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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手稿
编者按：
本刊于2019年4期发表了旅加作家李彦的一篇文章，“校园里那株美洲蕾”，讲述了一位命运与中国息息相关的美国学者的跌宕人生。这位学者，就是《1937，延安对话》的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20世纪早期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曾经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也是《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校园”一文的核心，是对毕森在抗战前夕到访延安的介绍和对其命运的感慨。文章强调，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尤其是对延安的访问和记录，毕森在思想上发生转变，从信仰上帝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初，毕森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的一所中学和燕京大学任教。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在斯诺的帮助下，与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根据地的日常，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并将这些见闻与采访记在两个笔记本上。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实际状况，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面容与身姿。通过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不仅能领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容貌风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能证实中国革命的正义性，证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是一部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笔记，是一部未经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这些笔记和照片，就是“校园”文中提到的《延安笔记》。里面的内容素材，除了毕森在其相关专著中引用过，只在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过，之后再未出版。在此之前，也没有授权中国的出版社出版中文版。
在各方协助、推动下，从动意引进《延安笔记》中文版至今，用了两年半左右的时间，80年前那两本铅笔记录的《延安笔记》，最后定名为《1937，延安对话》，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简短论著的资料来源于两个小小的笔记本。当初，我是用铅笔做的记录。好在岁月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字迹依旧清晰可鉴，正如书中所附的图片所显示的那样。
笔记本之一，记录了我们在往返延安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包括在延安度过的那几个日夜。另外一本笔记，则是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时的当场记录。
在过去的几十年岁月里，我曾辗转流离，多次搬迁，但是，这两本笔记却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在身边，跟随着我，浪迹天涯。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它们在我脑中所蕴含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然而，星移斗转，岁月流逝，直到最近，我却从未考虑过要采用这两本笔记中的素材，做一次完整严谨、深思熟虑的论述。
如今看来，当初拍摄的那些照片，已然拥有极其特殊的价值了。那些 1937 年时延安城里的景象，倒是没有什么亮丽之处。不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当时正值盛年。年纪最轻的周恩来，那时才只有39岁。他们的面容与身姿，今天都已成为弥足珍贵的史料了。
如笔记本中所言，这个故事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部分：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采访；在延安四天四夜的见闻；在春潮泛滥的日子里跋山涉水，从西安驱车前往延安的艰辛旅途。
毛泽东在1937年时所做出的某些论断，竟然与今天的形势有着异乎寻常的紧密关联。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初对北京的访问，不过仅仅是鲜明地印证了毛泽东早年留下的名言罢了。因为早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已经阐述过，中国共产党需要采取切合实际的政策。
如我在笔记中所记录的那样，对毛泽东的前后两次访谈，尽管我是通过翻译草草记录下来这一切的，但其内容却彰显出，他具有异常清晰的思维和表达方式。
至于毛泽东所谈及的三十年代的某些事件，我却感到很有必要用括号的方式补充上一些注释。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谈话中所涉及的那些历史事件，属于路人皆知的事情。但是，三十五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行人若问当年事，一切恐怕早已不复当初，恐被今人遗忘了。
对朱德和周恩来的访谈，我也做了一些注释，这样也许可以帮助今天的读者理解那个时代的一些问题以及它们在其后的发展。
在结尾的那个章节，我记叙了初抵延安时，所见所闻在我脑中激起的强烈感怀。在这点上，我和埃德加·斯诺以及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曾去延安访问过的其他外国人一样，恐怕是灵犀相通吧。
我们抵达延安的时候，正值国民党和共产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谈判已经大部分达成了协议之时。统一战线的建立，可被看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分水岭。我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都曾竭力强调过，要发挥国共统一战线的核心作用。那是基于我在延安的访谈以及我对形势的判断之后所发出的真诚呼唤。
托马斯·亚瑟·毕森
1972年6月30日
1937 年时，我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一笔科研经费，得以前往日本和中国工作一年，从事我在中日关系领域里的研究课题。
年初，我抵达了日本。在那里停留了数月之后，紧接着又去朝鲜和中国东北，旅行了两个星期，做了一些调研考察。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之时，我和妻子已经在北平城里安置好了一个舒适的小窝。对我们夫妇来说，这次返回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重归故里的亲切温馨。
在北平古城里，还居住着当年与我们一起学习汉语时的旧日同窗，也有我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老同事、老朋友。那个时候，抗日战争 （编者注：此处抗日战争，指1937年七七事变之 后的全国性抗日战争。下文同。） 尚未正式爆发，古城的生活是春意盎然、令人流连忘返的。
埃德加·斯诺当时也住在燕园里，正在埋首撰写《红星照耀中国》那部书的初稿。
新闻记者、访问学者、住校学生，以及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人们，常常凑在一起聚会，分外热闹。
好像是在四月份前后吧，欧文·拉铁摩尔找到我，提出了一个建议，说我们俩应当设法去延安看看。
听到这个建议之初，我感觉似乎难度颇大，那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我们并没有就此放弃这个念头，而是开始积极动手，寻找可行的方案。
去陕北考察的建议，实际上与我的研究课题也相当吻合。尤其是当时朝野内外一度盛传，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进行谈判，打算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共同建立一个轴心。鉴于此，我就更有必要亲身前往，做一番调查核实了。
五月份，正值繁花似锦的时节，各种事件却重重叠叠，不断涌现。我首先去了一趟南京，对国民党政府的官员进行了一轮采访。接下来，对陕北的考察，似乎就显得更加合情合理，且势在必行了。
回溯1937年的头几个月里，我当时尚在日本停留，因此更多关注的，是那个国家的事态发展。当时的高潮性事件，是二月份的日本全国大选。选民们表现出支持政党、反对军方的强烈情绪。
但是，出身皇族的近卫文麿公爵（Prince Konoye）组阁后，成立了一个无党派，或者说反对政党派的“国家联盟”。最后，在 6 月 3 日那天，他正式宣告了内阁的诞生，赤裸裸地拒绝了民主选举的方案。
那年六月初，我在北平和天津所做的一系列公开讲演中，均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近卫文麿的内阁所代表的，实质上是一个战争内阁。
记得在春天抵达北平后，我所遇到的中国朋友们还都争辩说，来自日本的压力，并没有那么明显嘛！
然而，等到了六月初，我们离开北平前夕，人们的情绪显然就不再那么乐观了。
抵达延安之后，我们才会发现，日本人对中国展开全面进攻，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只不过谁也无法确定，究竟会在哪天爆发罢了。
在那些日子里，中国政坛风云变幻、跌宕起伏，令人琢磨不透。直到后来，大家才逐渐看清楚了。越来越多的人们怀揣着期望，切盼南京政府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行为。
从中国国内来看，由各方势力割据所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必须要予以平定。广东已被南京所控制住了，因此，广州至汉口的铁路线，得以迅速完工。
与广东毗邻的广西省的领导人物如李宗仁和白崇禧，是地方势力中最坚决主张抗日的人士。他们早已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深感不满。而在此时，他们似乎也与南京携手合作了。
5月11日，平津地区的领导人宋哲元将军突然离开北平，回到他的家乡山东省乐陵县，在那里隐居了长达两个月之久。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他试图逃避开巨大的压力。
由于日本阴谋策划在华北地区进行扩张，宋哲元将军面临着不可承受之重。其实，仅就这种巨大压力本身而言，便早已撕下日本对外界声称自己是合理的、克制的那张假面具了。
从中国方面来说，宋哲元将军的被迫隐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显示了南京政府对日本所做出的更强硬的抵御态度；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南京政府对北方那些半自治势力的领导人，已经逐渐增强了掌控。
促成统一战线形成的关键人物，其实是在另外一些方面：蒋介石和延安的领导人之间，显然已经建立起了某种新型的关系。然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仍然是悬念。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经过长达十年之久的残酷内战 （编者 注：指四一二政变到全国抗战前夕的时段）， 眼下是否真能为了阻止日本进犯而捐弃前嫌、求同存异，携手并肩？
如果这种前景果真能够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在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中被东北军将领所逮捕的蒋介石总司令，通过他与周恩来的谈判，已经导致中国内政的巨大转折出现了。
首屈一指的变化，当属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本人所带来的改变。东北军将领的揭竿造反，已被证明是个强有力的举措。这次造反打乱了蒋介石长期以来固步自封的方针策略，迫使他不得不接受在全国上下迅速蔓延的抗战情绪，改变其对日不抵抗却全力以赴肃清共产党的做法。
果真如此吗？1937年春天时，观察家们尚不敢确定。许多迹象都显示出，形势有朝着这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作者注：有关这段转折时期的多棱镜现象，可参考1944年纽约现代图书馆Modern Li brary, New York出版的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第12章。）
但另外一些迹象，则令人感到扑朔迷离，难以断定。因此，人们又觉得，顶多也只能如此这般地做一番猜测罢了。
下列这些表面现象，可以算是足够清晰的一些迹象。
那年的 1 月 6 日，南京方面关闭了国民党设在西安的剿匪司令部。
二月份时，当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控制了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后，也并没有重新对共产党开火。
国民党在 2 月 15 日至 21 日召开其三中全会代表大会时，共产党递交给国民党的倡议书，也被公之于众了。
3月15日，共产党发表的一份长篇宣言，提出了国共双方进行直接谈判的要求。假如两党之间的谈判实际上在此时已经启动了，那么，双方肯定都执行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假如谈判已经在进行之中了，那么，双方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五月底时，我带着这些疑问，抵达了南京。在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党务核心人物陈立夫进行采访时，我的疑问得到了答复。
当然，对陈立夫的访谈，不能算作最理想的资料来源。因为，与其采访他，远不如采访一个曾直接参与了国共谈判的人物为佳。
与陈立夫的沟通颇为艰涩。他在透露信息时，采取了显而易见的防范姿态。在他的心目中，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权是至高无上的。他接连不断地重复强调说，共产党必须要接受此点才行。
够了。只能到此结束了。陈立夫没有给我提供丝毫暗示，国共谈判究竟在朝哪个方向发展。但毫无疑问，至少我已经确信无疑，两党之间的谈判，已在进行之中了。
返回北平后，我迅速整理好行装，准备前往延安的旅行。
此时，旅行的队伍中，已经不仅仅是我与欧文·拉铁摩尔两个人了。菲立浦·贾菲（Philip Jaffe）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Agnes）早就对远东事务兴趣浓厚。这对夫妻正在进行周游世界的环球之旅，最近刚刚抵达中国。当他们听说了我和欧文·拉铁摩尔的计划后，便非常积极地表示，想要加入我们的队伍，一同前往陕北探险。
我的日志是从旅行出发那天才开始记录的。因此，我没有记录下来在行前所做的那些细节策划，也没有记录下来这次旅行是如何由初始的两个人演变成了四个人的。
我记得，埃德加·斯诺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益的建议，并且帮助我们联络了一些人，因为那些人能够协助我们前往延安。
斯诺那时的妻子佩吉·斯诺（Peggy Snow），也叫海伦，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正在延安停留。斯诺曾希望，他的妻子能够跟随我们，一同返回北平。
（作者注：那段时期，尼姆·威尔斯女士在延安采访已经长达五个月之久了。她的作品《红尘》Red Dust记叙了二十四位共产党领袖的自传，是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主要资源。该书 1952 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发行出版。）
我们的旅行路线是从北平搭乘火车，先到太原，再从那里穿越山西省，一路南下，然后渡过黄河，再换乘陇海线火车，抵达西安。
出发之前，曾有人警告我们说，要想在西安获得国民党政府的批准，前往陕北，恐怕是难于上青天之事。因此，究竟如何才能穿越重重封锁线，北上延安，仍然是个悬念。
6月7日那天是星期一。近午时分，我们一行人登上火车，离开了北平。
抵达西安之前的那段路程，整整用去了四天之久。但因为我们选择了绕道太原，所以一路上颇为平静安宁，未遇到任何风险。
从北平出发后，第一次换乘列车，是在石家庄。
星期二的黎明，天色还黑蒙蒙的，我们便坐上了郑太线。在当天下午抵达太原之前，列车一直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间穿行。悬崖峭壁，景色旖旎，令人目不暇给。
二等车厢内，没有多少乘客，整节车厢基本上就是我们这四个人，自然是既舒适又惬意。除了欧文·拉铁摩尔之外，我们其余三人均没有来过这一带，所以就像观光游客那样，对周围的环境，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抵达太原之后，我们在一家酒店里留宿了一夜，得以在旅途中间好好休息了一下。因为在此前及此后，我们都不得不在火车的卧铺上咣当整整一个夜晚，深感疲惫不堪。
星期三那天，火车跨越了山西省大部分地区，逶迤南下。重重叠叠的山峰渐渐隐去，转化为一马平川的开阔原野。铁道两旁闪现出绵延不绝的阡陌良田。
星期四中午，我们就抵达了黄河畔，在潼关渡过了河。最后一段路程，是坐入陇海线上豪华的一等座车厢里，西行五个小时后，于当晚八点钟抵达了西安。
大家下榻的酒店，是西安古城中装修现代、颇为舒适的西安宾馆。然而我们的精神却丝毫不轻松，因为即将面临的，是如何北上延安的巨大压力。
此前一段时间，曾经到访过延安的一些外国人，撰写了一批同情和赞美共产党人的报道，在媒体上发表之后，便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不满。因此，他们下令，封锁了所有前往陕北的关卡。
我们抵达西安，离开火车站时，就体验到了盘查证件时漫长的等候。在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我们的护照再次受到了严格地查验。但这次来对付我们的人，换成了军队中的宪兵。
至少在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眼中，我们这种类型的外国人，如果到了西安，就应该算是抵达旅游终点站了，不应该再继续朝前走。
即便我们能够跨越这层人为设置的障碍，接踵而来的第二个难题——寻找交通工具——其难度也丝毫不亚于前者。
通往延安的路途，可是没有平稳舒适的铁道线，而只有一条长达二百五十英里的黄土路，外加一条又一条泛滥成灾的河流。
困扰着我们的，还有第三个问题。从西安城里一个地下联络员那里，我们得到了一封介绍信，可以随身携带到陕北，呈递给共产党的负责干部。然而，在我们抵达红军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之前，这封介绍信的价值是无法发挥其作用的。
在 6 月 10 日那天，我们就已经抵达了西安。可是，整整一个星期都过去了，我们却仍未寻找到北上延安的任何办法。
最先解决的一道难题，是我们终于找到了交通工具。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们抵达西安之后不久，欧文·拉铁摩尔就邂逅了一个叫艾飞·希尔的年轻人。他是斯堪的纳维亚北欧传教士的后裔，在内蒙古出生长大。这两人颇有点相见恨晚、一拍即合的味道。
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当时的那幕场景。大家围聚在西安宾馆的某间客房里，一瓶接一瓶地喝着啤酒，整整唱了一个通宵。献唱者就是欧文·拉铁摩尔和艾飞·希尔这两位。他们唱的是五花八门的蒙古族民歌。两人似乎意犹未尽，第二天晚上又接着逗笑玩闹，连说带唱。
半酣之时，欧文·拉铁摩尔向艾飞·希尔坦诚相告，吐露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并期望他能够出手相助。
说来也巧，艾飞·希尔当时正好放弃了他在西安城里的汽油销售和汽车修理生意，打算转往上海，寻求新的商机。他所拥有的全部财产中，也包括一辆千疮百孔、浑身毛病的老道奇。至于这辆汽车的出色表现，我们很快就将在旅途中领略一够。
17日那天，在晚餐桌上，欧文·拉铁摩尔和艾飞·希尔两人商谈了那个令人颇为尴尬的话题。如果我们肯出高价，艾飞愿意驾车带领大家前往延安吗？还算好，一番犹豫之后，他最终同意了。
于是，第二天清晨，我们终于出发了。
在西安逗留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也曾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试图解决其他难题，扫除一切拦路虎。譬如说，怎样才能顺利出城呢？因为四面的城门都有卫兵严格把守着。我们能否从北门安然无恙地出城，直奔延安呢？
有人给我们出了一条妙计，让我们假扮为旅游者。但这个计策似乎显得过于简单了点，容易被人一眼识破。所以，连续几天，我们一直都在焦虑不安中反复掂量，踌躇不决。但是，想来想去，却依然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不论是参观历史文物，还是游览自然风光，恐怕从来也没有任何外国游客像我们这几个人那样，对西安城内外的各种古迹，都倾注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吧！
在12日那天，我们参观了孔庙、柏树林 （编 者注：原文为white pine forest，字面意是“白松 林”，但是西安没有叫“白松林”的地方，经查， 西安市有街道叫“柏树林”，位于文昌门内，北 接端履门。柏树林南端西侧是碑林。明正统 年间，西安知府孙仁益拓建此街并在两侧广植 柏树而得名柏树林。而孔庙与碑林在一个地 址，按照作者原文线路故译作“柏树林”。） ，还有位于城西的回教徒的清真大寺，那些地方都非常值得一看。
在其中一个景点，因为里面正在进行装修，结果我们无缘一睹“大唐景教碑”。那块著名的石碑上记述了西方基督徒到访唐朝首都长安时的情景。可惜我们去的时候，那块石碑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了，无法窥其真容。
13 日那天，我们来到终南山脚下，在一个叫做沣峪口的地方，游逛了一整天。我们沿着羊肠小道在密林中漫步，还在一汪清澈见底的泉水中游泳，感到浑身上下焕然一新，极为爽快。
第二日清晨，我们出城去了郊外更远的地方：骊山。据说在那里可以看到杨贵妃留下的石刻痕记。不幸的是，这次旅程在中途被一场暴雨打断了。我们只得重新规划路线，改为到其他地方去游览，以便继续掩盖我们频繁出行的真实目的。
紧接着，天气骤变，连续三日，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我们无法外出游览了，同时也暗自担忧，北上的路途，是否会被暴雨切断。大家只能留在西安宾馆的房间内，转悠来，转悠去，望着阴沉沉的天空，闷闷不乐地发呆。
不过，这期间有两个下午，当雨水暂停、天空稍微放晴的时候，我们便抓紧时机，匆匆溜出了西城门，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一路走了下去，兴致勃勃地探宝寻幽。
在16日那天，我们竟然又发现了一座回教清真寺。可惜道路实在太泥泞难行了，结果我们不得不放弃了初衷，没去寻找传说中的那座喇嘛寺。
星期四那天，太阳终于露脸了，顷刻间乌云四散，天空湛蓝。于是，我们驱车出了城门，先是沿着长长的城墙根漫步，然后又去参观了卧龙寺。这座历史悠久的寺庙兴建于汉朝，眼下已成为佛教的禅宗寺院。在里面修行的僧人，竟多达五百之众。
