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米·托马斯

塔米·托马斯在俄亥俄州扬斯敦的城东长大。这一区域开始衰败时，她搬去了城南；城南也开始衰败后，她又搬去了城北。多年以后，在某些情绪驱使下，她会驾驶她那辆2002年的银灰色庞蒂亚克太阳火开上高速公路——60年代晚期，高速公路让这座城市支离破碎——回到她曾经居住过的街区附近。

在塔米长大的六七十年代，城东仍然是一个混合居住区域。她在夏洛特街的房子隔壁是一家意大利人，街对面住着匈牙利人，蓝色的房子里住着波多黎各人，也有一些黑人房主。夏洛特街和布鲁斯街交叉处的街角空地曾经是她的小学。布鲁斯街南面，有一座教堂后来被风暴摧毁并被拆除。几个街口之外的希亥街上，如今竖着三个木质十字架，人行道上喷涂着“血帮” 和“从费城到扬斯敦的黑人帮”几个大字；这里过去是一家社区商店，隔壁就是塔米的母亲住过的房子，后来那栋房子被燃烧弹烧毁。洼地将草地分割成两半，那里曾经是一条排列着桃树和苹果树的小巷。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种植鲜花和蔬菜——塔米在夏洛特街的家四周环绕着木槿、连翘、郁金香和风信子。小时候，她常常坐在前廊上望着街道，眺望烟囱顶部；如果风向合适，她能闻到硫黄的味道。城东的男人都有很好的工作，大多数都在工厂里。家家户户都用心打理自家房屋，并为自己拥有一栋带着三角屋顶、前廊和院子的三层房屋而自豪。与美国东北部的工薪阶层住宅相比，这里的所有房屋都十分宽敞（塔米第一次在费城看到联排屋时，心想：“他们的院子在哪里？他们的车道在哪里？”）。那时，民众维持着秩序，没有太多欺盗行为。

塔米有一个朋友名叫西比尔·韦斯特，塔米叫她西比尔女士，因为她的年龄跟塔米的母亲一样大。西比尔女士曾在一本小小的螺线备忘录中写下她五六十年代的城东成长记忆：

台球厅；

播放青少年音乐的糖果店；

伊萨利乳品店；

第一家商场；

电车；

带游泳池的林肯公园；

带着逗小孩的猴子的磨刀人；

在社区卡车上贩卖水果和蔬菜的农民；

当时的城市是如此安全，人们夜不闭户。人们睦邻友好，在学校里和社区中，人们经常互相走动。

当塔米开车穿过开裂的沥青路面时，她仍然会对这里的荒凉与死寂感到震惊，毕竟，这里一度生机勃勃。她似乎依然期待看到那些一直住在这里的家庭，然而城东已经消失不见。他们都去哪儿了？那些曾构成社区的事物——商店、学校、教堂、游乐场和果树——都已不复存在，一半的房子和三分之二的居民也已不见踪影；如果不了解此地的历史，你根本不会知道这里缺少了什么。城东从来都不是扬斯敦最好的区域，但它有最多的黑人房主；对塔米来说，它一直是绿地最多、人口最不密集、最美丽的区域——你可以在林肯公园旁边摘桃子吃——如今，它的一部分已几乎回归自然，野鹿在野草丛生的土地上漫步，人们会把垃圾丢在那里。

看到麦古菲广场遭到废弃，她满心怒火——那是一个模范购物中心，是卡法罗家族 在50年代修建的，里面有一家保龄球馆，一家A&P连锁超市和其他商店，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停车场——然而现在，它只是一片混凝土沙漠，仅剩一家黑人理发店还在营业。让她感到沮丧的是，所有人都忘记了城东。没有人伤心，没有人感怀。她感到沮丧，是因为她还没有放弃，也不会陷入扬斯敦沉积的逆来顺受中去。因为她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一生，她的过去仍然历历在目，而她还能做一些事。

她看到夏洛特街上的家，不禁心生懊恼：三角屋顶已歪到右边，砖砌烟囱倒向后方，这就是她曾经住了二十年的地方。自从2000年中旬以来，这所房子已经空置，护墙板上的黄色油漆褪色剥落。她本可以很容易地推开老旧的前门，或是从一扇没有玻璃的窗户里爬进去，走到二楼前方的卧室，那是她小时候的房间；然而她只是坐在空转的庞蒂亚克里，透过挡风玻璃盯着它。“噢，我的上帝。”她喃喃低语。她担心如果自己进去，会变得有点情绪化。她知道电线和地板都已剥落，而她的奶奶曾经为了这栋房子如此辛苦地工作。

“奶奶”是塔米的曾外祖母，是她母亲的父亲的母亲。是奶奶把塔米从小养大。关于奶奶的事情，有许多塔米都不确定。她有两个出生日期，一个是1904年（根据社会保障卡），另一个是1900年（据她自己所说）。奶奶的母亲，“大妈妈”，可能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附近，被她的家人卖给了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个白人男性，奶奶就出生在那里（她的出生地也可能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温斯顿－塞勒姆）；奶奶很可能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她肤色很浅，有一头长直发。奶奶的名字是弗吉尼娅·米勒，但她的儿子姓托马斯，因为那时大妈妈已经嫁给了奶奶的继父亨利·托马斯，是托马斯爸爸和大妈妈把这个男孩抚养长大的。

