学校，以僵化单一的方式选拔国家和世界的未来精英。

西岱岛，法国首都中心的两座岛之一，被称为“巴黎的头颅、心脏和骨髓”，傍晚时分响起了自12世纪以来就非常准时的晚祷钟声。此时刚5点45分，小学的校门外聚集着一群等着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满头是汗、衣冠不整的孩子们马上就会冲出来。在塞纳河左岸圣日耳曼大道（boulevard Saint-Germain）的旁边，与圣母院南面玫瑰花窗相对的莫贝尔广场（place Maubert），有一个伊莎贝拉家（Chez Isabelle）面包店，精心调制和烤焙了巴黎本年度“最佳羊角面包”和“最佳苹果馅饼”。小贪吃鬼们总是急不可耐地蜂拥而入。跑在前边的小朋友能吃到最新出炉的巧克力可颂，父母则会抓紧时间购买一些热气腾腾、香气诱人的长棍面包。隔壁店铺劳伦特·杜比斯（Laurent Dubois）制作的招牌奶酪，也静待顾客挑选。巴黎人习惯了晚餐前突击购物。“你买过面包了吗？”“我们有奶酪吗？”，是每天晚上6点到8点巴黎街头和家里出现最频繁的语句。

这已成为巴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群美国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进行巴黎美食之旅。他们聚在劳伦特·杜比斯奶酪店的玻璃圆屋顶之下，参观该店琳琅满目、最新的奶酪制品——温柏花香味的羊乳干酪，苹果白兰地酒的康门贝尔奶酪，核桃布里干酪，等等。这群游客仔细聆听关于乳酪历史和品种的简短介绍，然后在店里品尝和购买。巴黎人和与日俱增拥入城市的游客相得益彰，和平共处，早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莫贝尔广场、左岸和圣母院周边等巴黎的很多地区，因大众旅游业的兴起而变得蜂屯蚁聚、比肩叠迹。虽然这带来诸多不便，可是巴黎人和游客有一个心有灵犀之处：对巴黎的爱。他们眼约心期，怡然自得。

在圣母院大教堂内部，这种和谐之处也俯拾皆是。周一傍晚，让–皮埃尔·卡沃（Jean-Pierre Caveau）神父在女高音歌唱家伊曼纽尔·坎帕娜（Emmanuelle Campana）和管风琴师乔恩·威克斯奥（Johanne Vexo）协助下，主持着一场晚祷仪式。与此同时，数百名游客在侧廊（aisles）和回廊（ambulatory）安静地漫步四顾。圣母院大教堂是世界最著名的文化遗产之一，2018年接待了1400万蜂拥而至的游客。她每天免费对游客开放，每年举行2000多台弥撒和庆典仪式。

复活节转眼就到。让–皮埃尔·卡沃吟诵了《诗篇》第27篇（Psalm 27）：

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还畏惧何人？上主是我生命稳固的保障，我还害怕何人？

当恶人前来攻击我，要吃我的肉时，我的对手，我的仇敌，反而跌倒断气。

虽有大军向我攻击，我的心毫不战栗；虽然战争向我迫近，我依然满怀依恃。

傍晚6点18分，第一次火警警报响起，负责大教堂消防安全的监控室电脑显示器上弹出一条信息——“中殿圣器室区域”（Zone nef sacristie）。然而，此时圣器室阁楼并无火情。监控室的这名保安刚入职才几天，并未被告知该火警系统很复杂且不稳定，他在呼叫另一名保安去检查圣器室无异状后，想当然认为这次警示信息是误报。这样的警报此前出现过多次，特别是在尖塔维护工作开始，到处搭起高高的铁制脚手架之后。6点42分，第二次火警警报响起。

圣母院北边幽静的于尔森街（rue des Ursins），在中世纪一度有着“地狱街”（rue d’Enfer）的恶名，巴黎总教区现任主教代理伯努瓦·德·辛讷提蒙席（Monsignor Benoist de Sinety）就居住于此。他精明强干，保养有方，根本看不出来已经50岁了。6点42分刚过，他跨上自己的小型摩托车，正要赶往蒙特帕尔纳斯大道的田园圣母院（Notre-Dame-desChamps）参加一个祈祷仪式。他骑车穿行在西岱岛狭窄拥挤的街道，从香努内斯街（rue Chanoinesse）转到圣母院修道院街（rue Clotîre-Notre-Dame），经过大主教桥时，他无意中瞥了一眼后视镜，并迅疾刹车，回头便见圣母院烈焰滚滚，火势已经冲破了教堂的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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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48分，第一个报警电话打进消防队，此时距离保安被告知着火点在屋顶主阁楼而非圣器室已经过去4分钟。保安用了两分钟迅速爬上300级狭窄的石阶，打开门看到的是熊熊火焰的炼狱境况。被称为“森林”（forest），由砍伐于12世纪的1300根橡树梁构成的尖塔肋状屋顶，已经被大火吞没。