返回宾馆时，我们故意绕道北边的城门，从那里入城。守门的士兵盘问时，我们就采用几天来同样的说辞：游山逛水去啦！
远远看着北门上高大巍峨的箭楼时，我们禁不住在心里悄悄祈祷，但愿很快就能插上双翅，逃离这座壁垒森严的古城。
当天晚上，欧文·拉铁摩尔与艾飞·希尔便达成了协议，为我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除此之外，我们很快还将发现，同时获得的一件更加珍贵的东西，其实是这位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司机。
我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启程。这辆汽车必须要装满食品、带上足够的燃油才行。城里有个叫乔治·费奇（George Fitch）的人，是本地一家美国汽油公司的雇员。几天来，他也曾陪伴我们游览过一些风景点。此时，他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汽油。
18 日那天是星期五，天色还蒙蒙亮，我们一行就离开宾馆，去了艾飞·希尔那里，在他的住处，重新往汽车里装载行囊，以便躲开宾馆里投向我们的监视的目光。
艾飞在汽车两旁分别绑上了一只汽油桶，每只桶内都灌满了二十加仑汽油。可是，这样一来，看上去就显得超载了，恐怕会引起人怀疑。的确，即便是去离城甚远的华山跑上一趟，这么多的汽油也是绰绰有余啊！然而，我们最终还是压下了心头的忐忑不安，硬着头皮出发了。
到了北门，要出城时，果然遇到了挑战。艾飞操着一口地道的当地口音，对士兵扬言道：“俺们带上行李出城耍去哩！”
他按照中国人的通常做法，掏出了自己的名片，毕恭毕敬地呈递到士兵面前，证明自己是在西安城里做买卖的规矩生意人。此举效果的确不错。士兵挥挥手就放行了。
终于，我们踏上了北上延安的路程。
我在那些天里所做的日记，仅仅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在西安停留期间的粗线条轮廓。
本来我曾十分渴望，假如能用更多浓郁的笔墨，对旅游胜地的风土人情做出生动细腻的描写，或者刻画出晚餐桌上在灯下对酒当歌时，人们所展现的粗犷豪放的欢乐，那该有多好啊！
我甚至也曾希望，能够毫无保留地记录我们所遇到的某些人，例如那个化名为谢荣（Tse Jung）的隐秘人物。他是我们在西安城里的联络者。我们随身携带的介绍信，就是他所提供的。
一旦出了西安北门，就像换了天地，气氛截然不同了。所有的时间地点，我都一一记录下来了，没有漏掉任何细节。大家携带的照相机也都一刻没闲着，不停地拍摄沿途场景，为我那支铅笔记录下来的内容，配上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
下面的文字，是从我的日记中剪辑摘出的。当时我所采用的现在时语态，如今都保留了原状，未做更改。
星期五，六月十八日
出了西安北门，没走多远，道路就分成了两岔。其中的一条路，泥泞不堪，超出想象。路的这端，淹没在一大摊泥水中，面积足有一个小湖那么大。
当地一个开杂货铺的男人告诉艾飞说，通往三原的那条路，就在这摊泥水的尽头处。
因此，我们的汽车像发了疯似的，在这摊泥水中上窜下跳，跌跌撞撞地前行，刚钻出来一个坑，便又陷入了另一个。这大概是个小小的预兆吧，暗示了我们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没完没了的挑战。
那天上午，大家兴致勃勃，士气高涨。即便偶尔陷入了过深的泥水坑中，也还能沉着应战。时不时地，我们就会把车子停下来，让引擎降降温，然后再继续朝前开。
就这样，我们兴高采烈地在路上开了一个多小时。那时谁也没料到，我们需要耗费上整整四天的时间，才能最终看到延安的影子。
抵达草滩（Tsao Tan）渡口时，还不到中午。这是渭河的一条小支流。有人站在路旁，朝我们摆着手大声喊叫：“过不去！”
看着眼前的景象，我们一个个都呆若木鸡了。
这条支流的水，通常是很浅的，裸露的河床几近干枯。平日若想在草滩渡口赤足涉水，可说是易如反掌。但今天这个时刻，从上游汹涌而至的混浊的泥水，竟然达到了一米多深。
河岸两旁，聚集着人群、牛车，还有自行车。但无人胆敢顶着没过胸口深的波涛渡河。开着汽车过河？那更是连想都不敢想。
听说几英里之外的下游还有一个渡口，于是我们便驱车朝那里赶去。但是，河边的道路实在是糟糕透了，车子根本开不过去。无奈，我们只好又掉转车头，返回了草滩。
再次认真打听之下，我们才了解到，即便我们真能把车开到下游那个渡口，也无法过河。因为在那个渡口摆渡的驳船非常小，根本装不下我们这辆汽车。
在草滩渡口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我们搞到了几碗汤面、几杯冷茶，坐在汽车旁，凑合着打发了午餐。
在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那天下午就显得格外漫长难熬了。大家勉强地翻翻书，或者打打桥牌，可谓度日如年。
欧文和艾飞这两个人，除了唱唱民间小调之外，也给大家讲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在中国各地旅行时的各种冒险和奇遇。我则趁此空闲之际，补写漏下的日记。
有那么一阵子，大家的注意力都被一种罕见的景观吸引住了。一架飞机正从我们头顶的天空中嗡嗡飞过。
后来到了延安，我们才得知，那架飞机上坐着的人，恰恰是周恩来。他当时结束了在庐山牯岭蒋介石的避暑别墅里举行的国共会谈，正在返回延安。
天色暗了下来。我们围坐在汽车旁吃晚餐。有煮鸡蛋、饼干、奶酪，外加罐头水果。饭后百无聊赖，大家只能早早入眠。
我们把蚊帐展开来，从车头一直铺到了车尾，把整个车身都罩得严严实实的。
河水滔滔不绝，一直在耳畔哗哗鸣响。就这样，我们在渭河畔度过了第一个难忘的夜晚。
星期六，六月十九日
还不到六点，我就醒了过来。探头朝车窗外张望，只见河面的浪头依旧很高。
大家勉强吃了些罐头食品，只能在无奈中继续等待。手头仅有的几本书，再次成为了力量的源泉。我和欧文还教艾飞学会了玩一种扑克牌游戏，叫作“五百分”。
每隔上一会儿，就会有人下到河边，去查看一番。终于，情形开始好转了。“河水正在迅速下降。”正如艾飞早先预言过的那样。
日近正午时，救星终于在上游出现了。那是一条面积不小的驳船，努力在水中转动着，缓缓靠近了在岸边等待渡河的人群。
船工们测量了我们这辆汽车的大小之后，发现它刚好能够装上这条驳船。于是，我们把较为沉重的物件都从车里搬了出来。艾飞坐在驾驶座上，发动了引擎，沿着两条颤颤巍巍的木头跳板，小心翼翼地把汽车开上了驳船。过河之后，他又驾着汽车飞快地冲出河边的烂泥滩，一直开到了坚实的路面上。
其余的几个人，可谓八仙过河，各显神通。有的仅穿着短裤，独自蹚水过河；有的让别人背在肩头过河；也有的站在马车上，把我们的行囊堆放在车棚顶部，前面用一匹马奋力拉拽，后面几个人使出全身力气推动着，就这样，全体人员都抵达了河对岸。
我们终于迎来了途中第一个胜利。不过，此时已经进入第二天了，我们才完成了区区十英里的路程。尽管如此，我们却认为困难已经结束了，于是又恢复了愉快的心情。
抵达水流清澈的泾河时，没有遇到太多困难。一条靠纤夫拉拽的大驳船把我们与马匹、牛车，还有很多老百姓，一同都运过了河。
但是，前面的道路依旧泥泞不堪，而且继续遇到一条又一条拦路的河流。
汽车并非总是万能的。如果水深在两英尺以下，艾飞还可以驾着汽车穿越河床，直接驰抵对岸。但如果水深达到三英尺以上，恐怕汽车的引擎会熄火，就只能依赖驳船摆渡了。
我们走着走着，引擎忽然发出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原来，是前车灯的电线被风扇的带子缠住后，锁死了发电机。艾飞只不过用力拽了两下，把电线硬生生拉了出来，我们就又能继续赶路了。
接下来的这段路程，总算没遇到什么太大的障碍。六点的时候，太阳在天边西斜了，我们终于驰入了三原县城。两天来，满打满算，一共才走了二十五英里。
是否应该趁热打铁，继续往前奔驰呢？当然应该。于是，啃了几口干粮，对汽车稍微做了些修补，七点钟时，我们在薄暮中再次出发了。下一站，将是三十英里之外的耀州城。
关中平原盛夏的夜晚，田野里万籁俱寂，静谧安详。我们在车中哼起了歌曲，一首接一首地唱。其中最吻合当时心境的，便是《跨越最后一条河》那首歌。
这次我们赌赢了。一路顺畅，安然无恙。晚上十点钟之前，我们就赶到了耀州的城墙脚下。
可是，新的困难却浮现了出来。厚重的城门已经紧紧地关闭上了。守城的军人不肯为我们开门。大家商议了一下之后，决定把西安那个地下联络员“谢荣”所写的介绍信拿出来，权且试试看。但我们心里都没底，不知这封信是否真能管用。
没想到，这薄薄的一张纸还显了神通。城门徐徐开启，放我们进去了。
四下里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但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终于找到了一家小客栈。总算是饱饱地享用了一顿有中式炒菜的热饭。
客栈里供人睡觉的地方，是一铺十分宽敞的大炕。可惜整晚都有臭虫跳蚤肆虐，尽管我们往炕席和被褥上撒了很多驱虫粉，也丝毫不起作用。
第二日清晨，我们在客栈周围转悠了一会儿。从政治方面来看，耀州虽是一座古老的城镇，但显而易见，共产党在此地已产生了足够的影响力。所以，我们掏出来那一纸介绍信，便能够获得卫兵的允许，长驱直入了。
我们在街头看到了几个红军士兵。但更多的士兵却属于杨虎城的旧部。杨将军在1936年12月时参与了西安事变。
有一家店铺里面挂着毛泽东的照片。另外有两家则挂着斯大林的。
星期日，六月二十日
开始重新装车了。车里被行囊塞得满满的。还不到七点，我们就再次上路了。
虽然途中也遇到了一些令人焦急的时刻，但这是北上旅行中最为顺畅的一天。我们已经逐步攀登上了黄土高原。触目可及，皆为光秃秃的沟壑与山峦。
快到中午时，道路两旁的山峰越来越高了，但也出现了不少低矮的灌木丛，为高原增添了一些青绿的色彩，看上去赏心悦目多了。
在一个叫“中堡”（Chungpu）的村子，我们停下车来，坐在路旁吃了午饭。大家心中都很愉快，因为在六个小时之内，我们竟然把八十英里的路程一股脑甩在了身后。
可惜，从这天下午开始，好运气便离开我们，不辞而别了。
汽车在黄土高原上盘旋，翻过来，绕过去，忽上忽下，一会儿在沟底，一会儿在崖畔。
最后，造成麻烦的，再度是河流。我们每次沿着山路冲出山口时，就不得不跨越一次洛河。
第一次过洛河时，颇为顺利，仅仅花了五角钱，驳船就把我们运过去了。不过，汽车轮子碾过跷跷板上船的时候，因为颤抖得太厉害，还是着实让人捏了把汗。
据传，洛河上游降了一场暴雨。结果，在我们第二次跨越洛河时，就赶上了麻烦。
河上的木桥已经被滔滔巨浪冲塌了。大水淹没了两岸。好在水还不太深，尚未超过两英尺的极限，汽车还能试着开过河去。于是，我们卸下了车中的行囊，背在身上，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
汽车在河水中还算顺利，岂知快到岸边时，却被山崖上滑落下来的大片淤泥阻住了，深陷泥潭，无法动弹。
我们绑上了绳索，拼命拉拽，还有很多人也一起帮着推，却都无济于事。最后，我们套上了一头公牛。它的力气确实比人大得多，总算把汽车拉出了泥潭。
接着在黄土高原上奔驰时，我们经历了这一天里最后的一场惊吓。
山顶上的一条道路遭遇了塌方，道路两旁的土层都滑脱了，仅留下一条十分狭窄的路面，瞧着就让人心生恐惧。
于是，大家都下了车，睁大眼睛，屏住呼吸，盯着胆大心细、遇事不慌的艾飞，一寸一寸地，把汽车挪过了那段命悬一线的路面。
傍晚六点半时，我们抵达了一个村庄：交道镇（Chiaotao-chen）。这里有红军骑兵在防守。听说，前面的路段也受到了山洪的影响。于是，我们决定不再冒险犯难，就在镇上过夜。
这一天的收获实在不小，结结实实地赶了一百二十英里的路程。估计下一站就能直抵延安城了。
在哪里躺下睡觉呢？大家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就在城门楼上面士兵们值班守夜的哨所里度过这个夜晚。
我们把自己的被褥拿出来，铺在房间里那张土炕上时，最为提心吊胆的，莫过于沾染上跳蚤虱子这类东西了。
但那晚的饭食堪称不错。桌上摆了好几碟中式炒菜。还拥上来了一大群老百姓，围在旁边，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那晚在炕上躺下来之前，我抓紧时间补记了日志。
星期一，六月二十一日
清晨五点半时，大家就都爬起来了。匆匆往肚子里灌下几杯热茶，便立即动身了。
但是，这天的行程，从一开始就颇为不顺，挑战频频，险象环生。结果，都到半下午了，一共才走了四十英里，仅仅赶到了甘泉。
黄土路上横着一道又一道既宽又深的沟。跨越这些沟壑的难度，丝毫不逊于渡河时的艰辛。
在一座陡峭的悬崖边的土路上，汽车险些就要翻倒，落入深不见底的沟壑里。
有一次，车轮陷入了烂泥中，轮子空转了半天，汽车却纹丝不动。直到我们找了很多人来，才齐心合力，把车子拽了出来。
紧接着，便需再次渡过涨水的洛河。因为水流太深，实在不敢过，我们只好绕道，去了另外一个水浅的地点渡河。
汽车在河床里还算顺当。但是上到对岸，却陷入了泥沼。好不容易挣扎出来后，却立即又陷入了一个更深的泥沼，最后，车子干脆瘫在了悬崖下边，不再动弹了。
过了不知道多久，才有一群红军战士赶来，好歹帮忙把汽车拽了出来。
进入一个小村庄后，我们才坐下来，喘了口气。喝了点小米粥，吃了些煮鸡蛋，草草打发了早饭。
正午时分，再次动身出发后，却遇上了这一天最糟糕的场面。
这回出事的，是那辆汽车。恐怕它也是受够了折磨，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卖力了。
当我们穿越了一条大沟，往高处攀爬时，汽车的引擎突然开始噼里啪啦地乱响起来。艾飞惯用的那套安抚手段，此刻却都失灵了。汽车勉强朝前爬动了几米远，便再也不肯挪窝了。
艾飞检查了火花塞，发现它们看上去都没什么问题。输油线不给油，结果艾飞把油线给吹爆裂了。就这样子凑合着，汽车又往前开了短短一段距离，便再次咽气熄火了。
此刻已是十一点了。大家决定，干脆别着急了，就地休息一下也好。
就这样，我们在半山腰上耽搁了整整三个小时。艾飞独自一人围着那辆汽车，前前后后地折腾。我在笔记本上又补充了一些信息。除此之外，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无所事事，只能耐着性子，站在一旁观看、等待。
四周都是荒山野岭，无处可以购买汽车零件。但艾飞却展示了一位机械师的神通广大。只见他先把启动汽化器取下来，拆开擦洗干净了，接着又摆弄点火器，琢磨了好大一会儿。再接着，他又回过头来，继续对付启动汽化器，最后又整理了节流气阀。
经过这么上上下下、翻来覆去地折腾，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又能前进了。赖有艾飞的妙手回春，引擎虽仍不够完美，但已经能勉强上路，不敢多求了。
又磨蹭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才抵达了这天的第一个目的地：甘泉。
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里，我们找到了一家干净整洁的饭馆，美美地享用了一顿午餐。
艾飞也在城里买到了一套新的火花塞。当他往车上安装了火花塞，引擎轻轻地发出欢唱时，身旁围拢了一群人，聚精会神地瞧新鲜。
接近四点的时候，我们离开甘泉，踏上了最后一段旅程，朝着三十英里之外的延安城进发。
终于一路顺畅，再无任何障碍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便抵达了延安的城门下。站岗的卫兵草草地查验了我们的介绍信后，就挥手放行了。
显然，我们要来访的消息，早已提前传递到这里了。于是，街头便出现了一幅动人的景象。
贾菲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与佩吉·斯诺不期而遇。佩吉起初愣了一下，竟没认出来贾菲是谁，但紧接着，她就突然一把搂住了艾格尼丝，与她热烈拥抱起来。
佩吉把我们一行人带到了交际处 （编者 注：原作写为“外交部”，应为“交际处”。） 所在之处。贾菲夫妇二人分配到了一间屋子，里面有一铺炕。我们其余三人则合住在另外一间。
大家马上打来了水洗澡，里里外外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这是我们离开西安后第一次有机会清洗自己。过去几天来的噩梦，顷刻间便甩在了九霄云外。
接下来，最开心的事，是享受了一顿十分丰盛的晚餐。食堂炒了好几盘菜犒劳我们。
对我们几个人的欢迎，完全是毫无准备的即兴方式。人来人往的，颇为热闹。大家都无拘无束，随意地聚在一起，嘻嘻哈哈闲扯。来看望我们的人，几乎个个都能说英语。他们彬彬有礼地打听，我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抵达这里的。
当然，面对这些翻过雪山、跨过草地、从长征中活过来的老革命家们，我们在路上的那点经历，就实在是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琐事了。因此，我们都没有啰嗦，向他们详述途中遇到的那些波折。
毛泽东很早就来到了这里。他和另外几个人一样，一直待到最后一刻才离开。显然，他十分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另外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是董必武。他曾是孙中山的老朋友。眼下，董必武正在致力于组建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
丁玲是位革命诗人和小说家。不久前，她从国民党的监狱中逃脱出来，辗转来到了延安。她和艾格尼丝、佩吉这两位美国女人一起，围绕着女权主义的话题，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
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刚刚停止不久。大家闲聊的主要话题之一，便围绕着如何对待被国民党政府关押在监狱里的那些政治犯。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学生部顾问张先生（Y. H. Chang）说，这个问题需要给予特别关注。该组织的七位领导人至今仍被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不过，如今他们获释，应该是大有希望了。因为他们“在时机不成熟时过早展开”的抗日斗争，目前正在转变为国家政策，那就不能再算违法活动了。
（作者注：这七位领导人遭到关押整整八个月之久。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后，7月31日那天，他们终于获得了释放。七君子的其中之一人会见了蒋介石，向他表达了大家的决心，一定要帮助政府抵抗日本侵略。政府随之取消了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传播的抗日歌曲所下达的禁令，并允许在电台中播放那些激励人心的音乐。）
没过多久，大家的闲谈就转入了一场即兴表演。从门外进来了几个红小鬼，为大家演唱了红军歌曲。在众人的请求下，艾飞放开歌喉，高唱了几曲他最拿手的蒙古族民歌，一下子就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住了。
但这还不够。我们每个人都被要求参加表演。哦，美国人在这种场合，通常都会唱哪类歌曲呢？真叫我费神。埃德加·斯诺在此前来陕北时，也曾遇到过同样的尴尬场面。但是，谁也推辞不掉中国人的热情好客。
我的记忆中浮现出多年前曾经演唱过的一首歌曲《我的肯塔基故乡》，唱完之后，又唱了一首《跨越最后一条河》，才算交了差。
对我们的欢迎仪式，一直持续到夜深人静方才结束。延安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我们对所遇到的一切，都毫无精神准备。一种异乎寻常的轻松甚至是欢乐的气氛，充溢着整个夜晚。这种气氛所留给我们的感受，是难以言传的，而只能去体验。它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并从此伴随着我们，日益增长。
第一个夜晚，就这样在愉快之中度过了。
送走了所有客人后，大家回到各自的房间里安歇。我独自一人，花了一个小时的工夫，准备采访时将要提出的问题。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接下来的三个白天，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没有留下一点空闲时间。后面的两个晚上，也与第一晚同样，所有的活动都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才结束。凡是我们醒着的每一分钟，几乎都有应接不暇的事情等着要做。
鉴于此，我匆匆记下来的这些文字，读起来就更像是目录和摘要了，而非有血有肉、生动详细的描述。幸好还有照相机作为补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资料。
对共产党领导人的采访，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因此占用的时间最多。
延安的景色，与那里的人们一样，也处处令人兴奋、激动。这里有高大的城墙、潺潺的河流、庄严的佛塔、热闹的街道，经常可见到放声高歌、列队而过的红军队伍。
我脑中不停地翻腾着一个念头：这里，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心脏。
在我们到来之前，鲜少有外国人涉足过这片土地。当然，埃德加·斯诺算得上是妇孺皆知的外国人了。他来过陕北之后，已经为报纸和杂志撰写了一系列新闻报道。但是，那部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此刻尚在撰写的过程之中。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都十分慷慨地奉献出了自己的宝贵时间。我们的到来，可说是正逢其时。除了在据此颇为遥远的中国南方某些地方还有一些零星的战斗之外，国共之间基本上已经消除了战火硝烟。
统一战线的谈判，进展得十分顺利。在抗日战争正式打响之前的这个月里，不论在延安还是在中国其他地方，到处都蕴含着一种寻求政治上安宁、平静的气氛。
星期二，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在延安的第一个早晨，访问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主要机构。
在途中，我们的照相机抓拍到了一支正在行进中的红军队伍。
进入抗大之后，便再次遇到了一个惊喜。朱德正在那里给一个班的学员们做报告。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位红军司令员。他体魄强壮结实、五官轮廓鲜明，与我们心目中的想象十分吻合。
看到我们，朱德很快就中断了他的讲话，来到大门口，与我们一一握手，并配合我们的要求，与大家合影留念。其中一张他单独拍摄的照片，可以算得上一幅绝佳的肖像，展现出他在四十九岁的年纪上，依旧神采奕奕、充满活力。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已经与好几位抗大的学员和教师进行了交流。他们的精神面貌和高昂的士气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身旁那些空旷简陋的宿舍和课堂，形成了反差巨大的鲜明对照。
看着眼前的这些人，还有他们的生活环境，我突然生出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些人正在全力以赴地准备着，一旦抗日战争打响之后，他们将立即承担起延安的突击队重任。
我们失去了和抗大校长林彪见面的机会。他在骑马时不小心跌落，严重骨折，正在养伤。
对毛泽东的采访，花去了很长的时间。但这是我们的重头戏，所以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
毛泽东在他那间简朴至极的窑洞式书房里会见了我们。那个时候，他所居住的地方就在延安城的山坡上边，来去十分方便，而不是后来因为轰炸而被迫分散到周边地区的那排窑洞。
毛泽东的书房不大，我们几个人，再加上翻译，就挤满了整个空间。
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延安那种无拘无束、亲切随意的气氛了。在毛泽东这里停留时，又额外增加了喝茶聊天的乐趣。一切都像是不紧不慢的，但一切又都是严肃认真的，没浪费一分一秒的时光。
毛泽东不失时机，立刻就开始了谈话，并始终对谈话起着主导作用。但他自始至终都注意着，让这次采访以问答的方式来进行。他每说上几句话就会停顿下来，让那位出色的英文翻译转换成英语。这样也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做完整的笔记。
毫无疑问，在国共两党最近所讨论的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毛泽东肯定反复多次地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提案和争议。然而，考虑到他此刻是在一个非官方的场合，几乎就像是在和普通人闲聊那样，所以，这种采访形式本身，就为我提供了一次绝佳的观察机会，足以见证毛泽东清晰的头脑和知性力量。
