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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纽特·麦克弗森经常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的酒吧里打架斗殴。他跟一名十六岁的房屋清洁工姬特·多尔蒂结了婚；新婚第三天早晨，大纽特的年轻新娘想把宿醉的他叫醒，结果被他揍了一拳。这场婚姻就此终结，但时长已足够让姬特怀孕。1943年，她生下一个男孩，尽管之前发生的一切令人不快，她还是让儿子继承纽特的名字——很快，大纽特就成了她的前夫。三年后，姬特跟一个名叫罗伯特·金里奇的军官结婚，大纽特允许金里奇收养小纽特，好摆脱支付抚养费的义务。“可怕不可怕？”数年后，姬特说，“一个男人愿意卖掉自己的儿子？”
从政多年之后，年近七十的小纽特开始实现自己毕生的野心，此时的他会说：“我的童年如同田园牧歌。”但那是在一个总统竞选宣传视频里说的。金里奇一家住在中下层阶级聚居的赫梅尔斯敦中央广场的一个加油站楼上，生活逼仄困窘，毫无舒适感。小纽特的男性亲属——农民、工人、修路工——都是干体力活的硬汉。他的继父（跟大小纽特一样，他也是个养子）在家里是个暴君，沉默寡言，令人畏惧。小纽特吸收了继父的坚韧，但这个矮胖多嘴的男孩一直没能跟鲍勃·金里奇中校
好好交流感情，两人总是争吵不休。姬特患有躁狂抑郁症，一生大部分时间都靠镇静剂度过。小纽特是个古怪又近视的小孩，没有亲密朋友。他跟身旁的年长女性关系亲密，她们会给他小甜饼干，还鼓励他读书。这个男孩五十岁时看起来像九岁，但九岁时看起来已经像五十岁了。他从生活中逃离，躲进书籍和电影。他热爱动物、恐龙、古代史和约翰·韦恩饰演的英雄们。
纽特十岁那年，他的继父正驻扎韩国，一个明媚夏日的午后，母亲允许他自己搭巴士去哈里斯堡。在那里，他连续看了两场关于非洲狩猎的电影。纽特从电影院出来，带着鳄鱼、犀牛和探险的咒语走进午后4点的阳光里，他抬头望去，看到一个路牌指向一条小巷尽头：市政厅。早熟的他知道公民身份的重要性。他问路找到了公园管理局，在那里，他试图说服一名官员，哈里斯堡应该拨款建一个动物园。这个故事登上了当地报纸头版。就在那一刻，纽特知道，他将注定成为一名领导者。
又过了五年，他的使命才终于清晰。1958年复活节期间，纽特的继父正在法国服役，金里奇一家访问了凡尔登——凡尔登地狱，全面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过了四十年，这座城市仍然残留着炮火的痕迹。纽特在伤痕累累的战场漫步，从地上捡起两个锈迹斑斑的头盔，它们最后跟一块手榴弹碎片一起挂在他卧室的墙上。他透过一扇窗户望进纳骨堂，里面数十万德法战士的白骨堆积如山。他明白了生命是真实的。他明白了文明可能消亡。他明白了如果糟糕的领导者无法保护他们的国家，那会发生什么。他还意识到必须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才能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阅读汤因比和阿西莫夫，脑海中满是人类文明衰败的景象。这也可能发生在美国。他下了决心，自己不会成为一名动物园主管或古生物学者。他的未来属于政治。并不是县长、交通委员会主席或国防部长，甚至也不仅仅是总统。他将成为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榜样是林肯、罗斯福和丘吉尔。（将来会有第四位榜样，不过当纽特在凡尔登漫步时，他还在主持《通用电气剧场》。
）他决定用一生来搞清楚三件事：美国需要什么才能生存，如何说服美国人来让他提供这些东西，以及他该如何让自己的国家保持自由。
数十年后，金里奇将自己的命运潦草地写在教室的一块黑板上，仿佛赞美凯旋战士的古老象形文字：
金里奇——首要使命
拥护文明的人
