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是有车的，但在一九七三年秋天的大多数日子，我都是从天堂湾镇舍普洛太太的海滨旅社步行去“乐园”。似乎就该步行，而事实上，这也是唯一可做的事。到了九月初的时候，天堂海滩就几乎完全没人了，这正合我的心境。那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秋天，甚至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也能这么说。我还可以说的是，那同样是我最不快乐的一段时间。人们总认为初恋是甜蜜的，若其结束得突兀，则更显其甜。有上千首流行乐和乡村歌曲证明了这一点，显然某个蠢蛋又伤了心。然而，首次的伤心往往最痛苦，伤口愈合得最慢，留下的疤痕最明显。那有什么甜蜜的？

从九月到十月，北卡罗来纳的天空总是澄澈无云。在我沿屋外的楼梯离开位于二楼的房间时，空气就已经是暖烘烘的。镇子离游乐场约五公里 ，如果我穿着薄外套出门，走不了一半路，就要把外套脱下系在腰间了。

我会先在贝蒂饼屋停下，买上两个还热乎的羊角面包。沙滩上，我的影子随我同行，在身后拖了至少六米长。海鸥闻到了面包的香气，满怀希望地在我头顶盘旋。下午五点（有时我会晚些回来，毕竟天堂湾镇没有任何人和事等着我；夏季过去后，这个镇子基本上就陷入了沉睡）的归程中，影子在水上陪着我。若是有浪，影子就会在水面摆动，仿佛缓缓晃着呼啦圈。

虽然不能百分百确定，但我认为从我第一次走那条路时起，小男孩、女人和他们的狗就在那里了。镇子和闪亮、花哨的乐园之间的那段海滨，盖满了消夏别墅，大都价值不菲。多数别墅都在劳工节 后关闭，但其中最大的一座，也就是看上去像绿色木头城堡的那座，却没有关。一条木板步道从它宽敞的后露台铺出来，一直延伸到海草与白沙接壤之处。步道的尽头摆着一张野餐桌，上面撑着一把翠绿色的沙滩伞。伞下阴凉处的轮椅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头戴棒球帽，即使傍晚气温二十摄氏度左右，他腰部以下也盖着毯子。我猜他五岁上下，绝不超过七岁。那条狗，一条杰克罗素，要么趴在他身旁，要么坐在他脚边。那个女人坐在一张餐椅上，有时候读书，但大多数时候只是盯着海水。她非常美丽。

路过时，不管是去还是回，我总是朝他们挥挥手，小男孩也会朝我挥手。那女人没有，或者说一开始没有。一九七三年，OPEC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理查德·尼克松 向世人宣称他不是个骗子，爱德华·罗宾逊 和诺埃尔·科沃德 死了。这也是戴文·琼斯失落的一年。我是个怀揣文学梦的二十一岁童男子，拥有三条牛仔、四条内裤、一辆破福特（车载收音机倒是不错）、偶尔冒出来的自杀念头和一颗破碎的心。

甜蜜吗？

让我伤心的人名叫温蒂·吉根。她配不上我。我花了大半辈子才得出这个结论，不过，有句老话你们也知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她是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人，我来自缅因州的南贝里克。也就是说，她是真正意义上的“邻家女孩”。我们都就读于新罕布什尔大学，大一的时候就“在一起”（这是我们过去的说法）。事实上，我们是在迎新会上认识的。听上去有多甜蜜啊，就像某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

有两年的时间，我们形影不离，到哪里都“在一起”，做任何事都“在一起”。任何事，除了“那个”。我俩都要勤工俭学，她在图书馆帮忙，我在大学餐厅打工。一九七二年，这两个岗位给我们机会可以继续做暑期工，我们当然留下了。钱并不多，可贵的是我们能够“在一起”。我本以为一九七三年的夏天也是如此，直到温蒂宣布，她的朋友芮娜给她们俩在波士顿芬尼斯百货找了份工作。

“我怎么办？”我问她。

“你随时可以过来啊，”她说，“我会非常想你的。不过说真的，戴文，我觉得我们分开一段时间更好。”

通常，这句话就相当于给一段恋情判了死刑。她或许从我的脸上看出了这个想法，于是她踮起脚来吻了我。“距离产生美。”她说，“而且，我现在有自己住的地方了，或许你可以留下过夜。”然而，当她说这句话时，眼睛并没有看着我。我从来没有在她那里过夜。太多室友了，她说。时间太短了，她说。当然，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可不知怎么的，我们从来没有克服过。这是可以说明问题的；而回想起来，这说明了很多问题。有好几次，我们都差点“那个”，但“那个”从未真正发生过。她总是临阵退缩，我也从未给她压力。上帝保佑，我是很有风度的。后来，我经常想，若我当时不是那么有风度，事情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好坏都有可能）。现在，我明白了，有风度就没法把姑娘弄上床。小伙子们，请把这句话记下来，挂在你的厨房里。

温蒂在一百一十公里以南，享受波士顿的灿烂阳光，而我要只身拖餐厅地板，往老洗碗机里摞脏盘子，这样的夏天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不过，这是份稳定的工作，我需要它，况且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没想到，二月底的时候，一个选择就乘坐餐盘传送带到我面前了。

当天装在蓝色盘子里的特价午餐是墨西卡利汉堡和芝士薯条。肯定是有人边大快朵颐边拿《卡罗来纳生活通》佐餐，然后把它落在托盘上了。我拾起那本杂志，差点把它扔到垃圾桶里，转念间却改变了主意。不管怎么说，不花钱的杂志总是好的。（请记住，我需要勤工俭学。）我把杂志塞进裤子后袋，然后就把它忘了，直到回到寝室换裤子时，它掉在地上，翻开到后面的分类信息栏。

之前读这本杂志的人用笔圈出了几则招聘启事……最终，那人肯定觉得没有满意的，否则《卡罗来纳生活通》也不会坐上传送带了。在那一页的最下面，有一则启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尽管它并没有被圈出来。第一行是醒目的黑体字： 靠近天堂的工作！ 试问有哪个文学专业的人看到这句广告词能不好奇？又有哪个越来越担心失去女友的二十一岁小伙子会不觉得在一个名叫乐园的地方工作充满吸引力？

启事中留了电话号码，我冲动之下拨了过去。一周后，寝室的邮箱里出现了一份工作申请表格，后附的信中说，如果想做暑期全职（我的确想），我可以做许多不同的工作，大多数是后勤保障类的，但也不尽然。我必须持有有效驾照，而且需要面试。我想了想，可以利用将要到来的春假去面试，而不是回缅因州的家里。只是，我本来计划至少抽个几天去看温蒂，说不定还会“那个”。

“去面试吧。”这就是我告诉温蒂后她的回答，甚至没有丝毫犹豫，“会很刺激的。”

“跟你在一起才刺激。”我说。

“明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在一起。”说着，她踮起脚，亲了我（她总是踮着脚）。她是不是在那时就已经在跟别人约会了？很可能没有，但我敢打赌她当时已经注意到那个人了，因为他就在她的高级社会学课上。芮娜·圣克莱尔肯定是知道的，若是我问，也很可能会告诉我——泄密是芮娜的特长，我敢说她能把听她告解的神父烦死——但有些事，人们是不想知道的。比如，为什么你全心爱着的女孩一直拒绝你，却在第一时间与新男友滚床单。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完全忘记初恋，始终难以释怀。我仍然有些好奇我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我到底缺少些什么。现在，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花白，挺过了前列腺癌的治疗，却仍然想知道自己对于温蒂·吉根来说为什么还不够好。