如今回首往事，记得 1937 年的秋天，当我离开延安，回到北平后，第一次着手整理我的笔记时，那时就感到，如果有朝一日我打算把这些采访时记录的段落编辑成书出版的话，甚至根本用不着做任何修改，就完全可以发表。
毛泽东那年四十三岁了，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不知为何，他的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得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
更出人意料的是，他会在每次采访开始时，突然间抛出来一串连珠妙语，既生动又幽默。虽然我没能记录下来，但岁月如梭，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谈笑风生、潇洒自如，却依然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鲜明如初。
这个下午的采访开始时，毛泽东让我们每个人先各自介绍一下所从事的工作。当我们中的一人提到，菲立浦·贾菲先生是经营圣诞卡的批发商时，毛泽东便脱口而出道：“上帝保佑你的圣诞卡生意兴隆啊！”
那天的晚饭，是在朱德家里吃的。他的住处，比毛泽东的略微宽敞，布置得也稍微像样些。一同就餐的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还有其他人。
吃完饭后，大家一面等候去剧院看演出，一面在晚霞映照的院落里参观浏览。
夜幕下垂之后，我们大家一起走到了剧院。那是一座高大的房屋，外表就像美国农庄里常见的谷仓一样。里面摆放着能坐几百个人的长条板凳，还有一座不小的舞台。
表演的节目丰富多彩，有一半是戏剧，另外一半是五花八门的各种艺术形式。被当地人称为“红小鬼”的少先队队员们表演了几个活报剧。还有在中国竹笛伴奏下翩翩起舞的芭蕾选段。也有高尔基的话剧《母亲》的选场。但是，大部分话剧的内容都反映出当地的特色。通常都是独幕话剧，也一律都会传达出某种信念。有的是与社会相关的，例如破除封建迷信旧习俗、提倡锻炼身体讲卫生。也有的携带着政治色彩，例如反对日本侵略、提倡民主选举和全国结成统一战线等等。
毛泽东、朱德、博古和我们几个人坐在一处。大家和全场观众一样，对每个节目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那天晚上还有一个观众：张国焘。我们是在演出结束后，在舞台后面遇到他的。
这个人物的经历，说明了中国人和俄国人在政治方面的不同特点。张国焘因为反对在统一战线上对革命原则做出妥协让步，因此，那段时间他在延安颇不得志。但至少当时就我们所看到的情形而言，他的行动并没有受到什么限制。 （编者注：原作评价。与历史史实有 出入。）
1938 年，张国焘被开除出党后，他悄悄地离开延安，去了汉口。他在那里曾短期与其他一些党内异见人士合作，但后来又转赴香港和美国了。 （编者注：此作者记述与史实不符。实 际情况为：1938年4月，时任陕甘宁边区主席张 国焘利用祭黄帝陵机会离开延安，在国民党胡 宗南部协助下逃至武汉，并书面声明脱党，之 后中共中央作出开除其党籍的决定。）
（作者注：张国焘与共产党的分裂需要追溯到很久之前。毛泽东和张国焘早年曾经是朋友。他们均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物，并曾在某些时刻争夺过革命的领导权。在长征途中的某个关键时刻，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曾导致共产党的前途岌岌可危。张国焘没有参加在贵州遵义召开的那次会议。而毛泽东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后来，在四川时，张国焘拒绝让他的部队与毛泽东的部队一起去陕北。此举曾经造成红军内部险些分裂的危机。然而，事情后来的发展，迫使张国焘改变了自己的主张。最后，对他这种分裂行为所进行的批评卓有成效，两方面的红军部队才终于在 1936 年秋天在甘肃会合了。）
毋庸置疑，在我们对毛泽东的采访中，谈到他与张国焘的分歧意见时，毛泽东曾数次提到托洛茨基分子。
今天，毛泽东对自己的著名观点做出了新的阐释，“反对帝国主义也需要讲策略”。这一观点一经提出，便立即引发了党内更多的争论。其结果是导致林彪取代了张国焘的地位。 （编者注：作者个人观点。）
星期三，六月二十三日
昨天在剧院观看了文艺表演之后，拖到很晚，大家才上床休息。所以，今天吃早饭时，众人姗姗来迟，耽误了点时间，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醒来时，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致使延安街道上泥泞难行。大家不由自主地开始担忧起来，回程的路况，将会遇到哪些考验呢？
上午十点钟前后，我们来到了朱德那里，对他进行访谈。这是我们此行的第二个重要采访。他那种开朗、亲切的性格总是让人感到快乐。和他见过这么几面之后，我们大家差不多都生出来一种愿望，很想以他为良师益友。
朱德年轻时曾在欧洲留学数年，主要是在德国居住。但他好像丝毫没受到欧风的熏染。我们为他所拍摄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他的面孔，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一张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脸庞。他的言谈话语通常也是简明扼要、直截了当、清清楚楚的。这对做笔记的人来说，实在是个福气。
在朱德的住处，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徐向前。当我们的采访接近尾声时，徐向前迈入了朱德的房间。
他们俩其实都是军事家，所谈之事也都是军务方面的。但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这些军事家轻而易举地就偏离了他们的本行，转到政治问题上来了。而且，政治竟然也成为了他们的工作重心。
因为欧文·拉铁摩尔提到了有关新疆的某些问题，于是，朱德和徐向前便取出来一张很大的中国西部地图，与我们进行探讨。当然，所涉及的那些问题，也都是与政治息息相关的。
虽然红军在眼下没有进行任何战斗，但红军的存在，仍然可以为毛泽东的名言增添上一条诠释。对于 1937 年延安的领导人们来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这句话实乃至理名言。
那天下午，我们的采访对象是博古。他当时的头衔是“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
我们和博古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土地政策、民主选举等方面的措施。这些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将会成为中国内战时期对社会进行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在政治领域里，中国共产党所呼吁建立的统一战线中的条款之一，也包括通过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的号召。在共产党这方面来看，当时的民主选举方式，正在陕甘宁边区得以落实。
过去近十年期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那些中央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在眼下，陕甘宁边区正在用民主选举的政府来代替过去的苏维埃政权。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了华北的大片领土，并逐步在那些地方建立了很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政权。
在经济方面，延安在国共统一战线的谈判中，竭力倡导推行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提出了温和的农业改良政策建议。当然，这一点其实也符合国民党在冠冕堂皇地耍嘴皮子时的主张。
1937年6月时，在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些新地盘里，崭新的农业政策已经完全得以实施。这些新政策取代了没收地主土地的革命性政策，变为强制推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地主们如果愿意遵守规定，那就欢迎他们也加入到抗日斗争的阵营中来。
博古的谈话清楚地阐明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从广义上来看，追求的是社会进步的民主共和制。共产党正是以此来作为他们对抗日战争的鼎力支持的。
共产党这些主张如果要想获取成功，就需要与蒋介石政府进行合作。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那些地区，蒋介石既没有实行过民主选举，也没有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勒索行为采取过任何限制措施。
欧文·拉铁摩尔独自一人留了下来，与博古进一步深入交谈，以便了解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少数民族政策。其余的人则随我一道去了毛泽东那里，对他进行第二次采访。
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表了极为坦率真诚的看法。毛泽东认为，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必要的，也是必将会发生的。
这天晚上，是我们唯一一次在自己的住所里用晚餐。晚餐之后，我们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谈话。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
周恩来正在处理国共统一战线方面的谈判。这要占用他相当大的精力。因此，我们和他碰面的机会，远远少于其他领导人。
他留着胡须，是个干净利落、衣冠整洁的人。普普通通的红军军装穿在他身上，却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风采来。从表面上看去，他像个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他却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个老牌共产党员。在他从事地下工作的那些岁月里，曾多次虎口脱险，与死神擦肩而过。
他也参加过艰苦卓绝的长征。但从他的气质来看，与青年时代在欧洲留学的那段经历，倒是颇为吻合的。
周恩来说，他愿意用英文进行采访，因为他需要练习。我们用英文开始了交谈。但很快就还是转为中文了。
直到此刻，我们才了解到，几天前，我们在渭河畔草滩渡口看到的那架飞机，原来是蒋介石的私人飞机。当时，这架飞机正在护送周恩来从庐山牯岭返回延安。
这天夜里，提到国共统一战线谈判中的原则性问题时，那些一直对外界隐瞒着的谜团，在顷刻间就云开雾散了。
周恩来十分乐意、也非常迫切地想要向我们提供事实，就连那些国共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的一些微妙的细节，他也毫无顾忌地和盘托出，摆在了我们面前。
从另一方面考虑，假如蒋介石想要对谈判的内容进行保密的话，他也有充足的理由那样做。哪怕只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内部右翼分子的反对，他也必需保密才行。
至于日本人，则可以肯定地说，那个阶段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无巨细，没有什么是能够瞒得过日本人眼睛的。
尽管在此之前，通过对其他几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访谈，我已了解到了不少关于国共统一战线谈判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周恩来所提供给我们的有关谈判中的那些细节，还是足以令我们感到惊讶。
这是我们第一次完全了解到，谈判在当时已经进展到十分深入的程度了，而且，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国共双方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了。
星期四，六月二十四日
这是我们在延安的最后一天了。
那天早上，我们经历了来到延安之后最为紧张的一场考验：面对一大群人作讲演。
会议的组织者是红军队伍里的指挥员。听众则是正在参加培训的军人。朱德亲自担任会议主持人。
这次露天讲演的场景气势宏大、蔚为壮观。在一块十分宽敞的平地上，聚集了数百名身穿军装的人们。他们多数席地而坐，少数人坐在长条板凳上。最前面，摆放着一张普普通通的木头桌子，供讲演者使用。延安那座著名的宝塔，就在不远处的山顶上俯瞰着我们。
在讲演的过程中，我们时不时地就会停顿下来，以便我们的讲话被翻译成中文。首先发言的是菲立浦·贾菲，然后是我，最后一个是欧文·拉铁摩尔。
我的笔记中没有留下来当时我所说过的话。事后竟然也丝毫回忆不起来了。迄今为止，我仅能记得其中一个微小的细节，而那个细节却恰恰证明了，人的大脑是如何运转的。
在我的讲演中，那位中国翻译所使用的一个中文词汇“中间”，强烈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结果，那个词汇萦绕在我的脑中，令我终生难以忘却。就因为有这么一个微小的线索，我才能在事后逐渐回忆起来，当时在讲演时，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延安，我们是站在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的中心。”
对红军部队的讲演活动结束后，我们回到自己的下榻之处，轻松愉快地享用了一顿中式午餐。
这天下午，欧文·拉铁摩尔花费了不少时间，与延安的一些少数民族人士聊天。他们中有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多个不同的民族。
我们其余几人则跟随着朱德，去中共中央党校参观。陪同我们的是党校的校长罗迈，也就是李维汉。我们参观了那里的教室和宿舍，发现其陈设和装备都极其简陋匮乏。学校里可供阅读的书籍少得可怜，也没有任何教学设备。
这所学校设立在一所天主教会的旧教堂里面。显然，这样的安排，双方都可以接受。我们了解到，统一战线的条款中也包括了对宗教采取的政策。所有的宗教机构都将享有自由。这与共产党在江西和福建以及其他苏维埃地区时所采取的宗教政策，已经是截然不同了。
中国共产党与延安那一带的天主教传教士之间的关系，似乎颇为融洽、友好。从国外邮寄到延安、给共产党的书刊，可以寄到下面的地址：中国陕西肤施（延安旧称）天主教堂。
从党校回来后，我们又去参观了延安的汽车学校。在那里供作展览之用的，是一辆福特牌轿车。不过，这所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修理红军部队的那些大卡车。
几天来，还有个小插曲，与我们每个人都休戚相关。
毛泽东一直在百般劝说，试图让艾飞·希尔留下来，让他负责管理延安的那一堆汽车。但是，艾飞一直不愿意，没有同意。
我们这伙人都心存愧疚，因为我们没能为毛泽东的麾下增添一名身怀绝技的新兵。不过，考虑到回程时将要面临的种种艰难险阻，我们又全都偷偷地松了口气，暗自庆幸。
下午的参观活动结束后，我们在延安的任务就算大功告成了。
行囊都整理好了，全部塞入我们最珍惜的那辆汽车之中。在车子两旁，依然灌满了足够的汽油。衷心希望我们能平安顺利地返回西安城。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有博古都来了，为我们送行。大家互相交换着美好的祝愿，然后就挥手告别了。
空气中，依然洋溢着那种无拘无束、轻松随意的气氛，一切都没有改变。然而，此时此刻，那种气氛却更深地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扉。
告别的时刻，仓促且短暂。我们踏上归程时，也是随随便便的。在延安的这几天，实在是过于繁忙了。无论是走马观花，目不暇给，还是深入思考每件事物的意义所在，都在我们脑中刻下了太多的印痕，来不及一一消化。
但是，我坚定地相信，对这次访问的反馈和思考，终将有一天，会重新浮出水面。
我们在往返延安的十天路程中，有机会对共产党控制下的大片区域投去了匆匆一瞥。但这些印象都短促匆忙，稍纵即逝，根本无法与埃德加·斯诺当初的做法相提并论。在1936年时，斯诺曾对这一带进行过相当广泛深入的采访。
这种差距，通过我们对博古的访谈，算是得到了一点弥补。因为博古当时是陕甘宁边区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我把对他的访谈按照主题划分成了三个部分。我也保留了他当时所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口吻。
在 1937 年春天所制定的这些统一战线的条文中，关于政策实施的那些细节，极为有用。
陕甘宁边区在许多方面与我们以前的苏维埃地区很相似。这些地区往往都是建立在几个省的交界处。另外，它们都处于交通不便的深山区。
但我们今天所在的边区，与以前的中央苏区又有一个不同之处。陕甘宁是最贫困的地方，远远不如物产富饶的江西根据地。
这里人烟稀少，人口仅有一百四十万。经济来源几乎全部依赖在山沟里一小片一小片零星种植的农作物，另外还有在高山悬崖上开垦出来的梯田，作为补充。在陕北的延长县那一带虽然有油田和煤矿，但是产量不高。如果能有更好的技术，肯定会提高产量的。
（作者注：博古对当地贫瘠状况的评价，在当时来说，是令人吃惊的。1949 年之后，华北的矿产资源，包括蕴藏丰富的油田，都得到了开发和迅速增长。）
我们是从 1935 年到 1937 年之间，零敲碎打地啃下来陕甘宁边区的。但在此之前，已经有共产党的小股部队在一些地方活动了。
在陕西省，我们首先占领的地方是北部地区。刘志丹的部队在1935年10月就占领了瓦窑堡。1936 年春天，红军占领了保安之后，那里就成为边区的第一个首府了。
（作者注：埃德加·斯诺1936年就是在保安采访了共产党领导人的。）
那个时候，延安还是国民党部队驻守的地方。我们围攻了延安大约十八个月之久。直到西安事变之后，延安城里的国民党部队才撤离了。于是，我们在1937年初就进入了这座城市。
与此同时，我们的部队也打到了延安的南边，占领了三原和耀州那一带。另外，1936 年秋天，抵达甘肃的红军长征部队也使甘肃和宁夏的一部分地区纳入了我们的边区。
在我们来到陕北之前，这里的土地制度完全是由地主们掌控的。土地本身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为陕北人烟稀少，土地面积相对来说是很宽裕的。但是，最好的耕地基本上都被地主霸占了。
地租太高、利息太高，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从很多方面来看，地主就是高利贷盘剥者。他们放债、开当铺、对耕牛和农具都要收取租金，月息甚至高达百分之十。
如果想帮助农民摆脱被剥削压迫的境况，同时又不采取把田地分给农民的那种做法，那么，在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都是极为困难的。
1930 年的时候，延安遭受了严重的饥荒。结果造成了更多的土地被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地主们占有的土地，大多是河边那些容易浇灌的良田。山坡上的土地十分贫瘠，基本上没人愿意要。如果有谁想要的话，他可以把整座山头都占为己有。
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边区占领了一些地方之后，就会没收地主的田产，分配给贫困农民。农民们就会组织起来，成立起民兵队伍，保护分给他们的家园，与过去由地主豢养的民团做斗争。
分田分地的做法，是以村庄为单位来进行的。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田产，要由村民们决定后，重新分配给贫农和中农。分配完之后，农民会拥有这些土地的私有财产权，但是有一点例外。一般说来，每个村庄都会留下来百分之五的田产，作为公田，由大家集体耕种。公田里的收成，会用于办学校、修路、架桥，以及其他为村民服务的活动。
这种民主革命性质的土地政策，没收了大地主的田产，进行重新分配，但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就停止了。从那以后，在所有共产党新占领的地区，我们都采取了统一战线所规定的土地政策。
（作者注：这一政策在陕西省南部除外。因为在陕南，那些共产党新占领的地区面积都较小。在抗日战争期间，那些地区才开始逐渐扩大。但在华北建立的大部分游击根据地，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都得到了贯彻实施。）
这样一来，就不再会没收田产并进行重新分配了。但是，地主们必须要严格遵守一些特殊规定。地租都被降低了，最多不能超过三成。以前的地租常常会高达五成之多。农民有权利和地主协商租金的比例，只要不超过最高界限就可以。高利贷盘剥是绝对禁止的。利息最高不能超过月息百分之二。另外，在城镇里的房屋租金原来非常高，现在也都降低下来了。
如果人们能够看到中国农民所遭受的地主的残酷剥削，那我们就用不着为没收土地重新分配这种革命政策进行辩解了。当然，今天我们已经采取了新政策。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我们希望也能争取到地主们的支持，而不是与他们为敌，和他们对立。
目前看来，我们陕甘宁边区这些地主的情况，并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那种状态。当初我们把他们的田产分掉时，不少地主已经逃走了。有些比较小的地主没有逃走，留了下来，因此他们也和农民一样，分到了一些土地。
在我们近期新占领的一些地区，那里也有地主，但我们没有再采取分田分地的政策，而只是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
还有一些人，他们自己动手，开荒种地。他们的财产权利，当然都是得到承认的。
在目前形成的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中，地主也是有他们的位置的。当然，那种位置绝不能是剥削农民的位置。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的经验告诉了我们，即便是地主，也能参加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我们感到，减租减息甚至分田分地，其实也无法保障农民的生计。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帮助，尤其是眼下，特别是在这个经济状况十分糟糕的地方。
去年冬天，我们这里的情形是极其严峻的。国民党驻军从这里撤退的时候，在陕北搞了许多破坏。边区的主要城镇都被他们炸成了废墟。
在1935 年和 1936 年时，我们的军队供需十分紧张。那时我们曾经采取过一些应急措施。最主要的是通过征税的办法。但是那种做法对农民来说，与交租金和付利息一样，都是难以承受的沉重负荷。
1936 年时，我们把所有的税务都免除掉了。现在是 1937 年，因为军事活动已经结束了，我们就没有征收任何新的税赋。
除了农田里的收成之外，陕甘宁边区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够成为征税的资源。唯一的例外是陕北的盐池。盐池的产量很高。我们对这个地方征收的盐税，只是国民党过去征收的五分之一。但我们把收益的一半以上都转交给了北边的蒙古族人。
（作者注：这种税收安排，也许只是过渡性的。因为博古在后面提到，盐池也被转交到蒙古人手中了。）
正如你所暗示的，我们的财政收入确实不多，但我们的行政支出也很少。边区几乎没有什么政府官员，即便有，他们的薪水也非常低。
此外，南京政府眼下为我们在编的正规军队提供了大部分的军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军队是属于自给自足的。有些部队还负责耕种村里预留出来的公田。
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帮助农民的措施。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项目。在那些由于受灾而颗粒无收、陷入饥荒困境的村庄，我们会直接发放救济款。今年我们发放的救济款就达到了六万元，主要用于从山西省购买粮食。
（作者注：这些数字是中国货币，远远低于美元的价值。）
我们也敦促国民党的赈灾委员会，让他们给陕甘宁边区的受灾农民提供援助。他们答应了，但迄今为止，一共才给了九千元。受灾的六个县份，每个县仅仅分到了一千五百元。
