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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太过有名，以至于字母O都归她所有。她是全世界最富有的黑人女性——全世界——但她仍然是个普通女人
，并把它打造成自己的主题曲。每周有五天下午，至少有一百三十八个地方电视台的四千万美国观众（以及一百四十五个国家数以百万计的更多观众）都会与她一同大笑、哭泣、惊讶、八卦、许愿和庆祝。她是亿万富翁，这个身份只是让她更加受人喜爱。可她仍然是普通人中的一员，她理解她们，来自她们中间，来自她们之下，她让数百万女性感到自己并不孤独。她懂得她们的感受，她们也懂得她的感受（而你对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事）。当她学会追随自己的心，她们也学会了追随她们的心；当她学会说“不”且不为之愧疚，哪怕这意味着人们会不喜欢她（受人喜爱是她最大的成就），她们也学会了同样的做法。她想让整个国家重新开始阅读。她想要摧毁依赖福利的心态，让一百个家庭搬出芝加哥的福利住房。她想要用一部电影来引领一场全国对话，讨论种族问题，疗愈奴隶制带来的伤口，因为她说过“一切都关乎影像”。她想要帮人们过上最好的生活。她想让录影棚里的观众每个圣诞节都能收到她们最喜欢的礼物（索尼52寸3D高清电视、庞蒂亚克G6、皇家加勒比游轮）。她想要打开一扇门，让观众能更清楚地认识自我；她想要成为一道光，引导她们找到上帝，或者其他任何她们相信的东西。她想要让她们拥有一切，就像她一样。
她赞美开放与真实，但她通过自己的规则来实现这些。任何得到允许接近她的人都得签下合同，终生放弃言论自由。她购买了自己每一张照片的版权，谁胆敢破坏她形象的不可侵犯性，都会被她以官司威胁。她在自传出版前数周反悔，因为有朋友警告说，虽然这本自传篡改了一些信息，但关于她生活中的某些部分仍然泄露得太多。她每一年都会接受改变颇大的面部整容手术。
她说：“根据宇宙公理，我不太可能会被抢劫，因为我在帮助人们实现自身价值。”她说：“黑人必须问问自己，‘如果奥普拉·温弗瑞能够做到，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不再有借口了。”她说：“哈莉特·塔布曼、索杰纳·特鲁斯、芬妮·露·哈默，
她们都是我的一部分。我一直感到，我的生活就是她们的生活得以实现的样子。她们从未梦想过如此美好的生活。我仍然能感觉到她们就在我身旁，说：‘上吧，姑娘，去拿下它。’”她说：“我感到势不可挡、充满力量，因为我切实相信，我已经抵达了生命中的某一个节点，在这里，我的个性与我的灵魂所要做的事情达成了一致。”她说：“我是那种能跟任何人合得来的人。我害怕被人讨厌，甚至害怕被我自己讨厌的人讨厌。”她说：“谈话节目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她说：“我十岁时看到戴安娜·罗斯和至上女声组合在《艾德·苏利文秀》上表演
，从那时起，我就不再想要成为白人了。”她说：“没人能想到，我除了在工厂里做工或是在密西西比的棉花地里干活之外还能有其他出路。”她说：“我那时只是一个满头鬈发的穷鬼黑人小女孩罢了。”