在爱丽舍宫（élysée Palace），总统马克龙已经录制好今晚要播出的全国电视讲话。法国电视台正紧张地针对其讲话制作特别评论节目。火势蔓延非常快。刚开始，黑烟冲破屋顶，像蘑菇云一样直冲云霄，很快橘红色的火光映红了天空。这些照片和视频被路人上传至社交网络，震动了法国和全世界。

19公里外，法国文化部一名主管宗教艺术品的建筑与遗产总监（National Heritage curator ）玛丽–海伦·迪迪埃（MarieHélène Didier）和巴黎圣母院的主管负责人劳伦特·普拉德（Laurent Prades），刚刚抵达凡尔赛宫（Versailles）。他们应邀参加曼特农侯爵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专属套间的重开仪式。法国文化部部长弗兰克·里斯特（Franck Riester）也出席了该仪式。历经三年紧张而精心的修复，路易十四的情人与秘婚妻子曼特农夫人于1680年至1715年居住的4个豪华房间即将向公众开放。仪式还没正式开始，在场众人的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巴黎城有大事发生。曼特农夫人的房间只得延后和大家见面了。

玛丽–海伦·迪迪埃一边在公文包里摸找汽车钥匙，一边紧急致电文物建筑主任建筑师（chief architect at Historic Monuments）菲利普·维伦纽夫。法国文物建筑委员会现有39名主任建筑师，每人负责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国家级历史古迹。维伦纽夫即是其中负责圣母院的主任建筑师。1893年以来，文物建筑委员会采用一系列全面而严格的考试，招募当时最具天赋的艺术史家和建筑师。“在这个时代，要保持一个历史古迹的鲜活生命，需要博学之识、天纵之才、敬畏之心、审慎之举和浩然之气。”他们是法国建筑师中的精英团队。

圣母院属于维伦纽夫，换言之，维伦纽夫属于圣母院。孩童时，他就是一名管风琴音乐迷。当他坐在大教堂木制长椅上，数小时聆听和陶醉于圣母院传奇的驻院管风琴师兼演奏家皮埃尔·葛修候（Pierre Cochereau，1955—1984年在任）即兴弹奏的优美旋律时，这位小天才知道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真正使命——建筑。巴黎圣母院大管风琴（Grand Organ）是世界上最大的管风琴之一，有5个手键盘、111个音栓和7374个音管。

菲利普·维伦纽夫此时正在法国西南部的夏朗德地区（Charentes），他立即以每小时180公里的车速赶到了最近的火车站——拉罗歇尔站（La Rochelle）。玛丽–海伦·迪迪埃驾车回巴黎就不那么明智和顺利了。她的车行驶到塞纳河右岸（Right Bank），被堵到了卢浮宫（Louvre）到巴黎市政厅（Hôtel de Ville）一带。她频繁地看时间，不停地变换收音机的电台节目，刷着推特（Twitter），希望看到最新的消息。她感到如此的无助和焦急，眼睁睁地远望着圣母院在她右前方熊熊燃烧。