定义文明的人
教导文明规则的人
唤醒人们热爱文明的人
组织活动家们支持文明的人文明力量的领袖（也许）
一项普适但并非最理想的使命
但首先，他得挺过60年代。
1960年，鲍勃·金里奇退伍回家，姬特和儿子与他在佐治亚州班宁堡相聚，纽特正在那里帮尼克松为打败肯尼迪而进行竞选宣传。尼克松是他最早的政治兴趣，金里奇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他的材料——同样是一个中下层阶级出身的儿子，同样是一个经常沉思的不合群者，同样有一个严格的父亲，同样获得憎恨多于友情，同样酝酿着伟大的梦想。
在高中，金里奇秘密与他的几何老师杰姬·巴特利相恋——她比他大七岁，又一个溺爱他的年长女性。金里奇十九岁时，他们结婚了（鲍勃·金里奇拒绝参加婚礼），然后生了两个女儿。
因为有家室，他未被征召入伍，也从未踏上越南一步。他的继父因此鄙视他：“他看不到房间的另一头。他的脚是我见过最扁平的。他的体格根本没法参军。”
杰姬工作时，金里奇在埃默里大学修读历史学，后来又进入杜兰大学攻读博士，并成为一名校园活动家。有一回，杜兰大学禁止校报登载两张被认定为淫秽露骨的照片，金里奇组织学生抗议，并参与了静坐示威。他仍然是一名共和党人，但他对民权、环境和政府伦理都有改良主义的观点。他读了托夫勒夫妇的作品，对未来主义烂熟于心，为信息革命摇旗呐喊。最重要的是，他喜欢用言语攻击现有制度。他最喜欢的短语是“腐败精英”，可以向任何方向投掷；在此后的人生里，他始终把这一武器藏在口袋。他会靠谴责60年代的污水坑和在里面游泳的自由主义者而获得权力，但也正是这个年代成就了他。
1970年，他回到佐治亚州，开始在亚特兰大市外的西佐治亚学院教历史。他很快自荐当校长，但未能如愿。1974年，他在一个从未选出过共和党众议员的选区挑战保守民主党人，但在水门事件的浪潮中落败。他于1976年再次参选，再次失败，而普莱恩斯一个种花生的农民选上了总统
。他愤愤不平：“杰拉德·福特害我没能选上众议员。”但金里奇并不打算压抑自己的野心。他越来越接近了。当现任众议员宣布退休，1978年似乎成了属于金里奇的一年。金里奇和1978年，天造地设的一对。
他在政治里是个新人——来自新南方（根本不算南方人），现代的、中产阶级的南方，有着太空计划和封闭式社区的南方。他没有打种族议题，看上去也不太像个虔诚的教徒。亚特兰大北部城郊是诺曼·洛克威尔
和光导纤维产业的混合体，是尼克松在十年前的1968年总统竞选中预测过的趋势的化身：一个正在浮现的群体，聚集在阳光地带
，偏向共和党。金里奇热爱航空母舰、登月计划和个人电脑，他了解这个群体。
1978年，城市里涂鸦横行，全国经济滞胀，白宫里有一个毫无幽默感的道德说教者劝诫人们学会奉献；大众情绪阴沉沮丧，对官僚机构和特殊利益团体满怀疑虑，反政府和反税收的呼声四起——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盛行。金里奇的民主党对手像是个定制的候选人，她来自纽约，是个富有的自由主义者，州参议员出身。金里奇心里清楚该怎么做。他向右转，开始在福利和税收上攻击她。他口袋里有了一块新的石头：“腐败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并把它结结实实地砸在她的眉心。道德多数派即将横扫华盛顿，金里奇便谈论家庭价值，说他的对手倘若去了华盛顿，就会撕裂她自己的家庭；他还让杰姬和女儿们在竞选广告里出镜。
但杰姬身材肥胖，也不够漂亮，纽特对她不忠在政界是公开的秘密。跟大部分唤醒人们热爱文明的人一样，他胃口不小，但并没长成一个有吸引力的男人——肥硕的脑袋顶着如头盔般开始泛灰的头发，脸上露出冷酷而狡黠的笑容，肚腩撑起天蓝色的腰身——他在情场并不得意。他试着把出轨限制在口交程度，如果有人问起，他就可以在字面上声称自己忠贞不渝；然而不到两年，他的婚姻就走到尽头，另一名可爱女子即将成为下一任金里奇夫人。这个拥护文明的人站在杰姬病床前，后者正从子宫癌中恢复，而他手里却拿着黄色的拍纸簿，上面写着离婚条款。多年后，金里奇会辩护说，自己当时的轻率是因为在爱国热情之下工作过度。