总的来说，我们想方设法，才避免了严重饥荒的出现。在周边的国民党统治区，那里仍然是地主们掌握政权，压榨和腐败的现象十分猖獗，情况比我们这里要糟糕得多。
我们也在关注如何提高农田的效率和产量，考虑如何解决农民更基本、更长远的需求。
边区政府为农民所提供的帮助，也包括修整农田和建立互助组。去年，我们给这些互助组提供了十万元，供他们购买犁头、种子、耕牛，还有其他农具。今年，我们已经拨出了同样数目的经费，用于上述各项开支。
在陕甘宁边区帮助农民建立互助组的工作，在近期已经初见成效了。到目前为止，这些互助组的形式，还仅仅是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帮忙”，而非按照各自拥有的农田比例，进行收入分配上的计算。
这是属于消费者的互助组。眼下有十万农民加入到了这种互助组之中。另外还有劳动力互助组。他们会在农忙季节帮助各家各户，从事播种和收割的任务。
据说在小手工业者的行当里，也开始出现了生产互助组的形式，例如铁匠和木匠，还有妇女们从事的纺线织布等行业。
我们对国内少数民族最基本的政策，就是强调他们拥有自决权这一原则。凡是涉及与他们直接相关的事务时，少数民族必须应当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在这方面，有不少切实可行的例子。
第一个要求，是在政治上拥有自决权。在以蒙古族、回族，还有其他民族占主要人口的那些地区，他们本民族必须采取自治。在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很可观的地方，则必须组成能够代表他们的委员会。
第二个要求，是享有宗教自由。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活动，不应加以任何限制。例如在对待回民的问题上，就涉及清真寺、阿訇，还有去麦加朝拜等等活动。
少数民族也必须享有语言上的自由。绝不应限制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他们的印刷出版物上，均应如此。在这方面，少数民族还应当获得政府在财政上的资助。
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他们的文化水平都应该得到提高。
最后，在税收领域里，也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国民党施加给少数民族的各种税赋，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下的，都必须取消，然后建立起新的适宜的税收制度。
（作者注：博古所谈的这些问题是特别针对陕甘宁边区的。因为边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紧邻中国蒙古族和回族人的主要居住区。）
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必须改善和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这些将要采取的措施，本质上都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针对当前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来说，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更加特殊的方面了。在抗日斗争中，所有的民族都应当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对少数民族来说，今天的抗日斗争是延伸到中国边境之外的斗争。其实，当时蒙古人已经受到了日本人的威胁。我们必须要组织起一个包括所有的蒙古人、突厥人在内的国际统一战线。
当然，你所提到的那些看法是正确的。由于德王（Prince Te Wang）纵容了日本在内蒙古的那些嚣张行为，所以才引起了蒙古族的分裂。从很大程度上来看，这是南京方面错误的政治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后果。
蒙古人民必须选择自己的官员，而不应当由南京来指定。税赋也应当由蒙古人民自己来征收，并且用于他们自身的需求。国民党的税收应当被取缔。
直到最近，蒙古人的草原和土地还一直被汉族人所占有着。这些被掠夺的土地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应当归还给他们。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按照我们的计划所制定的原则。但是还必须要有具体的政治措施来维持这些原则，才能达到民主的目标。
在对待蒙古少数民族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任务是小心谨慎地对待他们。王爷们会受到我们的尊敬，也会得到我们的帮助。但绝不能造成那样一种结果，使他们获得的权力反过来导致他们去滥用权力。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与蒙古地区合法执政的王爷们并肩携手，一起工作，为他们提供正式的援助，送去武器和装备。但要赢得他们的信任，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他们不信任汉族人，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现在正在把盐池全部归还给蒙古人，但他们却担心这是在耍花招。所以，我们的一系列政策必须要能够证明，共产党是支持蒙古人的，而不是反对他们的。
另一方面，我们除了与王爷们合作，也要与蒙古的人民大众合作。我们必须建立起蒙古的人民群众运动，才能有足够的力量去保护人民的需求。
举个例子说，一些汉人小商贩经常接触的那些蒙古人，其实不是王爷们，而是普普通通的蒙古族老百姓。这些小商贩就向我们打听过，是否可以带一些蒙古人来延安，和我们商讨问题。
那些来过延安的蒙古人，并非王公贵族，而都是底层的平民百姓。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影响力。正是因为有民心所向的巨大压力，才防止了乌审旗（Wusun banner）最近对鄂托克旗（Otok banner）发起的进攻。
我们觉得，在努力保护蒙古人民不受王爷欺压的同时，也必须做到争取王爷们也能加入到抗日斗争的行列里，而不是把他们推入日本人的怀抱。这一点我们是能够做得到的。
我们要避免像德王的那种事情再次发生。德王反抗南京政府试图强加于他们头上的那些规定。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把他推开了，他才投靠了日本人，与日本帝国主义合作，利用蒙古民族主义来反对南京政府。如果南京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决策，这种现象本来是不会发生的。
1937年6月，当我们来到这所著名的战争期间的共产党学校参观访问时，统一战线才刚刚诞生了数月之久。然而，这所大学却早已声名鹊起，并很快就将成为全中国革命青年心目中的一座灯塔了。
这所学校的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完美地呈现了它所代表的涵义：这是一所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机构，致力于军事和政治艺术方面的教学。
之所以创办这所新型学校，是为了配合统一战线的特殊需求。1937年时，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首要任务。这所学校也是从共产党已有的经验中衍生出来的。
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在保安的时候，曾亲眼看到过该所大学的前身，那时还叫做红军大学。这个名字显示出，该所学校当时属于革命运动的一个机构。这场革命运动不仅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政府，也拥有学校。
1937年初，红军大学被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那时，陕甘宁边区已经建立了，学校也从保安搬到了新的首府延安。对这所学校名称的更改，象征着某种意义深远的变化。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中国已经迅速地形成了在南京和延安之间的抗日联合阵线。
此时，该学校也做出了另外一个改变，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保安的那所红军大学，实际上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只有高等的那部分搬到了延安，而在甘肃庆阳的一个村庄里，另外成立了一个步兵学校。
在庆阳的这所新学校里，学员都是低级军官，从普通士兵、班长，到排长。在延安的这所高等学校里，学员们每天要上九个小时的课。但在庆阳的学校里，则仅有六个小时的上课时间。这两所学校同样都是每星期放假一天。
在庆阳的学校里，每天有两个小时用来学习步兵知识，介绍如何指挥班、排、连队，进行战斗。另外四个小时则都是政治学习，有理论，也有实践。完成了八个月的课程之后，这些学员一般都会返回他们原来的部队去。
对学员政治素质的培训是非常突出的，但这并没有超出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做法。庆阳的这所步兵学校与此前的共产党军事培训机构相比，并无太大区别。仅有一点不同的是，如今的政治课教程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开始强调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了。
在1937年的头几个月里，延安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教育机构。其特点是，它在最基本的那些方面都背离了常见的做法。建立这所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抗日战争的需求。
抗大是一所级别较高的学校，既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也培养政治工作人员，以便他们能够前往日本占领区，去组织那里的抵抗力量。建立这所新型学校，主要的考虑是为了培养后一种类型的人才。
这是共产党首次从他们所控制的区域以外的地方招收数量如此之多的学员。这种情况表明，在那个时候，共产党就已经设想到了，共产党的部队很快将要在更加广阔的新区域里运作，担负起组织民众进行武装斗争的重任。的确，这种设想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看起来，不久之后在日本占领区内逐步建立起来的那些游击根据地，早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在延安领导人的头脑中酝酿成熟，并开始构建了。
1937年6月时，在抗大就读的学生大概有一千五百名左右。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基本上代表了不同省份，也包括一小部分少数民族学员。
这是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团体。将近百分之七十的学员，年龄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但是，他们仍旧与普通大学生相去甚远。抗大的学员们代表了来自实践的丰厚资源。他们既有直接的军事作战经验，也拥有组织各种政治色彩活动的经验。
虽然学员们在校上课的时间很短，但是，他们成熟老练、遵守纪律、热情开朗。再加上师资队伍中包括了延安的领导人，因此，这所学校被看作是具有大学的水平。
抗大学生的整体来源，使得这所学校与共产党以前的那些教育机构大相径庭，譬如曾在江西福建苏区开办过的那些学校。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抗大学员是来自共产党占领地区的部队军官。另外三分之一是从非共产党控制区招收的学员。他们将被培训为政治工作的组织者。
这两部分学员所要进修的课程科目必然是不同的。但他们也有很多相同的课程。相同的部分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的培训。培训这类新型学员去承担新的政治任务，这一点并未改变“抗大”的主要作用。抗大仍然是一所军事官员进修的高等院校，而培养地方干部只是第二位的任务。
大约有一千名学员是部队军官和政治委员，或者是政府的高级干部。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军职是从连长到师长。许多人在战斗中负过五六次伤，大多数人都参加过长征。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是工人和农民。但他们几乎全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目标是担任红军中的高级指挥员。
当时，抗大的课程从八个月延长到了一年整。但当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课程又缩短到原来的八个月了。
在延安，总能看到军队在行进和操练，在街头齐声高歌，或是在附近的田野里全神贯注地演习。我们所看到的训练，多数是小规模的操作，很少有超过连级以上单位的。
然而，抗大的军事研究则集中在对团级以上部队的战略战术培训上。有专门的课程讲述如何指挥最高级别的军队，例如一个团、一个师，甚至一个军。
在一间教室里，我们看到了一些散放着的仪器设备。这表明，研究军事地图也是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军事知识方面，抗大的教师都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包括朱德自己。
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课程设置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仍然是政治方面的科目。其中包括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从太平天国开始的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还有以辩证法为主的哲学。这些都是军人所必备的知识。
其中一项重要科目，是在政治组织中的实际工作任务和方式方法。这是所有学员都必修的课程，但对将来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来说，则尤为必要。
后面这一类学员的人数大约有五百名左右。他们成为这所新型抗日大学的鲜明特色。这类学员基本上都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知识分子。很多人曾经在不同的大学里就读。这批人中一共有大约七十名女性。
这类学员实际上都是成熟老练的政治工作者。有的来自平津学生联合会，有的来自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设在各地的不同分部。他们能进入抗大学习，通常是受到了各地党组织的推荐，或者是联合会负责人的推荐。
如果有谁事先没通知任何人就私自跑到延安来的话，那就需要有先来延安的人出面担保，证明他的身份，否则就必须要他所在地的组织出具介绍信才行。
这些接受政治工作培训的学员们与军事学员们一样，都要遵守严格的军事纪律。女性可以不参加军事训练，但作为替代，则每天必须参加体育锻炼。
在学习时间的安排上，倒是显示出一些现代教学法的先进特征。三个小时的授课时间，三个小时的自习时间。集体讨论也是三个小时，通常有教师一同参加。也许是由于书籍匮乏的缘故，他们很少学习教科书。集体讨论的形式，可能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对政治工作人员的培训时间，仅仅长达四个月之久。培训时间的设置如此短促，一来是为了满足对大量政治工作人员的需求；二来也反映出，延安的领导人相信，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全校一共有大约二十名左右的全职教师。此外，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显然也分担了大量的授课任务。
但是，抗大严重缺乏可供阅读的书籍，即便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也非常稀少。考虑到长征时生死攸关的艰苦环境，红军是不可能携带着他们的图书馆转战南北的。在江西根据地时积累的大批书籍都丢失了之后，至今也未能补充上。
在抗大使用的课本，大多数都是在油印机上刻印的。我们看到的那些课本，字迹都模糊不清，阅读起来自然颇为不易。
我们拍摄的那些照片中，其中有一张，比较清楚地显示出教室里的陈设。宿舍的房间十分简陋，生活条件异常艰苦。
但我们所遇到的学员们，其中包括不少来自优裕家庭环境的人，却显然都能面对艰辛，安之若素。他们这种态度也证明了延安精神的魅力所在。
问： 你们的军事力量目前处于何种状态？
答： 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部队，通过无线电发报机直接受我们指挥的，超过了九万人。 （编者注：1937年8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 改编为八路军的是在陕北的主力红军，编为三 个陆军师，全军4.6万人。但当时驻陕甘宁苏区 的红军有7.4万余人，此外还有地方部队、保安 队、自卫军等。此处朱德所说“超过了九万 人”，应是可信的。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史》 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2 页。）我们在其他很多地区也有共产党的部队，例如陕南地区、闽赣交界地区、湘鄂皖交界地区、赣东北地区、湘鄂赣交界地区、湘粤交界地区、湘桂交界地区，以及川陕交界地区。
在那些地区，各处的兵力从一千到三千人不等。很难知道那些地区部队的确切人数究竟是多少。虽然我们与那些地区维持着联系，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联系得上。他们的情况不会太好。国民党知道这些共产党部队的存在，对他们发起过很多次“围剿”屠杀。
在陕甘宁边区的这九万人部队，军事装备还算不错。其他物资，如服装、粮食、设备等等，起初是比较差的。但自从西安事变发生以后，这些方面就都得到了不小的改善。
即便如此，总的情况却是令人不满意的。在保证这九万人的主力部队之外，我们缺乏对其他一些武装力量进行常规训练的物资来源。
在延安南边的三原县，我们的正规军部队有一万多人。非正规的民兵组织，人数则多得多。民兵是负责维持当地治安的主要力量。
武装部队的人数虽然比较少，但我们的有利条件是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强大的干部队伍。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这些人将会成为主要的资源。
问： 南京政府一直在组织“国民力量”。其重要性何在？
答： 国民党所发起的国民军事培训活动，在南方和北方是有所不同的。在南方，他们过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我们，虽然现在这一点也许有所改变了。在北方，他们更多地利用了抗日的呼声，以此为借口，把原来的雇佣兵方式转变为更加广泛的兵役制。
那些新兵在国民军事训练班受过培训之后，就会被用于补充国民党的正规军部队。那些士兵不会取代蒋介石的正规军，而只是作为补充和增强的力量罢了。虽然他们的舆论宣传搞得很热闹，但实际上作用并不大。
对国民党来说，他们很难建立起一个有广大民众支持的基础。他们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听从上层社会的旨意，就是让地主豪绅们掌管着每个地区。国民党必须要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口号，才能让人民群众跟着他们走。
但是，老百姓现在都倾向于支持我们所提出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所以，他们搞的国民运动不可能加强那个反动的南京政府。我们的人，还有其他一些在国民军事训练班里工作的人，都会密切关注，要让国民党搞的这些活动能够成为货真价实的抗日力量才行。
在北方，这种对民众进行军事培训的活动都更为实际一些。而在南方，国民党只是在造舆论、做宣传罢了。实际上他们没做什么工作。但在北方这边却做了些努力。他们也寻求我们的帮助，去搞那一类活动。一些国民党部队的下级军官已经找过我们，要求提供帮助。但这些人不是南京的那些高级将领。
所以，我们的机会就是从底层做起。我们就在这里为抗日斗争培养干部。我们可以期望，要在战争中逐步发展壮大那些支持我们的力量。
问： 在华北进行军事防御究竟是否可能？
答： 我们对日本进攻的第一道防线，只能是在平津地区、内蒙古，还有沿海地带。这些地区可能守不住。如果往后撤，就是黄河沿线了。这一带有些防御工事，但都不够强大。
华北的军队和领导人也不太理想。华北的领导人和南京曾经策划，要采取联合行动，但是至今也没见他们有什么动静。
控制着华北军队的人，像宋哲元将军，既承受了日本人压力的钳制，又受到我们抗日运动的影响。下级军官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但他们的高级将领至今还没有制定出任何行动计划。一旦战争打响了，这些部队就只能一个接一个地被日本人消灭掉。
（作者注：这年夏季发生了一系列事件，预示着警报已经拉响了。日本人的军队迅速分布到了华北各省。朱德的声明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延安已经清楚地估计到了，在未来，当华北受到日本进攻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将有机会自由地开展全面抵抗的活动。）
在目前形势下，最要紧的，是让所有的部队都能服从统一的指挥，制定一个共同的抗战计划。我们一直在努力，让华北各个部分的军队都能听命于一个全国的指挥中心。
问： 东北义勇军在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中有什么进展吗？
答： 今年以来，在中朝边境地区的抗日活动有所增加，就是在奉天和吉林东部那一带。小规模作战的游击队组织增多了，也更系统化了。那些红胡子土匪都逐渐被消灭掉了。也有些人留了下来，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但是，义勇军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从农民中招收的。最近，在热河、察哈尔一带也组织了新的抗日联军，大概有五六万人。
（作者注：这些早期的数据说明，在东北及内蒙古地区，抗日武装力量在战争中得以迅速增长。这些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有力地协助了共产党从延安北上张家口，与国民党作战，也协助了共产党在1948年的辽沈战役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问： 您怎样看待当前与国民党的关系呢？
答： 南京方面从来就不愿意接受我们一直主张的统一战线政策。但是，在近期的条件下，我们已经能够全力推进这项政策了。从当前取得的国内和平来看，就能够检验出，统一战线是成功的。
但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敌对意识，并没有消除。资产阶级还存在。无产阶级、农民还存在。依然还有两个政党的存在。他们不想让我们壮大。他们甚至希望我们会缩小。
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希望能够保持现有的力量。战争爆发之后，如果国民党想打赢，就必须要在我们的帮助下才能够获得成功。在那种情形下，我们就必须要增强自己的力量。我们有一支强大的干部队伍。打起仗来，这些干部就能用于迅速扩展我们的部队上面。
我们希望与南京在统一的作战计划下一起打仗。一旦战争爆发，那样做就会有很大帮助。
中国如果想成功地打败日本人，就必须依赖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发动群众运动。所以，南京必须与我们合作，必须要打全面开花的战争才行。即便四亿中国人都参加进去，其实也不够。