幸运的是，劳伦特·普拉德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搭上了凡尔赛到巴黎的区域快铁（RER）。最快58分钟，他就能赶到圣米迦勒—圣母院站（Saint-Michel-Notre-Dame），不过该站因火灾临时关闭，所以他只能在奥赛博物馆站（Musée d’Orsay）下车。他选择骑自行车到达目的地：犹如天助，他正好有巴黎共享单车Vélib的骑行卡，可以免费使用每个街道放置点的Vélib单车。之后，他必须尽其所能，最快地越过警察设置的警戒线。这位圣母院大教堂的主管负责人不但管理着60位职员，而且知道全教堂100多把钥匙放在哪里。他还掌握着圣母院所有安保系统的密码：宝库（treasury），半圆形后殿（apse）右后方的“悲伤圣母”（Notre-Dame des Sept Douleurs）礼拜堂的保险柜。圣荆冠（crown of thorns）就放在一个双层防弹玻璃的保险柜中。当42岁的劳伦特·普拉德骑着车到达烟尘滚滚和碎片乱飞的教堂时，心里只有一个念想：保护天主教世界最珍贵的宗教圣物免遭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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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阿富汗战争的老兵、巴黎消防队总队长让–克劳德·加莱（Jean-Claude Gallet）将军说，“这是严重的犯罪。为何我们到达时火情已经扩散得如此迅猛，受灾范围如此之广？我们报警总台漏接电话了吗？”事实上，消防员没有耽搁和懈怠，也没有漏接任何报警电话。在第一个报警电话之后几分钟内，他们已经到达了火场。然而，此时离最初起火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消防员也回天乏力，难以拯救圣母院具有800年历史的屋顶了。

加莱将军精通救火，熟知一切形式的火灾。他从法国圣西尔军事学校（Saint-Cyr）一毕业就加入了巴黎消防队。1810年奥地利驻法国大使馆严重火灾之后，拿破仑于1811年9月建立巴黎消防营，希望消防工作更加专业化和高效化。巴黎消防营，随后扩编为消防旅，其成员来自法国陆军工兵部队，是世界上第一支现役消防部队。直到今天，这支部队仍然保护着巴黎人民。他们的座右铭是“要么拯救，要么牺牲”（Save or Perish）。

巴黎消防员既是士兵，也是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消防专家。与伦敦和纽约等其他大城市的消防机构相比，他们独领风骚、战绩辉煌。自成立以来，它就具有年轻化的特点，消防员平均年龄27岁（其他国家首都的消防员平均超过40岁）。他们中等身材，清瘦结实，体格健壮，每天都要进行紧张的体能训练。通过“独木桥”，是他们每天两次必须操练的科目。消防员身着全套消防服，戴好头盔，一个箭步，以引体向上姿势攀上高约2.4米的独木桥，安全快速地通过。这项科目最早于1895年被引入巴黎消防队，目的是确保消防员在脚下的地板焚烧坍陷时能够安全逃生。如果他们没有通过这项体能测试，就不能出勤执行任务，必须返回进行重练，直到完成为止。加莱将军仍然定期进行通过“独木桥”训练，虽然不会严格遵照每天两次这种频度。加莱将军把巴黎消防员称为“体操运动员”（gymnasts），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擅长冲入火场进行灭火，而不是像其他首都的消防员那样在火场之外进行灭火。

加莱将军与“二号指挥官”让–马瑞·龚迪尔（Jean-Marie Gontier）将军、巴黎消防队发言人加布里埃尔·布吕思（Gabrel Plus）中校一起抵达圣母院前院，他立刻意识到以前的救火预案并不可行。屋顶已经难以保全，喷向这座中世纪石头建筑的水量和水压必须严格控制。13世纪安装的玫瑰花窗，很容易被水流冲刷成碎片。加莱将军必须快速制定一个因地制宜、有效安全的救火方案。

他的计划是多条战线同时行动，围剿继续蔓延的大火。他派出突击队沿着蜿蜒狭窄的螺旋状楼梯，迅速爬到44米高的屋顶披檐上进行洒水降温，遏制火势的继续发展。他命令从南北两侧同时喷水，在屋顶和尖塔处形成交叉水流，以期达到降温目的，尽最大可能保护正面的双钟楼。它们上面悬挂着10口铜钟。他呼叫消防机器人“巨人”（Colossus）前来支援，这个一辆半吨重的无人驾驶地面车，从软管喷嘴里每分钟能强有力地射出3000升水流。它已经准备好随时进入教堂中殿（nave），以避免在唱诗堂（choir）和耳堂（transepts，教堂十字形翼部）形成新的着火点。加莱将军知道，在这种情势下，消防员难以进入中殿，经受不了如此高温和火星碎片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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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博士、54岁的阿德里安·戈茨（Adrien Goetz）是研究维克多·雨果的专家，他刚刚在索邦大学（Sorbonne）完成一场关于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的名画《拿破仑加冕礼》（The Coronation of Napoleon）意义和影响的演讲。在收拾桌子上的东西时，他手机上弹出了一条信息，几个街区之外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大事。他抓起公文包夹在手臂下，拼命地跑向塞纳河。当他跑进莫贝尔广场时，手机屏幕上弹出了一张尖塔陷入火海的照片。从这里他可以看到，棕黄色滚滚浓烟翻腾着直冲天际。为了稳定情绪，他想起自己曾经告诉过学生们：拿破仑1804年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皇帝加冕礼之所以被世人铭记，是因为这件大事变成了画作和图像。一图一画见证着历史叙事。