金里奇在1978年轻易获胜，他的党派在众议院多夺下十五个席位（首次出任众议员的还包括迪克·切尼
）。这预示了1980年将会发生什么。
这个组织活动家们支持文明的人带着一份计划来到华盛顿。他将踢翻旧秩序，让手握统治权的民主党人心生恐惧，称他们为“腐败的左翼机器”（又一块石头——他的口袋是个无底洞）；他将攻击委员会主席，挑衅议长，直到他们气得脸色涨红。他也将撼动胆怯的共和党人，羞辱他们的领导者，纠集一群年轻的斗士，教会他们政治之道（他喜欢引用毛泽东的“不流血的战争”
），赋予他们一套新的语言、一种激动人心的未来，直到共和党转身向它糟糕的孩子寻求救济。然后，他将拯救这个国家——作为文明力量的议长——总统——领袖（也许）。
金里奇做到了大部分。
他看到战场上所有可用的武器，有些之前从来没人用过。金里奇抵达华盛顿之后两个月，美国有线频道（C-SPAN）在众议院打开了摄像机，第一次将国会议程直播给大众。金里奇立刻明白该做什么——在规定的发言顺序结束之后，他走上讲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发表煽动性的言论，这吸引了媒体注意，慢慢为他带来了一群忠诚的电视追随者。（虽然他有块石头上写着“精英自由主义媒体”，但他也知道，媒体最喜欢报道争斗。）1984年，他在演讲中称民主党人是绥靖主义者，这激怒了蒂普·奥尼尔
——“我在国会三十二年来从没见过这么卑鄙的事！”但议长的个人评论从国会记录里被抹去了，而这一事件让金里奇登上了晚间新闻。“我不是个名人。”他很清楚当名人要遵守哪些新规则，因而如此叫嚣；他知道有些话说出来不算坏事，比如，“我有巨大的野心。我想要改变整个星球。我正在干的就是这个。”
旧有的共和党系统已经过时，清高的改革者们扼杀了它；他们想要终结主仆政治，终结烟雾缭绕的房间中的政治大佬。金里奇也看到了这一切的到来——政治家们如何变成企业家，更多地仰赖关注特殊利益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智库、媒体和游说者，而不再依靠党内的层级关系。因此，他在华盛顿到处演讲，写了一本书（由支持者们出钱），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基础，包括一个筹款机构和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他招募全国的共和党候选人，把自己的话语和想法灌入录像带和磁带用来培训他们，就像一个励志演说家一样。语言是获取权力的关键。他的笔记里包括词汇课：如果你用
背叛、怪异、大佬、官僚、欺骗、腐败、危机、犬儒主义、衰败、毁灭、卑鄙、强加于人、无能、自由主义、说谎、限制、落伍、可悲、激进、可耻、病态、停滞、现状、偷盗、税款、他们、威胁、叛徒、工会化、浪费福利
等词去形容你的对手，你就能迫使他自辩；如果你用
改变、孩子、选择、常识、勇气、斗争、梦想、责任、赋权、家庭、自由、努力工作、领导、自由、光明、道德、机会、支持（议题）、骄傲、改革、力量、成功、坚韧、真相、未来、我们/我们的
这些词来形容自己这边，你就已经赢了。金里奇式词汇表能排列组合成强有力的句子，无论其内容如何，甚至无论是否有意义：“通过领导一场道德斗争来追寻自由和真相，我们就能赋予我们的孩子和家庭以梦想，只要我们足够坚韧且有常识。”“腐败的自由主义大佬们通过欺骗、说谎和偷盗来将他们病态可悲的犬儒主义和怪异激进的停滞强加于人，目的是摧毁美国。”结果，整整一代政客都学会了像纽特·金里奇一样说话。
他发现，选民不再感到自己与本地党派或全国机构有关联。他们从电视中了解政治，不会被政策描述或理性论点说服。他们响应符号和情绪。他们的党派倾向也越来越强，所住的区域要么日益倾向于民主党，要么日益倾向于共和党，不是自由主义，就是保守主义。如果捐款人感到恐惧或愤怒，如果议题被建构成非好即坏的简单选择，他们就更容易掏出钱来——对金里奇来说，这容易得很，他的美国永远站在历史的十字路上，文明永远岌岌可危。
