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今世界，宗教氛围似乎日渐浓厚。

在整个中东地区，极端伊斯兰教势力甚嚣尘上，在政治领域十分活跃。传统伊斯兰国家如黎巴嫩和伊朗，早在40年前已基本完成世俗化进程，如今国中却充斥着原教旨主义。在土耳其和埃及，越来越多的女性用面纱公开表达复兴的宗教信仰。然而宗教的繁盛不仅限于伊斯兰世界。在拉美地区，从巴西到萨尔瓦多，新教福音派广泛传播，为该地区注入一种虔诚而狂热的宗教精神。同样，五旬节派的传播也非常迅猛，不仅覆盖拉美地区，还远至非洲甚至中国。在菲律宾，每年有数万人皈依新的宗教，如全能神教（El Shaddai）——其名称便有一种强力神学的寓意。在曾经的苏联，许多成员国数十年中被迫接受无神论，而在共产主义时代结束后重拾信仰——比从前更为坚定，越发忠贞不渝。甚至在宗教活力并不引人注目的加拿大，也出现了宗教精神的复兴。用著名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的话说，“当今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弥漫着宗教激情” 。

而在美国，这种宗教激情更是无所不在。事实上，与其他多数发达民主国家相比，无论是就信教人数还是就对上帝、耶稣以及《圣经》的信仰程度而言，美国人的宗教情结堪称根深蒂固。只消开车在我居住的南加利福尼亚州转上一圈，便不难发现，几乎每三个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中，便有一个是在宣扬上帝、耶稣或《圣经》。而美国人的宗教虔诚又不单单体现在汽车保险杠标语上。最近我去了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发现城里到处矗立着醒目的广告牌，倡导人们要虔信上帝，其密度之广，令人触目惊心。除了随处可见的带有宗教意味的汽车标语和广告牌，美国的广播电视节目中与基督教相关的话题内容也层出不穷。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政客，都史无前例地公开表明甚至刻意强调其宗教信仰。而且，美国民众似乎很买账。当然，真信假信，谁也不会在意——比如2004年，乔治·W.布什总统宣称：他出兵伊拉克，是向上帝祷告并与上帝商讨的结果。不管真假，他的这一番“坦白”最终为他赢得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美国人的信任。

总而言之，从内布拉斯加州到尼泊尔，从佐治亚州到危地马拉，从犹他州到乌干达，无论身在何方，人们似乎都会对各自崇奉的神祇大唱赞歌，定期参加教堂、庙宇以及清真寺的活动，坚持不懈研读经文，恭敬地遵守戒律并奉持礼仪，清醒地捍卫世界免受罪的玷污，并向他们崇信的某位救世主、先知或上帝热情祷告。

然而这一现象并非遍布全世界。事实上，的确存在一些醒目的地方，那里根本没有宗教信仰。

尽管为数不多，也不够典型，且相当分散，但今日世界的确有几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在那里崇奉上帝和教堂礼拜都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在这些与众不同的例外社会，宗教意味不仅没有得到强化，相反却日益单薄。事实上，它们根本谈不上有任何宗教意味。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丹麦和瑞典，它们或许是当今世界最不信教的两个国家，又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不信教的两个国家。就像在喧嚣震荡的虔信星球之上，以及不断膨胀的神圣大海之上，漂浮着两艘历经风浪且怡然自得的救生艇，那是象征世俗生活的丹麦和瑞典。那里绝大多数人民都缺乏宗教情感：他们不崇信耶稣或毗湿奴，不尊崇经文，不祷告，也不相信世界几大信仰的基本教义。