阿德里安·戈茨从莫贝尔广场冲进艾伯特王子街（rue Maitre-Albert）。这条弯曲狭窄的中世纪小巷在奥斯曼男爵时期没有拆除改造，保持着原来的风格，直到19世纪中期，它还有一个声名狼藉的名字——“堕落街”（rue Perdue）。“之后遇到交通堵塞，我滞留原地，寸步难行。”风裹挟着刺鼻的焦煳味儿，从四面八方劈头而来，噼里啪啦清脆的木材碎裂声不绝于耳，令人揪心。7点57分，都尔奈勒滨河路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其中有巴黎人，也有游客，他们望着巴黎圣母院，却都鸦雀无声。

“尖塔！”人群中传来一声尖叫，“哦，不！”往日里直插天际，由沉重的橡木和铅砖构成的750吨尖塔突然折断，轰的一声，砸向教堂中殿的石制穹顶。“我经历和见证了这一悲剧。我目睹了圣母院尖塔的坠落。”历史学家阿德里安·戈茨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他旁边的一位老先生掩面哭泣，悲痛万分。万马齐喑，世人皆悲。

巴黎消防队发言人布吕思中校在教堂的前方忙着指挥救火，没有目睹尖塔折断，不过他听到了声响。当他本能地抬头望向教堂正立面时，突如其来的强劲气流打开了所有的大门，要知道每扇大门都有好几吨重。

不管是正与烈火搏斗的消防员，还是塞纳河两岸围观的普通民众，无论是巴黎人、法国人还是外国人，电视机或者智能手机屏幕前面的每个人，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心跳加速，一动也不动。全世界亿万看到这幅场景的人，都陷入了疑惧和忧心之中。

火情仍在不断恶化。晚上8点钟，总统马克龙及夫人布丽吉特（Brigitte）亲临火灾现场视察。原定的电视讲话已取消。现在法兰西人民只关心一件事——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前院对面的巴黎警察局一楼会议室，此刻变成了战情室。这里聚集了法国政府的大部分成员，有总理，文化部部长，国民议会议长，总检察官，巴黎市长安娜·伊达尔歌（Anne Hidalgo），巴黎大主教米歇尔·奥佩蒂（Michel Aupetit），主教代理伯努瓦·德·辛讷提蒙席，圣母院大教堂总司铎帕特里克·萧维蒙席（Monsignor Patrick Chauvet）。他们焦急地等待加莱将军汇报火灾情况。

普拉德终于回到大教堂，他把自行车随手放在人行道上，手上挥舞着证件，穿过两条警戒隔离线。与此同时，参与过阿富汗战争的巴黎消防队的牧师让–马克·富尼耶（Jean-Marc Fournier）到达现场。玛丽–海伦·迪迪埃离教堂也只有15分钟车程。多位建筑与遗产总监和文物建筑主任建筑师也不断抵达西岱岛，前来提供帮助和建议。警察看到他们的工作证件，一路放行，让他们进入指挥中心。在法国，艺术和历史获得了应有的尊重。

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尽可能地拯救圣母院的宝库，安全转移教堂内数千件的宗教圣物、艺术品和历史画作。这群历史学家戴上闪光的消防员头盔，分为两组开始行动。其中一组和消防员一起，前往宝库、圣器室以及教堂更深处寻找珍贵文物，另一组和消防员排成一条从圣器室一直到飞扶壁下方花园的人链，把文物从教堂传递出来。原先修缮工程人员所用的活动板房，临时充当了保存艺术珍品的仓库。该行动由武装到牙齿的法国警察侦讯与干预特警队（BRI）全程监视。

