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恩·普莱斯

在千年之交，迪恩·普莱斯即将迎来自己的四十岁，他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正沿着一条坚硬的路，走向他牧师的居所，那条路偏离大路，变成一条土路，然后再度偏离，岔出另一条土路；马车碾出车辙，地面裸露，但车辙之间的杂草足有胸口那么高，仿佛已久无人烟。迪恩张开双臂，沿着一条车辙向前走去，感到两旁的草丛摩挲着他双臂的底侧。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它来自心底，如同一个念头：“我想让你回家，我想让你开着拖拉机回到这里，除掉路上的杂草，好让其他人能沿着它走下去。你会为其他人指明道路。但是，你得先把道路清理干净。”迪恩醒来时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都在思索自己来到人世究竟有何意义，却始终原地打转，如同一艘无舵之船。他不知道这个梦意味着什么。但他深信，梦里有他的事业，他的命运。

那时，迪恩刚开始做便利店生意，对他来说，那可算不上什么事业。又过了五年，他才找到真正的召唤。迪恩皮肤苍白，长着雀斑，黑发深瞳；每当他露出微笑或高声尖笑，眼旁就会挤出鱼尾纹。他的肤色来自父亲，俊俏的模样则来自母亲。他从十二岁起开始嚼莱维·加勒特牌嚼烟，讲话温和而坚定，像是一个从未失去乡村男孩本真的斗士。他待人温和有礼，具有一种优雅的品性，以至于当地那些用塑料杯喝伏特加的麋鹿会 分会成员不禁怀疑，他究竟能否称得上是一名红脖 。自童年起，他最喜欢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毕生都在寻求独立——特别是经济上的独立。贫穷与失败缠扰他的人生，是他最大的恐惧。他生来就与它们相伴。

他的祖父母与外祖父母都是烟农，再往上追溯两代乃至四代也一样，可以一直追溯到18世纪；家族里所有人都在北卡罗来纳州罗金厄姆县的几亩地上种植烟草。他们都有着苏格兰－爱尔兰后裔的名字，可以漂亮整齐地写在墓碑上：普莱斯、尼尔、霍尔。此外，他们都一贫如洗。“打个比方，如果想去溪边，我就得踏出一条路来。”迪恩说，“每天我都会走同一条路。这个国家的路基本上就是这么修出来的。修路的人们跟着动物踩出的小道。一旦道路成型，要想换一条路走，就得耗费巨大的精神和力气。因为你已经接受了那一套思维模式，它会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

当迪恩还是个小男孩时，烟草遍地都是，长满栅栏间。每年的4月到10月，罗金厄姆县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烟草香气。他在麦迪逊市长大，沿220号公路开往格林斯伯勒市需要四十分钟；尽管普莱斯一家住在城里，但迪恩是跟着祖父诺弗里特·普莱斯在烟草农场长大的。诺弗里特的名字是这么来的：他的父亲——也就是迪恩的曾祖父——用两匹马把一车烟草运到了温斯顿－塞勒姆市，那里有个姓诺弗里特的人给了他个好价钱。迪恩的父亲出生在自家土地上一间带门廊的棚屋里，那是在阔叶树丛中的边缘空地上用木头搭建的。棚屋几英尺外就是烟草仓，一座用燕尾榫将橡木交叉叠砌而成的小木屋，由祖父诺弗里特用一把斧头盖成。迪恩年幼时，每逢晚夏时节，淡叶烟被收割挂进烟草仓烘烤时，他都会恳求大人允许他跟着祖父整晚待在那儿，每隔一两小时起来一次，好确保没有烟叶落进火苗里。收割烟叶非常劳累，但他热爱这一切：烟草的香气，泛黄的宽大烟叶在四尺高的茎秆上日渐沉重如皮革，双手染上黏糊糊的黑色焦油，烟叶从梗部被一束束绑起，如风干的比目鱼被挂在烟草仓椽木上时发出的旋律，以及齐聚一堂的家人。普莱斯一家靠饲养牲畜和种植蔬菜自给自足，并从附近一位女士那里购买酪乳。要是收获季来迟了，学校也会推迟上课。初秋时节，麦迪逊市的拍卖仓库因收获祭和铜管乐队游行而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都带着刚到手的钞票前来庆祝，随后便是节日大餐。迪恩当时想，自己长大后也会成为一名烟农，并以同样的方式养大他的孩子。