在天空澄净、绿草如茵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很少有人提及上帝，也很少有人花费时间思考神学问题。尽管近年来丹麦和瑞典两国媒体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报道与宗教相关的话题，但其宗旨不过是帮助本国人民更好地了解发生在遥远国度的奇怪现象，在那些国度，宗教似乎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说对凡夫俗子而言，确实存在传说中的人间天堂，则当代的丹麦和瑞典确乎当得起这样的美誉：那里的城镇古色古香，风姿绰约；那里树林茂密，海港幽深；那里民主制度健全，犯罪率世界最低，而清廉指数全球最高。此外，那里教育体制完善，建筑富有创意，经济发展迅猛，艺术备受支持；那里的医院明亮整洁，企业欣欣向荣；那里有免费的医疗，有精美的佳酿，还有独树一帜的电影；那里有重视平等的社会政策，有一流的时尚设计，有赏心悦目的自行车道——唯独没有对上帝的虔信。

从2005年5月到2006年7月，我在斯堪的纳维亚待了14个月，太太和两个女儿与我偕行——在此期间，我们又有了一个孩子。我们居住在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在那里，我尽可能地接触和了解丹麦社会，研读斯堪的纳维亚历史与文化，在这个国家到处旅行。我尽可能多地对一些人进行了访谈，询问他们的宗教信仰（答案往往是否定的），以及在这样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度，他们的生活及感受如何。我采访对象时往往不分场合，可能是在咖啡馆门口排队间隙，也可能是在邻人晚会上大嚼薯条之时。但除了这样一些非正式交谈，我也进行了近150场有模有样的、结构化的深度采访。在采访中，我一只手持录音机，另一只手执纸笔，采访的对象则涵盖丹麦和瑞典各个年龄阶层和各种教育背景——从初中生到博士。他们有的来自偏远乡村，有的来自中等城镇，也有的来自大都市。他们的职业也千差万别，有厨师、护士、电脑工程师、大学教授、艺术家、律师、屠宰场工人、幼儿园老师、心脏外科医生、农民、警察、记者、中学老师、海军军官、病理学家、社会工作者、设计师、家庭主妇、零售店店员、机械工程师、商店店主、小企业主、理疗康复师、税务顾问、影视编导、秘书、邮政工作人员、学生、看门人、失业者，甚至还有一名乐队的贝斯手。正是通过对上述人群的采访，我深入了解到不太信教人群的生活，同时也有机会反思和分析在一个对上帝的信仰被严重边缘化的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既是对我在丹麦和瑞典期间所见、所闻的个人反思，也是对上述材料所作的社会学分析。

不止于此。除了尝试运用社会学视角去观察构成今日斯堪的纳维亚绝大部分人口的那些男人和女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作为世俗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对这部分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书还要考察另一些重要问题。

首先，我认为没有上帝的社会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可以做到温文尔雅，令人愉悦。本书的一大目标即在于反驳某些口无遮拦的基督徒的保守观点，在他们看来，没有上帝必定是人间地狱：生灵荼毒，罪恶横行，充满堕落。然而，不。丹麦和瑞典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和谐健康的礼仪之邦。事实上，根据社会学的衡量标准，它们完全可以名列全球“最好”的国家。在基要主义猖獗，而且政治与宗教纽带日益紧密的时代，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这是个重要信息。让人们了解到这一点至关重要：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社会依然可以成功地自如运作，完全有能力建立和服从良好的法律体系并确立、谨守各项风俗礼仪。对上帝的崇信可能消退，祷告的仪式可以忘却，也不必花费力气研读《圣经》，但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照样能和谐相处，学校和医院运行良好，犯罪率很低，老人和婴儿都能得到很好的照应，经济繁荣发展，污染有效防治，超速会被罚款，孩子会在温馨健康的家庭中受到关爱——日常生活并不需要一个上帝做中心。

本书的另一个宗旨是思考和分析上述世俗男女世界观的独特轮廓。

举个例子，他们如何看待生死？如何面对死亡？众所周知，宗教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需要以某种方式面对自己死亡的宿命。这就是说，（按照这一理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对死亡存有畏惧之心，因此需要向宗教寻求慰藉，寻求临终前的心理安慰。对大部分人而言，毫无疑问，这是人生常态，但对数百万的丹麦人和瑞典人而言，事实上并非如此。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人对死神毫无畏惧，也从不担忧，活得极好。我在那里停留期间采访过许多不畏死神甚至对死不屑一顾之人，他们明知早晚有一天会告别世界，照样生活得怡然自得。其中最有趣的一位是安妮，她是来自奥胡斯的养老院护士，43岁。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凭借她多年与临终之人打交道的经验，她发现通常是无神论者能比较从容地接受死亡的降临，而基督徒往往满怀忧惧，惊慌失措。这一发现对传统观念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死神的畏惧是不是人性的必然？人类是否真的“需要”一种宗教来克服这一“普世性”的畏惧之情？