国民党如果认为，只要他们动用了靠西方帝国主义帮助装备起来的强大的正规军就足够了，那他们就错了。在这上面，国民党不明白，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是无法打败现代化的日本军队的。只有全民参加的抗战，才能赢得这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进行政治改革的原因。这是让人民享有民主权利的最佳理由。
问： 国外正在形成一个“和平阵线”。难道我们必须要通过战争来帮助中国进行一场革命吗？
答： 在这个“和平阵线”中，必须要制止侵略者才行。希特勒也许想要发动战争。日本正在发动战争。东北已经被他们占领了。华北也受到了威胁。通过对日本的抵抗，中国也正在朝“和平阵线”靠拢。
这也是一场革命运动。因为伴随着抵抗日本的斗争，中国同时也在进行一场追求民主、提高生活水平、重建经济的奋斗。这二者是同时在中国进行的。
通过对侵略者的反抗，就能够显示出，中国是支持和平的，而不是支持战争的。不错，走这条道路，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只有打赢了抗日战争之后，中国才会大踏步前进。即便与日本打仗时我们没能立即获胜，或者仅仅取得了部分胜利，中国也仍然会向前发展。中国的努力，对全世界打败侵略者都将做出贡献。
问： 你们与苏联的关系如何？
答： 我们之间的联系，完全是通过信件来往的。没有无线电，也没有其他的沟通方式。最近有了一些改善，更多的杂志和报纸等等，已经能够通过封锁线，送到这里来了。
我们从苏联那里得不到任何物资援助，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其他方面的物资供应。
问： 你们从长征中活下来的人有多少？
答： 在陕甘宁边区的这九万名红军中，只有两三万人是从江西出来的。其余的人，大部分是在四川招收的。有很多人都留在了后面。他们受尽了磨难，失去了联系，或者被杀害了。也有些人分散在各地的部队中。我们的长征损失非常惨重，大概牺牲了三万人。
1934年在红军发展的高峰期时，江西和福建那边的根据地，红军的人数已经将近十万了 （编者注：原作为红军的人数已经多达二十多 万了。与史实不符。） 。那些都是正规军。此外还有群众武装队伍。
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反共“围剿”运动中，我们的损失非常惨重。造成那些损失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蒋介石的美国飞机进行狂轰滥炸所引起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前线的红军部队贸然进攻了那些装备精良的南京国民党部队而导致的后果。
问： 国共统一战线的谈判目前处于何种状态？
答： 从大局上来看，双方目前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已经达成了总的和解条款。但是，依然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具体的细节上进行探讨。
我们的主要观点，已经在发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那封电文中申明了，南京在当时也将电文公之于众了。
（作者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在1937年2月15日至21日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
我们做出了一些保证，与此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我来给你总结一下在谈判过程中产生的那些条款。这些条款眼下都更为详尽了。
我们做出了四项保证：
停止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努力。
停止没收地主田产的政策。
在我们的特区，即陕甘宁边区，采取民主选举的政府来取代苏维埃政权。
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为了共同的抗日斗争目标，在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总指挥下运行。
我们要求国民党采取五个步骤：
1.停止其反共运动。
2.成立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全面保证公民权，包括出版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3.建议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会上对南京的选举规章制度进行修订。所有的党派和团体都应该可以派遣代表参加这个大会。大会应当有权起草一部新的民主的宪法，并就国家当前所面临的危机，讨论出解决方案。
4.全面备战，抗击日本侵略，采取措施，增强国防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5.重新考虑南京反对召开国防会议的决定。为了更好地策划和实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应当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以便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军事机构。 （编者注： 1937 年 2 月，国民党正筹备召开五届三中全 会。为实现共同抗战、推动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中共中央于2月10日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三中 全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五项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 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 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 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 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四项保证是：停止武 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 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 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 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 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之共同纲 领。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实现国 共合作的条件。五项要求是积极、合理的，为一 切主张抗日的爱国人士所赞成；四项保证是有 原则的也是必要的让步，有利于实现国共合作， 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举行过五次会谈。三次是在西安召开的，一次在汉口，最近的一次在庐山牯岭。在牯岭的时候，南京方面的代表包括蒋介石本人，还有宋美龄女士和宋子文。
（作者注：周恩来刚刚从这次会谈后返回延安。）
我们达成了一系列详细条款。但是还存在一个症结，就是在这些条款的执行过程中，需要有一个处理双方不同意见的调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包括六位成员，国共双方各自出三个人，蒋介石担任主席。我们不愿意让他来投下决定性的那一票，但他却坚持要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问： 这些条款目前落实到哪一步了？
答： 我们这边已经停止了所有反对国民党的活动。日本人企图挑动中国的地方军事力量反对南京，但是他们失败了。
（作者注：此时，共产党的影响对任何这类分裂活动都是强大的阻挠因素。一切目标都是为了全国统一。）
我们也停止了没收地主田产的政策。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放弃“红军”的称号，对部队进行重组，使之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要在边区采取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来代替苏维埃政权。
我们很快就会发表关于这些谈判内容的公告，也许在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发表吧。最后的那两个步骤，届时都会正式实施。
（作者注：7月15日似乎是原本预定的发表公报的日子。然而，在我们来延安采访两个星期之后，战争就突然间爆发了。1937年9月时，南京和延安各自发表了一份公报，而没有发表双方在此前同意的那份联合公报。在各自的公报中，双方均按照自己的观点强调了所达成的那些协议条款。）
从南京方面来说，他们结束了对红军的军事进攻，解除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目前为我们的部队提供五分之三的军饷，也就是每个月三十万到五十万元，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部队了。如果谈判取得成功的话，我们期望，我们的部队能够获得全额的军饷。
当然也有不利的一面因素。南京在政治改革上的举动，至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总体的气氛是崭新的，是朝着良好的方向猛然转弯了。
结束内战，是他们需要迈出的第一步。这点已经做到了，所以现在可以进一步朝前走了。谈判虽然说还没有完全取得成功，但也还是在继续进行之中。双方经过十年之久的冲突后，要想学会合作，的确是很困难的。
我们想要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全国性的方案，并且要保证这个方案能够实现才行。这一点是可能做到的。但是眼下还没有讨论到方案内容的任何细节。如何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进行军事上的统一指挥，就仍然还在谈判之中。即便在公报上发表之后，这两个问题也不一定就能够彻底解决。很多新的问题还会出现。这就使得建立起一种调解程序，例如某种形式的调解委员会，变得至关重要了。
（作者注：事实上，此处提到的这种正式的合乎法律规定的调解机构从未按期举行过会晤。国共双方之间的联络，一直是通过非正式的方式维持着，而且变得日益艰难了。）
问： 在其他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答： 问题还有很多，有军事领域的，也有政治领域的，都存在着问题。
在我们的地盘上，我们想要作为一个特区，接受我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所领导。于是我们提出了建议，称为“陕甘宁边区”。但是南京反对这个建议。他们想要维持这几个省份现有的官方地位。
蒋介石甚至想为我们的边区委派官员。但我们想让官员们通过老百姓的公开民主选举而产生出来。如果在这一点上能够达成共识，我们就准备在7月15日那天举行正式选举。
（作者注：南京至少是默许了这种特殊的边区形式，而没有坚持必须为边区派一个行政长官。边区的选举也如期举行了。这种选举形成了一种模式。此后，在华北的游击区根据地，凡是从日本人占领下夺回来的地方，那里的老百姓就都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当地的政府。）
至于军事方面，因为我们的部队仍然在南方一些游击区活动，这就造成了特殊的问题。南京想要取缔那些部队，或者解除他们的武装。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条款。
（作者注：与红军的主力部队不同，那些共产党的游击队分散在许多不同省份。朱德在前面的访谈中提到了所有那些区域。在这点上，国共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组建了新四军。新四军的成员来自共产党在江西和其他游击区的部队。他们被安排在长江下游，作为其活动地点，并拥有自己的指挥员。）
但是，主要的军事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我们的主力红军部队还将维持原状，并继续接受自己人的指挥。
（作者注：这意味着，南京只不过是在公报上宣布了红军部队的司令员们是谁而已。）
南京反对给我们这些部队冠以任何光鲜响亮的名称。这种问题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难题。我们根本不在乎表面上的名义。我们在乎的是实质内容。所以，我们的部队即将按照国民革命军所采用的番号来命名，就像在1924年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我们所做过的那样。
（作者注：从此，共产党的部队在北方就称为“八路军”，在长江流域就称为“新四军”了。）
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仍然还在谈判之中。目前仅仅在陕西和山西两省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在长江下游的那些省份，还有四五千人被关押在监狱中。这些政治犯中的很多人其实都不是共产党员，他们都是被怀疑为共产党员的。
国民党说，关押的只有三千人。但我们认为，人数恐怕远远多于这个数字。另外，加上在华南几个省份关押的三千人，再加上战争中被俘的三千名军人，所有人加在一起，至少也有一万之多。
已经获得释放的几百名俘虏，现在很多人都回到延安来了。仍然被关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是个特殊的案例。
（作者注：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七君子”就被释放了。）
至于需要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南京也做出了一些让步，但还是不够。他们同意增加二百四十名代表，这些人是从很多省份里已经挑选出来的。但是，尽管这些代表在大会中所占的席位只算少数，南京却想要亲自指定这二百四十名代表，以便选择那些支持国民党的人。我们则要求，这二百四十名代表应当是从那些有代表资格的非国民党团体中选举出来才对。
南京已经公布了一个宪法修订草案，而且提出要求，仅仅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批准通过就行了。但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让代表们构建一部新的、更加民主的宪法来。
我们也敦促，要求这个代表大会要有权讨论国家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并能起草一个全国性的方案，以便落实所要达到的目标。
（作者注：这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汉口召开。大 会制定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 国民党代表同意加入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概述，但不同意考虑重新修订宪法。会上成立了一个新的“国民参政会”，其权力不仅微乎其微，而且受到了国民党代表的控制。当蒋介石在 1940 年开除了这个委员会里仅存的几个非国民党成员之后，这个机构也就彻底垮台了。）
至于说召开一次国防会议，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如果今天南京要召开这样的会议的话，恐怕许多不在政府内就职的中国军事领导人都不敢去参加。只有当朱德和毛泽东在南京现身了，他们才会去参加。
如果南京邀请我们，我们会愿意参加这个国防会议。但是我们不会让所有人立即都一起去参加的，有可能每次只去一个人。
南京的军方在五月底派遣了一个考察小组到延安来。他们是想确认一下，我们确确实实是支持国内和平以及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我们也希望能派出一个考察小组，由我们的人民来组成，去考察一下南京所谈到的各种抵抗措施。
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需要采取具体的步骤，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这是孙中山先生的迫切训育之一。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许多建议的，希望能与南京进行探讨。
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防计划，一定要处理好人民生活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旦军事方面的统一战线能够在双方都同意之下制定出来了，我们就会把人民生活这方面所必须具备的详细考虑也都提出来。
问： 您对今天的统一战线前景如何看待呢？
答：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在脑中牢牢记住，中国的统一战线，与欧洲或美国的民众阵线，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截然不同的。
在我们这里，国共两党之间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在我们这里，一个革命政党拥有自己的地盘、军事力量、政治制度，而且面对的是一个反动的政党。
在这两个党之外，中国其实没有其他政党真正存在。国民党的统治是建立在特权阶层的利益之上的；而共产党的统治，则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之上的。
从外交关系上来说，南京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与苏联则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很难相信统一战线能够建立得起来。有些共产党员甚至怀疑，我们究竟能否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说，这件事就毫无希望。
有两个非常明白的事实。其一，日本人的侵略所伤害到的，是各个阶层的中国人。目前不仅仅是东北，他们也入侵华北了。日本人的行动，不仅打乱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生活常态，也干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
其二，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十年仗，也没打出任何结果来。哪一方面也没有打赢。虽然蒋介石控制着中国大多数的省份和人口，他却无法摧毁共产党。
今天，南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日本人决心要占领长江和黄河流域。
国民党耗费了大量的军队和金钱在反共“围剿”上，也没有取得成功。内战甚至妨害了他们对上海的保护。
（作者注：在1931年冬和1932年春，日本发起对上海的进攻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把一切都丢给了十九路军去应付。）
如果无法达成联合统一的行动，南京其实也无法守住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底。
从我们这方面来讲，我们也有很多理由，希望促成统一战线的达成。我们可以把抗日斗争推广到全国范围去。仅仅是统一战线的谈判还在继续进行这一点，就能激励和鼓舞人民大众的抗日情绪。统一战线也为组织全国人民抗战奠定了一个基础。
另一方面，如果当时我们对西安事变的处理采取了煽风点火的方式，扩大了事端，那么内战就会更加激烈了，并且会在全国蔓延开来。那样一来，就只会让日本人渔翁得利了。获益者既不会是南京，也不会是我们。
（作者注：1936 年十二月在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周恩来作为调解人，亲自说服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中那些年轻军官们，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利益，让他们释放了蒋介石，允许他返回南京。）
问： 在今天的中国，有可能建立民主共和制吗？
答： 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制的国家，是最为艰巨的任务。这与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结束内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事情。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才刚刚开始。
过去，两方面的不同政治制度都同时并存过。国民党那边是军事独裁的制度，共产党这边是工农民主的制度。现在，我们必须学习怎样进行合作，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合作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去争取。
第一步，要通过抗日斗争达到双方合作。有了这种合作，在政治领域里所需要的进步才会成为可能。合作与政治上的进步必须同时进行，但只能是一先一后，就像自行车的两个轮子那样，而不是像黄包车的两个轮子那样，平行着朝前走。
为抗日战争做好准备，是第一步，然后才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运动。当然，这两者之间互相都会有影响。两个轮子会同时转动，但是抗日的轮子要成为前面的那个轮子。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政治目标看上去像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会回答说，不错，当然是的。只不过，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使得这场革命有所区别了。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今天也不应当被忽视。资产阶级革命试图铲除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主义。这些目标与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冲突。因为这些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的确，这个新方案意味着，我们已经改变了过去的政策，意味着我们把工农民主制度改变成全民民主制度了。这个制度不会包括汉奸，但是会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外，也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
我们的方式方法也将要做出改变。十年来，我们一直采取武装斗争的革命手段，去建立工人农民的民主制度。现在我们要采取政治斗争，通过和平的斗争方式，去创造一个全国的民主共和制度。
（作者注：我的这篇记录首次发表在 1937年 10 月的《美亚》Amerasia杂志上。其中一些简短的摘录也曾用于《日本侵华》一书中，于1938 年由麦克米兰出版社发行出版。这次编辑此书，我在括号中增加了一些解释，也对文字做了较小的修改。）
问： 自从 1931 年以来，南京采取的对日政策都有哪些变化和发展？能否将南京对日政策的发展清晰地划分为几个阶段？
答： 也许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两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是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到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为止。