迪恩最好的朋友是他的祖父。诺弗里特·普莱斯直到去世前的那个秋天还在伐木；他死于2001年，享年八十九岁。在祖父生命最后的岁月里，迪恩去养老院看望他，发现他被绑在轮椅上。“小马驹，你身上有没有带小刀？”祖父问他。

“爷爷，我不能这么干。”

诺弗里特想把轮椅上的绑带割断，好重获自由。他在养老院里只坚持了一个半月。之后他被埋葬在普莱斯家的祖坟，位于一片红色黏土的平缓斜坡上。诺弗里特生前一直都同时干两三份活，好离妻子远一点，但如今，在同一块墓碑上，露丝的名字就刻在他名字的右边，只待装入她的尸体并填上死亡日期。

迪恩的父亲曾有机会打破令家族深陷贫困思维的诅咒。哈罗德·迪恩·普莱斯——人们叫他皮特——头脑灵光，热爱阅读。他在自己那本韦氏大辞典的最后三个空白页上写满晦涩的单词及其定义，例如obtuse（迟钝的）、obviate（避免）、transpontine（桥对岸的）、miscegenation（异族通婚）、simulacrum（假象）、pejorative（贬义的）等等。他善于言辞，是一名热忱且虔诚的浸信会教徒，也是一个满腔仇恨的种族主义者。有一回，迪恩去了格林斯伯勒市中心伍尔沃斯大楼里的民权博物馆，1960年最早的静坐示威正是在那里的午餐厅发生的。博物馆里有一张放大的照片，上面是北卡罗来纳农工州立大学的四名黑人学生，他们走在大街上，与一群年轻白人混混擦肩而过，后者盯着他们一路走远。那群白人手插在兜里，穿着T恤衫和裤腿卷起的牛仔裤，梳着大背头，愤怒的嘴里叼着香烟。那就是迪恩的父亲。他痛恨民权运动人士的反抗，但他对查理·史密斯和阿黛尔·史密斯并不这么看——他们是普莱斯家土地上的黑人佃农，当迪恩的祖母在工厂工作时，他们会帮忙照料迪恩。他们心地善良，幽默风趣，而且在当时的情境中清楚自己的地位。

皮特·普莱斯在当地一家舞厅里邂逅了芭芭拉·尼尔，二人于1961年结婚；同年，皮特毕业于西卡罗来纳学院，成为家族里第一个成功毕业的大学生。哈罗德·迪恩·普莱斯二世出生于1963年，之后他又有了三个妹妹。普莱斯一家搬到了麦迪逊一间小砖房里，不远处的拐角就是“夏普和史密斯牌烟草”的仓库。麦迪逊和相邻的梅奥丹市都曾是纺织业城镇，在六七十年代，任何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只要想工作，总能从当地工厂找到一个位置；要是有大学文凭，工作机会简直任君挑选。小镇主街两侧的砖房店面——药房、服装店、家具店、简餐厅——总是顾客盈门，特别到了纺织品仓库搞促销的日子更是热闹非凡。“也许就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我们的国家耗尽了它所有可能的繁荣。”迪恩说，“那时，他们有廉价的能源，地下埋藏着石油，周边乡村有丰饶的农场；还有不辞劳苦投身工作的人们，他们知道工作意味着什么。有的是钱可以赚。”

迪恩的父亲在杜邦公司的大型尼龙厂工作，工厂就在北边刚越过弗吉尼亚州边界的马丁斯维尔市。60年代末，他遇到了那个年代的“蛇油推销员” 。那人名叫格伦·W.特纳，识字不多，算是半个文盲，出身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佃农家庭；他身穿闪闪发亮的三件套西装，脚踏小牛皮靴子，因为兔唇而口齿不清。1967年，特纳创办了科斯科特星际公司，以五千美元一套的价格兜售化妆品分销权，承诺分销商能从他们新发展的每一个下线身上提成。他的追随者还被诱骗购买一个黑色公文包，里面装满格伦·W. 特纳的成功学磁带，名曰《敢于成就伟大》；这个公文包也售价五千美元，出于同样的逻辑，人们可以靠贩卖这套教程的贩卖权来发家致富。普莱斯一家买了分销权，还在他们位于麦迪逊的家里举办了“敢于成就伟大”的激励派对：他们用一台投影仪放映特纳白手起家的人生故事，然后信徒们高声吼出特纳那些“脚踏实地、徒手摘星”的名言。到1971年，“敢于成就伟大”已经横扫整个美国的蓝领社区，特纳还登上了《生活》杂志。接着，他因组织金字塔骗局而遭到调查，最终入狱五年，而普莱斯一家的钱打了水漂。