我搭乘名为“南方人”的火车从波士顿到了北卡罗来纳（这段旅程没什么刺激的，只是便宜），又坐巴士从威明顿到了天堂湾。面试我的人是弗莱德·迪安，他在乐园身兼数职，其中一项是招聘。十五分钟的基本询问之后，他看了看我的驾照和红十字会颁发的救生执照，给了我一个带挂绳的塑料徽章，上面印有“访客”字样、当天日期和一个卡通形象。那是一条咧着嘴笑的蓝眼睛德国牧羊犬，看上去有点像著名的史酷比 。

“去逛逛，”迪安说，“愿意的话，坐坐卡罗来纳大转盘。大多数载客游乐设施还没运行，不过那个是可以玩的。告诉莱恩，就说是我让你坐的。我给你的通行证有效期是一天，不过我想让你……”他看了看手表，“一点钟回来，告诉我是否要做这份工作。我这边有五个岗位空缺，但基本上都一样——全是‘快乐帮工’。”

“谢谢您，先生。”

他笑着点点头：“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很喜欢这里。虽然它有点老，有点破，但我觉得这倒更有吸引力。我在迪士尼工作过一段时间，不适应。怎么说呢，那里太……”

“太商业化吗？”我试着揣摩他的意思。

“正是！太商业化了。太闪亮太浮夸。所以，几年前我又回到乐园，而且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们这里做事需要更多的运气和直觉——这个地方有点儿像过去的嘉年华。去吧，去逛逛，看看你想些什么。更重要的是，看看你有什么感觉。”

“我能先问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我摸了摸通行证：“这条狗是谁？”

他咧嘴笑了：“这位是‘快乐的猎狗霍伊’，乐园的吉祥物。布莱德利·伊斯特布鲁克创建了乐园，霍伊是他养的狗。它死了很久了，但如果今年夏天你在这里工作的话，会到处看到它的身影。”

我的确看到了……同时又没看到。这是个简单的谜语，谜底稍后揭晓。

乐园是独立经营的，不像“六旗” 那么大，跟迪士尼更是没法比，但它的面积也足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主干道“乐园大道”和次干道“猎狗路”尤为壮观，几乎没有行人，看上去足有八车道宽。我听到电锯的嗡鸣声，看到许多工人在忙碌——人最多的一帮围在“霹雳弹”旁边，那是乐园的两座过山车之一——但没看到任何游客，因为公园要到五月十五日才开门。几个食品铺开着，因为工人们要吃午饭。装饰着星星的算命摊前，一个老妇怀疑地看着我。除了一处，其他所有的地方都关着。

这个例外便是卡罗来纳大转盘。它有五十一米高（这是我后来知道的），转得非常慢。大转盘前站着一个男人，他肌肉紧实，身穿褪色的牛仔裤，脚蹬磨花了的小山羊皮靴子，上面沾满油污。一顶常礼帽盖在他那乌黑的头发上；耳后夹着一根不带过滤嘴的香烟。他看上去就像从过去的报纸连环画中走出来的嘉年华揽客者。他身旁的橙色板条箱上，放着一个打开的工具箱和一台很大的便携式收音机，里面正放送着“脸”乐队 的《与我同在》。那男人双手插在后裤袋里，屁股随着音乐节拍左右摇摆。我突然有个荒诞而清晰的念头： 成年后，我想跟面前的这个男人一模一样。

他指指我的通行证：“弗莱迪 ·迪安让你过来的，是不是？他肯定告诉你，所有东西都关了，但你可以坐坐大转盘。”

“是这样，先生。”

“坐上大转盘就说明你入伙了。他喜欢让他挑中的人高空观景。你会来这儿干活吗？”

“我想是的。”

他伸出一只手：“我是莱恩·哈代。欢迎入伙，孩子。”

我跟他握了握手：“我是戴文·琼斯。”

“很高兴认识你。”

他走上通往缓慢转动着的摩天轮的斜坡路，抓住一根变速杆模样的长杠杆，把它往回一拉。摩天轮缓缓停下，一个颜色鲜艳的小观光舱（每个观光舱上都画着“快乐的猎狗霍伊”）停在了上客台边。

“爬上去吧，琼斯。我送你去那空气稀薄、美不胜收的地方。”

我爬进小舱，关好门。莱恩晃晃门，确保它拴好了，然后放下安全栏，回到控制杆旁。“准备好起飞了吗，机长？”

“我想是的。”

“惊喜在前方等着你！”他说着，冲我眨眨眼，把控制杆往前一推。摩天轮再次开始转动，一转眼，他就已经要抬头看我了。算命摊前的老妇人也是如此。她仰着脖子，手遮凉棚。我朝她挥挥手。她没有理我。

我升到空中，除了“霹雳弹”弯曲回环的轨道，再没什么比我高的了。在早春凉爽的空气里，我觉得——这感觉很蠢却又很真实——自己把一切烦恼担忧都抛在下边了。

乐园并不是主题公园，这也就使得它可以兼收并蓄，什么都有一点儿。有一个比“霹雳弹”规模小些的过山车，名为“眩晕晃动机”；一个水上乐园，叫“尼莫船长的激流勇进”。公园的最西边有一个名为“扭扭村”的儿童专区。还有一个演艺中心，里面大多数的演出——这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要么是二流的乡村和西部乐队，要么是五六十年代走红的摇滚歌手。我记得约翰尼·奥迪斯和大块头乔·特纳 曾同台演出。我还是问了总会计师布兰达·拉弗蒂（她同时也是“好莱坞女孩”的训导老师），才知道他们是谁。布兰达认为我很土，我认为她老了；很可能我们俩都是对的。

莱恩·哈代操纵摩天轮一直把我送到顶端，然后停下。我坐在晃动的小舱里，抓住安全杆，看着外面的美丽新世界。西边是北卡罗来纳平原，对我这样一直认为三月寒冷泥泞、并非真正春天的新英格兰孩子来说，它绿得不可思议。东方是一片海，呈现金属色的深蓝，直到奶油白色的海浪拍击沙滩；往后的几个月里，我就是带着一颗被辜负的心在那里徜徉。我的正下方是芜杂缤纷的乐园园区——大大小小的游乐设施、演奏厅、各色摊位、纪念品商店，还有“快乐的猎狗”穿梭巴士，把游客带往附近的旅馆和海滩。北方是天堂湾，在公园的高处（空气稀薄的高空），镇子看上去就像是小孩子的积木堆成的，四个方向耸立着四座教堂的尖顶。

摩天轮又开始转动了。转下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鲁迪亚德·吉卜林 故事中骑在大象鼻子上的孩子。莱恩·哈代停下摩天轮，但没有特意为我打开小舱门栓，毕竟我差不多也算这里的雇员了。

“怎么样？”

“棒极了。”我说。

“嗯，对于这样给老奶奶坐的设施来说，还不错。”他把头上的常礼帽歪向另一边，抬起一只眼睛打量着我，“你有多高？一米九二？”

“一米九五。”

“啊哈，真想知道到了七月中旬，你这一米九五的大个子站在转盘边，穿上毛皮，对着被宠坏了的熊孩子唱生日歌是什么心情。那熊孩子准还得一手拿棉花糖，一手拿着快化了的蛋筒冰激凌呢。”

“穿什么毛皮？”

但莱恩已经朝他的机器走去，没有回答。收音机里正震耳欲聋地播放着《鳄鱼罗克》，或许是这妨碍了他的听力吧。又或许他想让我将来扮演“快乐的猎狗”时能有惊喜吧。

离跟弗莱德·迪安约好的时间还有一小时，于是我沿着“猎狗路”朝一辆餐车走去，那里看上去生意还不错。乐园并非所有东西都是以犬类为主题的，但很多都是，比如这辆餐车就叫“狗狗美餐”。这次求职之行的预算少得可怜，但我觉得还是能够挤出两块钱买个辣热狗和一纸杯炸薯条。

