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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年12月23日——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火鸡疑惑地注视着房间另一头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中年、微胖、已经开始秃顶的富兰克林，对他的电装置做了最后一次检查，一群人站在他身后饶有兴致地旁观。装置由数个六加仑容量的玻璃广口瓶组成，瓶身外面包裹着一层锡。一些金属棒从瓶口伸出，金属棒连接着铜线。富兰克林站直身子，赞许地点了点头。与此同时，那只被绑在桌腿上的火鸡，看看富兰克林，又瞅瞅那群人，然后忧惧地咯咯叫了几声。
“这只鸡不大高兴。”一个人说。
“但等它进了我的肚子，我会很高兴。”富兰克林回复道，大家都笑了，“你会发现的，用电击宰杀的鸡，肉吃起来会异常的柔嫩好嚼。”
“那就快些动手吧，”另一个人说，“我已经准备好开吃了！”
话音未落，火鸡又咯咯叫了几声。
富兰克林微微一笑。“马上就好。我们准备得差不多了。广口瓶已经充电。现在万事俱备，只差这只鸡了。”所有人都转身看着火鸡，火鸡也警惕地看向他们。
富兰克林捡起地上放着的一条锁链给人群看。“这条锁链与广口瓶外部相连。我们得把空着的这一端系在火鸡身上。菲利普，可以请你把火鸡抓过来吗？”
菲利普从人群中闪身而出，走向火鸡。他解开绑它的绳子，然后拽着它脖子上系的那根绳子，把它拉向富兰克林。火鸡愤怒地咯咯叫着。
“好。现在抓住它的翅膀，这样我可以把锁链绕在它的大腿上绑好。”
菲利普把这只鸡的翅膀拽向它的脑后，富兰克林跪在它面前。火鸡气愤地瞪眼看他。就在这一刻，富兰克林的妻子，德博拉，走进了房间。
“哎呀，先生们，你们还在折腾那只火鸡吗？”
走神的富兰克林站起身，手中还拿着那条锁链。“就快完成了，亲爱的。”
“快一点吧。火烧得正旺。我们得抓紧烤这只鸡。”
“我们电击它之后就好，我会去掉它的头，把它拿进去开膛和备料。”
“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时代呀！”一个人说，“用一只电宰火鸡来欢庆圣诞。”
“而且还是用电烤的！”另一个人补充道。
人群继续着交谈。富兰克林一边留意着火鸡，一边听着善意的玩笑话。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大笑声，他看过去，也轻声地笑了。他心不在焉地向连接广口瓶的铜线伸出自己空着的那只手。突然间，出现一道闪光，砰的一声巨响，就像谁开了一枪一样。
“啊——”富兰克林大喊一声，踉踉跄跄地向后退了数英尺，然后浑身无力地跪坐在地上。他的双臂和上身开始剧烈地哆嗦。
“本！”德博拉大喊。人们冲到富兰克林四周扶住他，免得他在浑身颤抖时摔倒。
“他碰到了瓶子。受了完全放电的电击！”菲利普说。
“给他点空气。”另一个人命令道。
德博拉推开人群，抱住她的丈夫，他身体的抽搐慢慢地平息下来。“本！你还好吗？”
富兰克林脸色苍白，呆呆地看向她。
“本，说话呀。你受伤了吗？”
他目光呆滞，表情茫然。
“本！”德博拉再次大喊。
他张开嘴但却说不出话。“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终于气喘吁吁地说出了口。
就在那一刻，火鸡发出了自满的一声咯叫，就像对他的回答一样。
在18世纪上半叶，一场电的风潮席卷了欧洲。实验者们发现，他们可以操控无生命的物体，诸如玻璃棒或金属杆，来制造各种各样惊人的电效应。带电的物体奇妙地吸引羽毛和小纸片，从手指尖冒出电火花，用电点燃烈酒和火药……人们蜂拥而至，前来观看最新的惊人表演——那个时候，这可是很重要的娱乐——而且实验者们还相互竞争，看谁能想象出更令人目眩的表演。就是这些对电的热情追求，发展出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通电的世界，发展出了电视机、电脑，以及被灯光照亮的家居环境。电学诞生的故事已经被讲过很多遍了，但是人们鲜少感激18世纪电学革命中那些无声的英雄：鸟类。这些生物——苍头燕雀、麻雀、鸡、火鸡，等等——它们霉运当头，成了早期电学家们搞研究最爱用的动物。
第一个真正令欧洲观众大为感兴趣的带电实验是斯蒂芬·格雷的“孤儿院男孩”演示。一名年幼的孤儿被从房顶吊挂下来，他带电的身体产生电火花，吸引诸如金箔和纸片等物体。不过那个位置原本还有一只鸡，因为格雷也在一只“大白公鸡”身上进行过这项实验。
格雷做了大半辈子染工，18世纪20年代，退休后住在伦敦的卡尔特修道院，这是一个为运气不佳的绅士们准备的居所。做一名染工无法让他成为绅士，但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出于对科学的共同热爱，他和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些成员建立起了友谊。这些朋友运用他们的影响力帮他在卡尔特修道院安排了一间住房，在那儿他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做，于是他决定开展带电实验。
那时候人们对电几乎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是如果你摩擦特定的物体，比如说玻璃或者琥珀，它们能吸引一些轻小的物体——羽毛、纸片、谷壳等等。在摩擦时会产生吸引力的物体被称为“带电体”。这一名词来自希腊语中的琥珀：elektron。格雷对这些“带电体”深感兴趣，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时不时摩擦一根玻璃管，并用它来吸附羽毛。但是他很快发现了奇怪的事。当他把一个木塞放进玻璃管中时，它居然也获得了吸引羽毛的能力。这种吸引力以某种方式从玻璃传递到了木塞上，尽管木塞本身并不是“带电体”。
