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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南北纵横数千公里的辽阔国土上的十几亿中国人来说，同样也需要读中国。
中国的三个特点，决定了它很难被读懂。
首先，中国太过辽阔，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别令人难以想象。谁可以代表中国？是北上广深写字楼里衣冠楚楚的金领，还是大西北市区相隔上百公里的山区小村落里某个离群索居的人家？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话题。
面对如此庞大的叙述主体，叙述者们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局，把局部当作整体，把个人境遇当成时代主题，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更不用说还有很多谬论和偏见。因此，想要解读中国，需要相当宏阔的格局、见识，以及高度的同理心。
其次，中国太过于复杂。两千余年以来，不断分合又绵延不断的中国，保持着某种惊人的稳定性。不管是分裂时期觊觎中原王朝的外族，还是乱世中谋求取而代之的野心家，在帝国建立以后顶多是搭积木式地组合拼装，对构架本身却无法撼动。
这种构架究竟是什么？换言之，什么是中国？它可以是一个政治话题，可以是一个历史话题，还可以是一个文化话题。它的认同基础究竟是什么？血缘、文字、国界、族群，某种超乎其上的共识，还是长期存续的制度设计？这个问题不仅现在复杂，从来都复杂。因此，解读中国的分寸与角度显得十分微妙。
第三，更现实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
近代以来，工业文明携市场法则之威，扫荡全球，所向披靡，脉脉温情的农业文明逐渐消失。然而，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西方世界用近三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大生产，却要我们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重走一遍。一条巨大的中国龙，在不同时态中舞动：龙头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龙身在工业经济的浪潮中翻腾，而龙尾还深深地扎在农业文明的泥土之中。
中华巨龙翻身之时，变化昼夜不息。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过中国这四十多年的物质层面大爆发，也没有哪国人民像中国人这样承受着思想的激烈震荡。
如此辽阔、复杂、急速变化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药方”可以搞定的；数千年间生生不息、不断丰富的中国文化，也不是某种观点所能简单统合的。
有人享受着时代的红利，就有人迷茫于莫测的未来；有人端起碗吃肉，就有人放下碗骂娘；有人一张口就是中国如何伟大，崛起不可阻挡，就有人“言必称希腊”，沉浸在“启蒙国人”的人设中不能自拔。特别是目睹从中国台湾地区到香港地区的“失魂落魄”，其共同根源之一都在于，一方面对共同的中华民族基因未能形成根源性共识，另一方面对中国大陆之崛起无法建立整体性、趋势性认知。
这种价值观上的冲突并不奇怪：中国历来有着善恶二元论的传统，非好即坏、非红即黑、非此即彼构成了中国人朴素的价值判断。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由浅海走向深海，中国民众也应由草莽走向成熟。成熟的一大标志就是宽容与自信。在当下这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里，碎片化的表述和高度撕裂的情绪宣泄让人无所适从。如何“叩其两端而竭焉”，在二元价值判断之间的地带寻找共识，是当下时代的重要命题。而这种共识，只可能来源于“中国”这个文化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