或许应该思考一下生命的意义。除了对死亡的恐惧，有人争辩说宗教的作用在于为“我们从何而来”“生活的意义何在”等沉重的大问题提供终极答案。当然，千百万人都渴望得到答案，他们也因此转向宗教。但绝大多数丹麦人和瑞典人并不做如斯之想。在我采访的人群中，有许多人非常直白地宣称他们相信生命不存在终极意义。然而又恰恰是这一群人安居乐业，悠闲自得，充分享受生活，根本不理会所谓人生价值和意义。这一规模达到数百万人的世俗男女的存在不仅拓宽了世俗生活的范畴，或许也向那些想当然的解释和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后者认为宗教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书最后的目标是探究并尝试解释在当今宗教氛围极为浓厚的世界上，为何仍有群体反其道而行之。除了身为代表的丹麦和瑞典，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如英国和荷兰，宗教信仰的程度也明显偏低。为何这十来个大多集中在欧洲的国家，对上帝或耶稣以及彼岸生活似乎不以为意？有哪些因素导致这些社会宗教观念淡薄、宗教边缘化？基于我在丹麦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并结合社会学领域的几种重要理论，我将努力对上述问题逐一做出解答。

至于我在丹麦的生活经历，请允许我谈谈最初的粗浅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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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斯堪的纳维亚的第一印象是：此处没有警察。

我们在奥胡斯待了几天之后，我猛然意识到此地看不到警察的一丝踪影：没有交警，没有男女巡警，连警车也看不到。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和太太骑自行车去海滩，我向她说出了好奇之心：“所有警察都去了哪里？”她耸耸肩，推测了几种可能性，然后我们继续骑行。

我们经过大学区，穿过商业区，并经过老教堂。一路穿街过巷，经过购物中心和商业广场，穿过火车站，又下到海滨，穿越港口，径直来到游人如织的日光浴海滩。在20分钟的骑行过程中，我们没有见到任何警察。请注意，奥胡斯不是北欧腹地某个边远沼泽地带的小村庄，而是工业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大都市，人口多达25万。几天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在人潮拥挤的商业区闲逛，在运河边漫步，也经过嘈杂的咖啡店和饭馆。我再一次注意到：没有警察。一种异样的情感油然而生，毕竟，在我的家乡，加利福尼亚的克莱蒙特——按照美国标准不过是个小城镇，人口仅3.3万人——我几乎每天都会看到警察。但在奥胡斯，我却看不到，一个也看不到。于是我开始每天作记录。结果是：总共31天以后我终于见到一位警察。更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在奥胡斯警察不见踪影，当地的刑事犯罪率在全球同等规模城市中却是最低的之一。举例来说，2004年奥胡斯的杀人犯只有一名。很显然，一定有某样东西阻止丹麦人自相残杀，而那样东西绝不是强大的警力。