意识到自己发现了重要的东西，格雷开始尝试能将这种“带电特性”传递多远。他将一根金属棒插入木塞中，将塑料绳系在金属棒上，然后在塑料绳另一端系上一个水壶。令人惊奇的是，当他摩擦玻璃管时，连接着的水壶也能吸引羽毛了。他接着寻找其他可以被通电的物体，最终发现这一套方法可以在火铲、银质水壶、铁质拨火棍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身上奏效。对此大感兴趣的他，将探索的网继续铺开。卡尔特修道院里住的都是老年人，要想在他们身上做带电实验可是会惹上麻烦的。碰巧一名孤儿在游荡时走了进来。
格雷用丝绸制作了一个吊带，将这名四十七磅重的男孩从他房间的天花板吊下来，与地面平行。男孩将他的两臂伸开。格雷摩擦玻璃管，并用它碰触男孩光着的脚面。灰尘和羽绒飘浮起来，向着男孩的手边飞去。在那些围观的老年人看来，这一幕一定如同魔法一样。
格雷将他的发现分享给了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格兰维尔·惠勒，然后他们一起继续实验。他们这回将惠勒的侍从吊了起来，发现如果伸出一根手指触碰带电的侍从，就会被电击刺到一下。这招越试越灵。接着，他们又好奇于这一现象是否仅作用于人类，他们接下来在另一种生物——白公鸡身上进行了实验。他们将公鸡绑在丝绸吊带上，小心地用玻璃棒碰它。令他们感到高兴的是，效果和在男孩身上的一样。两个人围着公鸡，在公鸡紧张的叫声中，将他们的手指伸向它。他们从它的喙、鸡冠和脚爪处都引出了电火花。这只无名的公鸡成了世界上第一只带电的实验动物。
出于对科学的兴趣，两个人接着将鸡宰杀以确认其身体是否仍然能产生电火花。答案是肯定的。把内脏去掉也不影响这一效应。估计两位研究者以晚餐吃掉这只鸡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但是这一点他们倒并没有汇报给皇家学会。
由于他的实验，格雷被皇家学会授予了正式成员的资格——这对于一名染工来说是罕见的荣誉。关于格雷悬空男孩实验的传言迅速传遍了欧洲大陆，那些有抱负的电学家（那时这样称呼电学研究者）在沙龙或者演讲大厅里愉快的为观众们上演这个实验的不同版本。到了18世纪30年代末，这一表演变得格外受欢迎，以至于你可以从装置制造商那里买到悬空男孩的全套电工具包，包括丝绸吊带和玻璃棒——就像如今你能从成人商品目录里买到的一样。不过男孩你得自己去找。格雷的悬空公鸡仅仅成了历史上的一个脚注，但是电学家们并没有忘记鸟类，他们对鸟类的兴趣才刚刚开始。
1730年到1745年间，电学方面的创新突飞猛进。发明家们开始着手尝试生成更高的电量来实现更激动人心的效果。他们将格雷使用的玻璃棒替换成可以由曲柄转动的玻璃球体或柱体构成的机器。实验人员开始用手，摩擦旋转中的玻璃体来产生电。他们发现，如果在玻璃球体旁边挂一根金属棍——比如枪筒、剑或者中空的望远镜筒——使其处于几乎碰到球体的位置，它就能收集电，且能累积更高的电量。这就使实验人员得以做出诸如“维纳斯的电击”这样的惊人表演。在这个表演中，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士，身上连接一根隐藏的金属丝，通过金属丝的传导而带电，她站在一块不导电的蜡版上，这样能避免电流接地时“逃逸”。当一个想要成为罗密欧的人上前尝试亲吻她时，他的电击会从她的嘴唇跃到他的嘴唇上，这时他会感觉到刺痛。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机器越来越强力，这类实验的受试对象开始抱怨电击实际上让人相当痛。到了1745年，这些实验机器已经能生成较为强力的电击，足以使安德鲁·戈登——德国萨克森州教书的本笃会修道士——杀死一只苍头燕雀了。
这只鸟是第一只有记载的被人造电流杀死的动物。第二年，也就是1746年，这是一个电学历史上的重要年份。在这一年里，莱顿瓶得以发明，该装置使实验人员第一次制造出真正强有力的电击。装置取名自荷兰的莱顿市——它被发明出来的地方。一位名叫彼得·范·穆申布罗克的教授和他的好友——一位名叫安德烈亚斯·库那乌斯的律师。在研究水中能否存储电的时候发明了它。库那乌斯独自一人在实验室里工作时，将一根金属丝伸进了一个放了半瓶水的玻璃广口瓶里。倒是多亏他并没有很多科学研究经验，他没有像那些经验丰富的电学家那样把玻璃瓶放在绝缘表面上，而是托在了自己手上，无意间给玻璃瓶外侧接了地，将广口瓶变成了一个电容器。当他无意识地触碰到通进瓶中的金属丝时，他为高电荷的瓶子内部和接地的外部制造了一个通路，结果产生的电击将他击倒在地。他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穆申布罗克，这位教授自己也试了一遍。他也感觉到了强烈、猛然的一击。电击太过强烈，以至于他发誓再也不重复这项实验。他也力劝任何人都不要再行尝试了。