走到看手相的算命摊时，“命运女神”挡住了我的路。只不过，这个称呼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她只有在五月十五日和劳工节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才是“命运女神”。在这十六周里，她下穿长裙，身着层叠的薄纱上衣，披着印满神秘符号的大围巾。耳朵上挂着大大的金耳环，把她的耳垂都坠得老长。她说起话来带着浓重的吉卜赛人口音，使得她听上去就像是从三十年代的恐怖片里走出来的角色；片子里的必备元素是迷雾笼罩的城堡和号叫的狼群。

而在一年中的其余时间，她只是个来自布鲁克林的寡妇，没有孩子，爱好收集喜姆瓷娃娃 ，喜欢看电影（特别是滥情伤感的那种，里面总有个女人得了癌症，最终凄美地死去）。今天，她穿着一套黑色裤装和低跟皮鞋，人显得很精神，脖子上的玫瑰粉丝巾为她增添了一抹色彩。扮成命运女神的时候，她会顶着一头狂乱的灰色发卷，但那是假发，现在正待在主人天堂湾小房子里的玻璃罩下。她真正的头发是一头染黑的短发。布鲁克林的《爱情故事》 ^[1] 粉丝和未卜先知的命运女神只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认为自己有通灵的能力。

“你身上有阴影笼罩，年轻人。”她宣布。

我低头一看，发现她说得绝对没错。我正站在卡罗来纳大转盘的阴影之下。我们俩都是。

“不是那个，蠢蛋。你的未来有阴影。你将面临饥饿。”

我已经饿了，可是“狗狗美餐”很快就会照顾好我的胃。“这很有趣，您是……”

“罗莎琳德·戈尔德，”她说着，伸出一只手，“你可以叫我罗琪，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不过，旺季的时候……”她进入了角色扮演，听上去活像长了大胸脯的贝拉·卢戈西 ^[2] ，“‘晃季’ 的时候，我是…… 命运女神福尔图娜 ！”

我跟她握握手。如果她不仅是人入了戏，也把那套行头披挂起来的话，现在肯定有半打金手环在她手腕上咔嗒作响了。“很高兴认识你，”我也想试试她的口音，“我是……‘戴旺’！”

她一点也没觉得我的模仿好笑：“爱尔兰名字？”

“是的。”

“爱尔兰人满怀忧伤，而且很多都有‘预视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但你会碰见这样的人。”

事实上，我并没有满怀忧伤，而是满心欢喜……此刻，将一个涂满辣椒的热狗塞进喉咙的欲望压倒了一切。今天的经历感觉就像一场冒险。虽然我告诉自己，日后，待繁忙的一天结束后刷厕所马桶，或是清理“旋风杯”座椅上的呕吐物时，幸福感肯定会大打折扣，但现在一切感觉还不错。

“你是在进行表演吗？”

她站直身体，大概有一米五八。“这不是表演，我的孩子。”她把“表演”说成“飘演”，“犹太人是全世界精神最敏感的民族，所有人都知道这点。”她恢复了正常的发音，“还有，在乐园摆手相摊胜过第二大道。不管你是不是满怀忧伤，我喜欢你。你给人的感觉非常好。”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沙滩男孩 ^[3] 的一首歌。”

“可是，你正处在巨大悲伤的边缘。”她停了停，以突出强调的效果，“或许还有，危险。”

“你在我的未来能看到一个漂亮的黑发女子吗？”温蒂就是一个漂亮的黑发女子。

“没有，”罗琪说，她接下来的话令我瞠目结舌，“她属于你的过去。”

好……吧。

我绕过她，朝“狗狗美餐”走去，一边留神不要碰到她。她绝对是个骗子，这点我毫不怀疑，但此时碰到她的身体还是会让我感觉非常不自在。

没用，因为她跟我一起往那边走了。“在你的未来有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男孩有一条狗。”

“我敢说，是一条‘快乐的猎狗’，它的名字是霍伊。”

她对我话语中的讽刺置若罔闻：“小女孩戴一顶红色的帽子，拿着一个布娃娃。这两个孩子中的一个有‘预视力’，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看不到。”

我基本上没听见她最后的胡言乱语。我满脑子都是她先前的判决，那个用无起伏的布鲁克林口音所下的判决：她属于你的过去。

后来我发现，命运女神福尔图娜女士弄错了很多事，但她似乎真的有某种通灵的能力。而就在我应聘乐园暑期工的那天，她的话全说中了。

[1] 《爱情故事》（ The Love Story ），即作者上文所说的那类电影的代表。

[2] 贝拉·卢戈西（Bela Lugosi，1882—1956），匈牙利裔美国演员，出演过多部恐怖电影，代表作是一九三一年的《吸血伯爵德拉库拉》（ Dracula ）。

[3] 沙滩男孩（Beach Boys），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顶尖的摇滚乐队。“感觉很好”，原文用的是give off good vibrations，而 Good Vibrations 正是沙滩男孩的名曲之一。

我得到了这份工作。迪安先生对我的救生执照尤为满意。这个执照是我十六岁那年的夏天在基督教青年会取得的。我称那个夏天为“无聊之夏”，可是后来，我发现能为这种“无聊”辩护的理由多得很。

我告诉迪安先生我的期末考试是什么时候，承诺会在考试结束的两天后来这里，准时参加工作分配和培训。我们握了握手，他对我加入团队表示祝贺。一时间，我有个荒唐的想法：他会邀请我和他一起学“快乐的狗叫”，或是其他诸如此类的举动。但他只是跟我道别，把我送出门外。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个小个子男人眼神锐利，步履轻快。我站在办公室外的水泥门廊上，听着海浪拍岸的声音，嗅着潮湿且带有咸味的空气，再次心神激荡起来。我开始迫切地盼望夏天到来。

“你现在进入游乐行业了，年轻的琼斯先生。”我的新老板说，“不是嘉年华——这个词不准确，今天我们不这样操作了——但也差得不远。你明白什么叫游乐行业吗？”

“不，先生，我不太清楚。”

他的眼神很严肃，嘴角却隐约带着笑意：“游乐行业，就意味着土包子们离开的时候脸上要带着笑——顺便提醒你，要是被我听见你叫游客土包子，你会立刻滚出去，快得你都不知道是什么踢了你的屁股。而我能这么说，是因为我从开始刮胡子的年龄就在这一行做了。他们都是土包子，与从前俄克拉荷马和阿肯色的那些红脖子乡巴佬没什么两样。二战后我工作过的每一个嘉年华，他们都伸长了脖子来凑热闹。到乐园来的人，可能穿得更体面，开福特或大众小轿车，而不是法莫皮卡，但这个地方仍然会让他们咧开大嘴，变成土包子。做不到这点，这地方也就失败了。不过，对你来说，游客是‘康尼’。他们听到这个词，想到的是康尼岛游乐场，可我们了解内情：他们就是兔子，琼斯先生，喜欢找乐子的胖兔子，只不过，他们不是从这个洞钻到另一个洞，而是从一个游戏跳到另一个游戏。”

他朝我眨眨眼，在我肩膀上捏了捏。

“兔子们必须高兴地离开，否则这个公园就要干瘪成灰，被风吹走了。我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一旦发生，就会飞快。这是个游乐场，年轻的琼斯先生，所以你要把兔子们当成宠物，只能用最温柔的力道揪他们的耳朵。简而言之，你要取悦他们。”

