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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和沉重，有时也会是一对同义词。毋庸置疑，陕西是中国底蕴最厚重的地方，陕西人则是一群负担沉重的人。
行走中国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个地方的人像老陕一样酷爱自己的文化，以至于到了顾影自怜、故步自封的地步。当热爱走向物我两忘，人也就成了“兵马俑”。
不管身份高低，无论天南海北，看起来和时代无缝接轨的现代陕西人们，很多在骨子里依旧是那个两三千年前高唱着“岂曰无衣”的秦人。
有句在三秦大地传播很广的民谣：
南方的秀才，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
这句话乍一看好像很有道理。江南可谓人杰地灵，遍地琅琅读书声，多出读书人。朔风劲吹、“铁马冰河”的北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连年战乱的边关，民风好勇斗狠，多出将军也很正常。“秦中自古帝王州。”如果给中国古代帝王排一个座次，最伟大的帝王里，约有一半长眠于陕西这片黄土之下。
但是，如果你把这句民谣讲给唐代以前的人听，估计没人能听懂。它在唐代应该是这样说的：
陕西的秀才，陕西的将，陕西的皇宫住皇上。
三秦之地——尤其关中平原——在纵跨周、秦、汉、唐的长达一千五百年间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陕西可谓英才辈出，论起千古帝王，有周文王、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除帝王外，也不乏经天纬地之臣、东征西讨之将、侠肝义胆之士。当时的陕西，曾如日中天地照耀着整个世界。
提到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变革，离不开周、秦；而追溯中国历史的强盛年代，则必称汉、唐。如果说周、秦、汉、唐四大帝国组成了中华文明的上半场，陕西则是上半场毋庸置疑的主舞台。
关于周、秦、汉、唐的历史，我认为用这四个词可以高度概括：周礼、秦制、汉习、唐风。这也是陕西给中华文明的最高贡献。
我所说的“周礼”不仅仅指《周礼》这本书，而是周朝对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政治制度、文化理念乃至美学等方面一系列的重大影响。夏、商两代是中华民族的幼年史，直到周我们才真正长大成人。
夏代是否存在，其实现在在国际学术界上还存在争议。从目前来看，夏代更像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
和夏代一样，商代也是未成熟体。因为史料缺乏，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史记》对商代的记载不够丰富；直至西周的共和元年（前841年），中国才有确切纪年。所以，国际上也曾怀疑过商代的存在。直到1899年以来在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才证实了商代的存在。商代甲骨文的内容以祭祀占卜为主，有了初步的国家形态，但还相对原始。
到了周代，历史上才开始真正有了“中国”的概念。相比夏、商而言，周具有极富突破性、开创性的文化。商虽然建立了分封制，但没有相对应的礼法、宗族制度。商王传位一般采取兄终弟及，偶尔是父死子继，因此经常出现严重的内乱，首都也时常迁徙，总之统治非常不稳定。周克商之后，通过天命观的确立，使“中国”这一概念终于正式形成，黄河流域不再是若干个部族竞争的战场，而形成了存续的文化核心。周通过《周礼》把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方方面面都纳入了礼的范畴，严格地控制着各级诸侯。与黄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活动相关的祭祀仪式，是周礼诞生的基础；分封、世袭、井田、等级观念等，都是周礼的延伸与拓展。
抛开学术之争不谈，西周也同样是个让人神迷的时代——从商代巫风弥漫、奇异诡谲的神怪世界，步入了坦荡质朴的人文天地。周公制礼作乐，不仅孕育了中国第一个治世，更影响了中华文明几千年。周人用青铜器和农耕文明构筑起一个理想社会的模范，一个东方的乌托邦，一场“郁郁乎文哉”的诗样年华。
被称为“圣人”的孔子，不同于其他诸子百家。他一辈子没有著书立说，只是一再说“吾从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生于鲁，鲁是周公的封地。孔子一生都在做梦，梦想恢复西周大一统。这个梦叫周公之梦。周公之梦也是中国的第一个梦，以至于日后各种解梦书都是打着周公的旗号。在孔子眼中，他自己不是一个开创者，而只是一个践行者，把周公的道理讲好、做好就够了。到最后，孔子也成了他一直加持的那个“周公”。周礼流传下来的礼教、礼仪、典范，亲亲尊尊、君君臣臣，成了所有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以前我们总是批判“克己复礼”，如今我越来越能感受到“礼”的强大。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周礼背后的规矩、纽带和社会自治传统，不仅奠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基本道德规范，对于当今的社会治理仍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继周礼之后，陕西给中国的另一大重要贡献就是秦制。所谓的秦制，一是改分封世袭为以战功授爵，二是商鞅实行的田制改革——实质就是土地国有化，大幅增强了国家的执政能力、控制力。从封建分封制度到大一统郡县制，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场变革。