到了80年代末，金里奇正在彻底地改变华盛顿和共和党。也许比里根还要彻底——也许比任何人都更彻底。然后，历史开始加足马力。
1989年，他捕获了最大的猎物。民主党议长吉姆·莱特辞去了职务，因为后座议员金里奇一直残酷地拿道德问题攻击他。共和党人看到了全面战争的成效，因而让金里奇当上党派领袖，这个教导文明规则的人没让他们失望。1994年，他让中期选举变成了举国事务，几乎所有共和党候选人都在国会前签下了他的《美利坚契约》
，声称这是“迈向振兴美国文明的第一步”。同年11月，自从金里奇看了那两场非洲狩猎电影以来，共和党首次同时控制了两院。这是一场金里奇革命，他成了罗伯斯庇尔——他身兼众议院议长和媒体宠儿，与白宫里那个脸颊红润的阿肯色州男孩
平分秋色，他俩的出身和渴望都离奇地相似。
金里奇管克林顿叫“反文化麦戈文尼克”
和“普通美国人的敌人”。他以为自己能迫使总统向他的意愿让步：克林顿想获得爱戴，金里奇想令人恐惧。他们1995年一直在围绕预算打转。两人在白宫见面时，金里奇宣布他的条件，克林顿则在研究金里奇。在金里奇暴躁的话语之下，克林顿看到一个九岁男孩的不安全感在翻滚。他明白了为什么金里奇的同僚们都受不了他。他明白了该如何利用金里奇的狂妄自大。克林顿渴望受人爱戴，这给了他一种洞察力，让他能引诱对手，设下陷阱。这一年年底，美国政府被迫关门
，金里奇成了众矢之的。
这就是首要使命的终结。
金里奇继续担任了三年议长。媒体永远不会宣传他获得的成就——一切成就归功于那个阿肯色男孩（克林顿总能搞到最性感的女人，甚至在他获得权力之前，她们就已经想要得到他了）。然后，全面战争的逻辑反噬了两人。1997年，金里奇被众议院公开谴责，并被破纪录地罚款三十万美元，因为他曾通过自己的诸多非营利组织为政治献金洗钱（有些盟友也想将他送上断头台）。1998年只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莫妮卡·莱温斯基。当口交和说谎都没能摧毁克林顿，当民主党史无前例地在中期选举大获全胜，这场金里奇革命开始反噬它的领袖。他辞去议长和众议员职位，说：“我不愿意为食人族主持会议。”他投下的最后一票是弹劾他的敌人。后来，他承认在担任议长的整个期间，他都在与一个比他小二十三岁的女人偷情。在国会度过了二十多年后，他离开国会，但留在了华盛顿。
然而那时，华盛顿已不再是金里奇的天下。不管他是否真心相信自己的修辞手法，他送上台的这一代政客都对此乐此不疲。金里奇把芥子气递到他们手里，而他们会用它来攻击所有可能的敌人，包括金里奇在内。进入21世纪后，两边的战壕愈挖愈深，战线锁死，尸体在泥潭中堆积如山，去年的尸体摞着今年的白骨，铸就了一场无人能解释原因的战争，看不到结束的那天：华盛顿地狱。
也许他一直以来都想要这样。没有战争的政治可能会很无聊。
他背着第二任金里奇夫人跟一名戴着蒂芙尼珠宝的年轻国会助理偷情，她后来成了第三任金里奇夫人。华盛顿的智库和党派媒体给他留了位置，因为他曾帮他们站稳脚跟。就像他的对手一样，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办公室外面，跟有钱人厮混。他从来都不富有（在事业的大部分阶段，他都负债累累），但现在，他开始通过贩卖关系和影响力来赚钱——要想改变整个星球，他就得在两党的游说产业中抓住每一个机会。他像流水线一样地出书，八年内就出了十七本——因为美国愈发衰落，精英自由主义媒体愈发有害，世俗社会主义机器愈发激进，白宫里的民主党人愈发观点相异，而拯救美国的渴望仍未消失，被人听到的需求无法湮灭。
他终于参与了总统竞选。虽然时间已经太晚，但这个顶着头盔般白发、面露冷酷狡黠如男孩般笑容的老人，总能在口袋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