塔米尝试过在辛辛那提的自由中心研究家族史，但其中许多部分都已无法追溯。奶奶没有出现在1920年的人口普查中；1930年，她被列为托马斯家的“侄女”，年龄十七岁，有一个五岁的儿子——所以人口普查的年龄是错的，她在家族里的位置也是错的。塔米查得越久远，就遇到越多谜团。1930年的人口普查中还有其他名字，外公的兄弟姐妹也被列为大妈妈的孩子，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这在黑人家庭中是正常的。“你照看孩子们，”塔米后来说，“孩子们会跟表兄弟姐妹和亲兄弟姐妹一起长大。但这造成了很多混乱，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谁是谁的孩子，他们也不谈论这种事。”奶奶也从未谈过这些事情，而现在她已不在人世。

不过，塔米几乎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奶奶不得不在八年级时从温斯顿－塞勒姆附近的学校辍学，开始在烟草田里干活。二十多岁时，她离开了南方，前往俄亥俄州，在那里找到一份清洁工的计日工作，后来又在《扬斯敦维护者报》的电弧雕刻部门工作。大萧条时期，托马斯家族的其他人——托马斯爸爸，大妈妈，外公的兄弟姐妹，以及外公——都跟随她北上，穿过扬斯敦东南边缘的马洪宁河，来到斯特拉瑟斯定居，那里有一家炼焦厂，烟囱里会喷出蓝色的火焰。塔米的一些亲戚在钢铁厂找到了工作，这家人在斯特拉瑟斯买下了几栋房子。托马斯爸爸把他的耕作技能带到了北方，在院子里耕种栽培。他们有几棵梅子树、一棵苹果树、一棵桃树、一棵栗树和五棵樱桃树。邻居里有两个女人会做果冻，她们用果冻与塔米的曾伯祖母交换梅酒。塔米小时候会跟着奶奶，在周末造访他们在斯特拉瑟斯的家人。“对我而言，那就是乡村生活。”她说，“随着年龄增长，我意识到，我们北方家人的日子过得挺像样。”

塔米的家人们并没有过上太久的好日子。外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归来时已经海洛因成瘾。他的妻子变成了一个酒鬼。1966年，他们的女儿薇姬，一个漂亮苗条的十七岁女孩，生下一个女儿，并给她起名叫塔米。塔米的父亲是个在街头混得开的十五岁男孩，他在政府廉租房里长大，名叫加里·夏普，绰号剃刀。他和薇姬并不需要彼此。她从高中辍学，分娩后不久就开始吸毒。薇姬和塔米搬去跟奶奶住在一起时，后者已经快七十岁了，做着女佣的工作，打扫卫生、做饭，为住在城北的一个富裕寡妇提供陪伴，每周赚五十美元。照顾宝宝的工作也落到了奶奶身上。

680号州际高速公路穿过奶奶的旧公寓之后，他们搬去了莱恩大道——塔米、奶奶、薇姬、塔米的外公以及他的妻子和孩子，同时还有别的一些人搬进搬出。奶奶出门工作时，家里几乎人人都在吸毒。薇姬也会吸烟，有时会拿着点燃的烟睡着。塔米小时候会让自己保持清醒，直到母亲睡着，把香烟从母亲手里拿走。从三岁开始，她就在照顾母亲。

塔米喜欢在奶奶的床上睡觉，但有时候——不太经常——她会爬到母亲的床上。也许因为她小时候跟母亲一起睡的次数太少了，直到成年之后，她还会这么做；特别是当她心情低落、需要安慰的时候，她总会爬到妈妈的床上，就连在医院里的时候也是如此，直到护士让她出去。

星期天，奶奶会带塔米跟斯特拉瑟斯的托马斯家亲戚一起去教堂做礼拜；星期六，他们去扬斯敦购物。他们戴上手套和帽子，塔米穿上她小小的蕾丝上衣和漆皮鞋，一起乘坐公共汽车抵达市中心的西联邦街，在奶奶的姐姐杰西工作的鞋店停下来，然后在伍尔沃斯吃午餐，在麦克罗里五元店购买家居用品，在休斯商店买肉，在施特劳斯百货看看衣服，但是不买，然后在西格比买条裙子。奶奶把钱存在家庭储蓄和贷款账户，但她没有支票账户，所以他们也会去市中心支付账单，分别造访电力公司、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和电话公司。

在自家厨房，塔米会仰着头看奶奶做饭；奶奶会从斯特拉瑟斯的托马斯家花园里摘一些新鲜羽衣甘蓝。塔米喜欢和年长的女性待在一起，为她们帮点小忙，听她们说话。她很早就意识到，她们有智慧能传给她。她想长大后成为一名护士，照顾他人。

奶奶白天在扬斯敦的许多白人家庭中工作，其中她为之工作最久的是珀内尔一家；到最后，她会在工作日的晚上睡在他们家里。有时塔米会和奶奶一起去工作，奶奶在抹布上抹上一些东西，塔米就用抹布把玻璃门把手擦干净，或者她会给放在奶奶熨衣板下篮子里的干净衣物喷点水，让它们湿润点。有一次，薇姬消失了几天，塔米和奶奶一起住在珀内尔家三楼奶奶的房间里。她看着珀内尔太太在后院里伸出手去喂松鼠，珀内尔太太那天给了她一个米老鼠电话，后来还送了她一套卧具。