当然，他的劝告被无视了。莱顿瓶令科学家们大为吃惊。在那之前，电只不过是令人感到有趣和新奇的小玩意儿，一种制造引人入胜的小火花，让人微有疼感的电击的现象而已。但是现在，几乎在一夜之间，它成了一种强大到足以将一名成年男子击倒在地的力量。整个欧洲的研究人员都抢着制造他们自己的莱顿瓶。这些研究人员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鸟身上测试这个装置的杀伤力。法国的物理学家让——安托万·诺莱——自认为是欧洲领先的电学专家，同时在一只麻雀和一只苍头燕雀身上测试了莱顿瓶。他将两只鸟分别系在一把铜尺的两端，铜尺中心有一个木质球状突起，他可以握着这里。然后他用麻雀的头触碰瓶身外侧，用苍头燕雀的头触碰一根连接内部的棒子。见证了这一实验的约翰·特伯维尔·尼达姆写信给英国皇家学会，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第一次实验的结果是两只鸟双双被瞬间击昏，一动不动。几分钟之后，它们苏醒了过来。但第二次实验，麻雀被电击致死，经检查发现身上并无乌青，就像被闪电击死一样，体内大多数血管都因为电击而爆裂。苍头燕雀像之前一样恢复了过来。
诺莱将电击一连串生命体的主意延伸成了更壮观的表演，这回他用的是人。在法国国王的观摩下，诺莱指示国王的一百八十名皇家警卫手牵手。这个队伍一端的人触碰连接莱顿瓶内部的棒子，随后，当诺莱发话时，另一端原地待命的警卫去触碰瓶子的外壁。就在他这样做时，一股电流穿过了整个队伍，一百八十名警卫同时蹦了起来。接着诺莱又在天主教加尔都西会整个修道院的修道士身上重复了这一招。这一次同样，正如尼达姆的报告中所写：“整群人同一瞬间突然跳了起来，所有人都同样感到了电击。”
随后的一次重复诺莱“人体链”实验的尝试得到了未曾预料到的结果。约瑟夫——艾尼昂·西戈·德拉丰尝试在六十人中间传导一次电流，但是电流每一次都在第六个人那里停下来。“这个男人性无能！”流言在王宫里被窃笑着传来传去，“他阻挡了电流！”西戈的说法更为婉转，他指出这个人不能传导电流因为他并不具有“构成一个男人的全部特征”。所有人都认为有必要对这一现象做进一步的验证。于是西戈找来了国王的三位乐师（三人都被证实为宦官），让他们手牵手，然后让他们承受莱顿瓶的电击。他们非常有活力地跳了起来！原来在之前的实验里，并非是缺乏生育力阻碍了电流传导，只是因为那个人恰好站在一个水坑中，水坑将电流导入了地下。
与此同时，在波兰，格但斯克市的市长丹尼尔·格雷拉斯造了一个莱顿瓶来击杀甲壳虫。随后，就像诺莱一样，他弄死了几只麻雀。由于好奇这个瓶子致命威力的极限所在，他又在一只鹅身上试了一下，但是莱顿瓶终于碰上了和它势均力敌的对手。这只鹅翻身倒地，就像死了一样，但是它很快就恢复了过来，然后嘎嘎叫着跑开了。然而，格雷拉斯的实验并非一无所获。在他做击杀实验的过程中，发现莱顿瓶可以被连接在一起以制造更强力的电击，强度仅受限于瓶子的个数。他把这样连接在一起的瓶子称为一个“电池”，因为当它们释放出电流时，发出的爆破声就如同一座加农炮炮台
发射一样。
当然，实验者们绝非单纯出于好玩才电击鸟类。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别的法子来测量电能。如今，我们可以开车去五金店买一只电压表，但在18世纪40年代可没有这个选项。电压单位“伏特”的叫法取自亚历山德罗·伏特的名字，而这位伏特先生1745年才刚刚出生而已。因此当时鸟儿被当成了估算电能的便捷工具。也就是说，研究者可以说电能“强到足以杀死一只麻雀，但电不死鹅”。这种测量方式不大精确，但是具有描述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然而，并非人人都同意电击鸟类在道德上属于正当行为。莱比锡
的约翰·亨利·温克勒教授在1746年写信给皇家学会：“我自柏林的报纸读到，他们在鸟身上实验这些一闪而过的电，因此令它们遭受巨大的痛苦。我没有重复这一实验，因为我认为给予有生命的生物这样的痛苦是错误的。”
然而温克勒也对莱顿瓶的效应感到好奇，不过他没有用鸟类，而是在他妻子的身上进行了实验。他报告说：“她在那之后感到特别虚弱，几乎无法走路。”一周后她看起来已经恢复了，于是他又电击了她一次。这一回她流鼻血了。这种体验对她来说显然并不舒适，但至少没有鸟儿受到伤害。
在大西洋另一边，令欧洲人喜爱的电的实验最终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很快就会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第一次目睹电现象的演示是在1743年，当时他观看了一位在各地巡回授课的苏格兰讲师阿奇博尔德·斯潘塞博士的表演。他即刻就被吸引住了，于是他买了斯潘塞的装置，并开始了自己的实验。
富兰克林声名鹊起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对电的研究。很多历史学家声称他实际上是18世纪最重要的电学科学家。正是富兰克林提出了“单电流体”理论，他主张电流是单独一种力，可以展现出正负两种状态——这些术语我们如今仍然在使用。他也是提出用实验证明闪电是一种电现象的第一人。而且，介绍他不能省略的是，他还发明了避雷针。但在18世纪40年代末期，当富兰克林刚开始电的研究时，大多数欧洲科学家也只是觉得他比殖民地自命不凡的新手好那么一点点。他们认为他能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不过是告诉他们在美国独有的鸟类火鸡身上施以较强的电击会如何而已。
富兰克林迎合了这个关于火鸡的预期。1749年，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彼得·科林森，这是一名贵格会的商人，也是皇家学会的成员。富兰克林兴奋地描述了他所做的电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关于莱顿瓶的系统研究。最后富兰克林以幽默的口吻给这封信收了尾。由于夏季即将到来，湿度的原因将使电学实验变得困难。富兰克林告诉科林森他打算用一场以电为主题的“享乐派对”来结束这一季的实验，派对将在斯库基尔河岸边举行，这场盛会的主要活动将是电击一只火鸡：