60年代初，皮特·普莱斯在贝鲁斯溪镇的杜克能源公司发电厂谋得一份主管工作。之后，他在麦迪逊市的杰姆－丹迪公司当上副总裁，那是一家生产男性配饰的公司，包括男袜吊带等。再之后，他在梅奥丹市附近丹河岸旁的松堂砖厂担任生产主管。但每一次，他都会被一个在他看来不如自己聪明的老板炒掉，或者更可能是他自己辞了工作。辞职成了一种习惯，“就像裤子上的一道褶皱，”迪恩说，“一旦起皱，就不可能弄平。这就是失败跟他的关系，你不可能把失败从他身上剥离。他思考着失败，呼吸着失败，与失败共同生活。”这道褶皱始于普莱斯家的烟草农场：在分土地时，迪恩的父亲只得到一块不临街的贫瘠土地。到头来，迪恩的叔叔在务农这件事上要拿手得多。皮特还苦于个儿矮——身高仅一米七——更糟糕的是，他很年轻就开始谢顶。不过，皮特·普莱斯此生最大的失败，还是发生在他最珍视的事业中。

数十年后，迪恩的壁炉架上会摆放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有个黑发闪亮的男孩，刘海整齐地垂在眼睛上面；他穿着黑色西装和对他来说过短的窄腿裤，在阳光中眯着眼睛，双臂在胸前抱着一本《圣经》，仿佛是一种自我防卫。他身旁站着一个小女孩，身穿带花边衣领的连衣裙。当时是1971年4月6日。迪恩还差几周满八岁，即将受洗，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从中获得救赎。70年代，迪恩的父亲曾在周边小镇的好几家小教堂担任牧师，每一次都因他的教条主义和固执己见在教会中引发矛盾。每一次，教会成员都会投票决定是否保留他的牧师职位，有时投票结果对他有利，有时相反，但最终他总会离开（因为他会变得焦躁不安——他渴望成为杰瑞·法威尔 ，率领一个有着数千信众的教会），搞得双方不欢而散。最后，他再也没办法在其他教堂找到职位。他会去一个新的镇子，为争取牧师职位进行一场布道；他总是讲“火与硫磺” ，也总是遭到拒绝。他最心心念念想要走上的布道坛位于克利夫兰县的戴维森纪念浸信会教堂，在那次应征失败后，他便一蹶不振了。

迪恩从父亲那里继承了野心和对阅读的热爱。他家里有一整套百科全书，被他从头到尾翻了个遍。在他九岁或十岁的某一天，他对未来的抱负成了晚餐时的话题。“你将来想做什么？”迪恩的父亲带着一丝讥讽问道。

“我想当一名脑外科医生，一名神经学家。”迪恩说，他是在百科全书里学到这个词的，“我觉得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父亲当着他的面哈哈大笑：“你当上神经学家的可能性就跟我飞上月球差不多。”

迪恩的父亲也许幽默和善，但对迪恩并非如此；迪恩痛恨他，因为他一事无成，且言行冷酷。他听过父亲的很多次布道，有几次就在麦迪逊的街角，但某种程度上，他并不相信那些话，因为父亲在家里如此冷酷卑劣、动辄对他大打出手，这让站在布道台上的父亲像个伪君子。作为一个男孩，迪恩对棒球的热爱胜过一切。七年级时，迪恩害怕女孩，那时的他就算全身湿透也只有九十磅，要想打橄榄球实在太瘦；不过，他在麦迪逊－梅奥丹中学当上了一名不错的游击手。1976年，队里有白人也有黑人，但迪恩的父亲不想让他跟黑人男孩混在一起。为了让迪恩远离他们，同时也为了在当时的教会里赢得威信，迪恩的父亲让他从公立学校退学（迪恩哀求他不要这么做），把他送去福音之光基督学校。那是一所学风严格的独立基要派浸信会学校，学生都是白人，位于沃克镇，从普莱斯一家所在的梅奥丹山牧师居所搭乘巴士要两个小时。那是迪恩棒球生涯的终点，也为他和黑人朋友们的友谊画上了句号。迪恩十年级时，父亲开始在福音之光学校教美国史和《圣经》史；他本可以允许迪恩在放学后打打棒球，然后开车带他回家，这不过是举手之劳。可是，父亲坚持要在下午3点离开学校，好让自己回家进书房阅读。迪恩的家庭生活像是一场竞赛，父亲占了上风，且坚持不肯退让一步。