“好的。”我说，尽管我并不明白，凭借乐园关门后擦“魔鬼车”（乐园里的碰碰车）和在猎狗路上开清扫车，我能怎么取悦游客。

“还有，别放我鸽子！要在我们预定的日子来，比约定好的时间提前五分钟到。”

“好的。”

“孩子，记住游乐行业两大规则：永远知道自己的钱包在哪里；再就是， 到场 。”

我走出用霓虹灯拼出 欢迎来到乐园 （眼下灯没有开）的拱门，走到基本上没什么车的停车场，看见莱恩·哈代倚在一个关闭的售票亭前，抽着先前放在耳后的香烟。

“现在不能在园区抽烟了，”他说，“新规矩。伊斯特布鲁克先生说我们是美国第一家有这个规矩的公园，但不会是最后一家。得到工作了吗？”

“是的。”

“恭喜你。弗莱迪有没有发表他那通关于嘉年华的演说？”

“差不多算是吧。”

“告诉你要把兔子们当宠物？”

“是的。”

“他这人有时挺烦人，但他一直在这一行，什么都见过，大多还见过不止一次。他说的话没错。我认为你能干好。你看上去就像是干这个的，孩子。”他朝园区挥挥手——那些地标建筑：霹雳弹、眩晕晃动机、尼莫船长水上乐园升降旋转的轨道，当然还有卡罗来纳大转盘，高高耸立，映衬着无瑕的蓝天——说，“谁知道呢，你的未来说不定就在这个地方。”

“也许吧。”我答道，尽管我已经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了：我要写小说和发表在《纽约客》一类杂志上的故事。这些我都计划好了。当然，在我的计划中，我会和温蒂·吉根结婚，等到我俩三十多岁再要两个孩子。当你二十一岁时，生活就是一张路线图，要等到二十五岁左右，你才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把这张路线图拿倒了，而到了四十岁时，你就能完全确定这点了。相信我，待到花甲之年，你会发现自己他妈的早就迷路了。

“罗琪·戈尔德有没有对你说她那堆算命的鬼话？”

“呃……”

莱恩咯咯笑了：“唉，这还需要问吗？记住我的话，孩子，她说的话有百分之九十都是胡扯，至于另外的百分之十……这么说吧，她有时候能把人吓死。”

“你呢？”我问，“她说过什么让你吓一跳的话了吗？”

他咧开嘴：“罗琪给我看手相的那天就是我从这里滚蛋，乘着龙卷风去巡回演出的时候了。哈代太太的儿子不会跟占卜板和水晶球之类的玩意儿搅到一起的。”

你在我的未来能看到一个漂亮的黑发女子吗？

没有。她属于你的过去。

莱恩正仔细打量着我：“怎么了？你刚吞了一只苍蝇吗？”

“没什么。”我说。

“说嘛，孩子，她告诉你的是真相还是狗屎？实时播报还是往事回放？告诉老爹。”

“绝对是狗屎。”我说着看看手表，“我五点钟要赶汽车，这样才能坐上七点钟到波士顿的火车。我最好现在就走了。”

“噢，你时间够得很。你夏天准备住在哪里？”

“我还没考虑这个问题呢。”

“去汽车站的路上，你可以去舍普洛太太家看看。天堂湾镇有很多人租房给夏天的打工者，但她家是最好的。这些年，她收留了很多‘快乐帮工’。她家很好找，沿主街走到海滩就是。刷成灰色的大房子，门廊上挂着牌子。你不会看不到的，因为那个牌子挺特别，是用贝壳做的，有些已经脱落了。上面写着： 舍普洛太太的海滨旅社 。告诉她是我让你去的。”

“好，我会的。”

“如果租了她的房子，你可以沿着海滩走到这里，省下汽油钱，放假的时候出去玩玩。早上在海滩上走走是很舒服的。祝你好运，孩子，很期待和你共事。”他伸出一只手，我握了握，并再次向他表示感谢。

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于是我打算现在就沿着海滩走到镇上去，这样可以节省二十分钟等出租车的时间，何况我实际上也付不起车钱。我都快走到通往沙滩的木头阶梯了，他又在后面叫住了我。

“嗨，琼西 ！想知道罗琪不会告诉你的事吗？”

“当然。”我说。

“我们这儿有个吓人的地方，叫恐怖屋。老罗莎琳德不会走到离那里五十米之内。她讨厌那些跳出来吓人的东西，也不喜欢酷刑室和录制的尖叫声。不过，真正的原因，是她觉得那地方真的有鬼。”

“啊？”

“是的，而且她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有好几个在这里工作的人都宣称自己看到了她。”

“天啊，真的吗？”虽然我这么感叹，但这只是人们被人吓唬时的常规反应。我知道他是在吓唬我。

“我会告诉你整个故事的，但这次不行，休息时间到了。我要给魔鬼车换几根电线。三点钟的时候还有人要对霹雳弹进行安全检查，那些家伙可真讨人嫌。去问舍普洛太太吧。谈到乐园的事，艾玛莉娜·舍普洛比我知道得要多。可以说，她是这个地方的学生，与她比起来，我只是个菜鸟。”

“难道这不是个玩笑？不是你们专门用来吓唬新来的人的？”

“我看上去像开玩笑吗？”

看上去并不像，但他似乎心情特别好。他甚至朝我眨眨眼，说：“哪个有格调的游乐场没有鬼魂呢？说不定你会亲眼看到她呢。可以肯定的是，土包子们从来没看到过。现在，快走吧，孩子，坐上去威明顿的汽车前先给自己订个房间。过后你会为此感谢我的。”

艾玛莉娜·舍普洛这个名字，让人很难不联想到狄更斯小说中的房东太太：脸颊粉红，胸部饱满，裙裾窸窣，口头禅是“上帝保佑”。她会端上茶和松饼，好脾气且有点小怪癖的配角在一旁赞赏地看着；当我们在噼啪作响的炉火边烤板栗时，她甚至会亲昵地捏捏我的小脸儿。

不过，这个世界极少和我们想象中一样。我按下门铃后，应声开门的是一位高个儿女士，五十来岁，平胸，脸色像霜冻的窗玻璃般苍白。她一只手里拿着个豆袋形烟灰缸，另一只手上则是一根闷燃的香烟。灰褐色的头发做成大大的发卷，遮住了双耳，使她看上去像是从老年版的格林童话中走出的公主。我向她解释了来访的原因。

“要去乐园工作，是不是？我觉得你最好进来聊。你有推荐信吗？”

“没有公寓推荐信，我还住学校寝室。不过，我有大众餐厅老板开的工作推荐。大众餐厅是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学生食堂——”

“我知道什么是大众餐厅。我是夜里生的，但不是昨天夜里。”她带我走进前部的起居室，那是一个与整栋房屋齐长的房间，里面的家具风格芜杂，最显眼处放着一台巨大的老式电视。她指指电视：“彩色的。房客们可以随意使用——起居室也是——平常到十点，周末到十二点。有时候，我也会和孩子们一起看部电影，或是周六下午的棒球赛。有时吃披萨，有时我做些爆米花。非常适意。”

适意，我想，听上去像适宜 ，这房子确实也非常适宜 。

“告诉我，琼斯先生，你喝酒吗？喝酒后会大叫大嚷吗？我认为那种行为是扰民，但很多人不这么想。”

“不，我不会这样。”我有时喝一点酒，但几乎从不吵闹。通常情况下，一两杯啤酒下肚，我就会犯困。

“问你吸不吸毒是没意义的，对吧？不管你吸不吸，你反正会否认。不过，这种事儿早晚会败露，而到那时候，我就会请房客另找住处。大麻也不行。我的话够清楚吗？”