一只火鸡将被电击宰杀来作为我们的晚餐；火鸡将用电动机烤制，炉火将由电瓶点燃；当英国、法国和德国所有著名的电学家祝酒时，他们将用电酒杯饮酒，酒杯将放出来自电池的电击。
“电动机”指的是一种原始的耗电的发动机，用来在火上翻转火鸡。“电瓶”是一只莱顿瓶。“电酒杯”是通电的玻璃杯，当人们想要喝酒时，酒杯就会放出一次电击。而“电池”指的是一组莱顿瓶。
科林森把富兰克林的信读给皇家学会听。他们忽略了大部分内容，但是电击火鸡的部分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他们让科林森告诉富兰克林，他们将“很乐于听到这一实验的结果”。
对这个用电宰杀火鸡的派对，富兰克林到底是不是认真的，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他的口吻暗示他的建议可能只是个玩笑，而且也没有其他证据表明这个不同寻常的晚会的确发生过。即使富兰克林的“享乐派对”只是玩笑，但是皇家学会却要求他说到做到，是以现在富兰克林也不得不电击一只火鸡了。
富兰克林倒没有一上来就直面电击火鸡的挑战，而是从母鸡开始，慢慢换用更大的鸟。首先他将两只大莱顿瓶组装在一起，将一只母鸡放在合适的位置上，然后使它的头触碰瓶子。两只瓶子放出砰的一声，然后母鸡翻身死了。实验毫无故障地成功了，而且令富兰克林高兴的是，他随后发现鸡肉烹饪后“异常的柔嫩好嚼”。他推断这是因为强有力的电流将鸡肉的纤维分解和软化了，但事实上是因为电流放松了鸡的肌肉，干预了死后僵直的现象，这也是如今的家禽饲养者仍然在屠宰前电击它们的原因。
富兰克林接着用莱顿瓶击倒了另一只母鸡，但是他没有眼睁睁看着它死去，而是把它捡起来“不断重复向它的肺部吹气”来尝试使它恢复生机。几分钟后，这只鸡虚弱地恢复了意识，并发出了轻微的叫声。
愉快的富兰克林小心地把它放到地面上，于是它径直跑向一面墙并撞了上去。它活了过来，但电流使它失明了。然而，这是使用人工呼吸使电击受害者复活的第一个案例——富兰克林倒是很少因为这个成就得到赞誉。人们很乐于描绘后来成为美国开国国父的富兰克林在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中放飞风筝的场景，但是给一只母鸡做口对喙的人工呼吸可能看起来不大庄重。
在他对母鸡的实验成功之后，富兰克林接着把目标转移到了火鸡身上。然而这些大鸟更具挑战性。事实上，在尝试用电流击杀一只火鸡的过程中，富兰克林差点儿把自己电死。
那是1750年的12月23日，还有两天就要到圣诞节了。一群人聚集在富兰克林的房间里想要见证壮观的火鸡电击实验。访客们心情都很好，红酒随意喝，交谈在活跃地进行着。在欢聚的人群中间，富兰克林准备好了两只莱顿瓶，最后喊周围所有的人来围观这一大事件。但是他自己承认，宾客的欢闹使他分了心。他一只手伸出去触碰莱顿瓶的顶部，测试它们是否已经充满了电，但忘记了自己另一只手还握着连接瓶子外部的锁链。他的身体使电路闭合了。两天后他写信给自己的兄弟，描述那一下电击就像“穿过我整个身体从头到脚无处不在的攻击，好像在我体内，又好像哪里也不在”。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几分钟内他一直头晕目眩地坐着，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慢慢地才回过神来。这之后的几天里，他的手臂和脖子一直是麻木的。他的手触碰瓶子的地方留下了很大一处伤痕。如果电击穿过了他的头部，很可能他就被电死了。
在鸟类对阵电学家的战役中，鸟类获得了最初的胜利。然而，富兰克林不打算放弃。毕竟，皇家学会还等着结果呢。于是，等他完全康复之后，他很勤勉地回到了火鸡实验上，但这次他小心得多了。富兰克林发现两个莱顿瓶不足以杀死一只火鸡。这些火鸡会剧烈地抽搐，然后摔倒，就像死了一样，但是十五分钟后它们会再次抬起头来，四下看看，然后恢复正常。因此富兰克林在电池组里又多加了三个莱顿瓶，就这样他成功地处决了一只十磅重的火鸡。皇家学院很高兴，他们祝贺富兰克林成为一名“非常有能力、有独创性的人”。
在富兰克林之后，电学家们继续经常性地电击鸟类，但没有什么特别有新意的实验发生，直到1775年，一位丹麦医师彼得·克里斯蒂安·阿比尔高向哥本哈根医学会报告，他不仅用电流杀死过鸟类，还成功地用同样的方法使它们复活过来。
阿比尔高在实验中用的是母鸡。采用的是现如今广为流传的杀鸡技术——使母鸡的头部被莱顿瓶电池放出的电击中。这只鸡瘫倒下来，看起来像死了一样。事实上，它确实死了，阿比尔高让鸡躺在那里过了一夜并确认了这一点——第二天早晨，它没有移动而且全身冰冷。接着阿比尔高用另一只鸡再次尝试。和之前一样，鸡被电击后摔倒，像死了一样。但这一次阿比尔高给它的头部又来了一次电击，想看看这样能否使它复活。毫无效果。他又试了一次，仍然没有反应。再试一次仍然如此。最终他尝试对鸡的胸部进行电击。这只鸡突然间“站起身，迈开步子，在地上安静地四下溜达起来”。
阿比尔高欣喜若狂。这是鸟类中的拉萨路
！由于太兴奋，他立即又杀了它再复活它——还不止一次，而是“许多次”。在这种操作进行很多次以后，这只母鸡看起来呆呆的，而且只能较困难地行走，于是阿比尔高终于不再动它了。它一天没吃东西，但是最终完全恢复过来，而且令这位医生十分高兴的是，它还下了蛋。
阿比尔高接下来用公鸡做实验。他电击鸡的头部，然后就像母鸡一样，它摔倒在地，显然死了。随后他电击其胸部令它复活。然而这只公鸡不打算让自己遭到像母鸡一样的对待。在复苏过来之后，它“轻巧地飞起来，将带电的瓶子打翻在地，摔碎了瓶子”。这就是这次实验的结尾。