1954年，密西西比州中部的一个农场成为奥普拉的起点：这条承载祝福的黄砖路一直通往她那庞大的紫色帝国（哈普制作公司，哈普工作室，哈普电影，奥普拉·温弗瑞秀，奥普拉·温弗瑞网络，《O：奥普拉杂志》——每一期封面都是她的照片——《O家居》，奥普拉电台网络，奥普拉和朋友们，奥普拉工作室周边，奥普拉商店，奥普拉·温弗瑞服饰店，奥普拉读书俱乐部，奥普拉最爱，奥普拉大奖赛，奥普拉·温弗瑞女生领导力学院，奥普拉的天使网络，oprah.com）。她的名字是把《圣经》中的俄珥巴（Orpah）拼错了。六岁之前，奥普拉由外祖母哈蒂·梅·李和外祖父厄里斯特抚养。外祖母是一个厨师兼管家，她的祖父母都是奴隶；至于外祖父，奥普拉怕得要命。他们一贫如洗，奥普拉从来没穿过从商店里买来的衣服，她唯一的宠物是关在罐子里的两只蟑螂。至少她是这么告诉采访者的。她的家人会说，她在夸大其词，以编造更好听的故事；他们说奥普拉衣食不愁、深受溺爱，她的自信心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培养起来的。
奥普拉六岁时，外祖母无力再照料她，于是她被送到密尔沃基，跟母亲维妮塔·李住在一间公寓里。维妮塔曾经是一个女佣，后来又跟两个不同的男人生了另外两个孩子，之后就靠福利过活。母女二人关系不好，奥普拉长成了一个脾气很野的孩子，她听着摩城唱片的音乐，偷母亲的钱，十三岁就生活混乱；据她妹妹后来说，当维妮塔上班时，奥普拉会向年轻男人出卖身体换取金钱。但她同时也吸引了有权势的白人的注意，他们欣赏她的博学、努力和舞台演员般的声音，因此想要帮助她。十四岁时，她被送到纳什维尔，接受父亲弗农·温弗瑞的基督徒式管教。弗农是一个理发师（她后来发现弗农不可能是她的父亲——她一直没弄清楚自己的生父究竟是谁）。在纳什维尔，就像在密尔沃基一样，她跟白人的关系比跟自己家人的关系要好；后来她说自己从未感到受压迫，唯一的压迫来自一些黑人，因为他们不喜欢她的深黑色皮肤，或是嫉妒她的成功。
她未毕业就从田纳西州立大学退学，开始为一家当地电视台工作。1976年，她在巴尔的摩的晚间新闻节目找到一份播音工作。她本该成为黑人版的芭芭拉·沃尔特斯或是玛丽·泰勒·摩尔
，但她写不出好的文案，也太过活泼，对新闻不够了解，因此电视台把她挪到了早间谈话节目。在她看来这是下坡路，但她成了当地的明星人物。她十分受人喜爱、风趣幽默、情感充沛，经常问出有噱头、稍微有点粗鲁、观众们都想问的踩线问题（当人们说弗兰克·珀杜
长得像只鸡时，他会因此不快吗？）。1983年底，芝加哥的WLS电视台给她二十万美元年薪，让她主持早间秀节目。
她是80年代和芝加哥的代表人物；当时，芝加哥是新兴黑人精英的中心。她抵达时，哈罗德·华盛顿刚刚当选市长，杰西·杰克逊刚开始他的第一次总统竞选宣传
，迈克尔·乔丹刚刚被公牛队选中。奥普拉的镜子上贴着一句话，据她说是杰克逊的名言：“如果我的头脑能构想出它，我的心能相信它，我就知道我能得到它。”赋权，创业精神，白手起家的名人，财富（个人价值无可避免且最终极的象征）——这些就是她的气质（她曾痛恨70年代早期田纳西州的黑人权力运动
，她对政治毫不关心）。人们说，一个肥胖的黑人谈话节目主持人不可能在种族主义横行的芝加哥获得成功，但她只花了一周时间，就在收视率上打败菲尔·唐纳修
；不到一年，唐纳修就带着自己的节目搬去了纽约。她知道她的观众大部分是住在城郊的白人全职妈妈，她知道她们想看什么，也不怕走下流路线——“强奸犯和治疗强奸犯的方法”“当妓女的家庭主妇”“抢男人的亲戚”“我想夺回我被虐待的孩子”。她不怕强奸犯，不怕杀婴者，也不怕重度残疾人。她能说人闲话，能与人共情，能自我嘲讽，还能在电视上说出“阴茎”这个词（至于阴道，则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1985年12月5日早上，在一个关于乱伦的谈话节目中，奥普拉拿着麦克风站在一旁，听观众中一位衣着保守、声音几不可闻的中老年白人女性承认说，她的儿子是她跟她父亲生下的。这位年轻、肥胖、头发蓬松、戴着巨大黄铜耳环的黑人主持人突然要求插入广告。她用手挡住自己扭曲崩溃的表情，趴在那名观众肩头哭了。她拥抱那位观众，边安慰她边说：“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我身上。”从九岁到十四岁，她曾被多名男性亲属持续性侵。（五年后，人们了解到奥普拉十四岁时曾经生下一个儿子，他五周后就死了。她那有毒瘾的妹妹以一万九千美元的价格把这个故事卖给了小报。）