也不是对上帝的畏惧。

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许多人误以为是宗教使人道德纯洁。比如劳拉·施莱尔辛格博士——她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也是畅销书作家——便公开宣称：没有宗教和上帝，人民不可能道德纯洁。对于包括劳拉博士在内的许多人而言，是信仰和敬畏上帝降低了谋杀案发率。但对斯堪的纳维亚人而言，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他们的轻微罪行和入室盗窃的案发率相对更高一些，尽管最近几十年来这些罪行的犯罪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他们的暴力犯罪，比如谋杀、重伤以及强奸等的犯罪率却属全球最低之列。事实上，大部分丹麦人和瑞典人并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相信神明会记录人的一言一行，作为上天堂或下地狱的赏罚依据。大多数丹麦人和瑞典人不相信人世间充满罪恶，因此需要“人子”耶稣通过牺牲自己，来救赎人类。实际上，大多数丹麦人和瑞典人连所谓的“原罪”也不相信，也几乎没有人相信《圣经》源自神。北欧国家每周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数全球最低。此外，尽管在这两个国家有一部分人口崇信上帝，他们所信奉的也不是《圣经》文学所表述的喜怒无常、任意赏罚或爱民如子的上帝形象，而是某种遥不可及、模糊不清，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释清楚的观念。这位遥不可及、模糊不清的上帝对他们的影响微乎其微。正如丹麦社会学家奥勒·里斯所说，“只有少数斯堪的纳维亚人认为上帝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更典型的态度是不温不火，甚至不无怀疑”。

确实，哪里都有虔信的基要主义者，假如你留意寻找，就连五旬节派教会也不乏信徒。但在丹麦、瑞典两国，真正的信徒与其他国家相比，少之又少，而且几乎都处于社会边缘。正如丹麦学者安德鲁·巴克泽所说，“很少有人对于上帝抱有确定不移的信念；大多数人还是依靠科学而非宗教来理解这个世界” 。根据瑞典学者伊娃·汉贝格的研究，只有不足两成的瑞典人相信有一位人格神的上帝存在，而且“对于许多仍然相信上帝存在的瑞典人来说，这样的信念也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 。

因此，典型的丹麦人或瑞典人根本谈不上信仰上帝。与此同时，他们也不会轻易对同类萌生杀机。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岂不是为上帝所抛弃的悲哀群体？一些美国人据此推测，远离上帝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当中一定弥漫着绝望之气。因为他们放弃祷告，让《圣经》沾满灰尘，不再定期赞颂耶稣，对万能之主也敬而远之，这些冥顽不化的北欧人难道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灵魂已然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他们还能享受快乐吗？

答案是肯定的，根据是伊拉斯谟大学鲁特·费恩霍芬博士的研究。费恩霍芬博士是世界范围内各国幸福指数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最近他对全球91个国家进行了排名，而根据他的取样和计算结果，居民整体幸福水平在全球排名最高的国家正是面积不大、社会稳定，而且接近无神论的丹麦。

作为生活在此的美国人，我发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宗教观念淡薄这一点非常令人着迷，甚至——我不得不承认——令我有如释重负之感。像我这样不信教的人和不可知论者，生活在宗教气息浓郁的美国，简直令人崩溃。我绝对承认也高度认同，在提振人心、增强社团凝聚力和家庭纽带、教人宽厚仁爱，以及赋予人生每个重要阶段以庄严的仪式感等方面，宗教发挥着巨大作用，但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极其虔信的国度确实令我感到很不自在。在这里，祷告跟一日三餐一样无处不在。

在这里，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可以将犯罪率上升归咎于魔鬼撒旦。在这里，当自然灾害降临时，州长会恳请公众共同祷告，以此作为抵御灾害的主要手段。在这里，校董时常会质疑在中学生物课堂上讲授进化论。平心而论，对我来说，旅居丹麦这一年才算呼吸到清新自然的世俗空气。

当然，我必须承认宗教并未从丹麦和瑞典两国的文化中完全消失。我将本书命名为《没有上帝的社会》（ Society without God ），而不是《没有宗教的社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新教路德宗在两国文化中仍然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举例来说，大多数丹麦人和瑞典人至今仍向各自国家的教会机构缴纳税款，大多数人仍会选择在教堂结婚。同样，他们也会选择让婴儿在教堂受洗，并接受牧师的祝福（顺便说一下，洗礼的牧师如今大多是女性）。此外，大部分丹麦人也乐意在教堂为行将成年的子女施坚信礼。但这些路德宗的遗风更多是例行公事，而非真正出于虔敬和信仰。毋宁说，上述基督教礼仪得到丹麦人和瑞典人的遵循，主要是出于文化传统的意识。比如，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声称他们向教会缴纳年收入的百分之一，仅仅因为“人人皆是如此”，而与上帝、耶稣和宗教信仰毫无关系。同样，几乎我采访的每个人都声称，他们在教堂结婚仅仅是因为这样显得“传统”或“浪漫”——教堂仪式极富美感，而市政厅婚礼过于平淡。我在丹麦结识的密友米克尔是丹麦路德宗教会一位39岁的牧师。他在距奥胡斯一15公里处座宁静的小村庄执掌教坛多年。他主持过200场婚礼，在婚礼之前他喜欢与新人聊天。他会询问为什么他们选择在教堂成婚，而不是市政厅。他总结如下：