“是的。”

她打量我一眼：“你 看上去 不像嗑大麻的。”

“我确实不是。”

“我这里能提供四个人住的地方，可目前只有一个房客：阿克利小姐，是位图书馆员。房间都是单间，但比你在汽车旅馆能得到的住宿条件好得多。我觉得二楼的房间最适合你。它有独立的卫浴，而三楼就没有。它还有屋外的楼梯，如果你有位淑女朋友的话，就会很方便。我不介意房客有女性朋友，因为我自己既是淑女，又非常友善。你有吗，琼斯先生？”

“是的，不过她这个夏天要在波士顿工作。”

“说不定你会再碰到什么人呢。就像歌里唱的——爱无处不在。”

我只是笑了笑。在一九七三年的春天，爱上除了温蒂·吉根以外的人对我来说是完全荒谬的。

“我想，你还会有辆车。这里虽然能住四个房客，却只有两个车位，所以每年夏天，我们都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你是先来的，停车位有你的份儿。要是发现没地方了，沿着路也能找到停车场。怎么样，能接受吗？”

“可以。”

“很好，因为这是唯一的办法。房租按惯例来：第一个月、最后一个月，加上损失押金。”她说了个听上去算是公道的数字。尽管如此，我在新罕布什尔第一信托银行的账户还是要遭受重创。

“您能接受支票吗？”

“会退票吗？”

“不，女士，不会。”

她仰起头，大笑起来：“那样的话，我可以接受，假如你看过房间后还想要它的话。”她摁熄香烟，站起身来，“顺便说一句，为保险起见，楼上不能吸烟。如果住了别的房客，起居室也不行。这是为了礼貌。你知道吗，老伊斯特布鲁克正在乐园推行无烟政策呢。”

“我听说了。这样很可能会影响客流量的。”

“起初可能会，但过段时间就会好转。我愿意赌布莱德 赢，他是祖传的嘉年华，是个伶俐人。”我想问问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她已经换了话题，“我们去瞅一眼你的房间怎么样？”

一眼就已经足够说服我。床很大，这一点很好；窗外可以看见大海，这就更棒了。浴室小得像个笑话，坐在马桶上脚就伸到淋浴间去了。不过，手头拮据的穷学生没有挑剔的资本，而且窗外的景色实在是太吸引我了，我怀疑天堂路上豪宅里住着的富人们也不会看到更好的。我想象着带温蒂来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欣赏海景，然后……在那张大床上，听着外面平稳的、催眠般的海浪声……

“那个”。终于，“那个”。

“我想要它。”我说，同时觉得自己的脸颊烧了起来。我说的不止是房间。

“我知道，都在你的小脸上写着呢。”她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说不定她真的知道。她咧嘴笑了——笑容灿烂，让她看上去真的像是从狄更斯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尽管她胸部平平、脸色苍白。“你自己的小窝，尽管不在凡尔赛宫里，可它属于你自己。和大学寝室不一样，对不对？哪怕是单人寝室。”

“是的。”我承认。我正在考虑，恐怕不得不说服老爸给我汇五百块钱，让我能撑到发薪水。他会发牢骚，但最终还是会让步的。我只是希望不用打“妈妈没了”这张牌。我妈已经去世四年了，但老爸还在钱包里放了半打她的照片，仍然戴着结婚戒指。

“属于自己的工作和住处。”她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梦幻，“这都是好东西，戴文。介意我叫你戴文吗？”

“尽可以叫我戴夫 。”

“好，我会的。”她看看这个带陡峭斜顶的小房间——它刚好在屋檐下——叹了口气，“激动的心情不会持续很久，但当这种情绪在的时候，就会感觉很好。你觉得自己终于独立了。我想，你适合这里，你身上有这种气质。”

“你是第二个对我这么说的人。”话没说完我就想起了与莱恩·哈代在停车场的谈话，“不，是第三个。”

“我知道另两个这么说的人是谁。还有什么想看的吗？浴室不怎么样，这我知道，不过，总胜过蹲在寝室厕所里拉屎，还得听水池边的几个家伙边放屁边吹嘘昨晚他们根本没有上手的女孩儿。”

我发出一阵爆笑，艾玛莉娜·舍普洛太太也跟我一起笑起来。

我们从外面的楼梯走下去。下楼之后，舍普洛太太问我：“莱恩·哈代怎么样？还戴着他那顶没檐儿的蠢帽子吗？”

“我以为那是顶常礼帽。”

她耸耸肩：“无檐帽、常礼帽，有什么区别吗？”

“他很好，只是他告诉我一些事情……”

她歪着脑袋看着我，脸上的表情似乎是微笑，但又不完全是。

“他告诉我，乐园的鬼屋真的闹鬼——他管它叫恐怖屋。我问他是不是逗我玩，他否认了。他说你都知道。”

“他这么说？”

“是啊，他说提起乐园的事儿，你知道的比他多。”

“哦。”她说着，伸手到她的家居裤口袋里掏出一包云斯顿香烟，“我是知道不少。我丈夫原来是那儿的工程总管，后来他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寿险少得可怜，还做了抵押，预支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才把这栋房子的上面两层租出去。要不还能怎么办呢？我们只有一个孩子，现在在纽约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她把烟点着，吸了一口，笑着吐出烟圈，“同时他努力想改掉自己的南方口音，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这栋又大又丑的房子是霍伊闹着玩似的盖的，我从来没有为此唠叨过他。至少，它最终还是起到作用了。我乐意跟乐园保持联系，因为这让我觉得自己还跟他有联系。你能理解吗？”

“当然。”

她透过缕缕烟雾打量我，笑了，然后摇摇头：“不——你只是在表达自己的善意，毕竟你太年轻了。”

“四年前，我妈去世了，我爸至今没有走出来。他说，妻子和日子这两个词听上去这么像是有道理的。我至少还有学校和女朋友，爸爸却困在基特里空空荡荡的家里。他知道应该卖了那栋房子，换个离公司近点儿的小房子——我们俩都明白——可他还是待在那里。所以啊，我真的理解你的心情。”

“很遗憾听到你妈妈的事。”舍普洛太太说，“有时候我就是口无遮拦。你要赶的车是五点十分吗？”

“是。”

“那么先跟我到厨房来吧。我给你做个烤奶酪三明治，再来个微波炉番茄汤。你还有时间呢。吃饭的时候，如果你想听，我就讲讲乐园鬼魂的悲惨故事。”

“真的是鬼故事吗？”

“我从来没去过那该死的鬼屋，所以我也不确定。不过，那是个杀人的故事，这点我倒是很肯定。”

番茄汤只是坎贝尔罐头装，但烤奶酪是明斯特干酪——我的最爱——好吃得令人如上天堂。舍普洛太太给我倒了一杯牛奶，坚持让我喝掉。据她说，我是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她坐在我对面，面前也放了一碗汤，只是没有三明治（“我要保持自己少女般的体型”）。然后她开始讲故事了。故事中的部分信息是通过报纸和电视了解的，更生动的细节则是从她在乐园的众多熟人那里得到的。

“故事发生在四年前，我猜大概就是你母亲去世的那段时间。你知道提起那件事，我脑子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吗？是那人的衬衫，还有手套。想到这些就让我毛骨悚然，因为那意味着他是 有预谋 的。”