圣器室里的水已经淹到了玛丽–海伦·迪迪埃小腿肚，她顾不得那么多，蹚水冲到保存圣路易穿过的束腰外衣的木制陈列柜。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即圣路易（Saint Louis），1297年被罗马教廷追封为圣徒。1239年，路易九世斥巨资在拜占庭赎买了耶稣受难时所戴的圣荆冠，而他迎接并抬着盛放该圣物的圣龛到巴黎城时，穿的就是这件洁白而简朴的亚麻外衣。玛丽–海伦还拿到了圣路易使用过的鞭子。这位国王笃诚信奉基督教，常以自我鞭笞来表达忏悔和虔信。她的同事开始抢救其他陈列台上的文物，并在必要的时候拿东西打破玻璃或者砸坏锁头。

劳伦特·普拉德和富尼耶与火神接触得更近一些，他们深入大教堂东端的“悲伤圣母”礼拜堂。中殿一片狼藉，烧焦坠落的木梁杂乱地堆在那里，好似大型版挑棒游戏所用的黑色木棒。抬头向上，透过屋顶的大窟窿，可以看见一片黑蓝色的天空。四周到处是燃烧的木材、飞迸的火星、呛人的烟雾，令人窒息，透不过气来。普拉德告诉自己不要为满目疮痍的惨象所分神，他必须集中注意力，完成自己的使命。在普拉德不在的时候，消防员曾经试图强行打开这个设有双重安全装置的保险柜，不过没有成功。普拉德现在拿着它的钥匙，只要再输入正确的密码就可以打开了。他试着输入了几次，但装置不断一闪一闪地提示密码错误。原来是忙中出错，紧张中混淆了密码。幸好两位圣器室管理人也知道密码，他打电话向他们求助。8点42分，他接收到正确密码的短信息。保险柜打开了。他们取回了放着圣荆冠的红色圣物匣，也抢回了教堂一直保存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一根钉子和一块残片。在熔铅乱滴和余烬四散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往圣器室撤退。富尼耶神父当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意大利消防员马里奥·泰莫列（Mario Tremaore）的事迹。1997年4月11日，意大利都灵（Turin）的瓜里尼礼拜堂（Guarini chapel）被翻滚的烈焰吞没，而泰莫列从火海中抢出了神圣的耶稣裹尸布。他只身一人手持短柄斧，打破防弹护罩，顺利取回了存放裹尸布的银制圣物匣。

巴黎市长办公室调集了货车来圣母院，把这些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先送到塞纳河右岸的巴黎市政厅，存入安全的房间，随后再被转移至卢浮宫。玛丽–海伦·迪迪埃登上第一辆货车，在司机旁边坐着，双手紧紧抱住腿上的圣荆冠。国宝营救和转移行动顺利进行的消息传到战情室，众人拧着的眉毛稍微舒展了一些，稍微松了一口气。可是，火情没有留给大家一丝喘息的机会。

为了从上方观察火势，直观和全面地评估建筑结构的烧毁情况，警方出动无人机，持续地盘旋在圣母院上空。战情室的大屏幕上转播的实时画面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相信：教堂中殿和耳堂里烈火滚滚，火舌舔卷着祭坛上绯红色的大十字架，就像一个燃烧着的巨大十字形火把，又好似女巫们的安息日一般恐怖。炼狱般的景象强烈地冲击着大家的视觉感官，战情室的众人呆若木鸡，哑口无言。帕特里克·萧维一下子晕了过去，幸亏身边的巴黎市长扶住了他。但是，最糟的情况还没有到来。

火灾现场的消防员劳伦特·科莱诺（Laurent Clerjeau），是一位专业的速写画家。他在一个多小时里一直以绘图的方式向加莱将军和龚迪尔将军提供建议。他的任务是尽可能为两位高级指挥官提供有助于制订救火计划的所有信息，例如火灾性质和发展的总体情况、风向的变化，等等。他每隔一段时间就绕教堂四周查看，更清晰地观察瞬息万变的情势，他随身带一支笔、一个记事本，行动迅速，反馈情况及时准确。晚8点，一些异常状况引起他的注意，他要求爬上连接着两座钟楼的怪兽走廊（chimera gallery）侦察火情。他发现北钟楼的百叶窗都是半开着的，而一扇小窗户里有忽隐忽现的光。这一情况令人担忧，因为着火的建筑物的任何一个孔洞都会产生抽放效应，助长火势的蔓延。另外，南风会把爆炸所产生的800摄氏度的气体云吹向北钟楼。他爬上380级石阶，到达教堂西立面的柱廊，这里的温度令人难以忍受。他快速地在北钟楼检查一番，发现了一扇半隐藏着的门，门后应该有狭窄的楼梯能够到达顶部。他使劲把门踢开，进去抬头一看，马上用对讲机向指挥部报告：“北钟楼发现火情。”在他下方43米的指挥部里，加莱将军听到这些话，倒吸了一口冷气。

