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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
2020年以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新基建被决策层频频提及，各地也在集中加码新基建项目。这其中既有在疫情外部冲击之下，稳增长与托底经济的重要考量，也有深化我国数字经济技术优势，创新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培育未来我国经济新增长点的期待。
新基建的概念虽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才进入大众视野，但政策层对新基建的布局由来已久。早在201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指出“加快建设并优化布局内容分发网络、云计算及大数据平台等新型应用基础设施”。此次布局的目的是通过布局新型应用基础设施，加快信息基础设施演进升级，促进我国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进而实现网络强国战略。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到新基建，强调“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5月，新基建首次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
在2020年4月20日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官方首次明确了新基建的概念和内涵，即新基建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其中，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内容。
本书认为，新基建应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核心技术层，包括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和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另一方面是实践应用层，既包括5G基站、数据中心建设等新基建，也包括对交通、能源、电信、水利、环保等现有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升级，以及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等。
加快新基建的建设发展，可以对当前稳投资、扩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发挥更好的作用。新基建从更大意义上来看，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建设。此次抗击疫情中，数字科技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突出体现在强化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物资保障体系、助力社会生产有序恢复等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模式，为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提供了保障，为我国经济增添新动能创造了积极条件。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既是新兴技术，也是基础设施。依托新基建迅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数字科技得以广泛应用，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扩大有效需求、保障基本民生，而且是稳增长工作中的重要抓手，能够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与精准施策手段。其中，大数据分析支撑服务疫情态势研判、疫情防控部署以及对流动人员的疫情监测、精准施策；5G应用加快落地，“5G+红外测温”“5G+送货机器人”“5G+清洁机器人”等已活跃在疫情防控的各个场景；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医疗机构提高诊疗水平和效果，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另外，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消费习惯，云办公、云课堂、云视频、云商贸、云签约、云医疗、云游戏等新消费需求释放巨大潜力。
我国的产业数字化正在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工业互联网发展提速换挡，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动力。传统基建解决了物和人的连接，公路、机场的修建，给区域带来繁荣的商业；而数字化新基建解决了数据的连接、交互和处理，将给产业升级带来更大的空间，推动形成新的产品服务、新的生产体系和新的商业模式。新基建代表了产业数字化的趋势，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快速发展，同时也促使各行各业加快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步伐。
在智能供应链和智能物流方面，新基建帮助大量企业跨越疫情阻隔，实现逆势生长。智能供应链是我国智能制造迈向全球的制胜关键，智能物流配合智能制造强力发展，成为生产的基础和前提。在2020年抗疫的关键时刻，传统供应链暴露出其不足和短板，对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造成较大影响。然而，以京东为代表的智能供应链领军企业，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在抗疫情、保民生、撑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智能供应链和智能物流为代表的新一代基础设施，不仅成为抗疫作战的核心能力，也在倒逼大量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这种以技术为基础、以数据为驱动、以供应链和物流为依托所打造的新一代基础设施，也将在未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引领并推动我国零售行业未来的发展。