“您这是从中间开始讲啊。”我说。

舍普洛太太笑了：“是啊，我也觉得是。鬼故事的主角名叫琳达·格雷，来自佛罗伦萨。她和她的男朋友——如果那人真的是她男朋友的话；警察详细调查了她的背景，没有发现那人存在的痕迹——在露娜旅馆度过了她人生的最后一个夜晚。沿着海滩往南走不到一公里就能到那里。他们是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左右进入乐园的。他用现金买了两张当日票。两个人玩了一些游乐项目，中午稍晚些的时候在‘罗克龙虾’吃了午餐，就是演艺中心旁边那家海鲜店。当时刚过一点钟。至于死亡时间，你大概也知道警察们都是怎么确认的……腹内食物残留什么的……”

“我知道。”我已经吃完了三明治，正埋头喝汤。舍普洛太太的讲述对我的食欲毫无影响。记得吗？我只有二十一岁，尽管不会跟你们直说，但内心深处，我相信自己离死亡远着呢，哪怕是母亲去世的事实也不曾改变我这个信仰。

“他请她吃了饭，又带她去坐卡罗来纳大转盘，这个设施节奏慢，不会弄得人消化不良——然后就把她带进了恐怖屋。他们是一起进去的，但只有他一个人出来。坐到半途，也就是进入大约九分钟之后，他割破了她的喉咙，把尸体从车厢里扔到单轨铁道的旁边。像扔垃圾一样扔了她。他一定是预料到身上会一团糟，所以他穿了两件衬衫，还戴了一副黄色的工作手套。在距离尸体大约九十米的地方，人们发现了外面的衬衫——就是沾上大部分血迹的那件。再过去一些又发现了手套。”

我仿佛看见了：先是尸体，仍是温暖的，微微抽搐着；然后是衬衫；最后是手套。而与此同时，凶手仍然稳坐在车上，完成了这个游乐项目。舍普洛太太是对的，这 的确 让人毛骨悚然。

“到轨道尽头后，那婊子养的就这么走下车，扬长而去。他擦了车内——人们发现的那件衬衫被血浸透了——但并没有把血完全擦干净。下一轮开始前，一个帮工在座位上看到了一些血迹，把它擦掉了，没有丝毫怀疑。游乐场的设施上有血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某个孩子激动过头流了鼻血而已。以后你自己会看到的，只记住一点，清理的时候要戴上手套，防止疾病感染。整个乐园里到处都是急救站，每个急救站都有手套。”

“就没有人注意到他是一个人下来的，同伴不见了？”

“没有。当时是七月中旬，正值旺季，到处都是人，跟疯人院一样。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钟，恐怖屋里的工作照明打开之后才发现尸体。乐园早就关门了，工作灯是为值大夜班的人开的，也就是俗称的‘坟场班’。你会有机会经历的；所有的快乐帮工每月都要值一周的清扫夜班。你最好提前补觉，因为大夜班可是很累人的。”

“乐园关门之前，游客们就这么从她身边经过却毫无察觉？”

“就算他们看见了，说不定也以为是吓人的摆设之一。更有可能是根本没人看见。要知道，恐怖屋里暗无天日。乐园里仅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其他游乐场会有更多。”

暗无天日 。这个词让我脊背发凉，却没有吓人到让我停止喝汤。“他长什么样？餐厅里的服务员会不会记得？”

“比记得更好。有人拍下了他的照片。警察把那些照片放到了电视和报纸上。”

“怎么会有照片呢？”

“多亏了好莱坞女孩们。”舍普洛太太说，“旺季时，乐园总会安排六七个这样的女孩。乐园里没有什么风月场，但老伊斯特布鲁克半辈子混嘉年华的经验可不是白瞎的。他知道人们除了游乐设施和玉米热狗以外，还喜欢来点儿颜色。每个帮工小队都配一个好莱坞女孩，你们队也不例外。你和队里其他人要像哥哥照看妹妹一样护着她，以防她被骚扰。女孩们会穿戴上绿色小短裙、绿色高跟鞋和俏皮的绿色小帽，这种帽子总让我想起罗宾汉和他的快乐伙伴们，只不过她们是快乐的小妞们。她们拿着快速成像的相机，你在老电影里看过的那种，给土包子们拍照片。”她停了一下，“注意，我建议你别那样称呼游客。”

“迪安先生已经警告过我了。”我说。

“我猜也是。言归正传，园方告诉好莱坞女孩们要主攻家庭游客和看上去超过二十一岁的情侣，因为年龄更小的游客一般对纪念照没兴趣，他们宁肯把钱花在食物和街机游戏上。通常是这样操作的：女孩们拍照，然后靠近目标。”她开始模仿玛丽莲·梦露的娇喘吁吁：“‘您好，欢迎来到乐园，我是凯伦！如果您想要我刚刚拍下的照片，请告诉我您的名字，出园时在猎狗路的好莱坞照片亭领取。’”说些类似的话。

“有一个好莱坞女孩在安妮·奥克利打靶场拍下了琳达·格雷和她男朋友的照片，但当她靠近那对情侣时，那男人却拒绝了，态度 强硬 。后来她告诉警察，她当时觉得要不是怕惹麻烦，那人准会夺过她的相机一把摔烂。她说那人的眼神让她害怕。‘凶狠’、‘阴暗’，这是她用的词。”舍普洛太太笑着耸耸肩，“只不过，警察调查后发现，那名男子当时是戴着墨镜的。你知道有些女孩的想象力多丰富。”

事实上，我确实知道。温蒂的朋友芮娜就能把寻常去看趟牙医渲染得像恐怖电影一样。

“那张照片最清楚，但并不是唯一的一张。警察看了那天好莱坞女孩们拍的所有照片，发现格雷姑娘和她的朋友出现在至少四张照片的背景中。这其中照得最好的，能看出他们正排队等待坐旋风杯，他的手放在她屁股上。要知道，对于一个在女孩家人和朋友面前都没露过面的人来说，他这种举动亲密得过分了。”

“没有闭路监控真是太遗憾了。”我说，“今年夏天，我的淑女朋友在波士顿的芬尼斯百货找了份工作，她说那里有很多摄像头，还要安装更多。这是为了防止店里的东西被偷。”

“总有一天到处都是摄像头，”她说，“就像那本关于‘思想警察’的科幻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我可不喜欢那样的前景。不过，恐怖屋里是绝对不会装的，那些能在黑暗中看到的红外摄像头也不行。”

“真的吗？”

“是的。乐园里没有合适情侣们卿卿我我的地方，也就在恐怖屋里还能上下其手。我丈夫说，要是哪一天‘坟场班’打扫卫生没在轨道边找到至少三条内裤，当天就不算兴旺。”

“不过，在打靶场确实拍到了嫌犯，清楚得简直可以算肖像照。那张照片在报纸和电视上放了一个礼拜。照片里，他们俩屁股挨屁股地腻在一起，他教她怎么拿来复枪，这是男人们惯用的亲昵伎俩。南北卡罗来纳两州的每个人大概都看到了。她在笑，可他的神情死一般严肃。”

“也就是说，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口袋里一直放着手套和匕首。”我觉得这个想法有些不可思议。

“剃刀。”

“什么？”

“据法医判断，他用的是老式剃刀或类似的东西。言归正传，嫌犯被拍了不少照片，包括那张很清楚的，可是你知道吗，任何照片都看不清他的脸。”

“因为他戴了墨镜。”

“墨镜是基础配置。还有山羊胡，遮住了他的下巴；一顶带长帽檐的棒球帽，把墨镜和山羊胡没遮住的脸藏了起来。任何人都有可能。也可能是你，只不过你是黑发，不是金发，而且你的一只手上没有鸟头文身，这个男人有。是一只老鹰或是隼，在打靶场照片上看得非常清楚。报纸把那个图案放大，刊登了五天，希望有人能认出来，但毫无结果。”