阿比尔高发现的正是通过除颤进行心脏复苏的原理，尽管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一点。直到20世纪，医生才意识到阿比尔高的发现的全部意义，电除颤成了急救医学标准的组成部分。在18世纪的科学家看来，电流本身似乎就蕴含着生命的能量。在阿比尔高的实验过去四十三年后，玛丽·雪莱发表了她著名的小说，写的是一个疯狂的医生，用电（或者至少雪莱如此强烈地暗示）把一个人复活过来。如果她对科学精确性更感兴趣一些，她会将弗兰肯斯坦以阿比尔高为原型塑造，然后把他的怪物写成一只鸡。
后来，青蛙取代鸟类成为电学家趋之若鹜的实验动物，终于拯救鸟类躲过了进一步的伤害。1791年，一位意大利医生路易吉·伽尔瓦尼宣称他发现了一种惊人的新现象：“动物电”。他声称，肌肉的运动，是由一种肌肉中产生的“神经电流”所引发的。他向人们演示，对死去的青蛙施以电火花，或用一对金属棒碰触它们，皆可以使它们的腿发生痉挛，从而表明这种“神经电流”存在于青蛙的体内。伽尔瓦尼的主张，引发了对电的新一轮的狂热，青蛙成了这轮狂热的焦点。这倒霉的两栖动物被给予了实验室里光荣的位置，它们的躯体被急切的研究者们连戳带刺，以探测电活动的迹象。鸟儿们肯定很高兴青蛙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尽管聚光灯不再以它们为焦点，但鸟类并没有完全从电学实验中消失。
在整个19世纪，偶尔有以鸟为对象的研究浮出。例如1869年，英国医生本杰明·沃德·理查森用位于伦敦的皇家理工学院中的巨大的感应线圈，制造出了一个六英寸长的电火花，并把它导向了几只鸽子，最后鸽子们都被电死了。
然而，电学研究中再次出现鸟类的最重要的一例实验，发生在20世纪初。这个实验呈现出了不同寻常、谜一样的特质。此事件与古怪的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有关。特斯拉是现代电气时代的巨擘，一手设计了广泛使用的交流电——如今家家户户的电线中跑的都是交流电——随后他又对包括高频电磁波、机器人技术、霓虹灯照明、能量的无线传输以及遥控技术在内的诸多研究，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的这些发明，现代世界将会大不一样。但是随着年岁渐长，他开始痴迷于照料鸽子。人们经常会在纽约市周围看到他，这位身穿大衣、头戴帽子的瘦削男士，被一大群鸽子环绕，他从袋子里取出食物喂它们。而且特斯拉相信，自己与这些长羽毛的天空居民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并认为，自己在科学上的创造力就来自于这种联系。
特斯拉特别提到其中一只鸽子：一只翅膀尖略带灰色的聪明的白鸽子，可惜缺少更确切的描述。这只鸽子被他形容成“富有创造力的灵魂伴侣”。他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在鸽子死的时候，特斯拉说：“它死的那一瞬间，有一束炫目的白光把它吞没，这束光比我用实验室里最亮的灯制造出的光还要耀眼。”这只鸽子的死，令特斯拉感到失落，并因此失去了目标。他告诉一个记者：“当那只鸽子死后，仿佛有什么东西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在那之前不管我的项目多么野心勃勃，我都还确信自己会完成工作，但是当它从我的生命中消失，我知道自己一生的工作也随着它的消失结束了。”
特斯拉和白鸽的故事很难解读。那些倾向于宗教性解读的人，会在故事里找到一些神秘事件。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认为，这充分地体现了特斯拉的恋母情结。但或许这不过是一位孤独老人的胡言乱语罢了。不管是哪种情形，这些对电有着深刻直觉性理解的人，同时对鸟类产生了如此的热情和喜爱，这件事还是挺有意思的。
现如今，鸟类和电仍继续着紧张但又紧密的关系，尽管从那些电力公司的角度来看这更应被描述成一场彻底的战争。每一年电力公司都会花费数十亿美元建设输电线，而鸟儿们以“鸟粪雨”浇遍所有电线作为回应。白色的鸟粪流进精密的绝缘体中，最后造成短路，令一座座城市陷入黑暗。电力公司派出工作人员，耗费巨资，把线路清洗干净。随后，鸟儿们又降下更多鸟粪。战争就这样继续着。所以，下一次当你在家中读书或者看电视时，如果电灯闪烁，然后停电了，想想18世纪的研究人员赐予我们的电的世界，然后别忘了那些鸟儿。
在爱迪生的鼓励下，布朗发动了一场反交流电的运动。如今，这场运动标志着企业公共关系运动的低谷。由于公众不愿据他的一面之词就相信交流电的危险性，布朗决定用科学的手段证明他的观点。他想出一个点子，通过实验测试动物承受高压交流和直流电的能力。
这样公众可以自己看出到底哪种电流更为致命。
布朗于1888年7月，在位于新泽西州奥兰治的爱迪生公司的实验室里开始了他的“死亡电流实验”。夜晚他会工作到很晚，等正式员工都下班回家了还留在那里。他的实验对象是一些他从邻近社区的男孩那里，以二十五美分一只的价格买回来的流浪狗。
夜复一夜，凭着坚定的意志，布朗来到实验室，小心地调节着他的仪器，然后开始对这些狗施以电刑。这些动物令人心生怜悯的嗥叫和呜咽声在大楼里回荡着。从科学角度来看，他的实验比闹剧好不到哪儿去，然而他的实验结果仍然在电学期刊上发表了。他没有尝试控制诸如狗的体重、它们的身体状况，或者电压大小等变量，只是持续不断地电死流浪狗，直到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而且他还忽略了所有矛盾的数据。