北钟楼总共挂着8口钟，成对放置，每层两对。整个钟架由巨大而沉重的木梁构成，和教堂屋顶的木梁一样，它们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每口钟都拥有美妙的名字：加百列（Gabriel）、安娜–日内维埃芙（Anne-Geneviève）、德尼（Denis）、马塞尔（Marcel）、艾蒂安 、本笃–约瑟夫（Benoît-Joseph）、苏利，让–马利（Jean-Marie），它们总共重16.6吨。

倘若这个木制构架着火的话，这些钟肯定要掉落下去，那么整个钟楼将会坍塌。南钟楼另有教堂最大的两口钟，13.2吨的低音钟埃曼纽尔（Emmanuel）和6吨重的玛丽（Marie），万一也掉落的话，那么包括西立面的整个教堂都要灰飞烟灭。牵一发而动全身，两座钟楼不容有失，幸运的是大部分珍贵文物已经安全转移。

加莱将军立即与其他指挥官聚集商议。火势变化一目了然，危情时刻，无须赘言。他与这些部下和战友相识多年，分工合作，彼此信任，所以提建议、做决定、下命令会更加直截了当和迅速高效。现在需要的是向总统汇报他的方案。来不及更换衣服，加莱将军穿着还在滴着水的消防服，大踏步进了战情室。他在三个月之后回忆道：“我需要尽量简明扼要，不容许浪费一点时间。”

他制订的计划很简单：局势已经难以收拾，突击进攻才是唯一的对策。由50名队员组成的危险环境干预小组（GRIMP）直接爬上两座钟楼进行灭火，与火神进行肉搏战，以遏止火势。“如果明天凌晨还想看到钟楼，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总统打破了战情室内的沉闷。他问道：“你们愿意执行这个任务吗？”加莱将军回答说：“义无反顾，这是我们的使命。”马克龙总统走到加莱将军面前，重重地拍着他的肩膀，下了命令：“谢谢您，将军。去吧！一切都很清楚。”

危险环境干预小组冲上螺旋状楼梯，来到两座钟楼之间的平台上。他们立刻开始布置脚扣、系绳和绳索，预备紧急情况下能够从教堂西立面撤退。同时，其他队员携带上来备用的消防水喉，直接连接到楼下的消防车上。他们需要把水压调到最大，以尽可能使消防水喉的水喷射得更远。

一支消防员突击队即将进入北钟楼，环视周围，在他们东面，是已经垮塌的教堂屋顶，好似地狱里的一口热锅；在西面，43米高的楼下，数百名消防员抬头注视着他们，桥上和河岸上则人山人海，人群中不乏耄耋老者，亦有母亲怀中的乳儿，大家不分年龄、种族和教派，都凝神伫望着他们。

北钟楼上烈焰冲天，大火足足有10米多高，好似炼狱一般。两组大钟之间的地板上全是熊熊火焰。他们只能缓慢通行。打头的中尉小心地检查每一级石头阶梯，其他队员在他身后紧紧跟随。四周火光环绕，高温难耐，他一步步往前挪，渐渐地耗光了全身的气力，不过仍然没有看到大钟。他在钟楼里坠入了险境，幸亏随身携带着消防空气呼吸器，他很快开始调整状态，深吸几口气，缓了几秒钟，强拖着身子继续向上攀爬。

接下来的30分钟，决定着圣母院的命运。

加莱将军另外派遣三名消防员登上南钟楼，洒水降温，以防火势蔓延。他们举着水喉冲向埃曼纽尔和玛丽。埃曼纽尔从1686年就悬挂在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铜钟之一。它浑厚凝重的钟声，平时只在较为特殊的日子里才会响起。随着水柱冲击着埃曼纽尔的腰部，一曲悲惋的哀歌响彻钟楼，震撼着火场的所有人。三名消防员感到极其诧异。仿佛大钟在恸哭和呜咽，巴黎圣母院在暗自神伤，啜泣流泪。