你可能会想象，大部分人都会说，“为了得到神的祝福”。但我相信在200对新人中，提及上帝的可能只有10对。明确说出求神祝福的只有2-3对。提及上帝的10对在200对新人中占比5%。其余人则大感困惑：“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米克尔，还不是因为传统！”他们认为我这样提问是在开玩笑。“这是传统。如你所知，真正的婚礼一定要在教堂穿上白色婚纱。”

至于流传广泛的婴儿受洗仪式，更多也是出于传统而并非出于为婴儿的灵魂考虑。大部分受访者声称，此举是为了取悦奶奶而非上帝。比如利塞是奥胡斯的电脑工程师，丹麦人，24岁，不信教，是彻头彻尾的斯堪的纳维亚世俗主义者。利塞来自日德兰半岛中部小镇，受父母影响自幼便不信上帝，也从不去教堂。她的朋友们也没有谁相信上帝，实际上，在社交圈子里没有人会说起上帝。与一同长大的朋友们一样，利塞对上帝、耶稣以及天堂、地狱和魔鬼等一概不信——尽管和大多数丹麦人一样，她会不加思索地承认“天意高远，凡人难解”。目前利塞已订婚，我很好奇，将来如果她有了孩子，会让孩子信教吗？

不。

你会让孩子在教堂受坚信礼吗？

是的，孩子会在教堂受洗。

因为什么……？

因为传统。因为人人皆如此。

人生大抵如此。紧接着，我进一步追问，既然她本人对基督教核心教义根本不认同，为何又选择让孩子受洗礼。这时她无奈地耸耸肩，重申丹麦人就是这样。另一位受访妇女名为吉特，40岁，在奥胡斯一所幼儿园当老师。她们家祖孙三代皆不信教，她本人也不例外。但她让两个孩子都受了洗礼。我问她坐在教堂之内，听牧师口中念念有词——说的尽是她从来不信的上帝、耶稣之类——同时为孩子施行神圣洗礼，她的心中作何感想。她回答说，那些说辞本身对她来说毫无意义，但礼仪的过程是难忘的经历，最终让她明白整个礼仪“不过是文化操演的一个组成部分”。

至于受坚信礼，一如既往，大部分受访者宣称这只是“随大流”。当然，与之俱来的舞会、礼品和零花钱，也是大多数14岁左右的青少年难以抗拒的。由此可见，斯堪的纳维亚人举行从生到死、名目繁多的基督教仪式，很少出于神学考虑。从洗礼到向教会纳税，从坚信礼到教堂婚礼，以及已融入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人生活的路德宗元素，最好被理解为带有宗教点缀的世俗传统。

大多数丹麦人和瑞典人素来以理性而著称。有82%的丹麦人相信达尔文进化论，这在西方国家中比例最高，但与此同时，大部分丹麦人和瑞典人又以基督徒自居。这怎么可能？一个人不相信《圣经》是神圣的，不信耶稣，不信原罪、救赎和复活——甚至根本不信上帝——这样的人怎么能自称基督徒？我在调研过程中反复思考这一问题。绝大部分丹麦和瑞典受访者，当自称基督徒时，他们仅仅是从历史和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的。当我进一步追问“基督徒”到底所指为何时，他们众口一词地强调以下几个方面：以善待人，扶助贫弱，以及立身谨严。他们在解释基督徒身份时，根本没有提到上帝、耶稣或《圣经》。当我特地询问他们是否相信耶稣是“神之子”或“弥赛亚”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给出否定答案。他们是否相信耶稣是处女所生，并于死后复活？类似提问往往会引发对方爆笑——他们觉得提问者太傻。