塔米当时太小了，不知道珀内尔是扬斯敦最富有、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安妮·陶德·珀内尔是大卫·陶德的直系后裔。陶德是布里尔山首个煤矿的创始人，该公司于1844年打造了马洪宁河谷的钢铁制造业；恰逢内战，陶德当选为俄亥俄州州长。安妮的丈夫弗兰克·珀内尔是美元储蓄银行的董事会主席，并于1930年至1950年担任扬斯敦板材和管材公司总裁；该公司是美国第五大钢铁制造商，也是马洪宁河谷最大的雇主。珀内尔一家住在城北克兰德尔公园附近的上层阶级社区，那是位于陶德巷280号的一座砖砌豪宅，有七间卧室、四间浴室、若干壁炉、一个图书馆、一个舞厅、一个温室和一个马车房。他们是20世纪中叶扬斯敦的工业新教精英，当时这座城市正处于巅峰；他们是自内战以来一直控制着扬斯敦的精英阶级——即使对于一个本土思维浓重的内陆钢铁小镇来说，这种控制的程度也有些不同寻常——而当1966年，一个祖先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女孩出生在扬斯敦城东时，这些荣光已经开始褪色。不过，在珀内尔家的豪宅里，塔米还是目睹了一切。

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1977年，钢铁厂沿着马洪宁河从西北一直向东南延伸了二十五英里：从沃伦和尼尔斯周围的共和钢铁公司工厂，到麦克唐纳的美国钢铁厂，到扬斯敦板材和管材公司在布里尔山上的高炉，到位于扬斯敦正中心的美国钢铁公司俄亥俄分厂，再到坎贝尔和斯特拉瑟斯散布的板材和管材公司工厂，中间不曾间断。高炉每天运行二十四小时，热浪滚滚，金属叮当作响，蒸汽嘶嘶升起，二氧化硫的气味无处不在，白天的天空被木炭污染，夜晚则闪着地狱般的红色眩光；烟灰覆盖房屋，河水死气沉沉，小酒馆人满为患，人们向工人的守护神“供养者圣约瑟夫”祈祷，火车的车厢满载着铁矿石、石灰石和煤块，在通过密集的城市铁轨网络时隆隆作响——所有这一切都宣示着扬斯敦就是钢铁，一切都是钢铁，每个居民都仿佛是由熔化的铁水铸成的人形；没有钢铁，这里就没有生命。

这个城市的工业大亨家族——陶德、巴特勒、斯坦博、坎贝尔、维克——确保事情会一直如此。作为扬斯敦制造出的唯一精英，他们阻止其他行业控制这里，与他们争夺那庞大的移民劳动力。扬斯敦有两个交响乐团，其中一个完全由钢铁工人及其家人组成。这座城市繁华而内向，位于克利夫兰和匹兹堡中间的山谷里。在这里，每一个社区都彼此隔离——意大利人与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隔离，本地工人与外国移民隔离，劳工与经理隔离，黑人与其他所有人隔离。

在扬斯敦能保持独立、由本地控制的钢铁制造商中，扬斯敦板材和管材公司是最大的一家。它在坎贝尔工厂有四个高炉，在市中心以北的布里尔山工厂还有两个高炉。板材和管材公司体现了扬斯敦工业的残忍——贪婪的增长，严酷的条件，工厂中的种族和族裔隔离，对工会的顽固敌意，持续不断的冲突。1902年，十五岁的弗兰克·珀内尔就开始在板材和管材公司位于市里的办公室里做佣工，当时公司刚成立两年。1911年，他与安妮·陶德结婚，大大提高了他在扬斯敦的社会地位。20年代初，他们在陶德巷建造了一座豪宅。他在板材和管材公司的系统中一路升迁，在1930年当上了总裁。在官方肖像画中，他穿着那个时代的上浆领，西装背心上挂着表链；他长着鹰钩鼻、双下巴，顶着一头杂乱的银发，露出泰然自若的浅笑，那种笑容属于不可撼动的资产阶级。

到了30年代，旧秩序开始让路。1936年，脾气火爆的矿业工会和工业组织委员会主席约翰·L. 刘易斯在匹兹堡一栋摩天大楼里宣布，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成立；钢铁大亨们的办公室恰巧也在同一栋大楼里。刘易斯指派他的副手菲利普·默里当了委员会主席，那是一个脾气温和的苏格兰人。刘易斯和默里的目标是实现人们从未成功过的事：最终将这个巨大产业的工人带入工会。很快，组织者开车进入扬斯敦等钢铁城市，并在少数族裔俱乐部、教堂和会议大厅里与工人们交谈。不过，这些新工业组织者的想法与本土意识恰恰相反：他们宣扬的阶级意识超越了族裔、宗教、种族和性别——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的名义，而是为了把工人带入中产阶级，让他们成为一个平等民主政体中的合格成员。刘易斯的战术是激进的，但他的目标完全符合美国体系。

1937年春，马洪宁河谷的两万五千名工人加入了全国钢铁总罢工。他们被禁止使用无线电，于是将扬声器安装在卡车上，挨个社区地宣传下一次会议或纠察队的消息。他们还囤积了棒球棒。罢工者中几乎没有一个黑人。过去，黑人工人被人从南方带来，用以破坏罢工；几十年来，他们一直被派去做工厂里最肮脏、最枯燥的工作，例如嵌接工——用喷灯把钢铁中的损毁处磨平。他们与白人同事有着深植于心的相互警惕，就连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的理想主义言论都无法克服。