在金融科技方面，金融新基建能够加快金融数字化的转型步伐，并重塑金融服务业态，以及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使金融服务科技的抓手更加丰富。近年来，我国金融科技创新保持了快速的迭代升级，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科技生态体系逐步形成，塑造了坚实的技术基础。金融科技和数字科技企业不仅向金融机构持续输出金融科技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还开始打造金融科技开放平台，利用数字科技连接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推动金融数字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共同进步。
在智能城市方面，新基建的推动能够让智能城市中的万物互联互通，构建起城市级数据中心，让人工智能发挥更大的价值，让交通、规划、环保等各个部门打破数据孤岛，更高效地沟通、协同。智能城市也是对新兴技术需求最大的领域之一，根据IDC（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布的《全球智慧城市支出指南》，2020年全球智慧城市相关技术支出预计将达到约1240亿美元，与2019年相比增长18.9%。其中，中国市场支出规模将达到266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一方面新基建为智能城市建设提供基本的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智能城市建设则是新基建落地实施的有效场景。二者相连一体，共通共荣。
在AI机器人方面，新基建为机器人的发展做好了硬性保障。伴随着无人经济的强劲增长，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工具，也由增强经济的“抗疫性”，转而向赋能经济的可持续性深化演进。对于新基建涉及的主要产业领域，比如大数据中心、城际高速铁路与轨道交通等，AI机器人可以大幅提升运维管理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助力降本增效。通过与5G、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合应用，依托于具体的产业场景，机器人产品可以快速发展成熟，并大规模推广应用。未来在国民经济发展领域中的重、大、险、难等工作场景内，比如铁路巡检、深海勘测、矿山勘探、救灾抢险等，使用机器人可以有效地替代人力所不及，提高工作服务效率和精准度，进而有效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未来，新基建将持续提升数字经济服务实体产业和智慧生活的水平，并构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平台，渗透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在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发挥更加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当然，针对新基建，目前多方仍有不同争论，主要集中在新基建是否应该大力推进，新基建是否意味着“四万亿”的卷土重来，新基建能否支持我国经济增长，以及新基建如何推进才能避免结构性问题的积累，防范再度出现过度投资后遗症等几个方面。认识清楚上述问题是做好新基建落地的关键。
当前有诸多观点认为，新基建早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便已明确，涉及的“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这七大领域近两年已经在逐步落地，20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高层会议再度提及，其实并不存在新意，无非是新瓶装旧酒。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前我国基础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部分领域、部分地区的传统基建可能趋于饱和或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新基建的部分领域，如物流冷链、数据中心等方面还存在短缺。综观新基建的七大领域，一部分如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是补充传统基建的短板，另一部分如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与应用，是集中在新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并非传统基建的重复。
在2020年全球经济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事件的背景下，新基建再度被重点提及，不仅是出于稳增长的考虑，也与抗疫过程中，新基建的突出贡献，以及其预示的良好应用前景有关。新基建不仅能在短期内助力稳投资、扩内需和增就业，从长远发展来看，更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有观点认为，新基建在整个投资中占比不高，对我国经济的支持作用非常有限。在本书看来，当前新基建已经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并且与传统政府扶持的项目有别，更多是靠市场的力量推动的，应用前景十分广泛。
新能源充电服务是新基建的一大领域。根据中国充电联盟的数据，截至2019年12月，我国充电桩保有量达到121.9万台，车桩比约为3.4:1。2021—2030年，预计需要新建充电桩6300多万台，形成万亿元级的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在特高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来自国家电网方面的数据显示，2020年特高压建设项目投资规模为1811亿元，预期可带动社会投资3600亿元，整体规模为5411亿元。
数据中心方面，根据工信部的数据，2019年我国大约有7.4万个数据中心，约占全球数据中心总量的23%。其中，超大型、大型数据中心数量占比达到12.7%，规划在建的数据中心有320个，其中超大型、大型数据中心数量占比达到36.1%，但这一数据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根据工信部的研究，2019年我国数据中心IT投资规模达3698.1亿元，预计2020年这一规模将增长12.7%，到2025年，预计投资规模将几乎翻倍。
另外，新基建投资的核心领域——5G，当前各地也在重点推动。例如，上海将加快5G网络建设的步伐，确保完成2020年累计建设3万个5G基站的任务，将原本的计划提前一年；广东也按下5G基站建设的“快进键”，表示广东年内将新建5G基站4.8万个。《中国5G经济报告2020》预测，2020年我国5G总投资约为0.9万亿元，2025年将达到1.5万亿元，此外，2020年5G将创造就业岗位54万个，2025年预计创造就业岗位超过350万个，2030年这一数据将达到800万。