在这个阶段，国民党所遵循的是他们的一贯政策：依靠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妥协，镇压人民大众。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毫无条件地就放弃了东北三省。在1932年的淞沪战役中，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在沿海省份，国民党没有做任何国防工事上的战备工作，他们是随时打算把这些沿海省份拱手相让，送给日本人的。
在淞沪战役中，国民党原本打算临时迁都到洛阳去，如果必要的话，再进一步撤退到西安去。直到后来，南京看见，日本在上海开战，只是为了使他们对东北三省的占领合法化的一种手段，日本军队并没有占领沿海省份的打算；此外，美国和英国也都采取了一些反对日本的努力。只是到了那个时候，南京才决定了不迁都。因此，他们就返回了南京。但他们仍然害怕日本人，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 1935 年“华北事变”发生。
（作者注：日本的“华北自治运动”引发了在平津地区掀起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并迅速传遍全国，导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各大城市都成立了分部。）
1935 年的时候，日本想要一口吞并掉华北。南京被吓坏了。于是，他们在1935年7月6 日签署了“何梅协定”，允许日本在华北享有特殊权利。
国民党在1935年11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种态度依旧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在那个时候，南京继续坚持说，如果可能维持和平的话，他们是不想打仗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做好了进一步妥协投降的准备。
只是在 1936 年 7 月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上，南京才开始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在那次会议上，国民党第一次公开宣布，外交上的最低限度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绝对不能容忍任何国家侵扰中国领土主权，绝对不订立任何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事实。这是中国军民做出牺牲的底线。国民党是以此来维持现状的。
国民党所采取的实际步骤，并且代表了他们这种政策变化的，是1936年9月到12月举行的谈判。那次谈判是在外交部部长张群和日本大使川樾茂（Kawagoe）之间进行的。那个时候，南京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从1931年到1936年，这是南京方面第一次显示出坚决抗日迹象，改变了它的投降政策。
问： 这些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是否与南京内部的政治争斗有关联？如果是的话，卷入内斗中的都有哪些主要团体？他们代表了何种社会经济方面的势力？
答： 我们现在要思考一下南京之所以改变其政策的原因。有三个主要因素导致了这种改变。
第一个因素，是由中国人民、爱国团体、中国共产党，还有红军所进行的抗日斗争。
这里面也包括东北义勇军、1932年在淞沪抗战中的十九路军、1933年在察哈尔与日本人战斗的吉鸿昌的部队、1936年11月胜利保卫了绥远的傅作义的部队、学生运动，以及更多卷入了全国救亡运动中的广大人民群众。
国民党认为，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是无法进行抵抗的。而众所周知，东北义勇军就进行了抵抗，而且至今仍然在抵抗。
国民党认为，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只会给日本人造成更多的借口，使日本更进一步地侵犯中国。
但实际上，这些抗日活动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打击是如此地沉重，结果使得他们不敢贸然占领更多的领土了。所以，这些抗日活动只能使日本人泄气、沮丧。
国民党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太薄弱，不足以和日本人开战。可实际上，淞沪战役，还有在察哈尔和绥远的长城战役都已经证明了，中国是完全可以抵抗的，而且在一段时间里，成功地阻止了日本人的进犯。
国民党认为，共产党是外来的、不可调和的邪恶敌人，但他们却不把日本看作是敌人。所以，国民党把它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消灭共产党上面了。但是，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巨大的反响，因此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去掂量这一政策所获取的成功。
这就是引起国民党改变其对日政策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时候起，国民党才开始认识到，国家真正的力量是存在于人民群众之间的。
直到这个时候，国民党才开始感到胆子大了一点，也才有了更多的勇气。因此，统一战线的运动减轻了国民党对日本的恐惧心理。
第二个因素，是来自于国际形势方面的。
苏联对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予以同情，也许是理所当然的。
此外，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了。一方要寻求和平、维持现状，另一方由法西斯侵略者组成，妄图挑起新的世界大战。英国的远东政策做出了相应的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反对日本的行为的。这一政策也对南京有所影响。
从上面这两种因素中，产生了最后一种因素，导致了南京的转变。这第三种因素，就是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
国民党中有几个不同的派系团体。但从根子上说，是两大集团：一个是亲日派，一个是反日派。这种分化在 1931 年 9 月就已经出现了。但是，直到1935年，日本人搞了“华北自治运动”以后，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才开始形成某种舆论，认为中国必须而且也能够抵抗日本的侵略。
以前，持这种意见的人相对来说很稀少，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但现在已经变得更加普遍了。1936 年时，这种舆论曾广为传播，也因此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影响到了南京的政治空气和国民党的政策。那是第一次真正产生效果。
问： 南京的哪些派系或者哪类人士赞同或者反对统一战线？有哪些证据能显示出南京政府的民主化进程吗？您是否期望在近期能够出现朝着这个方向的进一步发展？
答：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目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发展。
南京在政策上出现转变，是在张群和川樾茂举行谈判的时候开始的。这种转变持续了下来，并且在1937年2月国民党的三中全会上做了清楚的表述。在那次会议上，国民党的政策在很多领域里都显示出了真正的变化。
这时候，国民党对日本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了，也正式采取了对内和平的政策，就是不再打内战了。这种发展与共产党的政策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就提倡，必须要团结所有的中国人，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当前，下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是南京在涉及民主方面的政策改变。国民党还没有坚决放弃它在统治上的主要特征：军事独裁。在这方面，南京还没有做出任何改变。
实现民主改革，已经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了。为了加强国内和平，实现全国统一，民主是最根本的要求。如果没有民主，抵抗日本侵略的任务就无法成功地进行下去。
所以，人民大众今天提出了如下这些口号：一、国内和平；二、民主改革；三、抗日战争。这些都要放在一个总的口号之下：一个全国的统一战线和一个民主的国家。
在目前阶段，前面所提及的影响了国民党政策的那三个因素，将会逐渐对中国人民产生影响。在那三个因素的推动之下，我们就能够实现这三个口号。
至于那些反对统一战线的团体，可以看到来自三个源头：
一个是国际上的，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日本并非是孤立的。德国也属于这个法西斯集团，还有意大利。他们试图引诱中国的统治阶级也加入他们的阵线。他们不但想让中国变成殖民地，还想在他们与“和平阵线”作战时，利用中国的力量。这是第一种威胁到统一战线的因素。
第二个源头，是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亲日派，还有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托洛茨基分子。
他们不但反对，而且一直在反对统一战线的政策，还反对那三个主要口号。这是第二个危险因素。
第三个危险因素，是那些摇摆不定的中间派。这类人在统治阶级中和社会上都存在。他们在原则上同意抵抗日本，但是又不赞成把民主的权力交到人民大众的手中。难就难在他们是脚踩两只船。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要么他们落入水中淹死，要么把两只脚都站到日本人那条船上去。
激起北平师范大学在5月4日那天冲突的，就是这类人物。也是这类人物导致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被捕入狱的。北平师范大学的杨立奎就是其中一个摇摆不定的中间派。
（作者注：杨立奎是北平师范大学物理系的主任。他曾在很多场合指责“北平学生联合会”接受了共产党的经费，但却从未拿出来过任何证据，来证明他的说辞。）
这三类群体，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他们所持的立场其实是一致的。从本质上说，他们是反对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政策的。
统一战线的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取决于抗日分子、支持南京进行制度改革的民主人士，还有所有支持联合的人们是否能够战胜那三类反对派。如果做得到，那么我们的口号就能够实现。如果做不到，我们的道路就会很艰难。最后的结果，将取决于这两大阵营之间的搏斗。
至于说这两大阵营之间的搏斗将如何展开，我们应该能够观察得到，抗日阵线已经在成功的道路上迈出了步伐。
其主要特征是，中国被阻止了加入法西斯阵营，而转向了反法西斯阵营。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日本已经被击败了。
共产党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防止中国加入法西斯阵营。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在工作中展示了我们的做法，把中国所有的力量都会集起来，形成一个统一战线的核心。
通过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没有趁火打劫，与东北军的下级军官们联合起来，为我们自己在内战中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西安事变之后，我们通过共产党的政策和行动，团结全国的力量共同抗日，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努力。
问： 在西安事变期间以及其后，你们放弃了成立一个西北联合军、让东北军和红军联合起来反对南京的机会。这样做，在政治方面能够获得哪些益处呢？
答： 首先，中国没有被裹挟卷入到法西斯的阵营中去。那种威胁曾经出现过。当蒋介石被扣押在西安的时候，何应钦将军就带领着一些人，在南京掀起过一场动机十分可疑的政治骚乱。
其次，如我刚才所解释的，团结中国所有的爱国力量与日本做斗争的任务，已经迈出了成功道路上的头几步。只有通过这种政策，中国才会得到拯救。
问：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会选举中，左翼学生似乎感到非常困惑，不知道究竟应该追求什么样的道路。因此，他们没有努力去竞争选举，其结果导致反动学生赢得了控制学生会高层的那些位置。最近，燕京大学学生会的新一届领导人召集学生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投票表决，决定退出“北平学生联合总会”。这是否显示出一种征兆，即在群众运动中，人们面临着理解这种新路线并正确跟随和执行这种新路线的困境？
答： 这种情况，显示出人们对西安事变的其中一种反应。
起初，西安事变只是针对蒋介石的一次起义。但是由于我们的努力，才使它改变了性质。后来，这次事件转化为在承认蒋介石权威的前提之下的大联合。
恰恰是红军把这次兵谏转化成了大联合。采取这样的做法，共产党并没有丧失自己的立场。相反，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在全国上下都更大地增强了。
乍看上去，也许我们在燕京大学的影响力似乎减少了。但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从实际情况来观察，如果我们把全国的大学和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共产党的影响力和威信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还增强了。
我们坚信，燕京大学的学生们会认清整个局势，承认我们在西安事变上所采取的政策是成功的举措。
问： 接受南京作为全国各方势力的领袖，是否会引起学生和其他群众团体的不解？采取哪些行动和路线才能避开这种窘况呢？
答： 对于抗战领袖的问题，人民群众应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谁来担任领袖，不仅仅取决于谁的军队多，还要看他所制定的是什么样的方案以及为此所付出的努力。
共产党在这方面是不会追求一己私利的。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为国家和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服务的。如果我们的奋斗成功了，如果日本人被赶走了，如果形势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那就意味着，整个运动恰恰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所进行的。
这条道路是共产党指出的，这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如果全国都按照共产党的计划走，敌对阵营的铁壁铜墙就必将被击溃。
不管是来自日本的影响，还是亲日团体，或者是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他们统统都将被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所摧毁。是我们，而不是他们，将会活得更长久。我们的美国朋友们也将会看到这种结果。
问： 英国是否会为了防止战争的发生以及保护自身利益而增强中国抗击日本的力量呢？是否会通过平衡双方争斗而利用中日来共同反对苏联？那种局面是否会导致南京出现法西斯军事独裁的局面，并使南京继而试图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镇压呢？
答： 假如英国要想增强它在中国的影响，在今天就会是一个矛盾的现象。
在抗日斗争中，由于中国所处的殖民地的地位，因此，让第三方增强其在中国的力量，是有可能的事情。但这是否意味着前门驱虎、后门入狼呢？不行，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必须要区别对待。
不能把日本看成是与英国同样的帝国主义势力。它们一个是与侵略阵营紧密相连的，另一个则不是。对他们采取同样的处理方式，显然是不正确的。
如果我们把它们看做是相同的帝国主义势力，我们就不得不与他们同时作战，或者在同一时期内要与所有的帝国主义作战。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
只有托洛茨基分子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必须与所有的帝国主义势力作战。从表面上看，那种观点似乎很革命。但事实上，那样做却会把英国推到日本一边。那就成为作茧自缚了。
共产党的政策恰好是与之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所有反对日本的国家那里获得援助，来抗击日本。从我们的经验中得知，如果中国被法西斯势力所控制住了，就像在东北三省那样，那么，托洛茨基分子们那些华丽的辞藻将是毫无用处的。
至于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给予中国的协助，则必须要以他们自己特殊的方式给予才行。这些国家的政策必须和日本的有所不同。原则上来说，必须在这点上是不同的，即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主权。
过去，大不列颠曾经是反对苏联的十字军领袖。大英帝国的神圣使命是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现在，德国和日本接过了这个任务，而英国也改变了它对苏联的态度。如今，英国采取了保守政策，以维持自己现有的地位。虽然英国不喜欢苏联，但是新的形势意味着，它也不可能多么喜欢德国和日本。
当然，盎格鲁-撒克逊人民向来以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感到骄傲。他们当然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任何思想。但在最后，他们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还是能在苏联的帮助下，维持自己的那些特权。因为，思想不可能总是与行动一致的。
英国不可能建立你所提出的那种远东势力均衡。不错，很早以前，英国采取了势力均衡政策，而且在传统上一直遵循着这种政策。但是，如果出现了各方不平等现象的话，就得在这里增加一点，在那里减少一点，以便达到均衡的状态。
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下，任何均衡状态都只能是暂时的。在欧洲，英国想建立均衡，但是，法西斯势力有能力去摧毁它所建立起来的任何均衡状态。为了帮助自己，英国就有责任去帮助和平阵营中的势力，即民主势力。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法西斯势力的迅速发展，英国必须调动反法西斯的力量才行得通，而后者通常是具有革命性的力量。所以，英国无法阻挠反法西斯的革命力量的成长。采取妥协政策与势力均衡政策，只会促使革命力量得以发展。
在法国和西班牙发生的事例，就解释了这一过程。在这两个国家里，都存在着一些亲法西斯势力。对英国来说，如果允许那类人物掌权，就会过于危险。所以，尽管英国不喜欢统一战线的政府，但也不得不与其合作。
当前，英国的政策是矛盾重重的。它所采取的妥协措施，助长了法西斯分子的崛起。但是，法西斯大潮掀起的同时，又带动了革命浪头的汹涌澎湃。因此，苏维埃势力也会随之水涨船高。
中国今天的状况，与佛朗哥在西班牙的处境有相似之处。黄埔派系，即南京的军方右翼分子，要同时面对两个敌人：共产党和日本人。如果他们与日本人结成联盟，和共产党打仗，那他们就扮演了佛朗哥的角色。就像在西班牙一样，在中国也会发生与革命势力所进行的内战。
如果黄埔派系坚决与日本人作战，那他们就必须调动中国的联合力量。那样一来，他们就必须接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所以就无法阻挠共产主义运动的成长。无论如何，共产党的影响力都会增强。
至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显而易见，从1931年9月18日至今，甚至早在那之前，南京就一直是军事独裁的政权。直到1936年7月以前，除了军事独裁之外，他们还采取了亲日政策。现在他们改变了外交政策，但也必须改变国内政策才行。国民党不可能一方面镇压人民，同时又能成功地抗击日本。
不错，也许南京并未打算深入持久地执行抗日政策。抗日战争还没有打起来，民主也还没有实现。但这只能是一种临时局面。当前的阶段具有过渡性的特点，正在从一个阶段通往另一个阶段。我们正处于这个过渡阶段的中间。
从整个世界上来看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可能会观察到很多不健康的现象。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他们逮捕和审判“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也看到了他们对群众运动的镇压。旧政策的残余尚未被完全抛弃掉。
另一方面，是健康潮流反对邪恶残余势力的斗争。操之过急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能够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能够客观地看待正在进行中的斗争。这种斗争就是目前阶段的具体特征。
如果有些国民党人士坚持执行旧的政策，不想做出任何改变，当然他们也可以采取那种态度。但是，新的抗日民主力量正在成长，而且必将会阻止那类人的活动。甚至美国的大法官查尔斯·伊文思·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也必须要做出点改变才行，否则他就会被撵下台。
问： 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如今应该处于何种位置呢？
答： 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让人们选择，是站在南京一方还是站在共产党一方，这是不正确的。
过去，有些学生站在共产党这一边，有些则站在南京那边。如今在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中，大家拥有共同的未来。在我们的抗日民主阵线方针中，我们可以团结绝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只有一小部分右翼人士会摇摆不定。
在过去，知识分子不但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还受到南京军事独裁政权的压迫。这种从内到外均遭到压迫的感受，不是仅仅限于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也感受到了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压迫。
今天，大家已经拥有了新视野。前提就是，我们放弃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国民党放弃他们的独裁。双方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这是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如果这个要求无法实现，如果这个方针不能向前推进，南京的地位就会被削弱。他们要想维持自己的地位的话，也会变得异常困难。