这次罢工被称为“小钢铁厂罢工”。组织者没有以庞大的美国钢铁公司为目标——之前一个月，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通用汽车工厂的汽车工人举行了一次成功的静坐罢工；目睹了这次实际教训之后，美国钢铁公司已经向工会的经济实力屈服，在那年3月认可了工会。相反，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的目标是一批规模较小的公司，包括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共和钢铁厂，以及板材和管材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是一家全国公司，对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位置有更长远的认知；与之相反，小钢铁公司目光狭隘，对工会只怀有纯粹的仇恨。他们通过组建“忠诚员工”小组来维持工厂运转，还建立了全副武装的私人部队，这些部队通过工厂大门内建造的简易跑道得到空中补给。

暴力不可避免。它首先发生在芝加哥南部：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警方向一群工会同情者后方开火，造成十名男子死亡，数名妇女和儿童受伤。接下来的一个月，轮到了扬斯敦：6月19日，两名罢工者在共和钢铁厂的大门外被杀害。罗斯福总统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呼吁进行仲裁，工厂主却要求州政府派军队保护工厂。俄亥俄州州长派出了国民警卫队，罢工被镇压，工人们重返工作岗位。1937年的小钢铁厂罢工中，总共有十七人丧生。公众开始抵触工会这种新的战斗性，短期来看，公司赢了。

然而1937年的失败带来了1942年的胜利：那一年，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裁定，共和钢铁厂与板材和管材公司使用非法策略粉碎罢工。这些公司被迫承认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的地位，并开启集体谈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扬斯敦成了一个稳固的工会城市，这带来了工人们一直渴望的经济保障——随着时间的流逝，甚至连黑人工人也不再例外。工厂闷热而肮脏，会压垮你的身体和精神，但它的工资和养老金开始代表美国经济生活的黄金时代。

战争结束后，弗兰克·珀内尔继续经营扬斯敦板材和管材公司，他学会了劳资关系的新体制语言，而旧的阶级冲突仍然存在。1950年，他卸任总裁并成为董事会主席；1953年，他死于脑出血。他的遗孀安妮继续在陶德巷280号的豪宅中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岁月——当时，大多数其他精英家庭都卖掉他们的工厂，离开扬斯敦，去更具国际化、空气更清新的地方。钢铁公司继续阻拦其他可能与之争夺扬斯敦劳动力的行业。50年代，当亨利·福特二世探索在城北的铁路废料场上开设汽车厂的可能性时，当地的工业大亨和非在地公司设立了足够的障碍来扼杀这个想法。1950年，爱德华·德巴托罗在博德曼创立了美国最早的单排商业区之一，购物广场的增长开始削弱城市的商业中心。白人工人搬到郊区从事较轻的工业，钢铁厂的好工作第一次向留守的黑人工人开放。随着运输成本上升，美国钢铁制造业的地理核心转移到克利夫兰、加里、巴尔的摩和芝加哥等深水港口，扬斯敦的钢铁行业停滞不前，外部竞争开始迎头赶上。

最后，到了1969年，扬斯敦板材和管材公司——当时已是美国第八大钢铁制造商，也是该市最后一家当地控股的钢铁公司——被出售给新奥尔良的造船企业集团莱克斯公司。该公司计划从这笔新收购中抽取资金，利用板材和管材公司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务并扩大其他业务，最终削减股息，并从名称中删掉“扬斯敦”。于是，到了70年代初，虽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座城市已经开始衰败。

珀内尔夫妇没有孩子；寡居的安妮独自生活，只有她的妹妹莱娜和一个名叫弗吉尼娅的老年黑人女佣陪伴左右。妹妹去世后，珀内尔夫人在去马车房照看炉子的时候摔伤了髋关节，女佣开始从周一到周五都留下来过夜，陪在珀内尔夫人身旁。安妮·陶德·珀内尔于1971年去世。在遗产处置尚不确定的几个月里，女佣和她的孙女以及五岁的曾孙女一起住在这里，看管宅邸。

塔米不记得他们在珀内尔豪宅住了多久，但当时感觉就像永远。他们搬到那里时，郁金香和玫瑰都在盛开，塔米在那里开始上幼儿园，他们也在那里庆祝了圣诞节。他们抵达时，一些家具被搬出房子，所有华丽的地毯都从大门廊里消失了。不久之后，客厅的家具不见了踪影；圣诞节时，餐厅的桌子也不见了；然后，有人扯掉餐厅里挂着的枝形吊灯，留下外露的电线，这让奶奶愤怒不已。在房子售出之前，它已经被一片一片地拆除。珀内尔夫人的司机拿到了她的车，园丁和家务人员——包括奶奶——每人收到了五千美元。塔米的母亲留下了珀内尔太太的银框镜子和银梳子。圣诞节时，塔米得到一辆自行车，她在空荡荡的起居室里学会了骑车。

这座房子比她能想象到的任何地方都更宽敞、更漂亮。有很多地方可以躲藏，花园里有她以前从未见过的鲜花，地下室有七个房间，其中一间放有前装式洗衣机，厨房里有镀镍柜台，餐厅里有一个用来呼叫用人的蜂鸣器。塔米本不应该在房子的那一部分玩耍，她有一回踩到蜂鸣器，那东西响了起来，吓了她一跳。她最喜欢的房间是莱娜小姐在二楼的旧卧室，它带有一个后门廊。卧室的墙壁被漆成绿色，就像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样；只有莱娜小姐的长浴室除外，它有着金色的瓷砖和琥珀色的立式淋浴。当塔米的母亲住在那里时，她们三个共用浴室，但薇姬不喜欢这栋空荡荡的大房子——她相信里面会闹鬼。塔米在一个旧行李箱里发现了一条带有金属裙环和褶边的衬裙，她会穿上它，在三楼的舞厅中旋转，在她的想象中，过去的人们就是这样跳舞的。她像公主一样走下高高的楼梯，在圆形露台上表演，把灌木丛当作观众。奶奶让她待在房子附近，禁止她离开院子或爬上大树，但她还是这么做了。周末时，他们会走到克兰德尔公园喂天鹅。