迪恩十七岁时，父亲从梅奥丹山的教堂辞职，举家搬到北卡罗来纳州东侧距离格林维尔市不远的地方，开始在艾登镇一家小教堂担任牧师。那是他最后一次担任牧师。四个月后，普莱斯牧师被辞退，全家人搬回罗金厄姆县。囊中羞涩的他们回到迪恩母亲一家在220号公路上的房子，就在斯托克斯代尔小镇外，麦迪逊市往南几英里的地方。迪恩的外祖母奥利·尼尔住在他们盖在房子背面的房间里，整座房子后面是一座烟草农场。1932年，当220号公路还是一条土路时，迪恩的外祖父伯奇·尼尔在一场扑克牌比赛中赢下这座农场。

那时，迪恩一心只想逃脱父亲的控制。他一满十八岁，就驱车前往温斯顿－塞勒姆市，见了一个海军征募员。他本打算第二天早上前去报名，但当晚改了主意。他想要游览世界，充分享受生活，但他更想靠自己做到这些。

1981年，迪恩高中毕业，那时周边最好的工作是在温斯顿－塞勒姆市的雷诺公司大型工厂里制作香烟。要是能在那儿谋得一份工作，就等于有了铁饭碗：收入不菲，福利优渥，每周还发两盒香烟。那就是成绩拿B的学生们最后会去的地方。拿C和D的学生们则去工资要低一些的纺织工厂，包括马丁斯维尔市的杜邦和塔特斯，丹维尔市的丹河，格林斯伯勒市的科内，或是麦迪逊市周边较小的工厂；也有的去南边海波因特市，或是北边弗吉尼亚州马丁斯维尔市和巴西特市的家具厂。拿A的学生们——他班上有三个——进了大学。（三十年后，在高中同学聚会上，迪恩发现同学们都变得大腹便便，有人在做害虫防治，有人在嘉年华上兜售T恤衫。其中一个进过雷诺公司的家伙丢掉了本以为是铁饭碗的工作，之后再没能喘过气来。）

迪恩在学校里从来都不是很用功；毕业后的那个夏天，他在麦迪逊一家铜管厂的运输部门谋得一个职位。他在1981年赚了不少钱，但那份工作恰恰是他一直恐惧的人生终点站——他身边那些拿着铁饭碗的同事大都浑浑噩噩，终日谈论吃喝嫖赌。迪恩痛恨这种生活，他决定去上大学。

父亲唯一愿意帮他付学费的学校是包伯·琼斯大学，那是一所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圣经学院。包伯·琼斯大学禁止不同种族的学生恋爱和结婚；1982年初，迪恩入校后几个月，这所学校成了全国新闻热点，因为美国国税局拒绝承认它的免税地位 ，而里根政府推翻了国税局的决定。在暴风骤雨般的批评过后，里根又收回这项决定。据迪恩说，包伯·琼斯校园四周铁丝网上的刺是向内而非向外的，如同一座监狱，这在全世界的大学中独一无二。这里的男生必须保持头发不过耳；他们要想跟校园另一边的女生们联系，唯一的方法是写纸条放进盒子里，一个信使会在宿舍间传递消息。包伯·琼斯大学唯一让迪恩喜欢的地方，是早上在教堂里唱古老的赞美诗，如“赞美我主，万福之源”。他开始逃掉所有的课程，过了第一学期，每门课都不及格。