与此同时，专项债是新基建的重要资金来源，资金方面也在向新基建项目倾斜。由于2019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专项债的资金不得用于土地储备和房地产相关的项目，同时扩大了专项债可用作资本金的范围，所以专项债投向基建的比例大幅增加。2020年1—2月，地方政府新发行专项债9498亿元，投向新基建的比例为27%，远超2018年和2019年。多地政府已经提出要积极发挥社会资金的作用，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预期新基建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专项债投资。此外，专项债的资金具有杠杆优势，可以撬动银行信贷和社会资本，成为投资放大器，实质性地提高新基建投资。后续则需要政策引导支持，进一步加大新基建领域的投资。
也有学者认为，新基建属于超前投资，对其必要性存在疑问。但结合以往高铁、机场等基建投资的经验，虽然部分投资从当期来看收益并不明显，但外溢性显著，持续收益值得关注。
2004—2017年，我国基建投资平均增速超过20%。其中，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已位居世界前列，高速铁路里程、高速公路里程均居世界第一。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2018年我国基础设施整体得分为78.1分，排名全球第29位，是主要发展中国家中排名最高的。
超前的基建是我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之一，我国在许多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已经位居世界前列。高速铁路方面，2019年我国通车的高速铁路里程超过3.5万公里，占全球的70%以上。高速公路方面，我国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4.3万公里，超过美国和欧盟，稳居世界第一。港口方面，全球吞吐量前十名的集装箱港口中有七个位于我国，2018年，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为2.51亿标准箱，位居世界第一，是美国的四倍。航空方面，我国航空基础设施建设也在迅速追赶，目前我国通航机场数量239个，尽管少于美国的555个，但我国年旅客吞吐量达到“千万级”的机场已达32个，航空基础设施的质量正在大幅提高。
虽然这些超前投资从当期来看收益有限，但外溢性明显，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和物流效率，提升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支撑着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国的地位。同样，虽然具有超前投资的特点，但新基建是新的产业增长支柱、创新投资渠道以及新的消费方式，发展前景广阔。
此外，目前关于新基建最多的质疑在于，认为其是在重走“四万亿”老路。这种警示值得重视，但也无须抱有“四万亿”恐惧症。毕竟运用逆周期的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避免经济硬着陆无可争议，“四万亿”的教训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如何在执行过程中避免我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
随着疫情趋于稳定，稳增长和保就业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凸显，新一轮项目投资热潮即将拉开序幕。为更好地发挥新基建的作用，并且在执行过程中避免结构性弊端，本书认为应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做好统筹规划，放宽市场准入。统筹规划，注重效益，量入为出，对项目做出甄别和评议。研究出台新基建规划方案，加强与财税、金融、就业等配套政策的统筹协调。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放宽企业投资准入，简化行政项目审批。科技公司和民间资本在软硬件结合、广泛为社会群体提供服务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积极引导有实力的数字科技企业发挥研发实力和经营创新优势，重点参与公共卫生与医疗健康、智慧交通、智能能源、智能新媒体及电子政务等领域的新基建项目。
第二，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除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券资金及其他政策性的金融手段外，还应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形成政府财政和社会资本互为补充的健康机制、良性生态。以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为例，目前存量PPP项目投资中，新基建占比仍然很低。截至2020年1月，存量PPP项目总投资规模为17.6万亿元，其中与狭义新基建（充电桩、光电、科技、智慧城市、信息网络建设）相关的投资仅有855亿元，占比为0.49%，包含医疗、轨道交通、园区开发在内的广义新基建的投资占比超过16%，而传统基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不含轨道交通）仍然占据最大份额，接近40%（见图2.1）。由此可见，新基建资金投入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此外，还可以考虑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多管齐下拓宽新基建项目的融资渠道。
图2.1 2020年1月项目投资额分布
资料来源：Wind（金融数据和分析工具服务商），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整理。
第三，鼓励和引导数字科技企业参与，探索推动投建营一体化模式。通过政策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鼓励和引导数字科技企业加快新基建相关技术的研发应用，有序参与项目建设和运营。积极引导数字科技企业发挥研发实力和经营创新优势，重点参与公共卫生与医疗健康、智慧交通、智能能源、智能新媒体及电子政务等领域的新基建项目。
新基建的核心在于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数字经济领域，我国已位于世界前列，在研发投入、专利数和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均有一定优势，未来我国应抓住此次疫情中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发挥新基建的产业效应，致力成为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强国。可以预期，伴随着新基建的加快推进，其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结构性改革方面也有望发挥更大作用。新基建与传统基建补短板协同配合，将释放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