如果说从商到周，中华民族褪去了青涩，那么从周到秦的这场“周秦之变”，则彻底让中华民族走入盛年，在接下来近两千年内占据世界文化高峰。关于秦始皇，毛泽东曾写过一首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尽管秦始皇被称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专制者之一，秦之大旗沾满了六国的腥风血雨，“焚书坑儒”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场文化浩劫，秦朝所践行的严刑峻法也最终像一辆失控的战车把帝国迅速拖入深渊，但谁也无法否认，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设立郡县制，实现中央集权这些制度变革，都是秦留下的伟大历史遗产。
我曾经专门到陕西咸阳造访过秦“直道”，这条北起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南至云阳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西北），纵跨陕西、山西、内蒙古三省区，全长八百多公里的大通道，就像秦王的一把利剑插入草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通过“直道”，秦兵三天三夜即可驰抵阴山，出击匈奴，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现代人无法想象，在没有任何现代化设备的两千多年前，秦人如何用三年不到的时间，在沟壑纵横的土地上，修筑起“直道”这样浩大的工程。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经过了怎样缜密的勘察，因势利导避过丘陵大沟、激流险滩，“直道”一如秦人默默无言，穿越千年时光。
尽管如今，秦制已经和“直道”一同于“万里西风瀚海沙”中、荒烟蔓草间渐行渐远，但是，它留下的统一基因、中央集权、超稳定结构的基础，影响了中国后世几千年。
史学界常有“汉承秦制”的说法，秦、汉常统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和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罗马帝国相提并论。秦制伟大则伟大矣，但毕竟太仓促、太冷峻、太残酷，最终“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汉朝实际上成了秦制的补锅匠，最终把制度改革的尝试正式确立为习惯，并绵延两千多年。威加海内，令天下始知有汉，这是汉朝的荣光。
秦亡之后，天下短暂回到封建分封制。贵为天子的刘邦也不得不妥协，最初除了大封同姓王（子孙当王），还封了很多异姓王。后来，汉高祖和吕后算是携手干掉了异姓王，但同姓王还在。
到文景时代，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近四十年下来，国家经济繁荣、人民安康。在繁荣富强的时候，社会的腐败也出现了，这就是人性的特点——“饱暖思淫欲”。社会已经到了腐败糜烂的边缘，内有同姓王作乱——史称“七王之乱”，外有匈奴铁骑一次次地践踏中原。
汉初制度仍承袭秦法，后学黄老，到了汉武帝这个少年天子手里，终于放弃了所谓的黄老之道，内树权威，强化中央集权，外治边患，退匈奴于千里之外，勒石燕然，保证了边境的安全，使中华民族的基本版图得以确立。
提到汉朝的制度改良，离不开“独尊儒术”。但汉武帝的性格，其实和儒家并不怎么合拍，他更像是秦始皇再世，也喜欢巡游天下，修筑宫殿，并且性格强悍，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所谓“罢黜百家”所独尊的“儒术”，其实是披着儒家表皮的法家，汉武帝通过董仲舒的手，把孔孟和韩非嫁接在了一起。
汉武帝之后的汉朝，兼用霸、王之道，以温情脉脉的儒家为表，以法家的君王术为里，让原本冷峻的大一统制度变得刚柔相济。这种治国之道，不仅行于汉王朝，也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其要义并不是《论语》读一半，而是说用一半，半儒半法治天下。
经过秦汉两朝的积累，长安开始快速扩张，成为世界级大城市。据史料载，靠近长安的七个县，平均人口密度竟然达到了每平方公里四百多人。这个数据相当惊人，差不多在长安周围就形成了一个总人口超过百万的超级人口聚集区。
百万人口对于今世来说就是个三线小城市，但在当时整个地球上估计都找不出第二个人口规模如此之大的城市了。当时长安的土地价格，就是当下北京的房价。日后整个关中地区的生态急速恶化以至于逐渐被废弃，也和人口数量爆炸、土地承载能力失控有直接关系。
享国四百多年的汉朝，不仅在政治制度上走向成熟，更形成了汉民族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文化、饮食、服装、建筑、音乐等在兼容并蓄中逐步定型，产生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站在咸阳原上眺望汉家陵冢，遥想“汉并天下”的雄风。如今汉朝虽已远去，但“汉”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字、一种文明的标志性符号，在世界依旧名声响亮。
与汉并称的另一大帝国，就是唐。唐朝的夜市、诗歌、音乐、歌舞、绘画、胡风等，至今还在世界上传颂。盛唐，是中国人对大国辉煌最生动的想象。
唐风究竟是什么？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胸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格局，以及“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风流。这一切的起源和归宿，就是长安。
位于秦川之上的，俯瞰中原、君临天下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人口最高接近百万。前段时间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最吸引人的就是再现了千邦进贡、万国来朝的天下长安。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名利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卫星发射台。盛唐最大的发射台、名利场就是长安。李白则是那个时代占领发射台的超级明星。