晚9点35分，加莱将军独自一人立于电视台摄像机前，必须要让法国人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我们不知道能否阻止北钟楼大火的蔓延而拯救圣母院，也许它将倒塌。对于火灾破坏的严重程度，大家可以自己想象。”电视机前千百万观众忽然意识到，危机时分，“我们的女士”命悬一线。这番声明之后，现场记者争先恐后地提出了很多问题。加莱将军却不再赘言，直接回到了火灾一线进行指挥。他说的已经足够明白了。

就在这个时候，奥佩蒂大主教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信息：“巴黎的所有教士：消防员正与大火殊死搏斗，拯救圣母院的两座钟楼。她的木制屋顶和尖塔已经焚毁。让我们祈祷吧！敲响你们教堂的钟声，把这些话语传播开来。”

站在蒙特贝洛滨河路人群中的阿德里安·戈茨，凭直觉知道此刻是多么引人注目。对可以看到钟楼的所有人来说，显而易见，现在到了危险和关键时期。但丁街（rue Dante）和比什利街是左岸最古老的两条街区，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早期，曾经是木材商人的聚集地，从这里可以看到教堂的西立面和南立面的玫瑰花窗。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拥入这两条路，都想再看一眼钟楼。

巴黎众多的老者和青年人，乌压压跪倒在圣米迦勒码头（quai Saint-Michel）。一些人喃喃地祈祷，一些人轻声唱起圣母玛利亚颂歌。这是宗教信仰盛行时代才会有的事情。巴黎上一次出现这种令人震撼的场景是什么时候？电视转播了这一幕景象，令那些已彻底世俗化的国家大为吃惊，就连坚定的怀疑论者也为这种虔诚所感动。法国人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历史与基督教血脉相连，即使在20世纪初政教分离，成为世俗化国家很长时间之后，这种情感也没有褪色。

法国首都各处，乃至全国上下，都开始响起了悠扬而肃穆的钟声，一起为巴黎圣母院虔敬地祈祷。神父们接收到了大主教的信息。所有教堂的钟为它们困在火狱里的10个兄弟姐妹而鸣响。这一时刻是沉重的、肃穆的、庄严的。

加莱将军命令消防队员撤出教堂，出动机器人“巨人”进入中殿进行灭火。现在只有危险环境干预小组的50名队员仍在北钟楼进行灭火工作。他命令在圣母院周围和内部放置激光测距仪，随时监测教堂结构的稳固性。实时数据不容乐观：教堂受损严重，因遭受巨大压力，它的平衡性难以保持。加莱将军事后透露说：“我接到了报告，北面山墙倾斜了1厘米。1厘米！”如果一栋建筑物倾斜2毫米或3毫米的话，一般就被视为处于坍塌的危险边缘。

加莱将军望向北钟楼和上方柱廊处奋战的消防队员。“从我所站的地方望去，头盔上的灯光让他们看起来犹如萤火虫一样。”他不禁联想起自己的朋友，即美国同行乔·普法伊费尔（Joe Pfeifer）的一句话。2001年9月11日上午纽约世贸大厦遭恐怖袭击引发大火，乔·普法伊费尔是当时消防救援现场的一号指挥官。加莱将军曾在哈佛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和他进行交流，乔感叹道，“进入还是不进”通常是最难的抉择。

在加莱将军心中，圣母院独一无二，与众不同，他这样形容：“她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今夜，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巴黎人的所想所思。阿德里安·戈茨凝视着她，深切地领会到：“对我来说，巴黎圣母院是历史，是文学，是画像研究。如今，她变成了一堆石头和木头。”他们提及或者想到巴黎圣母院时，称之为“她”，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下意识和理所当然的。不管他秉持何种宗教或信仰，是否天主教徒，来自何方，国人都一直认为她固若金汤，亘古不朽；即使巴黎有一天毁灭，她也会安然无恙；她会一直矗立至末日审判；即使所有人都飞灰湮灭了，她依然直插云霄，接连天际。然而就在今夜，每一个曾经到访圣母院或者为其亲切且肃穆的风采而折服的人，都意识到，她是如此的脆弱和无助。