这场冒险在1972年初结束；塔米六岁生日前后，有一家人买下了这座豪宅。奶奶被允许带走一些幸存的家具和餐具，包括珀内尔夫人手工定制的床和梳妆台，它们是白色的，带有金色装饰。奶奶带着塔米回到城东，用她得到的遗赠付了首付，在夏洛特大街1319号买下了一栋木结构房屋，总价一万美元。塔米后来几乎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二十六岁。

她上了一系列以总统命名的学校——林肯、麦迪逊、格兰特、威尔逊；每一座学校最后都被落锤破碎机拆除了。在课堂照片中，她是一个身材瘦削、肤色较浅的女孩，留着小辫，目光柔软而充满期待，仿佛有什么好事即将发生。她喜欢去艾朵拉的老游乐园坐野猫过山车，但她最喜欢的地方是密尔溪公园，它位于城南和城西的交界处，有八百英亩的树林、池塘和花园。从公园的北端，可以看到钢铁厂和火车轨道，但你也可以翻过岩石，迷失在小径上，与自己和上帝交谈。奶奶有时带她去那儿，有时她也会在放学后被送去珍珠街布道所，和那儿的人一起去公园。珍珠街布道所距离她在城东的家很近，孩子们会在那里挖出橙肉，塞进花生酱，在果皮上戳一个洞，用一根纱线穿过，然后把橙子挂在密尔溪公园的树上喂鸟——虽然塔米从未见过有鸟从橙子里吃花生酱。如果她能选择住在这座城市的任何地方，那一定会是在公园附近。

薇姬第一次入狱时，塔米在上二年级。她被带到县监狱去看望母亲，并被告知母亲正在那里度假。一两年后，母亲被送去了教养所，要待更长时间。这一次，没有人告诉塔米她的母亲在哪里，她也没有问，但有一天，在校车上，一个来自同一街区的年长女孩嘲弄塔米，说她的母亲在监狱里。“不，她没有。”塔米说，“她正在度假。”但那女孩一直坚持这么说，直到她们打了起来，被双双赶下校车。那天，奶奶下班回家后告诉了塔米她妈妈在哪儿，塔米十分沮丧。不过，等到母亲从教养所回家的那一天，塔米高兴极了，过去那些事都已无关紧要。薇姬在监狱里胖了一点，她有漂亮的头发、漂亮的腿和动人的微笑，塔米认为母亲是她见过最美的黑人女性。

在塔米的童年时期，她的母亲因毒品、支票欺诈乃至情节严重的盗窃罪而多次出入监狱。当薇姬试图戒掉海洛因时，她会把塔米带到城南一栋名为“佛陀”的砖楼里，在那儿，她会用一个小杯子喝美沙酮；塔米也想尝一下，但母亲从来不允许她这么做。薇姬常常会吃光所有食物，所以塔米不得不学会用优惠券买东西，把食物分装起来，准备好一周里的每一顿饭。不止一次，薇姬将塔米独自留在某个地方，然后不再回来；当塔米看到母亲吸毒过量时，她会想，为什么妈妈不够爱她，没法停止吸毒。她想，如果她能让妈妈爱她多一点，妈妈就会停下来。“我小时候，母亲数次让我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她后来说，“有时她会丢下我，我会经历一些让我压抑的事情。但是不管怎样，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她是我的妈妈。我爱她的一点一滴。我爱她踏过的地面。她是我的母亲。”

然而，真正塑造了塔米的是她的曾外祖母。奶奶在退休年龄之后仍然帮人做饭和打扫卫生，靠这份辛苦的女佣工作买了房子——不是最好的房子，却是属于她的房子。塔米的祖母也是如此——她是圣伊丽莎白医院的护士助理，每当她穿着上过浆的白色制服回到家里，整个人总是精疲力竭；她一直坚持工作，直到差点死于癌症。但她攒够了钱，买了一栋房子，离开了廉租房项目的住处。那些女人做了她们应该做的事。塔米也是这种人——这是她的天性。也许这来自托马斯爸爸，他拥有斯特拉瑟斯的一大片土地，还捐了一块地给教堂。

奶奶停止工作之后，他们依靠奶奶的社会保障和薇姬的福利支票生活，但收入太少了，有时煤气会被关停。当父亲和祖母仍然住在市中心北部的西湖廉租房时，塔米有时会去看望他们；当她年纪稍大，她有朋友还住在城东的廉租房里，一代又一代靠福利生活，没能摆脱廉租房项目。他们只能在月初买东西，而那时商店会抬高价格，来占福利支票的便宜。就算他们能加入一个福利项目，付清总是拖欠的煤气账单，等他们死去时，仍然会欠着福利项目的钱。塔米发誓，她绝不会靠福利过活，也不会住进廉租房。她不愿意得过且过，无法做成任何一件实事。她不想受困于此。