以安诺斯为例，他来自奥胡斯，45岁左右，拥有一间街角的小店铺。他不确定自己是否信奉上帝，但他明确怀疑耶稣的神性，也不信天堂和地狱。他确信的是《圣经》乃凡人所作。不过，他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我相信人性向善，这是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你不能杀害他人，你必须帮助老人，等等。我相信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信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就是一名基督徒。

再比如埃尔莎，来自瑞典南方的人力资源顾问，56岁。跟安诺斯一样，上帝、耶稣、地狱、《圣经》等，她通通都不信，却自称基督徒。我问基督徒何意，她回答道：

做个体面人，尊重他人。呃，这就是好人。

跟美国人通常所理解的基督徒并不一样。当然，在美国主流的自由派基督徒身上，人们不难发现上述宗教情感，但对安诺斯和埃尔莎来说，他们的回答更为直截了当——这是典型的世俗人文主义。

就宗教而言，斯堪的纳维亚与美国的差异可谓巨大，其事例不胜枚举。在旅居丹麦期间，我时常怀有敬畏之心，时常不由自主会拿奥胡斯与安纳海姆作对比。在美国，哪怕你接连不断地跳台选台，也难逃广播电视节目中牧师惩恶扬善的布道。即使是一场足球赛或篮球赛，一开始也要向耶稣祷告，而且75%的美国人宣称他们相信地狱存在。在丹麦和瑞典，相比于遥远的神学，人们对家庭、院落、自行车、当地政治、职业规划、气候，甚至英国或巴西的足球明星更感兴趣。至于地狱，只有10%的丹麦人和瑞典人相信它的存在，这也是全球的最低比例。在丹麦和瑞典，古老、可爱的教堂装扮着各地的风景，小学课程也会讲授一些基督教教义，但美国人想要追寻的宗教氛围在此地近乎绝迹。对此，我想再举两个事例加以说明：政治与操场。

首先，来谈谈我之前提及的政治与宗教这一话题。在美国，常见的情形是，倘若一位政客想要取得成功，他或她不仅需要做定期去教堂的“虔信者”，还要时常向公众公开表明这一点。当今大多数美国人乐于看到他们的州长、参议员乃至总统信奉上帝，赞美上帝，甚至凡事在祷告并征询上帝后再作决定。反之，无神论者在美国当选总统的概率跟基地组织成员不相上下。然而在丹麦和瑞典，情况恰恰相反。在这两个国家，政客的宗教信仰纯粹是个人私事，最好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假如一名政客公开讨论他或她的信仰，或者通过祷告作决策，甚至哪怕在公共演讲中偶尔提及上帝，此人必将很快退出政坛，又或者连步入政坛的机会也没有。

不妨看看近期的一则全球范围内的调查报告，报告询问人们是否同意以下陈述：“不信上帝的政客不适合担任公职。”对此，64%的美国公民欣然赞同，相反，只有8%的丹麦人和15%的瑞典人同意。问卷的第二个问题是对于以下陈述有何感受：“假如更多具有坚定信仰的人出任公职，对我们国家一定大有裨益。”对此，75%的美国人表示赞同，但只有12%的丹麦人和30%的瑞典人同意——丹麦由此成为该选项赞同比例全球最低的国家。按照丹麦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的说法，“宗教是且应当是个人私事……个人信念倘若由宗教法则主导，后果相当危险，因为这意味着个人信念要服从千年之前的戒律和经文，甚至整个社会都要被迫服从宗教教义。因此，在丹麦，我们对宗教和政治做出明确区分” 。