天主教的圣餐变体论认为，被祝祷的葡萄酒和面饼变成了耶稣基督的圣血和圣体。今夜，在圣母院附近和远处的旁观者之心灵和头脑里，另一种形式的变体出现在西岱岛。圣母院实际上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情感，她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晚11点，加莱将军确认是时候向总统报告，北钟楼的火势得到有效控制。此时的战情室一片焦灼，等待加莱将军的消息。众人坐立不安，不停地为圣母院默默祈祷。

晚11点30分，马克龙总统在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巴黎市长安娜·伊达尔歌、国民议会议长、巴黎大主教、加莱将军的陪同下，通过圣母院前院广场的电视摄像机向全国发表简短讲话：

今夜，一场悲剧不幸降临法国。首先，我向已经奋战了几小时并仍在继续灭火的500名消防员致以敬意，感谢他们非凡的勇气和伟大的职业精神，感谢处置果断、意志坚定的现场指挥官们。我谨代表全国人民向你们表示钦佩和谢意。虽然这场战斗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但是已经成功避免了最坏情况的发生。最危急和困难的情况已经过去，感谢他们的勇气和斗志。教堂西立面和两座钟楼没有倒塌。

最后一句话他几乎是喃喃道出的。他继续讲道：

法国和全世界天主教徒此刻的心情，我们感同身受。对所有巴黎人和全国同胞来说，圣母院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学，因为它是法国人全部想象力的代表。在我国所有的重要时刻、重要战争和自由奋争时期，她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她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法国所有道路的原点；她保存着数不清的珍贵书籍和伟大画作，她是我们所有法国人的大教堂，即使有些人还未踏足其中。她的故事就是我们的叙事，她不幸陷入火海，我和你们一样感到伤悲、心悸和忧虑，但是，我们心中还应该充满希望。

他舒展了一下严肃的神情，微笑着，充满激情地说道：

这种希望来自我们民族的自豪感，为那些刻苦奋战、挽救危局的战士们而自豪，为先辈们在850年之前建造了这座教堂而自豪。我现在庄重地告诉大家：我们将会一起重建她。这是我们的命运。几小时后，我将为重建设立一个公共基金，我们将呼召最有天赋的专家投入重建工作中。我们将会重建她，我们将会重建巴黎圣母院。因为这是众望所归，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

巴黎圣母院得以幸存。此时，不管是在家中还是聚集在塞纳河两岸，所有的法国人都还没有缓过神来，脑袋发麻。“慢慢地，聚集的人们开始彼此交谈，像一群海难中的幸存者。”阿德里安·戈茨后来回忆说。他和其他很多人没有马上离开，一直待到凌晨，为她守夜祈祷。

救出的数千件艺术品、宗教圣物和画作被转移到巴黎市政厅，巴黎市长在安置好它们后立刻赶回了火灾现场，此时，已是午夜时分。玛丽–海伦·迪迪埃已经回想不起来抱着圣荆冠坐上第一辆货车离开时的心情，行动麻醉了她的情感。但是此刻，在安全的市政厅里，看着所有珍品文物一件不少地安置妥当后，情感的堤坝终于爆裂开来，她泪如泉涌，不能自已。一想到这些宝物差一点灰飞烟灭，真是心有余悸。

*

总统在发表完简短讲话后，向指挥官问道：“我们能进到里面吗？”加莱将军点点头。总统一行从西面入口进到教堂内部，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中殿和唱诗堂里污水满地，堆积着烧焦的残渣碎片和熏黑的橡木梁，不过金质大十字架和圣母怜子像依然完好。圣母玛利亚和她怀中抱着的耶稣保持着原来模样。圣母怜子像右侧，路易十三单膝跪地，手捧王冠献于圣母；路易十四跪于左侧，以尊敬和崇拜的目光注视着圣母玛利亚。尖塔和屋顶的灰烬残骸在它们脚下散落一地。

凌晨2点，当加莱将军再次巡视教堂时，仍有6处已经受到控制的着火点，预计两天后才能彻底扑灭。“在中殿，我看到祭坛一堆余烬残渣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其实那是一本真皮封面和包边的书，打开着，页面上落着厚厚的灰尘。“我好奇地走近，赫然发现灰尘之下是一个词：希望（espérance）。”这本经文选（lectionary）未遭焚毁，书页上的这个词描述的是耶稣复活的希望。 dNoVgJapIIk6GT9/wYkaTXRpXpUVNIpA8u+olAhOpVM8bIzRQIEIbyeluPqqGn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