塔米上五年级时，母亲和一个名叫威尔金斯的男人在一起，塔米把他当作继父。塔米不得不离开奶奶的家，跟母亲和继父一起住在城南的南边，那里是城南的黑人区；他们住的房子里有好几间公寓，那是他继父堂兄的房子。他们的公寓在阁楼上，只有一间卧室；塔米的房间实际上是一个储物室，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站立，他们与其他几个公寓里的人共用楼下的一间浴室。在夏洛特，她有自己的大卧室，以及从珀内尔夫人那里得到的单人床。但她能接受——她没事。这段时间里，塔米的母亲没有吸毒。她的继父在工厂有一份好工作，但一直攒不下钱，他们和以前一样穷。塔米整个小学都在管弦乐队演奏长笛，当她的新学校开始为乐器收取租金时，她不得不退出。每个周末，她都会回到奶奶家。

就在她生活在城南的时候，扬斯敦陷入了死亡螺旋 。

1977年9月19日星期一，新奥尔良的莱克斯公司宣布，将在那个周末关闭马洪宁河谷最大的工厂——板材和管材公司的坎贝尔工厂。没有任何风声——决定是前一天在匹兹堡机场做出的，公司董事会成员飞到那里，投票，然后飞回新奥尔良或芝加哥。五千人将失去工作，包括塔米的教母，她只有九到十年工龄，不足以让她退休，而她已经买了房子，正独自抚养她的孩子。在扬斯敦，那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一。

没有人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几年后，塔米的朋友西比尔女士在一本笔记本中写道：

工厂关闭

城市开始衰败，仿佛癌症正在慢慢杀死它。衰败一开始很缓慢，仿佛人们正处于休克状态。

一切并非毫无预兆，但他们忽视了。虽然利润没有经历巨幅下跌，但也确实一直在下滑；非本土钢铁公司不再投资钢铁厂。相反，它们将机器和零件拆分，从一家工厂转移到另一家工厂——这里自1921年以来没有再建造哪怕一座新的高炉，工业技术还停留在一战时期的水平。扬斯敦钢铁成为行业中的弱者，生意不好时，它们关闭得最早，重开得最晚。联合钢铁工人工会专注于合同纠纷——生活津贴和养老金——而不是公司的整体健康状况。工厂的工会系统为每个人腾出位置，照看着每个人，只要你能来上班，并表现得负责任。如果一名工人在起重机事故中失去了手，他会在高温金属车上得到一份摇铃的工作。他们努力赢得的经济保障让工人们陷入了沉睡，哪怕在罢工时也没能醒来。黑色星期一前的一个月，扬斯敦的联合钢铁工人地区负责人把当地工会领导人召集到坎贝尔工厂附近的桃花心木镶板办公室，向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

其中一位领导人是杰拉尔德·迪基。他是一名钢铁工人的儿子，1968年从空军退伍后立刻在板材和管材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些工人会带着不锈钢午餐盒和斯坦利热水瓶来上班，这意味着他们要一直待到退休，但迪基带的是棕色纸袋，他会连续工作八小时。“我去那里时并没有说，‘我想干这份工作干三十年。’我想做的是赚钱。”他一开始的时薪是三点二五美元，一年内他就买了一辆车，离开工厂的欲望开始消退。“你在那里待到两年之后，会发生一些事情——你的医疗保险会提高。三年后，休假会增加。美妙的、巨大的安全毯包裹着你。这就是他们把你困在这些工作岗位上的方式。”一名住在迪基家附近、名叫格拉尼森·特里米尔的黑人说：“一旦你有了板材和管材公司的薪水单，你就可以去市中心，搞到一台冰箱，搞到任何东西——你有了好信用。你还能进入夜总会。”

整个70年代，河谷里的小工厂——托梁工厂、结构钢铁制造商、工业面包店、伊萨利乳品店——都纷纷关闭，如同大型地震前的微颤。但没有人想到，板材和管材公司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当它发生时，当地没有实业家、精英阶层成员或强大的机构或组织能介入并试图阻止它。钢铁大亨们早已离去，本地企业没有底气，市里的政客们浮躁而腐败，《扬斯敦维护者报》则满足于浅薄的乐观主义。这座城市没有任何公民核心可以让人们团结起来。黑色星期一之后过了几天，在当地神职人员和激进钢铁工人的会议上闪现了一丝希望。当时已是工会1462号当地分会秘书的杰拉尔德·迪基起身说道：“我们买下这该死的东西自己运营。”他知道，食品券和失业救济金没法让工人渡过危机，如果没有这些工作，社区永远无法回到从前。扬斯敦的圣公会主教和天主教主教都同意了，马洪宁河谷普世联盟就此诞生。

这场战役被命名为“拯救我们的河谷”，想法是从当地储蓄账户、联邦补助金和贷款担保中筹集足够的资金，让坎贝尔工厂归社区所有。这在工业心脏地带还是个崭新的想法，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它吸引了人们的想象力。马洪宁成了自由派和激进派们轰动一时的事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们来到扬斯敦提供帮助，全国媒体也纷纷前来围观。五辆巴士载着钢铁工人前往华盛顿，去白宫外抗议；卡特政府接受了他们的请愿，并成立一个专案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可是，当地人的回应并不热情——会议参加人数不多，每次只有不到一百人。“拯救我们的河谷”银行账户只筹集了几百万美元，而要想让工厂活下来，至少需要花费五亿美元。钢铁公司积极游说，反对当地所有权，而联合钢铁工人工会从来没有支持过这个风险过高且听起来太过社会主义的想法。甚至一些失业工人的态度也不温不火。如果已经五十五岁且工龄足够，他们就可以退休，领取全额退休金；而年轻人开始纷纷离开这里。最后，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是十亿美元的补贴也不足以翻新工厂，使其获得竞争力。联邦政府——能让工业活下去的重要机构——退出，工厂的命运也就此封存。