所以，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抗日统一战线”，双方都需要付出努力才行。因此，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形成联合阵线以及对中国的亲日派进行坚决斗争，是十分必要的。
问： 您期望统一战线今后如何发展呢？
答： 统一战线当然是由不同团体所组成的。在他们之间所展开的争斗，将会决定统一战线的未来。在不同阶段会形成不同的发展，目前还无法做出详细的预测。
基本上说，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站在一方，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另一方。他们之间有共同之处，也有矛盾分歧。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能够使大家携手抗战。但与此同时，他们之间的矛盾分歧，也会引起争斗，导致统一战线不能顺利地发展。这就是所要提出的问题。
除此之外，统一战线的未来也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即在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因此，统一战线的发展，取决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
可以说，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胜利，要么就是中国统一战线的胜利。一切都取决于这两种势力之间搏斗的结果。
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内政以及在民主共和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将成为统一战线的远大目标。所有的团体都会因此而分享其成果。
初步的任务是改善工人、农民，还有知识分子的生活。进一步的任务是解决资产阶级所面临的某些问题。他们所受到的威胁，来自于殖民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统一战线第一阶段的方针和任务。
在民主共和制建立起来之后，争取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将成为下一步的任务。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未来首先是民主共和制，第二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问： 为什么您认为中国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呢？
答： 首先，现在和过去，中国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的资产阶级也许梦想着能有那样一个未来。但是中国的现有条件和目前阶段的需求都不允许它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不打算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的状态。过去的确是处于那样的状态，但现在的中国正在准备争取独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奋斗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这与建立西方民主国家的历史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在西方，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是资产阶级所起的领导作用。而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他们缺乏必要的生命力，因此无法承担这个任务。
无产阶级必须要承担起这个重任。因此，在中国要建立的这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不同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的形式是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在中国就不可能进行革命。这一条件决定了，中国可以不用经过资本主义时代，而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的阶段。
今天还存在着第二个条件。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帝国主义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当日本帝国主义被驱逐出中国之后，它将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维持它在中国一贯拥有的地位。你能说，当希特勒的侵略战争失败之后，他还可以继续维持在德国的权力吗？
如今的战争和二十年前的那场战争是不同的。今天的反法西斯战争是革命的战争。而上一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双方都是反革命的。因此，在当今的世界条件下，中国是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
最后，还有第三个条件需要注意。苏联的存在，是起到决定性影响作用的。它不仅对中国有影响，对其他国家也有影响。孤立主义政策对苏联来说是不可能的，就像对美国也是不可能的一样。苏联要么就存在下去，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要么就是它被打败了，无法存在下去。
根据这三种条件，也就是当前世界的实际情况，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可以绕开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
在目前阶段，还无法预测社会主义革命在多久之后才会发生。那要取决于中国的发展，还有整个世界大环境的发展。中国背负着沉重的担子。让中国无产阶级独自去完成这个任务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
同样，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需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帮助。这是列宁所制定的革命问题。我们这里已经做好了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
问：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资本主义可以同时并存吗？
答： 不但可以，而且也是必要的。这样可以加强抗日阵营。但是，当无产阶级领导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以及在国内改造社会的奋斗时，其结果就不可能仅仅是只搞一些改良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有可能把这场战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问： 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是否对统一行动形成了障碍？
答： 如今，美国有很多人都在思考和谈论孤立主义。但事实上，美国并不是孤立主义者。
就像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美国也是分成两个部分的。一边是无产阶级，另一边是资产阶级。任何一边都不可能采取他们所谈论的孤立主义政策。帝国主义者的资本主义是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必须和整个世界发生联系，才能够生存。
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一样，需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如果孤立主义的心态在美国人之中确实存在，我们就需要阐明，那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由于中国目前所处的位置，我们不仅需要美国的帮助，也必须利用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美国在中国的资本关系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如出一辙。他们之间有共同点，也有矛盾分歧。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剥削中国。他们之间也互相争斗，也存在着矛盾。究竟是英国、美国、日本，还是德国的资本可以垄断中国呢？如果中国被其中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住了，这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非常糟糕，就是其他势力也会被迫从中国撤离出去。
因此，在这里，中国至少有一点与美国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有可能会走到一起去。我们与托洛茨基分子不同。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反对日本，不是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分子。
从整个世界来说，只有无产阶级和受压迫者才享有共同的利益，而不会发生冲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到我们这里来访问的美国人不是为了商业上的原因，而是为了友谊而来的。我们完全赞同你们的斗争策略，要让美国采取明确的立场，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不应当孤立地看待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它虽然有自己的特色，但从根本上说，它与西班牙、法国、美国、英国这些国家人民的奋斗都是类似的。从革命的传统和性质上来说，这些国家的奋斗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整个世界的进步。
美国人民对中国所寄予的广泛同情，就是这种相似性的证明。他们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我们也同样关心他们的命运。
请向美国人民转达这样的信息：在中国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着压迫。但他们的压迫不是来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些方面的。我们两个国家如果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就会开辟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当我们还在延安的时候，就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且不止一次地浮上心头。大家都为我们的回程隐隐地担忧。没想到，这种预感竟百分之百地被证实了。
来时的路程，仅仅用了四天，返程却竟然用了整整六天。由于士气的降低，这六天时间，简直令人感觉加倍的漫长、难熬。
奔赴延安时，从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攀登上陕北的黄土高原，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新鲜感和探险的兴奋，满脑子都萦绕着抑制不住的强烈企盼。谁知回程却横生波折，数度耽搁，堪称举步维艰。不仅是因为阴雨连绵，河流暴涨，道路泥泞不堪，也因为这辆老旧的汽车在返回时承载了更多的重量，屡屡熄火，频频瘫痪。
艾飞·希尔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耐心地哄这辆宝贝汽车，给它喂奶灌药、接屎把尿。大家瞧在眼里，暗中琢磨，最后才恍然大悟，领略了其中的奥妙。也许，只有那种亲如母子般的溺爱与依恋，才能对付得了这个被宠坏了的孩子的撒娇要挟、无理取闹吧！
我所拍摄的照片中，回程的景象仅有不多几张。也许，那时我所携带的胶卷已经所剩无几了。也许，那时我已失去了摄影留念的冲动与激情。但我的笔记本里依然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记录，有山川沟壑，有道路河流，也有那从天而降的一次又一次的劫难。
毫无疑问，我的笔记之所以能够记录得如此详尽，显然得益于我们在途中频繁的耽搁、无休无止的拖延。虽然说，故事发展到此，高潮已然过去了。但那些充满戏剧性的小插曲，还是值得青史流芳的。
离开延安那天是星期四，当天晚上，我们与一支红军队伍碰了面。队伍里都是些年轻的士兵。他们仅仅用了两个小时的行军时间，便从延安走到了甘泉。我们几个算是开了眼。啊，总算感受到一点点红军长征的味道了！
队伍中有一个小兵。他才十九岁，却已走过贵州、云南、四川、甘肃，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终于抵达了陕北高原。
接下来，轮到我们被采访时，各种问题像连珠炮似的射向了我们。大多数问题都是关于美国的。欧文·拉铁摩尔尽他所知，用流利的中文，一一满足了红军战士们的好奇心。
这次旅行中我所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展示了那天晚上在甘泉客栈里留宿的房间。在一张木头桌子上面，摆放着我那个写满了字的笔记本。
我们躺倒在土炕上，伴着窗外轰隆隆的雷雨声，合上了疲倦的双眼。大雨一直在哗哗地下，彻夜未停，第二日清晨仍未放晴。直到午饭过后，我们才整装出发，踏上了这次具有史诗性色彩的艰难征程。
汽车简直无法挪动一步了。山崖上的泥土，大块大块地滑坡，不但占据了道路，连路旁的沟壑也几乎被填满了。河流上架着的木桥，也全都被冲垮了。此外，汽车的引擎没完没了地调皮捣蛋。我们接连不断地品尝到了，什么叫做灰心丧气、一筹莫展。
途中，我们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石块，端端正正地横挡在道路中间。我们无力挪动它，便只好搬来许多小石头，堆积在大石块周围，并且是顺着道路的一侧铺垫。然后，艾飞猛踩油门，冲向前去，汽车一侧的两个轮子攀上了大石块，另一侧的两个轮子则碾过了小石头堆，终于开过去，战胜了这个拦路虎。
两次跨越洛河的时候，遇到了最糟糕的情形。头一次，汽车在穿过临时拼凑起来的桥面时，差点就翻入河水中。另一次，汽车陷入了岸旁的泥沼中，动弹不得，靠着几个赶骡子贩盐的农民，外加几个过路的红军战士，才把我们拽出了烂泥潭。
那天傍晚，最后的危机不期而至。当汽车穿越一条被雨水冲刷出来的长长的深沟时，我们不断用铁锨清理堆积在道路上的泥土，或者是填平下陷的水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走出了沟底，开始朝着绵延不绝的山峰攀登。
然而，快到山顶时，在苍茫的暮色中，却突然闪现出一道最大最宽的沟，横在了汽车面前。
我们再次挥动铁锨，搬动石块，折腾得腰酸背痛，好歹总算垫出了一条路，可以让车轮碾压在上面通过了。
汽车小心翼翼地开上去之后，竟然恰恰就在沟的正中间抛了锚。车身歪斜到一旁，两只车轮深深地陷入了泥泞中。艾飞反复地发动了数次，引擎却纹丝不动。
尽管有三个赶着毛驴路过的农民施以援手，也丝毫无济于事。没办法，只能去寻找更多的帮手了。
据那些赶毛驴的人们说，山崖的另一边有座村庄。不过他们答应了，会帮我们去村子里找人手。
他们走后，艾飞·希尔和欧文·拉铁摩尔围着汽车转来转去地想办法，我们其他人却束手无策，帮不上任何忙。
过了一阵儿，贾菲、艾格尼丝还有我，决定也跟在赶毛驴的人后面，往山峰上爬，一方面是想确认，他们肯定会去村里找帮手；另一方面，我们也想找一个过夜的住处。
我们三人大概是在晚上九点钟开始往山上爬的。蹚过一洼又一洼的泥水坑，在黑暗中摸索着，熬过了漫长的时间。
正当我们心灰意冷之际，突然间，一轮满月出现在地平线上。巨大的圆球放射出皎洁的清辉，一条细长的云彩横穿过它的下半部，在天边迎接着我们。
大家如释重负，心头升起了希望。
然而，我们轻松愉快的欢呼声并未能持续多久。接下来仍然要爬高下低，接连不断地翻山越岭。我们口渴难耐，饥肠辘辘，已经疲惫不堪了，但那传说中的仅在两英里之外的村庄，却丝毫未见踪影。
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开始怀疑了，照这样没完没了地走下去，是否会迷路呢？大家甚至想，干脆打道回府算了。至少汽车里还有毛毯，可供今夜露宿时御寒，也还有一点珍贵的食物，聊以果腹充饥。
不过，犹豫再三，我们最终还是决定了，暂且攀登上前面那座最高的山峰，看看再说吧。
这次，我们算是赌赢了。只见迎面过来了一大群人，数了数，足足有十四人之多。
村民们问，还需要俺们吗？
我用中文告诉他们，快去帮忙吧！
村民们说，那个村庄其实就在前面不远处。
于是，我们继续跌跌撞撞地朝前赶路。可是，攀上了高高的崖头，在月光照耀下，却依然看不到任何村庄的影子。
恰在此时，近旁忽然传来了一阵亲切温馨的声音。听得出来，那是家禽发出的鸣叫声。
好啦，不必再担忧了。我们飞也似的冲下了山坡，坐在路旁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十点钟之后，就摸进了村里。原来，这个村庄就是交道镇。但刚一看见它时，我们竟然没有认出来。
还是贾菲的记忆力好。他说，记得我们来延安时，途中的最后一晚，就是在城门楼上面的那间岗哨房间里度过的。但是，艾格尼丝和我都心存疑惑，不记得我们曾经踏足此地。
正在这时，一个红军战士迎面走了过来。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对我们充满了怀疑，因为他没有接到任何信息，通知我们要来的消息。
在这个紧要关头，我那口磕磕绊绊的中文，尽管总是遭到艾飞和欧文的奚落和嘲笑，也不得不拿出来献丑了。可惜，我的解释却不奏效。
我竭力向这位红军战士解释说，我们想寻找一个能够过夜的小客栈，而且，几天之前我们曾经来过这里。
这时，就像在中国通常会遇到的情形那样，周围已经聚拢来一大群看热闹的老乡。救星很快就出现了。人群中有几个老乡，竟然认出了我们。
红军士兵听了他们的话之后，便指了指城门楼上面的岗哨房间，示意让我们上去。
啊，没错，这的确就是我们曾经下榻的交道镇！
上去之后，迎面出来了一个女人，她也认出了我们。她连忙为我们铺上了用谷草编织的炕席，给我们端来了一盆洗脸水，还烧了开水，让我们解渴。女人连声道歉说，不好意思，没有茶叶来款待我们。
唉，如此难熬的一天。我们立即躺倒在草席上，像几根木头一样，纹丝不动，然而，我们的心里却在犯愁，那辆汽车的命运如何了？
谢天谢地，十点半过后，耳畔就响起了宝贝引擎那熟悉的噼里啪啦的噪音。
在车轮陷入的那道泥沟旁，艾飞和欧文这两条好汉不屈不挠地挥动着铁锨，填土垫沟。在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之际，村民救援队从天而降。
大伙儿齐心协力，肩扛背顶，直截了当地把汽车从泥沼中拔了出来，然后又拽到了路面上。挂上挡之后，引擎再次开始了欢唱。
大家终于团聚了。我们打开行囊，铺到炕席上，开始享用晚餐。我们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有茶叶、罐头煮豆子、奶酪、饼干，还有一瓶威士忌。大家举着酒瓶，一人一口，轮流喝了个瓶底朝天。
整整一天过去了，我们才仅仅走完了四十英里的路程。
星期六早晨醒来后，返程的第二天开始了。然而，从早到晚，暴雨哗哗地下个不停，道路被彻底冲垮了，根本无法出行。
艾格尼丝写了一封家信。我则把头一天的历险记补进了笔记之中。然后呢，大家只能打扑克消磨时间。
艾飞在外面顶风冒雨，修补了汽车风扇的带子。但他真正露了一手，给大家带来惊喜的，是花了六毛钱从外面拎回来的一只鸡。鸡肉虽然煮得稍嫌硬了点，但是味道颇为可口。尤其是那锅汤，鲜美至极。
第三天清晨，才五点一刻，我们就早早起身了。饮了些茶水，捆好行李，再次出发。初升的太阳明晃晃的，驱散了满天阴霾。
再次来到洛河旁，却看到水位涨至前所未有之高。唉，大清早就失去了好心情。但谁也没想到，真正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等着我们呢。
第一次过河，大家就耗费了整整两个小时，汗流浃背地卖苦力，在河岸两边的泥泞道路上铺垫石头。尽管如此，汽车仍然瞬间就陷入了泥沼里。
水位高，浪头猛，会威胁到引擎。于是，大家卸下了车中的行李，背到安全的地方放下。又卸下了风扇带、点火分线器、火花塞，一一包裹在衬衣、袜子、手绢里。然后用两块大木板，把汽车的两个前轮翘了起来。这才把汽车从泥沼中拔了出来。接下来，把风扇带、点火分线器、火花塞这些零件再一一地重新安装回去。
妥了！艾飞驾着车，冲入两英尺深的河道中，一口气开上了对岸。但是，在一道陡峭的山崖旁，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好在太阳当顶时，我们终于赶到了洛川，吃上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有摊鸡蛋饼、炖猪肉、青菜炒豆腐、热汤、米饭、茶水，还有味道相当不错的当地农家自酿的米酒。
这个上午，一口气又拿下了二十英里。
再次驰骋在黄土高原上的时候，却碰到了塌方事故的地点。那段路面被雨水冲得仅仅剩下了窄窄一条，勉强够得上车身那么宽，无法通过。
一队人马正在全力抢修。他们在冲垮的道路下方，沿着山崖的边缘，修造了一条半圆形的新路段。
这部汽车的宝贝引擎就像人似的，颇为敏感，与往常一样，它莫名其妙地就熄了火，且无论如何也发动不着了。但是，中国民工们呼喊着号子，硬是把汽车连拖带拽地弄到了新修的路段上。
冲下了黄土高坡，便再度与老朋友洛河重逢了。一个星期前，我们曾经在这个渡口，登上纤夫拉拽的大驳船，比较顺利地渡过了洛河。而今天则没有那么容易了。大水冲走了横在河上的铁索链，不知被冲到下游什么地方去了。没有那条铁索链，船工们是不敢让驳船在巨浪和漩涡中冒险犯难的。
整整五个小时的光景，我们只能懒洋洋地散坐在岸边，在太阳底下干耗着，一直等到日沉西山。其间偶尔见到要渡河的行人，能听见他们与船工在纠缠。
最后，眼看着天色黑下来了，我们无计可施，只好在附近的山坡下，找到了一处废弃的空房子，那是一座土坯垒就的简易房屋，大家凑合着，在里面度过了那个夜晚。
天亮之后，我们的希望稍稍有所回升，因为听说河里的水位下降了不少。有一辆卡车开到了岸边，也要渡河，上面坐满了红军士兵。但一直等到下午，才真正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局面。
我们偶然注意到，在洛河下游那端，有几个船工正在从水里往岸上拉扯一条铁索链。等他们把铁索链拉到了登船的地点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条铁索链弄到河对岸去了。
艾飞向他们建议，在铁索链上绑一块石头，然后甩到对岸去。但是，人们拒绝了他这个建议。
船工们采取的方案是这样的。先派十几个人，走到下游河水较窄的地段，扯着一根绳子过了河。然后，岸两边的人同时扯着那根绳子的两头，一步一步朝上游走过来。接着，再把铁索链系到那根绳子上。
我们几个人也一起上前帮忙，大家齐心合力，把铁索链一点一点地拽到了河对岸。最后的步骤，就是把铁索链固定在河两岸的桩子上，才算大功告成了。
终于可以动身了。我们迅速地把东西一一装到车里，准备渡河。但是，红军的卡车率先登上了船。没有足够的空间了，我们只能等待下一趟再说。
没想到，当红军的卡车在对岸下船时，却从跷跷板上滑落了下来，陷入了河水中。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焦急地盼望着，看他们使出浑身力气，努力想把卡车从河里拉出来。
暮色中，我们在岸边点燃了一堆篝火。可是等来等去，红军的卡车却仍然浸泡在河水中。
没多久，天色就变成漆黑一团了。我们只好放弃了等待。背着行李，无精打采地返回了山坡下那座孤零零的土坯房，在里面度过了第二个夜晚。遭遇了如此严酷的打击，饱受折磨的情绪在那晚第一次爆发，彻夜难眠。
第五天的早晨，阳光明媚，空气凉爽。我们终于顺利地渡过洛河，踩着跷跷板下了船，继续赶路。听船工们说，红军那辆卡车折腾了一整夜，直到天色微明时，才终于被拉到岸上来。
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很快又浇熄了我们胸口刚刚燃起的兴奋的火花。
那天下午，汽油马上要耗光了。汽车的表现，实在是差得不能再差了。风扇带修补得次数过多，屡屡脱落。散热器泄漏了，滚烫的水珠和蒸汽从盖子里不断喷射四溅。引擎也不适应新灌进去的火油加汽油的混合燃料，仅能勉为其难地转动着。