“他们头天晚上住的旅馆没有线索吗？”

“嗯。他入住的时候出示了一张南卡罗来纳州的驾照，但那是一年前偷的。旅馆里甚至没人见过她。她一定是等在车里面的。有一个礼拜，她一直是无名氏，然后警方放出了一张面部素描。在那张画里，她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而不是被人割断了喉咙。有人——我记得是她在护校的同学——看到了画像，认出了她，告诉了她的父母。我无法想象她的父母是何种心情，他们驱车来此，心怀恐惧，却仍抱有一丝渺茫的希望，希望在停尸间里看到的是别人的爱女。”舍普洛太太慢慢地摇着头，“养育孩子是件风险很大的事情，戴夫。你想到过这点吗？”

“我猜大概想过吧。”

“这话的意思就是你从未想到过。我……我想，如果停尸房的人掀开被单，躺在那里的人是我的女儿，我一定会发疯的。”

“您不会真的认为琳达·格雷的鬼魂还在那里徘徊吧？”

“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因为我对人死之后的状态一无所知，无法发表赞同或反对的意见。我觉得死亡之后我自会知道，这就够了。目前只能说，在乐园工作的很多人都宣称见过她站在轨道边，身上还穿着她的尸体被发现时的衣服：蓝裙子和蓝色的无袖上衣。没有人能从报纸和电视上的照片里知道衣服的颜色，因为好莱坞女孩们拍的快照都是黑白的。我猜大概是因为黑白相机成像更快也更便宜吧。”

“也许报上的文章里提过她衣服的颜色。”

舍普洛太太耸耸肩：“也许吧，我记不得了。不过有几个人还提到，他们在轨道边看到的女孩戴着一条蓝色的爱丽丝带，也就是发箍。这一点新闻里可没有说过。警方把这条线索藏了一年，希望发现可疑人员时可以用上。”

“莱恩说从来没有土包子见过她。”

“是的，她只在游园时间结束后才出现，所以看到她的大多是值‘坟场班’的快乐帮工。不过，我知道至少有个来自罗利 的安全督导宣称他也见过。有一次，我和他在‘沙海胆’酒吧喝酒，他说他坐小车经过时，她就站在轨道边。他本以为是个新增的道具，直到她向他抬起两只手，就像这样。”

舍普洛太太伸出两只手，手掌朝上。这是一个祈求的姿势。

“他说感觉气温一下子掉了二十度。用他的方式来形容，就像是被装进了冷口袋。当他转过身再看时，那女孩不见了。”

我想到了莱恩，身穿紧身牛仔裤、脚蹬磨花了的皮靴、歪戴常礼帽的莱恩。 真相还是狗屎 ？他问， 实时播报还是往事回放 ？我想，琳达·格雷的鬼魂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狗屎，但我希望不是。我希望我能看到她。如果那样，就能把它当个精彩的故事讲给温蒂听。在那些日子，我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温蒂。要是我买这件衬衫的话，温蒂会喜欢吗？要是我写个年轻女孩在马背上得到初吻的故事，温蒂会爱看吗？要是我看到了一个被谋杀的女孩的鬼魂，温蒂会感兴趣吗？或许她会愿意来这里亲眼看一看？

“谋杀发生后六个月，查尔斯顿的《新闻信使报》上登了一则后续报道。”舍普洛太太说，“据那则报道披露，自一九六一年以来，佐治亚州和南北两卡共发生了四起类似的谋杀案。受害者都是年轻女孩，一个被捅死，另外三个被割喉。记者挖掘出至少一个警察这么说，所有这些谋杀的作案者有可能就是杀害了琳达·格雷的人。”

“当心鬼屋杀手！”我压低了声音，煞有介事地宣布。

“报纸上就是这样称呼他的。你是不是很饿？除了碗，你把所有东西都吃光了。我觉得你最好现在赶快把支票写给我，然后跑步去汽车站，否则你今晚很可能就要睡在我的沙发上了。”

沙发看上去挺舒服的，不过我还是心急火燎地要赶回北方。春假还剩下两天，我想回到学校，用我的胳膊搂住温蒂·吉根的纤腰。

我掏出支票本，草草写好，就这样租下一间带诱人海景的单间公寓，而温蒂·吉根——我的淑女朋友——从来没有机会看上一眼。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在那些彻夜不眠的夜晚，我打开音响，低声放着吉米·亨德里克斯 和大门乐队 ，偶尔想想自杀。这些自杀的念头与其说是认真的，不如说是肤浅的，只是一个恋情受挫又想象力过盛的年轻人的臆想……或者说，多年以后的现在，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但是谁知道呢？

谈到过去，每个人都像写小说的。

我在汽车站给温蒂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的继母，说她和芮娜出门了。汽车到威明顿时我又打了一次，但她还是和芮娜在外面。我问纳迪娜——温蒂的继母——知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回来。纳迪娜说她不知道。她的口气就像接我的电话是她这一天中做过的最没劲的事。或许是一年之最。说不定是一辈子。我和温蒂的爸爸相处得还不错，但纳迪娜·吉根从来都不喜欢我。

最终——我那时已经到了波士顿——温蒂接了我的电话。她听上去困得很，尽管当时只是晚上十一点，对于大多数度春假的大学生来说，夜生活才刚开始呢。我告诉她我得到了工作。

“太棒了，”她说，“你要回家了吗？”

“是的，一拿到车就回去。”还要车轮胎没漏气。那些日子里，我的车轮子常年都是磨秃了的旧货，动不动就会有一个漏气的。你问为啥没有备胎？嘿嘿，很有趣的问题， 先生 。“不过，我可以先不回家，去朴次茅斯过一晚，然后明天早上去见你，如果——”

“那可不是个好主意。芮娜要留在我家过夜，纳迪娜也就只能忍受一个访客。你也知道，她对于访客有多 敏感 。”

或许是对特定的某个访客敏感吧，不过我想，纳迪娜和芮娜一直处得热火朝天的，她们会就着一杯又一杯咖啡，八卦她们最爱的电影明星，简直就像闺蜜一样。虽然我这么想，可真说出口似乎并不明智。

“我其实很想跟你说说话的，戴夫，但我正准备睡觉呢。我和芮娜今天很忙，我们去逛街，还有……一些事情。”

她没有具体说那些 事情 是什么，而我发现自己压根不想去问。这又是一个警告信号。

“我爱你，温蒂。”

“我也爱你。”听上去像例行公事，没有丝毫热情。 她只是累了 ，我告诉自己。

我离开波士顿，向北进发，心中忐忑不安。是因为她的语气吗？因为她缺乏热情？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想知道。但我仍然好奇。哪怕是时过境迁的现在，我有时也会好奇。如今，我对她已无情感，她不过是一道疤痕，一段回忆，一个伤了我心的姑娘，我们的故事就像无数情深空付、所爱非人的桥段一样庸俗。她就是来自生命另一端的一个人。可是，我仍然忍不住去想她那天到底在哪里，那些 事情 是什么。和她在一起的人真的是芮娜·圣克莱尔吗？

我们可以讨论流行音乐中最瘆人的歌词是什么，对我来说，那毫无疑问是披头士早期作品中的一句——事实上，是约翰·列侬，他唱道： 我宁肯看到你死去，姑娘，也不愿你跟另一个男人走 。我当然可以对你们说，分手后，我从来没对温蒂·吉根有过那样的想法，可我那是在说谎。尽管不是时时这么想，可分手后想起她时，我确实时有恶意。是的，在一些无眠的漫漫长夜，我都在想，她该遇上些坏事——很坏很坏的事——她那样伤害我，应该得到报应。那些恶毒的想法令我诧异，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接下来，我总会想到搂着琳达·格雷走进恐怖屋的那个男人。他穿着两件衬衫，一只手上有鸟头文身，口袋里揣着一把老式剃刀。