如果领导联邦政府的机构和人员已经了解到扬斯敦以及接下来在更广阔的区域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可能会制定一项政策去处理去工业化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听之任之。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扬斯敦的所有大钢铁厂都关门大吉：板材和管材公司的布里尔山工厂关闭于1980年，美国钢铁公司的俄亥俄工厂关闭于1980年，麦克唐纳工厂关闭于1981年，共和钢铁厂则关闭于1982年。不仅仅是工厂。市中心的两个主要购物中心西格比和施特劳斯很快也关门了。建立于1899年的城南游乐园艾朵拉人气迅速下滑；1984年，野猫过山车起火，导致艾朵拉被关闭。里面那架壮观的旋转木马被拍卖，最终运去了布鲁克林海滨。1979年至1980年间，扬斯敦的破产率增加了一倍，而在1982年，马洪宁河谷的失业率几乎达到百分之二十二——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高。不久前才在工厂中获得好工作的黑人工人受到了尤其严重的打击。城东的房屋、城南的部分区域，甚至市中心边缘的雾谷都因止赎 和白人集体迁移而人去楼空。空置房屋引发了不断蔓延的火灾，整个80年代，每天都会发生两起以上。在一家著名的平民酒吧赛拉克，付费电话旁边的墙上有一个号码，你可以打电话叫人把一栋房子烧毁，费用不到市政拆迁成本的一半。在持续十年的数百次纵火事件中，只有两个人被判有罪——一名黑人妇女在一场骗保火灾中杀死了她的两个孩子，还有一个负责拆迁的城市官员——他利用暴徒来完成工作。从1970年到1990年，该市人口从十四万人减少到九万五千人，而且，这种减退看不到尽头。

约翰·鲁索，一名来自密歇根州的前汽车工人和现劳工研究教授，于1980年开始在扬斯敦州立大学任教。他抵达时，每条城市街道的尽头都能看到一家工厂，还有高炉中冒出的火焰。他来的时机刚刚好，钢铁行业就在他眼皮底下消失殆尽。鲁索计算出，在1975年至1985年的十年间，马洪宁河谷失去了五万个工作岗位——这是一场前所未闻的经济灾难。然而鲁索说：“人们并没有想到，这是系统性的。”作为一名当地专家，他每隔六个月就会接到一次《时代》或《新闻周刊》的电话，那头会有一位记者询问，扬斯敦是否已经熬过了低谷。显然，这么多机器和人力已经不再被需要，而这个事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这也发生在克利夫兰、托莱多、阿克伦、布法罗、锡拉丘兹、匹兹堡、伯利恒、底特律、弗林特、密尔沃基、芝加哥、加里、圣路易斯以及其他更多城市；1983年，这一地带被赋予了一个新名称：锈带。但是，它首先发生在扬斯敦，最为迅速，最为彻底，而且由于扬斯敦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没有大联盟棒球队或世界级交响乐团，这座城市成了一个去工业化的典型，一首歌的名字 ，一段陈词滥调。“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安静的革命之一。”鲁索说，“如果一场瘟疫在中西部夺走这么多人的生命，那将被视为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可是，正因为它的缘由是蓝领岗位的减少，而不是细菌感染，结果，扬斯敦的覆灭几乎被视为正常。

工厂开始关闭时，塔米十一岁。她还太小，无法了解或关心钢铁城镇、历史性的罢工、去工业化，或是一整座城市废墟的幽灵。她过着自己的生活，忙着自己的事情。黑色星期一之后的一年，她跟着母亲和继父搬回了城东。表面来说，她和他们一起住在布鲁斯街的一所房子里，但实际上，她搬了回去，跟奶奶一起住在夏洛特街。回来后的那个夏天，她们的前门被偷了——那是一块实木橡木旧货，嵌着椭圆形玻璃——门旁环绕的装饰性玻璃窗也一起被偷了。同样的贼也光顾了几个邻居的房子。奶奶没钱换新门，所以她们钉上了木板，几年时间里都从后门出入。有些时候，塔米觉得太丢脸了，以至于不肯邀请朋友来家里。

前门被偷标志着她后来经常提到的一个转折点：这表明，家庭的挣扎正反映着某种更大的趋势。普通人不再拥有街道的控制权（即使赛拉克酒吧距离夏洛特街并不远），街区也变得越来越糟糕。到了70年代中期，大多数白人家庭已经搬出城东，黑色星期一促成了这场搬迁的终结。当西比尔女士于1964年从城东高中毕业时，大部分学生都是白人，在她的班级选出一名黑人女孩作为返校节女王之后，一名白人老师推翻了投票，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70年代的每一年，塔米的班级照片中都会少一两个白人孩子，直到1980年她进入高中时，城东高中已经几乎全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城东高中距离夏洛特街步行可达，但九年级时，塔米被安排乘校车去上城南的威尔逊高中，以实现种族平衡。她最好的朋友格温是数学课上唯一的另一个黑人小孩，当他们举手时，老师完全视而不见。她想念在一所学生主要是黑人的学校里的日子，所以在十年级时，她转学回到城东高中。