有时他的实验方法太过残忍，连那些被派来帮助他的助手也忍受不了。有一晚布朗用直流电对一条五十磅重的混血牧羊犬进行了重复性的电击。这条狗渐次承受着一千伏、一千一百伏、一千二百伏、一千三百伏、一千四百伏，直至一千四百二十伏的电击，但是布朗决定看看它能否承受更长时间的电击并活下来，于是就让它在一千二百伏的电压下待了2.5秒。狗痛苦地哀号，试图挣脱对它的控制。“够了，”房间里的一名工程师大喊，“它已经受够了。”他抱起这条狗把它带回了家。这是极少数能活着离开布朗实验室的一条狗。
一个月后，布朗觉得他已经做好准备，可以举行一场公开演示了。他邀请电学专家和媒体记者来参加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的演讲，他承诺在演讲中阐明“高压的直流电和交流电在致死方面的不同性质”。在演讲当天，观众充满期待地聚集到了会场。布朗走上台，发表了一段开场白。“先生们，”他大声道，“我被牵扯进这一论战中，仅仅是出于我的正义感。我不代表任何企业，也不代表任何金钱上或者商业上的利益。”这句话自然是谎言。然而布朗还是继续说了下去，解释说他将证明生物对直流电击的承受性比对交流电击要好得多。
布朗的助手牵了一只七十六磅重的狗上台。狗感觉到危险而试图咬人，这时人们给它戴上口套并在它腿上绑了电极。布朗接着告诉人们，他将演示狗可以轻易地忍耐直流电的电击。他先把施加在狗身上的电压调到三百伏，接着四百伏、七百伏，直到一千伏。《纽约时报》的记者被这场面震惊了，写道：狗痛苦地扭曲着身体，实验变得残忍起来。然而，它还活着。
“当我们尝试交流电时，”布朗冷笑着说，“它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了。就像这些先生们说的一样，我们会让它感觉好受一些。”布朗给狗加了三百三十伏的交流电。因痛苦的折磨而筋疲力尽的狗疼痛地抽搐了一下，就翻身死了。
观众中间发出了喊声。威斯汀豪斯的代表们喊道实验不公平。给狗施加交流电的时候它已经半死不活了。布朗开始牵另一条狗上台，但这一刻一位来自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代表跳上台，出示他的徽章，并要求中止实验。布朗不情愿地照做了。在人们从演讲大厅鱼贯而出时，有人听到一名观众在说：“西班牙斗牛是相较而言更符合道德、更无辜的表演。”
布朗的血腥杀戮仍然没有结束。四个月后的1888年12月5日，他回到了爱迪生实验室，决定将实验扩展到更大的动物——两头小牛和一匹马身上。小牛被证明抵挡不住七百五十伏的交流电。然而马看起来抗“电力”比较强。当布朗第一次将手闸拉下，使闭合电路时，什么也没发生。马无聊地向四周看看。于是布朗再一次拉下手闸。马仍然全无反应。满心挫败的布朗反复向下拉手闸，海绵包裹的电极上都升起一股青烟，马依旧毫无反应。布朗仔细地检查了线路的连接，然后又试了一次。这一回奏效了。马承受了二十五秒的七百伏的交流电后瘫倒在地板上死了。
对威斯汀豪斯来说，马和小牛遭受电击，以及它们吸引的舆论注意，成了最后一根稻草。愤怒之下，他给报纸寄了一封公开信，谴责布朗的实验。“我们毫不犹豫地指责，这些实验的目的并非出于科学的兴趣或安全方面的考虑，”他宣称，“而是努力在公众的观念中制造对于使用交流电的偏见。”
布朗以厚颜无耻的提议作为回应。布朗问道：“如果威斯汀豪斯对交流电的安全性如此有信心，他愿不愿意以生命来支持自己的话？他敢不敢参加一场电的对决？”布朗就他提议的比赛的具体条件详述道：
我向威斯汀豪斯先生发起挑战，在杰出的电学专家在场的情况下，与我会面，让交流电通过他的身体，而我让直流电通过我的身体。交流电每秒方向变化不得少于五百次（根据法医学会的建议）。我们将从一百伏开始，缓缓增加电压，一次增加五十伏，由我来领头增加电压，每次通电持续五秒，直到我们中的任一人喊停，并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威斯汀豪斯无视了这一提议，这对布朗也有好处。威斯汀豪斯是个身躯高大、体格健壮的男人——至少是当时两人里个头更大的——所以他的电击承受能力更强。
然而，尽管威斯汀豪斯提出了抗议，布朗的实验还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这些实验帮助他们赢得一场舆论的倒戈之后不久，纽约州投票决定采取电刑作为对所有死刑犯行刑的手段。受爱迪生游说的影响，政客们选择了交流电作为官方的“死亡电流”。1890年8月，威廉·克姆勒，一名被判用斧头谋杀其事实婚姻妻子的杂货商，成了第一个被电刑处死的犯人。布朗和爱迪生确保了用来行刑的设备是来自威斯汀豪斯（西屋）公司的交流电发电机。
布朗的实验和电刑处决死刑犯加在一起，激发了公众的好奇心。人们的想象力开始大胆起来，想知道其他大型动物能承受多大的电流，用电刑处决它们会是什么样。一直对公众的渴望关注有加的马戏团老板P.T.巴纳姆介入了，他决定满足公众的好奇心。
1889年2月，P.T.巴纳姆安排了一群电气工程师，来到他位于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的马戏团的冬季营帐。那里养着各种异域的动物，P.T.巴纳姆给予他们随意电击这些动物的自由。工程师们忙活了起来。他们电击了海豹、鬣狗、豹子、野山羊、狼、河马，还有大象。他们并未用很强的电流，以避免伤害到这些动物，因为巴纳姆还不打算损害自己的这些资产。电流的强度只是恰好能够引起动物的反应而已。实际上，大象看起来还挺享受这种感觉的。《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说：“它们互相摩蹭腿，抚摸驯养员和来访者，还愉快地发出叫声。”
而对公众而言，这不过是开胃小菜，只能勾起了人们更大的胃口。用电流给一只大象搔痒可不够带劲，人们想要更刺激的。他们想要以最耸人听闻的方式释放人工电流的全部力量。用电流与自然界最强有力的生物较量——他们想看一只大象被彻底电死。