关于宗教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有多么不同，且以学校游乐场为第二个例子。在全美大多数小学，假如有孩童宣称不信上帝和耶稣，必定会遇上大麻烦。很有可能他或她在学校会被孤立，甚至更糟。我女儿六岁上小学，课间休息时，和小伙伴荡秋千玩耍。有同学过来问她是否信奉上帝，我女儿回答“不”。那位同学立刻停止晃动秋千，咒骂我女儿下地狱，并扬长而去——从此再也没和她一起荡过秋千。

与此相反，在北欧，公开承认信仰上帝或耶稣却标志着你与众不同，格格不入，看上去更像是个怪人。萨拉是来自日德兰半岛一个乡村零售店的店员，20岁，她解释说：

年轻人认为宗教是一种禁忌。年轻人通常不会说“我骄傲，我是一名基督徒”。你要是这样做，常常会招来麻烦。

因此，在北欧的学校游乐场上，很可能是一名信奉基督教的孩童被孤立，被讥讽，甚至更糟。托本就是这样一名孩童。从五年级开始，他的宗教信仰广为人知，随之而来的讥讽和骚扰也就成为家常便饭。他换了好几所学校，最终才在一所私立的基督教学校安顿下来。“我至今仍心有余悸。”他在接受采访时叹息道，眼泪扑簌簌往下流。他现在25岁了，已婚，正在攻读神学学位。他告诉我，由于官方的丹麦路德教会对同性恋持宽容态度，他几年前退出了该教会。目前，他在一家“自由的”教会做礼拜。他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言辞，亚当和夏娃的确存在过，耶稣为我们的原罪而死，魔鬼也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所有非基督徒死后必下地狱。我问他是否认为所有犹太人死后都会下地狱。

我认为是的。我不喜欢这一结局，但《圣经》就是这样教导我的。

那所有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呢？

同样如此。

许多美国人会相信托本神智健全，但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人认为他的宗教信念过于乖张，令人不安，很可能是精神状态不稳定造成的结果。也就是说，尽管托本的宗教狂热在美国人看来相当正常，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眼里，他却属于极其罕见的异类。安德烈亚斯是一位来自欧登塞的公立学校教师，33岁。我问他，在他的班上有多少学生赞同托本的观点。“2%——5%。”他回答说。

关于宗教信仰氛围浓厚的美国和世俗主义盛行的丹麦和瑞典的异同，具体的细节简直难以胜数。跟美国不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根本没有全国性的“反同性恋权利”运动，没有大型教堂就地安装“耶稣的自动取款机”以方便信徒刷信用卡捐资，没有大名鼎鼎的布道牧师在广播电台声嘶力竭地抨击败坏世风的“罪人”，没有政客宣称他们竞选公职是“出于上帝的旨意”，竞选的广告黄页上没有印刷“耶稣之鱼”的字样，没有校董或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公开质疑进化论（或限制它的传播），没有法官会根据《圣经》来判案，没有受宗教精神感召的“禁欲”性教育课程，没有蔚然成风的反流产运动，没有家长游说学校和市政委员会从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清除《哈利·波特》，没有“自然史博物馆”竖起亚当和夏娃的巨幅塑像，没有饭店在菜单或者餐具垫上印制《圣经》诗行，在国家队体育比赛之前也没有“信仰之夜”活动（大牌球星要面对整场球迷称颂上帝并弘扬基督教义）——这一切在宗教盛行的美国景观中都不难发现。

在一些与美国极为不同的国家，宗教信仰无迹可寻，上帝作为个人隐私也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这些国家是怎样的情形？生活在今日丹麦和瑞典的男男女女呢？他们（缺乏宗教意识）如何看待生活？当然，每个社会都有不信教者，即便在基要主义充斥的社会也不例外，但只有在北欧，不信教者才被认为是正常人、普通人，是社会主流。因此，做一名不信教者是一回事，做一名不信教者在一个社会中被认为是常态而不受歧视，在社会学上则具有重要意义。

拉尔斯便是其中一位。

很难界定拉尔斯是否算得上“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但他无疑很接近。在本书引言部分我打算以他作结，因为在旅居丹麦的一年我采访的所有人当中，他给我留下了最积极的印象：怡然自得，通情达理，以及对生活强烈热爱。我很高兴与他相遇。二月中旬一个飘雪的、寒冷的夜晚，在他位于卡特加特海峡边一座温馨舒适的房子里，我们畅谈了一个半小时，探讨他的生活和信仰。