在中华帝国最为辉煌的那个时代，作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长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可谓空前，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就是，那时被称作“胡食”的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曾在长安出现过鼎盛局面。
李白有两首诗还曾描写胡食的盛况——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美酒、美食、美女，少数民族开的酒馆、食肆成了春游的绝佳去处。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
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三美毕具，长安青绮门少数民族的酒店又成为送别贵宾的场所。
我一直很感兴趣，当年李白诗是怎么写的？他的名声又是怎么传播的？后来直到我参与“大唐西市”的策划项目才搞明白。当年的长安有东市和西市，专职贸易，想要买货物只能去这两处，这也是“买东西”一词的由来。
繁华东西市上的酒肆，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李白在东西市中的酒肆里喝酒，整天醉醺醺，一边胡姬斟酒，一边挥毫泼墨，诗文写罢，歌姬们口耳相传，几天时间就传遍了长安，李白也就成就了“酒中诗仙”的名声。
不止李白，在长安这个舞台上，一茬一茬的诗人陆续粉墨登场：骆宾王在《帝京篇》中写道“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十六岁的王勃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魄的贾岛写下“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赶考士子崔护失落地写下“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进士及第的孟郊则兴奋地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王翰边塞思乡，写下“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
遥想当年，多少文人墨客，不辞风尘、跋山涉水来到长安，留下了无数歌咏长安的诗篇。天才的诗人，寥寥几笔就把盛唐气象定格下来。单从某一首诗来看，它只反映了长安的一处风光，但它们汇集在一起，就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完整的盛唐画卷。这种气象在中国历史上再没出现过，所以我非常怀念。
不仅是我，许多稍有文化的中国人，内心都有一种情愫，那就是“梦回大唐”。现在的中华大地已经找不到唐朝了，只有文字里依稀保留着“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盛景。就像找民国最好去中国台湾一样，找盛唐最好去日本。日本人不仅承认中国是它的文化母亲，而且保留了我们最伟大的民族记忆——汉唐盛世。
日本曾是中国最虔诚的学生，成百上千的日本遣唐使在长安城中学习交流、吟诗作赋，甚至陪着李白一起喝花酒。这一批批留学生归国后把一套完整的盛唐气象也带了回去，宗教、文学、艺术、建筑、民俗风情、政治典章无所不学。当年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曾到长安留学，据说在返程途中船沉溺死，李白长叹写下了《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诗仙李白提起笔来一挥而就，留下了一千二百多年前中日关系最生动的写照。
我每次去日本，特别是到了关西的京都、大阪、神户一带，都仿佛梦回唐朝，不仅是建筑，还有起居生活、礼仪穿着等种种特色，都是学自古代中国。打坐参禅、茶道酒道、吹拉弹唱、诗词歌赋等，这些在中国式微的文化，都在日本保留了下来。
有一次我去日本考察，主人家专门安排了日本有名的歌舞伎陪我，一饮一啄、吹拉弹唱间尽是盛唐的影子。我们经常讲的“倡伎”——其实“倡”通“唱”、“伎”通“技”——也就是唱歌跳舞的演职人员。“倡伎”在中国慢慢从“人”字旁演化成了“女”字旁，从卖艺变成卖身，但在日本还保留了下来，成了高雅艺术。日本还有一款清酒叫“李白酒”，都成了出口转内销的商品，这也让人不由反思，我们究竟遗失了多少。
盛唐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不只是政治制度、生活习俗、文艺作品，更是一种融化在血液里的气质。当我行走于全世界，每每抚今追昔，触景生情，这种感受和精神的愉悦是外国人很难想象的。这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陕西给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贡献。
如果问陕西人最怀念哪个朝代，不出意外应该是盛唐。唐都长安的绝代风华，也是陕西在历史舞台上留下的绝唱。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短短的几十年，一个大帝国由盛转衰。如果要写一部唐朝由极盛到极衰的鸿篇巨制，杜甫的那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堪称压卷之作。“落花时节”不只是他个人的绝唱，更是一曲时代挽歌。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人性的弱点，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是历史的轮回。伴随光荣与梦想的，往往是罪与罚。人们赞美花的灿烂，但总忽略落花以后的凋零。前脚是所谓的大唐盛世，从皇上到民间都是吃喝嫖赌；后脚是“三吏”“三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场渔阳鼙鼓，十年离乱苍生。伴随唐王朝王气黯然远去的，还有陕西的背影。
盛唐已经离开很久了，陕西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