圣诞节时，他回家告诉父亲，自己打算退学并离家。父亲狠狠扇了他一记耳光，将他打翻在地。迪恩起身说：“如果你再敢碰我一下，我就杀了你，说话算话。”那是他最后一次踏足父亲家的屋檐之下。

迪恩离家后，父亲陷入了恶性循环。因为背痛、头痛和其他或真或假的微恙，他大把大把地咽下羟考酮 药片，那是从十几个互不相识的医生那里开到的。迪恩的母亲在丈夫的西装口袋和垃圾袋里都发现了藏着的药片。这些药片令他双目无神，还侵蚀他的胃黏膜。他会躲在书房里，假装在读宗教书籍，但其实是在服用羟考酮，然后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他进了好几次戒毒所。

在外面的世界里，迪恩正纵情享乐。他很快就发现了酒精、赌博、大麻、斗殴和女人的乐趣。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一个牧师的女儿；正是在教堂的钢琴下面，他告别了处男之身。他满心叛逆，完全不想跟父亲的上帝扯上任何关系。“我那时是个混蛋，”迪恩说，“我对任何人都毫无敬意。”他搬去了格林斯伯勒，跟一个瘾君子合租。那段时间，他在格林斯伯勒的乡村俱乐部担任高尔夫球童，每周赚一百二十美元。1983年，二十岁的迪恩决定回到大学，他进入格林斯伯勒的一所州立大学。为了毕业，他花了六年时间当酒吧侍者。大学生涯一度中断，因为他和最好的朋友克里斯一同前往加州旅行了五个月，两人住在一辆大众巴士里，一路勾搭姑娘，过了不少快活日子。不过，到了1989年，他总算拿到了学位——政治学。

迪恩是一名登记在册的共和党员，里根是他的偶像。在迪恩看来，里根就像一位令人安心的祖父：他擅长与人沟通和激励人心，正如他谈论“山巅之城” 那次一样。迪恩觉得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口才出众，且出身牧师家庭。只要里根开口说话，人们就会相信他；他给予人们希望，令人相信美国将再度崛起。他是唯一一个令迪恩有过从政念头的政治家，不过，当迪恩在大学教学楼的楼梯上抽大麻被抓到，没过几天又因为酒后驾车被捕，这个念头就被掐灭了。

迪恩告诉自己要去看看这个世界。毕业后，他的确在欧洲游荡了几个月，住青年旅馆，有时睡公园长椅。但他仍然野心勃勃——“像失去理智般地满怀野心”，他自己喜欢这么说。他回家后下了决心，要尽己所能，去最好的公司应聘最好的工作。

在他的脑海里，最好的公司一直指的都是位于新泽西的强生公司。强生公司的雇员身穿蓝色西装，衣冠楚楚，能说会道，收入不菲；他们开着公司的车，还有医疗保险。迪恩跟女朋友一起搬到费城，开始约见强生公司的职员。他首先联系上的是一个满头金发梳得一丝不乱的家伙，他身穿绉面薄织西装，脚踏白色皮鞋，还打着领结——这是迪恩这辈子见过的最精英的装束。迪恩差不多每天都往强生公司办公室打电话，前后参加七八次面试，花了足足一年时间，试图争取一份工作。1991年，强生公司终于让步，让他当上哈里斯堡的医药代表。迪恩买了一身蓝色西装，剪了一头利落短发，还试图改掉南方口音，因为他觉得这口音显得老土。他领到一台传呼机和一台电脑，开着公司的车子，轮番拜访医生们的诊所，有时一天要跑八家；他随身带着药物样品，给医生们解释它们的疗效和副作用。

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自己痛恨这份工作。每天结束时，他都要向办公室汇报自己停留过的每一个地方。他是一个机器人，一个数字，而公司是紧盯他的老大哥。任何个性但凡无法融入强生的模板，就会招致公司不悦。八个月后，迪恩辞职了——还没有他争取这份工作花的时间长。

他陷入了一个谎言：上大学，接受好的教育，在一家《财富》500强公司找一份工作，就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他做到了这一切，却依然苦不堪言。他逃出了父亲的囚笼，却陷了另一种劳役。他决心从头开始，走自己的路。他要创造自己的事业。 si64NLC8qusMyCb/k5gYKAPyXRR/Mhqyyq/6pyhHmqUxVcSjPxzMb2AHPU4/ZU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