电死一只大象的梦由来已久。1804年，葛立莫·德拉黑尼叶在他的《老饕年鉴》一书中提到：一位贝耶先生拥有一台巨大的电器，强大到足以杀死一头大象。葛立莫当然是在运用夸张的笔法，但是这种对人类技术和大型野兽之间发生终极对决的想象却相当真实。19世纪末，工人们跨越乡村地区架设电线供电，所提供的电力将为一场新的产业革命赋能，而这时，似乎人类的技术也终于强大到足以赢得这样一场较量了。这一幕将成为人类掌控自然世界的标志。《森林与河流》杂志的编辑于1896年撰文，批评美国公众令他想到古代的罗马群众，渴望着“经人类之手（令动物）受折磨的残酷场面……用一台未经检验的设备杀死一头巨大动物的实验”。
那些杀了人的大象的主人倒是很乐于给大众提供他们渴望的场面，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事情一直没做成。一头名叫奇夫的大象，在广告中被宣传为美国个头最大的大象，在1888年杀了三个人之后，成为第一头确定将被电刑处死的大象。它的主人，马戏团的约翰和吉尔伯特·罗宾逊，宣称从新奇性以及科学可能性的角度用电刑处死它将会很有趣。但一开始他们给了奇夫缓刑，然后他们改变了电刑的主意，最终用一杆很有威力的枪杀死了奇夫。
1896年，当吉普茜杀了自己的两名驯养员之后，它与电刑处决有了更近的一次擦肩。芝加哥的哈里斯马戏团申请电死它，而且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卖这次电刑的门票了，但是人道协会反对将它的死弄成一场公开表演。这一主张说服了警察局局长，他拒绝了申请，引述了公开电刑处决可能给公众道德带来的影响。电刑不成的哈里斯马戏团讽刺地提议，由他们把它运往古巴。他们说，在那里，岛上的反叛军战士可以令它的杀人天赋派上用场，让它“从西班牙军队的人群中一路踏过去”。
1901年11月，曾经试图杀死两名驯养员和一个十一岁女孩的詹博二号，已经在布法罗市的泛美米德维体育场被绑上了电极。超过一千人买了票进来观看它的死刑，但是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在最后一刻提出了反对——理由同样是这样的公开场面并不合适——之后，体育场给所有人退了款，让所有人都回家去。然而，在人群散去之后，电刑继续了下去。一名工程师拉下开关，然后……什么也没发生。詹博二号快活地玩着一块木板。工程师得出结论，他的设备出了点问题，但是他搞不清是什么问题。最终詹博二号的驯养员们给它解了绑，把它牵回了象舍。《纽约太阳报》开玩笑说：“它每天都可以承受一回这种程度的电击。”
看起来人们好像永远也没法满足他们可怕的心愿——观看一头大象被电刑处死。但是随后，在1902年12月，怀迪带领托普茜在科尼岛上横冲直撞。这一回，所有的一切都顺了公众的意，他们终于能如愿以偿了。
月亮公园的园长原本计划绞死托普茜，这是杀死马戏团大象的常规做法，可以借助重力完成任务。他们甚至为此在公园中心的小湖上方架起了绞刑架。但是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像他们习惯的做法一样，提出了反对。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社会当时认为电刑比绞刑更为人道，但他们并没有提出反对公众旁观处决的意见。这为电刑处决亮了绿灯。
当爱迪生听说即将发生的事时，他即刻自愿提供帮助。此时关于电流的较量已经结束，他已经落败。尽管采取了恐吓战术，还有电击狗等实验手段，公众还是花钱投票，选择了交流电。1895年，威斯汀豪斯在尼亚加拉瀑布建成了一座大型发电厂，很快就开始给纽约西部供电。尼亚加拉瀑布电厂的成功排除了一切猜疑，证实了交流输电的可行性和实用性。因此爱迪生去协助处决托普茜实在什么也得不到，但他仍然在疗愈旧伤。爱迪生真心认为交流电是一种死亡电流，除了杀戮什么用途也没有，他无法抗拒这个机会，想再一次强调这一点给威斯汀豪斯看。
爱迪生派出了三名最顶尖的工程师，以及一名摄像师同行，以记录整个现场。电影摄影机是爱迪生的一个大发明，在过去的十年间，电影摄影机的改良和推广花费了爱迪生大量的时间。他（准确地）猜测人们会蜂拥前来观看电刑处决大象的影片。
这一次爱迪生没有派出的是哈罗德·布朗。到了1903年，两个人已经疏远。布朗迫切地想要维持两人仍在继续合作的假象，大肆宣传一个他自称为“爱迪生——布朗塑料轨道连接器”的发明。然而爱迪生为了阻止他继续使用自己的名字而把他告上了法庭。
电刑被安排在1903年1月4日下午一点三十分。在寒冷的天气下，超过一千五百人聚集到这里见证这一场面。湖上架设的绞刑架已经被改造为电刑台。几根长长的铜线蜿蜒接入平台。
在极尽隆重的场面下，托普茜的管理员把大象领向平台，但当走到连接平台的小桥边时，它停下了脚步。不管人们怎么费力，怎么劝诱，它都不再上前半步。惊讶的低语声在人群中传开了。接着，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拖延，一件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人群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他们本是来看处决大象的，但托普茜抵抗的表现激起了人群的同情。它的行为展现出了它是一个有感情的、聪明的动物，值得他们的怜悯。“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托普茜！”有人喊道，底下响起了零星的叫好声。
月亮公园的管理层担心人群会变得失去控制，他们捎了口信给怀迪，恳请他前来相助。他傲慢地回复道：不管给他多少钱，他都不会背叛自己的好友——这感情听起来高贵，但当他领它在科尼岛上横冲直撞时，倒不见他对大象的处境抱任何关心了。