信件纷至沓来，电话总机过载，收视率一路飙升。她为数百万女性打破沉默，在那一刻，奥普拉·温弗瑞成为奥普拉——一个挣扎着抚平受害者伤痛的普通女人，每一个观众的女性朋友。名声和金钱还不够：要想成为奥普拉，她必须找到一条隐秘的道路，能够通往她那庞大又疏离的观众群体中每个人心底隐藏的伤痛。然后，她的伟大也会成为她们的伟大。她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成功并不是一种将她孤立的特权，而是战胜痛苦的标志，能够让她与每一个观众联系起来。通过公开自己与体重的斗争，她邀请观众进入她的生活；如同许多女人一样，她的体重增了又减，减了又增（她吃东西的方式就像她花钱和捐赠的方式一样冲动而铺张）；她与斯特德曼·格雷厄姆的婚礼年复一年地推迟（但他是她的真命天子：高大英俊，浅色皮肤，一个无聊的公司市场销售主管，出版了《你能让它实现》和《创造你自己的生活品牌》）。
她与观众的纽带牢不可破。许多观众从来没邀请过黑人进入自家客厅，只在情景喜剧里见过黑人，而奥普拉让她们感到自己不那么孤单，更加宽容开放，对书籍和理念更加好奇；同时，她们让奥普拉获得了难以想象的财富。她愈发显赫，年收入从一亿美元涨到两亿六千万，身家从七亿两千五百万美元涨到十五亿，节目从“夫妻之间不可原谅的举动”和“对自己丈夫过敏的女人们”到“改变你的生活”和“灵魂寄居之所”，从家暴受害者劳里到家暴受害者玛雅·安吉洛
，奥普拉从未失去过观众的爱。她将越来越多的荧屏时间花在了她的朋友汤姆、朱莉娅、黛安、唐妮、玛丽娅、阿诺德、巴拉克和米歇尔
身上，和名人一起庆贺名声，但她最忠诚的朋友仍然是她那七百万日复一日坚持观看节目的观众。在平常的一天里，她从拉普埃塔农场乘坐私人飞机回到芝加哥（“拥有一架私人飞机真是太好了。任何人如果告诉你有一架私人飞机没什么好的，那一定是在撒谎。”），前往迈克尔·乔丹的餐厅顶楼去参加斯特德曼的新书派对；她抵达时怒气冲冲，因为《国家询问者报》刚刚发布了未经授权的照片，上面是她那湖畔公寓里华丽的大理石、绸缎和天鹅绒装饰。即便如此，她最热忱的支持者仍然是从罗克福德到欧克莱尔的那些年岁增长的中低阶层妇女，她们会在靠近西城区的哈普工作室外一连排队几个小时。
她们有奥普拉没有的东西——孩子、债务、空闲时间。她们消费奥普拉为之做广告但从不会购买的产品——美宝莲、珍妮·克雷格减肥法、小凯撒比萨、宜家家具。当她们的财务问题愈来愈严重，奥普拉会挑选一名观众，在电视上帮她抹清债务，或是给她买一栋房子，或是在圣诞期间的《奥普拉最爱》节目中送出钻石手表和汤丽柏琦灰色法兰绒手提包之类的奢侈品。尽管观众们受教于奥普拉那魔法般的思维方式（疫苗能导致自闭症；积极思维能带来财富、爱和成功），目睹奥普拉总是能做得更多、拥有更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开始享受自己最好的人生。她们并没有九栋房子，甚至可能连一栋也没有；她们不能把约翰·特拉沃尔塔
称作朋友；宇宙公理让她们面对抢劫十分脆弱；她们并不总能与最好的自我协调一致；她们永远都无法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一切。然而，奥普拉让她们无法找到任何借口，因为生命中不存在随机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