下一个夜晚即将到来，这已是离开延安之后的第五个夜晚了。大家希望，我们能在第六天走完剩下的九十英里，抵达西安。
第二天早上，运气还不算太坏。我们从小客栈里找来了一个面团，堵住了散热器上的漏洞。艾飞从黑市上搞来了一些汽油。十五块银元买了五加仑。
一切还算顺利，中午时分，我们便抵达了三原县城。不过，夜幕还是赶在我们跨越泾河之前就垂下来了。我们再次遭遇了铁索链被大水冲走的局面。
有好几英里的路程，我们是靠着一辆卡车的前灯照亮路面的。我们紧追其后，不敢落下半步。很快，我们车中的电池又恢复充电功能了，于是不再依赖卡车在前面照明。最后一眼瞥见那辆卡车时，发现它已经停在了路旁。
接下来，却是一段充满恐怖的路程。我们穿越了历史悠久的汉代墓葬区。一座接一座环绕着鬼魅气氛的高大的土堆，在夜色中投下憧憧暗影，令人心悸。
当我们抵达一座铁路桥时，大概已是夜里十点钟了。这是我们将要渡过的最后一道河流。
提着信号灯的工人拦住了我们的车。他们的话很简单：不能过。
原来，这座桥上少了一些木板，正在修补。要等到明天早晨才能通车！
这座桥已经到了西安城的边缘。艾飞口若悬河，终于说服了守桥的工人。我们可以小心谨慎地过桥了。
因此，汽车绕过散放在四处的乱线团，寻找着可以下轮之处，沿着铁轨，安全地通过了这座桥。
直奔西安的那条路，对艾飞来说，意味着归家之途。在倾盆大雨中，坚硬的马路被冲成了滑腻的泥浆层，道路两旁都是深沟。
汽车颠簸着前行，艾飞仅用一只手握着方向盘，探身车外，查看路面。我们迫不及待地开始计数了。十二公里，八公里，六公里，四公里。很快，北城门就近在眼前了。
守门的士兵们，可是别来无恙？
当我们的车子开到北城门外时，恰好有一辆汽车从里面驰出来。我们便趁机溜进了城，甚至没有来得及与士兵们点个头、打声招呼，当然也就没给他们留下机会来盘查我们。
终于进入西安城了！我们先去艾飞的住处，卸下来了一些包袱，然后就回到了西安宾馆。
宾馆的中国经理热情地迎上来，欢迎我们归来。此前我们在这里住着时，可是支付给他不少银子呢。所以，他仅仅简单地问了我们一句，“咋走了这么久哩？”除此并未多嘴。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十分整，我们的火车准时离开了西安城。警察气喘吁吁地赶到时，已经为时过晚了。他们也许会感到奇怪，这几人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
大家在月台上与艾飞·希尔依依不舍地挥手道别。他从这次旅行中获得了颇为不错的进项，都是由贾菲支付的。这个年轻人正好可以用其中一部分钱来购买一张飞往上海的机票，去探索新的前程了。
在火车上度过了一个懒洋洋的下午。大家谈论了需要撰写的一批文章，以及可供发表在期刊上的采访笔记等等。在车厢里，我们享用了四人在一起的最后一顿晚餐之后，便就此分道扬镳了。贾菲和艾格尼丝将前往上海，继续完成他们被中断的环球旅行。
7月2日凌晨三点四十分，我和欧文·拉铁摩尔一起，从陇海线换乘平汉线。因为事先没有订票，我们俩踩着站台上四处飞溅的泥水迅速地奔跑，差点没赶上开往北平的那趟列车。还好，总算弄到了一个单间，我们和衣而卧，一气睡到天色大亮。
上午九点半时，我们吃了早餐。下午四点半，列车抵达了石家庄。想起6月8日那天，我们在这里换乘开往太原的列车，感觉竟似如隔三秋的陈年往事了。
半夜时分，抵达北平，再次遇到了暴雨，为我们洗尘。好在有埃德加·斯诺和埃莉诺·拉铁摩尔（Eleanor Lattimore）在站台上迎接我们，带来了重逢的喜悦。当下我便随着埃德加·斯诺去了他在燕京大学的家中，二人连夜倾谈，一直聊到第二日清晨。
当我们抵达北平时，在延安的日日夜夜，已经化为记忆，渐渐飘远了。
五天之后，在7月7日那天夜里，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战争打响了。在那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为我们这次延安之行的背景赋予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战争开始之后的头几个月里，我完全没有时间去认真思考，对这场战争进行分析和判断。但有一件事，却是我能够肯定的：当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内战进行评估时，延安的经历，将为我们提供最基本的原始资料。
直到很多年过去之后，烟消云散，我们才真正地意识到，当初的延安之行，似有上帝之手的安排，机缘竟如此凑巧。
我们堪称幸运，遇到了这样一个稍纵即逝、千载难逢的良机，使我们能够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数天之前得以对延安投去惊鸿一瞥。
我们有幸在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之初，便采访到在新形势下满怀激情、畅所欲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然而，紧接着，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战争便爆发了。延安变成了抗战期间的全国中心，并保持着这种地位，长达八年之久。
在1937年6月战争前夕的延安，共产党领袖们的举止言谈，无不流露出异常乐观的情绪。那种情绪在我们抵达之后的第一个晚上，当大家在窑洞里召开联欢会欢迎我们时，就已经在空气之中荡漾了。
这种乐观是伴随着自信的光焰同时散发、传播出来的。我们在那里停留的时间越久，那种感觉就愈加强烈。对这种自信乐观的气氛，我们应该感到惊讶吗？还是应该相信它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
往昔的经验，当今的形势，未来的局面，古今中外，纵览全球，一切的一切，均在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运筹帷幄之中。一切的一切，都承载着充满希望的神秘的预言。
长征已经胜利地完成了。那些翻过雪山、走出草地、活下来的人们，此刻却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反思他们曾经背水一战、为之殊死搏斗的强硬路线，去面对新的选择和考验。
延安成为刚刚建立的陕甘宁边区的首府，仅仅六个月之久。由于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才导致了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出乎意料地发展壮大。
这个地区人烟稀少，落后贫穷，但它的地盘，竟然比江西福建的苏维埃根据地宽阔得多。在战略位置上，因这一带距离日本占领区相对较近，所以成为了共产党在战争期间与日军兵戎相见的重要交锋场所。
陕甘宁边区的产生，本身便带有具体的象征意义：它代表了共产党既往行动的辉煌成果。正如人们所预期的，眼下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恰逢其时，至关重要，且在总体上看来，令人感到欢欣鼓舞。
回顾往昔，早在1931年至1932年，当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后，共产党就提出了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目标。眼下，这一在空中飘浮了很久的号召，终于形成了明确的框架。
内战停止了。与蒋介石的谈判进展顺利。这些自治或半自治地区的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靠拢南京政权，在承认其权威的前提下，结成更广泛的联合。
事实上，国共两党的和解协议将是对共产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大支持。共产党领导人正在倾其所有，竭力推动团结的潮流。
那年仲夏，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的推动过程才最终得以圆满地完成。不过，早在那年春天的几个月里，为促使中国达到团结的一些关键活动，便已经在运作之中了。而延安的领袖们，恰恰是这些关键活动的中心。
大众舆论强烈地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阻止了蒋介石对日本进一步妥协。
当战争的阴影日趋逼近，一触即发之时，哪怕仅仅是为了维持南京自身的力量与权威，蒋介石也是需要共产党支持的。所有这些考虑，都促使蒋介石停止了反共围剿战争。因此，当前形势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长达十年之久的国共内战，终于画上了句号。
这是一个巨大的收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把新形势转变成对共产党有利的局面，会是无谓的牺牲。因此，与南京合作，而非与之冲突，便成为共产党努力的目标。
当我们与延安领导人交谈时，他们强调的是民族大义，要把占领了东北、入侵了内蒙古及华北、眼下正威胁要发起更大进犯的日本人彻底地驱逐出去。这，才是高于一切的需要。为了能以中华民族之全力对付日本而采取民族大团结，奠定了主旋律的基调，出现在共产党发出的所有声明之中。
在对未来的展望中，延安也充溢着强烈的自信。然而，在1937年6月，由于有迫在眉睫的具体任务必须要应对，他们那种针对未来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便在骤然间被压缩了。
如何有效地准备对日作战，不但是共产党所要采取的行动，整个中华民族都需要投入抗战。如此看来，似乎革命事业只能屈居二线了。不过，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大众的命运的确也有所好转。
在国共统一战线的谈判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也被列为重要的谈判条件，并呼吁要在全国进行推广。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前走下去，社会主义革命仍然将会成为共产党人最终的奋斗目标。
事实上，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来说，尚属遥远。共产党正在拼命努力，推行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而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
虽然说，我们访谈的关注点主要都聚焦在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上。但通过这些访谈中透露出来的一些线索，我们也了解到了共产党领导人对未来的展望。
从短期来看，共产党充满了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对形势的估计上所产生的。日本对中国发起大规模侵略之后，形势肯定将会发生变化。那时，共产党人将能有机会，自由地在陕甘宁边区以外的相邻省份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抗击入侵者的爱国行动。
如此一来，共产党的号召力将会大大增强，超过他们在内战时期的影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设立，便是应运而生的举措，切切实实地体现了共产党的规划和方案。
至于更加长远的未来，他们的观点当时尚不太清晰。但是可以察觉到一些大概的主线。当然，共产党会在战争中发挥自己的全部作用，把他们在十年内战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运用到抗日战争之中来。
他们已经预见到了，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延续数年的军事冲突。这一看法很快就将在毛泽东的文章《论持久战》中表述出来。这是毛泽东所撰写的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篇论及战争策略的文章。
在漫长的战争中，力量的源泉，来自对人民大众进行全力以赴的鼓舞和调动，有社会层面的，也有政治层面的。这一原则对国民党也同样适用。因为国民党同样也需要鼓舞人民大众，积极投入抗战活动之中。
随着战争的步步深入，中国的舞台上将会需要一个客观公正的仲裁者，来衡量投入抗战的双方的贡献。这个仲裁者会对双方进行检验。然而，这类仲裁也是需要先决条件的，即：国民党必须改变其风格，才能维持住它所占据的优势。
几乎没有什么理由能使人相信，蒋介石最优秀的军团可以成功地抗击现代化装备的日本军队。国民党仅仅依赖传统的军事作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国民党希望他们的投入能够产生出更佳的效果，则必须走得更远。
而在这点上，早在那个时期，延安对未来的展望就已经初具雏形了，显示出在政治素质上更为高瞻远瞩的水平。
共产党对国民党施加了不少压力，提出要建立一个进步的民主共和国，要求政治上的开放自由，以及社会领域里的改革。这些要求都超越了共产党自身简单的利益需求。
延安十分自信，共产党的这些措施，将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但是，国民党政府也同样需要这些措施，以便巩固其政治基础。
假如国民党也走上了发动群众的道路，假如国民党致力于构建民主制度，让工人和农民也享有权利，那么，它本来也是可以成长壮大的。但是，国民党如果避开了社会改革，继续将它的统治基础建立在官僚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之上，那么，它将会日薄西山、渐趋衰落。
延安的领导人是否过于乐观了呢？他们相信南京会自动地进行社会改革吗？也许是的。因为共产党看到了统一战线所呈现的光亮，并在与蒋介石的谈判中，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不过，他们所下的赌注是属于双重保险的。假如南京不进行社会改革，中国的确会承受苦难。但是，国民党也将注定会成为失败的一方。
在延安看来，国民党最重要的需求，其实可以被拆解为一个简单的问题：蒋介石能否冲破他为自己设定的限制呢？如果他能做到，而且也真的去做了，那么共产党就可以支持他。
共产党呼吁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共和国。如果这个愿望实现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斗争从此就结束了。那只不过意味着，政治斗争将转而登上政治舞台，双方都将有同样的机会，能够赢得中国人民的选举。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共重新开启了内战。其实，这本来并非是无法避免的选择。如果针对更加长远的未来景观，暂时尚无法看清楚的话，至少共产党对短期的预测，已经被证明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一旦发生日本入侵的情况，共产党就可以从陕甘宁边区朝东推进，到敌后去组织抵抗力量。他们预见到了这个大好的时机，而且也做好了准备，将充分利用这一契机，走向全国。
其实，1937年6月的时候，即便是延安的领导人，大概也没有想象到，在日后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将会遍布整个中国。
当然，有人会肯定地说，共产党的确早已预见到了，他们的根据地肯定会不断扩大。无论如何，当初开始长征的原因之一，本来就是怀着希望，想把军队集中到一个在战略上比赣闽或华南其他那些根据地更加有利的地方。
通过这些军事上的行动，共产党超额完成了他们在统一战线谈判中所应该承担的任务。在一开始的时候，国民军事委员会分配给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在“敌后”开展工作。所谓的“敌后”，就是已经被国民党军队丢失给日本人的地盘。
在战争初期，仅仅几个月之内，日本军队就占领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共产党立刻就进入了这些地区，并开始了运作。仅仅几年之后，这些被牢牢掌控在日本人手中的华北地区就焕然一新了。
战争结束之前，游击队已经成长为一支庞大的军队，并且夺回了华北大部分被占领的地区。这支军队是建立在积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抗击入侵者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与国民党在军事行动方面逐渐减少做一对比的话，共产党开展的军事行动之广泛，就显得更加卓越、更加突出了。
到了1940年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牵制了日本侵华军队的四十个师中的其中十七个师，占全部日军的五分之二。
1940年到1941年时，从头年七月到来年六月，国民党军队使日军遭受了 182,094 人的伤亡，而共产党则使日军遭受了 130,010 人的伤亡，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
如果考虑到国共双方在资源上的巨大悬殊差别，尤其是美国一直在稳步增加提供给重庆的援助，而却丝毫没有提供给延安，那么，这种比例就显得意义非凡了。
答案还存在于另一个方面。共产党对中国农民中潜在的资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农民的活力、主观能动性、各种特长和技能，无一不受到了共产党基层工作人员的关怀和近在咫尺的指导。而在国民党控制区的重庆，却没有进行任何发动群众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几年间，这种军事行动上的悬殊差别就更加显著了。这段时间，蒋介石减少了他用于抵抗日军的部队，却从他装备最精良的嫡系部队中抽出来二十万人，在胡宗南的指挥下，包围了陕甘宁边区。
但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对日军的战斗，却一直在稳步前进中。1944年至1945年，占领了华北的日军部队基本上被驱逐出了乡村地区，而只能盘踞在较大的城镇和铁路沿线。那些地方完全依赖日军修建的碉堡和据点，以重兵把守。
国共两党在政治方面存在的悬殊，更是显而易见。因为统一战线的方针所提出来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并要进行最基本的社会改革。
在 1937 年夏季，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不久，在陕甘宁边区就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当地政府。华北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大致上包括了从山西绵延到山东的数个省份。在这些地区均成立了民主选举的政府。政府成员包括在当地从事抗战斗争的民众代表，共产党员也在政府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由于必须执行在统一战线协议中的那些条款，因此，没收地主土地的革命政策就成了不合法的行为，不再允许执行。但是，在整个游击根据地，地主们都必须严格遵守统一战线中有关减租减息的规定。
假如国民党也采取了同样措施的话，中国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本来也许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在战争刚开始的头一年，国民党曾经允诺过，要做出一些改变，按照初始的愿望，真正地进行社会改革。但是，1938 年时，国民党在汉口所制定的那个软弱的修订案，“武装抵抗及重建方案”，里面竟丝毫没有提及民主选举或者限制地主的剥削压榨，更没有落实其他条款。
到了1940年时，早先已经获得批准的民权被暂停了，新闻自由被废除了，政治异见者也被关押了。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举行过任何选举。在重庆政权的卵翼呵护下，地主们一如既往，主持着乡村中的事务。
中国政府继续是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政府，就像从 1927 年便开始的那样。蒋委员长被证明是个无法超越自己弱点的人。因此，他丧失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机会，去共建一个那时他们都准备建立的民主共和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确曾把这个鲜活的选择再次端上了台面。这次机会是在战后出现的。那时马歇尔将军（General Marshall）正在试图调解国共之间的矛盾。
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除了共产党的代表，也有其他的第三方人士参加。在这次会议所达成的协议中，也制定了算得上比较开明的宪法草案。蒋介石被承认为“全国领袖”，拥有了广泛的行政权力。但是，国家立法机关的选举委员会却强烈地反对此点。
虽然蒋介石曾公开发过誓，要遵守政治协商会议上达成的所有协议，但实际上，他却悄悄地掉转头来，反对这些协议。
1946年3月，趁着马歇尔将军去华盛顿之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协议中对削弱他们权利的那些条款的修改。直到此刻之前，内战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但如今却成为必然。
回溯过往，一连串看似不可避免的事件，在初始阶段都曾是模棱两可、暧昧不明的。
1937年6月，中国政治处于尖锐突变的剧痛中。这种突变将会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毛泽东为何能够如此清晰地预见到 1949 年中国革命将要取得的全面胜利，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有趣的问题。不过，就此问题的性质来说，还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在延安度过的那几个日夜，我们几乎自始至终都被所看到的一幕又一幕场景深深吸引，充满了兴奋之情。至于这些新鲜事物从长远来看将会意味着什么，那时也只是偶尔在我们脑中忽闪过一下罢了。
但是，至少欧文·拉铁摩尔在当时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
在一篇为伦敦《泰晤士报》所撰写但当时没有发表的文章的最后一段中，他这样写道：“当我回味那次延安之行，认真思索时，在我看来，假如当初日本没有发起那场战争，共产党可能会以合法政党的面貌重新浮现，在全中国发挥其影响，并在他们已经控制的地区，拥有一个类似省政府的地位。如果日本人开仗了，假设共产党关于半殖民地国家的军民关系的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军队和人民就都会站到共产党一方来。”
提起延安，它所留给我们的那种强烈且经久持续的影响，其实并非仅仅由于我们在那里时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而是因为那些活动本身所携带着的一种精神力量。
所有到访过那里的外国人，不分先来后到，无不深深受到洋溢在延安各个角落的那种气氛的感染。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和笔墨去形容的感受，而只能去亲身体验。
正是那种无法言传的气氛，吸引了无数追求自由和革命理想的青年学子，从中国的四面八方，奔赴到那片贫瘠的黄土高原上。
不言而喻，在那座缺吃少穿的陕北小城里，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表面现象所展示出来的东西，其实是蕴涵在更深层次上的根源。
除却插在朱德或周恩来上衣胸前口袋里的那支钢笔之外，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等级上的标志。红军司令员与普通士兵的军装，竟毫无区别。
也许你会注意到，就连吹军号的红小鬼的面颊上，也会浮现出腼腆却自豪的微笑。自尊与高贵，俯拾皆是。
在大礼堂中观看文艺演出时，领袖与其他人一样，皆为普通观众，大家随意就座，没有特殊席位。他们在街巷中行走时，也看不到前呼后拥的卫兵、戒备森严地保护他们的现象。
如果做个简明扼要的形容的话，那是因为延安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
那是延安最美好的岁月。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译稿完成于2019年3月18日
修改于2020年3月6日
再次修改于2020年5月23日，于加拿大滑铁卢。
责任编辑：孔令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