公园管理层仍然决意要完成电刑，于是他们下令把它转移到开阔的场地。工程师们开始转移设备。他们动作很快，因为人群正在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一个小时之后，一切都准备好了。
托普茜的管理员再一次把它领到预定的位置上。这一回它没有反抗。两点三十八分时，一名兽医喂它吃下两根含有氰化物的胡萝卜——确保它必然会死。谁也不愿意看到像詹博二号那样蹩脚的电刑再重演一遍。工程师们将电极绑在它脚上，看起来就像给它穿上铜制的凉鞋一样。随后，下午两点四十五分，他们给出了执行的信号。科尼岛上全部的电力，除了用来运作有轨电车的以外，全部被关闭并转入了这个电设备里。爱迪生公司的D.P.夏基拉下开关，六千六百伏的电流通过了托普茜的身体。
爱迪生的电影摄影机用具有颗粒感的黑白影像记录了整个场面。如今人们还可以看得到这些镜头——在互联网上搜索这段影片的名称关键词“电刑处决一头大象”——我们可以看到托普茜被牵到开阔的场地，运送木材和建筑材料。背景中的人们蜷缩在大衣里，旁观这一切。接着影片有一处跳接，下一帧托普茜已经站在了预定位置上，电极已经绑好。它用前足刨着地，好像在不耐烦地等着事情进展下去一样。突然间它变得僵硬。地面升起了青烟。它缓缓地倒向一侧，一股浓烟完全笼罩了它。有好几秒，我们几乎看不到它，但随后风把烟吹散了，它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十秒后，一切都结束了。月亮公园的管理层为了避免人群做出负面反应，迅速带领人群向出口移动，并让休伯特·福格尔桑，一名纽约的商人，切割托普茜的尸体。福格尔桑买下了尸体的所有权，希望通过卖掉它赚上一笔。它的脚成了雨伞架；它的器官去了普林斯顿的教授那里；它的皮被卖给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爱迪生的影片保存得最久，提醒着人们托普茜曾经存在过。在接下来的年月中，这部影片在全国各地反复上演，通常是和其他短片，诸如《一场火车迎面相撞》和《一段印度蛇舞蹈》一起播放，给观众提供了一整晚的娱乐节目。
电死动物的做法并无新意。在整个电学研究的历史上，几乎每种动物都因遭受电击而丧生过：鸟、猫、狗、牛、马。一些人曾表达对这些死亡的不满，但极少有人会停下来洒几滴热泪，而这些动物很快被人们所遗忘。但是托普茜的死给人们带来异样的感受。或许，这是一种群体的负罪感，人们对牺牲一只无辜而又如此聪明的动物，以满足产业界的奇思怪想和公众的娱乐需求感到愧疚。不管是怎么回事，人们在托普茜死后，都对它难以忘怀。
在它死去的一年后，开始有人声称看到托普茜的幽灵游荡在科尼岛迎风的大道上。1904年2月的一天深夜，一名月亮公园的挖掘工人安东尼奥·普恰尼走出工人宿舍透气，他说自己就在这时看到了托普茜的幽灵，它的双眼闪耀着愤怒的光芒。安东尼奥的几个同事也目击了这次幽灵的到访。第二天夜晚，一名热狗商贩也看到了它，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公园其他工作人员同样报告了类似的目击事件。
不光是人类对托普茜游荡的身影表现出敏感。1905年，月亮公园新来了六头大象，驯养员彼得·巴洛注意到这几头象拒绝走过象舍后方地面的一个特定位置。在它们走近那里时，它们会叫唤起来，摇晃身子，然后原地停下。最终他决定把那里挖开看看，到底是什么在困扰它们。他发现了托普茜的头骨，就埋在地下几英尺的地方。显然福格尔桑把它留在了那里。据说当工人们把头骨从地下搬起时，这几头大象悲伤地叫唤着，然后静默地走进了象舍。
两年后，1907年7月，一场大火席卷了科尼岛。
大火始于越野障碍赛马乐园，接着一路烧到了瑟夫大道。据估计损失超过了一百万美元。警察判断这场火灾的起因是丢在一堆垃圾中的烟头，但是其他更为蹊跷的说法流传开来。很多人怀疑这是“黑手
”，一个以勒索生意人钱财、恐吓不给钱就毁了对方而闻名的隐秘的意大利犯罪团伙所为。更迷信的人则谣传这是托普茜干的，是它回来用火复仇来了。
人们对托普茜的沉迷，以及对它的死所感到的遗憾，随着日子一年年过去却日渐加深，一直延续到现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关于它的学术文章持续发表，同时还有悼念它的艺术作品出现，包括乔安娜·斯科特和莉迪亚·米列特写的短篇故事，以及由独立摇滚组合彩罐天地和大档案乐队创作的歌曲。2003年托普茜的死，出现了一个公众关注的高峰，在它死去一百周年纪念日上，艺术家加文·赫克和李·戴伽德联手在科尼岛博物馆安置了一块托普茜纪念碑。这一装置可以让参观者站在铜制踏板上——踏板模拟用来杀死它的电极——然后通过一个早期投币手摇式电影放映机观看影片。
人们从托普茜的死亡中很难找到任何益处。这是一场无意义的行动，仅仅用来炫耀人类新获得的工业力量而已，通过运用科学的力量击倒自然界最强壮的一种动物。如果当时的电气工程师能想出办法电刑处决一头蓝鲸，他们可能也会付诸行动。然而，托普茜的牺牲确有一个积极的影响。它似乎平息了公众的渴望，使人们不再热衷于观摩这种用电处决大型动物的场面。至少在美国，再也没有大象被以这样的方式处死了——很可能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也不会有。仍有大象死于触电，但通常是因为撞上了输电线意外而死。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无疑是所有人对托普茜最好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