拉尔斯77岁，身材保持得很好。我们谈话时，他的脸上洋溢着光彩和活力。他在哥本哈根长大，目前居住在菲英岛。他在一所规模不大的中学当校长许多年，现在已退休。政治上他属于中间偏右派。他和妻子结婚50余年，有两个女儿。他的父亲是极端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当地教会的宗教领袖之一。拉尔斯的母亲却是一位无神论者，正如她本人的父亲一样。拉尔斯记得很清楚，他的外公未能获得提拔恰恰是因为他的无神论倾向——在19世纪初，这一倾向一旦公之于众必然会引起麻烦。

拉尔斯进而谈到，他的父母相处并不和谐。

我父亲是当地最大基督教教会的领导者……他不是牧师，而是教师。他是信众的领袖。而我母亲是无神论者，我四岁时他们离了婚。

拉尔斯和他的两个兄弟主要由母亲抚养，尽管他们有时也能见到父亲，甚至偶尔也和他一同去参加聚会。拉尔斯认为自己也是无神论者，并且宣称他一直是——他说，他甚至拒绝坚信礼仪式，这在65年前是非同寻常的行为。但后来，他还是在教堂成婚。我问他原因，他哈哈大笑：

你知道，这种事一般都是丈母娘说了算。

拉尔斯的母亲2003年过世，我很好奇随着年龄增长，她的无神论信仰是否发生了变化。在弥留之际，她有没有求助于上帝？

没有……她去世时差3个月就108岁了。

她可真高寿！

你可以去看看她的墓碑——就在我们城里——1895-2003年。

她去世才不久……

是的。

她终生都是无神论者？

对，她一直是。

我们更多谈论的是她的死亡——根据遗愿，她将被火化，而不是举行基督教的葬礼。我转头看看年近八旬的拉尔斯，询问他对于即将来临的死亡作何打算。

你认为我们死后是什么情形？

噢……我从前的生物老师一直说，构成我们生命的化学物质价值四个丹麦克朗，你必须尽快偿还，偿还地点就在火葬场。我也这么想……但是……不，不。

你不相信有来生？

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对我而言，生命一旦结束，一切便结束。

但如果人认为“生命一旦结束，一切便结束”，那它又有什么意义？生命的意义何在？

生命的意义？我在世上有了一段时光，我的职责是尽可能把它过好。我想当一名好父亲……我活得很精彩。

当生活不如意或悲伤时，你如何面对？会怎么做？

我该怎么说？……我没有悲伤的时候，你懂我的意思。我非常快乐。我想做的每一份工作，我想要的一切——我有个好妻子，两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儿，还有四个古灵精怪的孙子孙女。

那你一定很幸福吧。

是的，当然。我也有……不太如意甚至愤怒的时候，但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对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从没有想过需要什么作慰藉。

我们还谈了其他许多事情：他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丹麦被德国占领，近年来有大批穆斯林移民拥入丹麦，以及他作为校长荣退之时的那一顿晚宴上，500人起立为他祝酒，他把这一幕称为他人生的“黄金时刻”。但最打动我的还是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所展现出的那一种从容与温情，以及毫不做作的幸福和对人生的满足。他似乎拥有人生一切美好的东西：亲密又长久的婚姻，活泼可爱的儿孙，心满意足的职业，在丹麦绿化最好的小岛上拥有舒适温馨的家园，身体健康——一切都与信仰上帝无关。

结识和了解拉尔斯这样的人是我的迫切愿望，这也是写作本书的初衷。我想追寻和描述他们背后的文化源头。

正如本引言一开始所说，我们当下生活在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像拉尔斯这样并未受到宗教氛围沾染的人更显得特立独行，他们的故事也更引人入胜。唯其如此，对丹麦和瑞典这样堪称“没有上帝的社会”进行一番分析和研究也就显得越发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