她在家里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学会简单的维修，还有乘公共汽车购买杂货和支付账单。最后，奶奶用一纸放弃权利声明书将房子的所有权转交给了她。角色扭转了：现在，是她在照顾奶奶。

然后，十五岁那年，她怀孕了。

她写了一封信寄给母亲，尽管母亲就住在三个街区之外；因为她太害怕，无法面对面告诉母亲。但该来的总会来的，母亲听了非常愤怒，逼问她：“你想打掉它吗？你打算如何照顾它呢？”塔米说，她会照顾她的孩子，无须多言。孩子的父亲是一个看上去时髦自信的男孩，名叫巴里，比塔米大一岁。男孩的母亲是薇姬的保释官，她认为托马斯家的这个女孩不适合她的儿子，于是打电话给塔米的祖母，告诉她，巴里不可能是塔米命中注定的男人。但是塔米爱他，她告诉了母亲。

“这只是早恋。”薇姬说。

塔米坚持说：“不，妈妈，我爱他。”

“会变的。”

虽然薇姬即将为塔米的继父生下四年里的第三个儿子（塔米的孩子会早出生五个月），但她们从未谈过性。薇姬六年级或七年级时，大妈妈告诉她，婴儿来自石头下面；她相信了，这就是她在这一问题上接受的全部教育。奶奶也不打算提供任何信息。

最糟糕的时刻是塔米不得不告诉奶奶的时候。大妈妈去世时，塔米都不记得曾外祖母哭过，但听到塔米的消息时，她哭了，这让塔米十分伤心。多年以后，她明白了：家里从没有人能从高中毕业，而她原本应该是第一个。“又来了一个没法毕业的孩子。”塔米说，“奶奶说她工作、擦洗地板、为别人做饭、把时间花在远离家人的地方，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我能接受教育并拥有一个家，而那还是没能发生。我们有了一个家，但没人接受过教育。”塔米的父亲冲进夏洛特街的房子，告诉她：“你永远不会有所成就，只能当一个福利婊子。”

然后，塔米下定了决心。她不会变得像廉租房中的那些女孩一样，也不会变得像母亲一样。她会留在学校，并开始认真学习——她是一名平庸的学生，但现在她开始好好努力——然后，她会找到一份好工作（成为护士不再现实，因为她的化学成绩太差了），因为她的孩子会拥有比她更好的生活，比她的弟弟们更好的生活，孩子们会有一个能照看他们的母亲。她现在有了需要证明的东西，不仅仅是向父亲和其他人证明，也是向自己证明。

那个女婴于1982年5月9日出生。巴里本该签署出生证，但他没有出现，塔米得知他到处拈花惹草。他们吵了一架，她再也不肯见他了。她及时回到学校，参加了期末考试。几个月后，她在西湖廉租房区域遇到了巴里，她在那里有一份暑期工，担任日间夏令营辅导员。巴里正在社区中心排队领取某种赠品，身旁是他已经怀孕的女朋友。这让塔米心碎——但是没关系，一切都好，她知道她会恢复过来。她不再去教堂，因为她的情况被人们认为是可耻的。当巴里试图与她复合，她把他拒之门外。“这和你无关，”她告诉他，“她不是你的。你没有签署出生证明。”她不想让女儿像她一样长大，与一个似乎从不关心她的男人保持吵吵闹闹的关系。她想让女儿得到身边每个人的爱和渴望。她和宝宝独自生活，与此同时，城东的一切都滑向了地狱。

塔米不再使用母亲的福利支票，而是注册了自己的那份。她讨厌使用福利——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很可恶——但她需要靠它来支付食品和儿童保育费用。她于1984年按时高中毕业，成为家里第一个获得文凭的人。她高四 那年，女性的衣着风格令人回忆起20世纪40年代，年鉴照片中的女孩们有着像比莉·哈乐黛 一样的发型、裙子和口红。塔米戴着一顶灰色毡帽，上面有黑色缎带和网眼纱，但她双眼的神情透露了这个曾经扎着小辫的女孩经历了怎样的生活。

她在一所技术学院获得了副学士学位，并作为一名超市收银员工作了两年，希望能获得一份管理工作，可是并没有这样的岗位空缺。她又生了两个孩子，父亲是一个名叫乔丹的男人：一个男孩出生于1985年，另一个女孩出生于1987年。她花钱总是很谨慎——既然现在她可以开车了，她会去郊区购物，因为那里的价格更低；她会预付款项为孩子们购买圣诞礼物，先付一笔定金让商店为她保留下来，直到能付清全款。可是，要想照料三个孩子、奶奶和夏洛特街的房子，她必须找到更有保障的工作。

到了80年代末，扬斯敦正在建造一座博物馆来记录它的工业史。博物馆由建筑师迈克尔·格雷夫斯设计，造型是一座钢铁厂，配有风格化的烟囱。但在北边的沃伦，帕卡德电气工厂仍在运营，有八千名工人为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生产线束和电子元件。这比炼钢工作更轻松、更干净，三分之二的员工是女性，其中很多是像塔米这样的单身母亲。她去了那里面试，得到了一份时薪七点三美元的装配流水线工作。于是，1988年，塔米摆脱福利，成了一名工厂工人。 DpeN6txacCYTR+9poX1RZBA1Zs7yqCgjUNs0xy69HN1O8hg/H8BssPDKA5RuCKx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