一九七三年的春天——回头看时，那是我青春时光的最后一年——在我看到的未来中，温蒂·吉根会变成温蒂·琼斯……或者也可能是温蒂·吉根·琼斯，如果她追求现代做派，决定保留自己的娘家姓氏的话。我们会在缅因州或新罕布什尔（说不定是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某个湖边买栋房子，再用两个小吉根·琼斯的欢笑吵闹填满它。我写书，不一定是大畅销书，但也够让我们安逸地生活，而且——非常重要——这些书口碑不错。温蒂实现了开一个小时装店的梦想（也备受好评）。我还会开一些创意写作的班，那些有写作天赋的学生挤破了头都想参加。当然，我所有的幻想都没有实现，所以我们作为情侣的最后时光在乔治·B.纳克教授——一个并不存在的人——的办公室里度过也算恰如其分。

在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新罕布什尔大学的老生们在汉密尔顿·史密斯 厅楼梯下的地下室里发现了纳克教授的“办公室”。里面贴满了假学位证书、带“阿拉伯艺术”标签的古怪水彩画，还有用铅笔标出的学生座位安排，名字是伊丽莎白·泰勒 、罗伯特·齐默尔曼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等等。还有些从未存在过的学生们的论文标题。我记得有一个叫“东方的性感之星”，还有一个是“克苏鲁 的早期诗歌分析”。房间里有三个立式烟缸。楼梯下部贴着： 纳克教授说：“烟雾报警器 一直 开着 ！”两张破破烂烂的安乐椅和同样寒碜的沙发，为学生们提供了非常方便的亲热场所。

我最后一场期末考试前的那个星期三，天气异乎寻常地潮热。中午差不多一点钟的时候，雨云开始堆积，到下午四点，温蒂已经答应在乔治·B.纳克教授的地下“办公室”见我时，大雨终于撕裂了天幕，落了下来。我先到了那儿。温蒂五分钟之后到的，浑身淋得透湿，但心情很好。雨珠在她的发间闪闪发亮。她扑进我怀里，笑着跟我腻歪。雷声隆隆；地下室过道里挂着的几盏灯不时闪烁几下。

“抱我抱我抱我，”她说，“雨太冷了。”

我和她温暖着彼此。很快，我们就纠缠着倒在了沙发上，我的左手搂住她，握住了她没穿胸罩的乳房，右手探进了她的裙子，轻抚着那里的丝绸和蕾丝。她任由我的右手为所欲为了一两分钟，随后坐了起来，和我保持距离，抖抖湿透的头发。

“够了。”她一本正经地说，“要是纳克教授进来怎么办？”

“我觉得不大可能，你说呢？”我微笑着，腰带以下正感受着那熟悉的悸动。有时，温蒂会解救我的焦灼——她已经颇擅长被我们称为“隔裤搔痒”的技术——但我预感今天可能没那么好运气。

“那就有可能是他的某个学生，”她说，“来做最后一搏，求考试通过：‘求您了，纳克教授，求您了求您了 求您了 ，哦，我什么都愿意做。’”

这也不大可能发生，但我们被打扰的概率确实很大，这点她是对的。总会有学生顺道来贴几份假论文或新鲜出炉的阿拉伯艺术品。沙发很适合谈情说爱，但这个地点并不适合。或许曾经适合，可自从这个楼梯下的僻静角落某种意义上成为文学院学生的神秘参照点之后，情况就变了。

“你社会学考得怎么样？”我问她。

“还行吧。我估计得不了高分，但通过总归没问题，那就够了。特别是它是最后一门。”她伸长胳膊，手指碰到了我们头顶的楼梯，胸部也因为这个动作而高耸得更加诱人。“我要离开这里了……”她看看手表，“整整一小时零十分钟之后。”

“你和芮娜？”我从来就不喜欢她的这位室友，但一直聪明地保留意见。只有一次，我没管住嘴，温蒂和我之间就爆发了一次短暂但激烈的争吵，她指责我试图掌控她的生活。

“说得对，先生。她会把我放在我爸和后妈家。一周后，我们就是芬尼斯百货的正式员工了！”

她兴奋得就像她们俩成了议员助理，要在白宫工作一样，不过我对此仍然什么都没说。我关心的是别的事：“你周六还会来贝里克吧？”原来的计划是她早上来，玩一天，晚上在我家过夜。当然，她会睡在客房，可是穿过门厅十几步就是我的房间。考虑到我们直到秋天都有可能见不到对方，我觉得“那个”发生的概率非常大。不过话又说回来，小孩儿还相信有圣诞老人呢，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菜鸟学生有时一个学期都反应不过来教英国文学的乔治·B.纳克教授是子虚乌有的。

“绝对滴！”她转过身看看没人，把一只手放在了我的大腿上，向上摸，一直摸到我腿间，轻轻地拉了一下。“过来，你。”

就这样，我终于还是得到了“隔裤搔痒”的待遇，而且还是较高规格的：她的动作缓慢而有节奏。雷声翻滚，倾盆大雨的叹息声不知何时变成了冰雹沉重而中空的嗒嗒声。最后，她紧紧握住，增强和延长了我高潮的快感。

“回寝室的路上一定要把自己全淋湿，否则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了什么。”她猛地站了起来，“我要走了，戴夫，还有些东西要打包呢。”

“我周六中午去接你。我爸晚上要做他最拿手的鸡肉炖菜。”

她又一次说了“绝对滴”；与踮起脚尖吻我一样，这也是温蒂·吉根的招牌。只不过，周五晚上，我接到她的电话，说芮娜的计划变了，她俩要提前两天去波士顿。“对不起，戴夫，我要坐她的车，没办法。”

“可以坐汽车。”我说，但已经知道自己说什么也没用。

“我答应过她呀，亲爱的。而且我们有两张在帝国剧院的《丕平》的票。芮娜的爸爸给买的，想给我们个惊喜。”她说，“为我高兴吧。你还要去北卡罗来纳呢，我就为你高兴。”

“高兴，”我说，“遵命。”

“这还差不多。”她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下次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补偿你的。我保证。”

这是一个她从来没有兑现的承诺，不过，也不能说她违背了承诺，因为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在纳克教授的“办公室”里见过温蒂·吉根。甚至都没有一个充满泪水和指责的分手电话。这是因为我听从了汤姆·肯尼迪（我们很快会谈到他）的建议，很可能是个好建议。温蒂说不定一直等着，甚至盼望接到那样的一个电话。如果真是如此，她肯定失望了。

我希望她是失望的。即使时隔多年，青春的狂热和幻想都丢失在过往的时光中，我仍然这样希望。

爱情会留下疤痕。

我从来不曾写出梦想的书，那些备受好评、几乎畅销的书，但我的确靠写作活得还不错。我很知足，要知道，成千上万人还没有我幸运。我在收入的阶梯上稳步向上，直到到达现在的水平。我为《商务航班》工作，这是一份你很可能听都没听说过的期刊。

当上主编一年后的某天，我发现自己回到了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校园。我去那里参加一个研讨会，主题为“二十一世纪行业杂志的未来”。第二天休息时，我突发奇想地去了汉密尔顿·史密斯厅，站在楼梯下看了看。那些主题论文、名人学生座次表和阿拉伯艺术品都不见了。椅子、沙发和立式烟灰缸也消失了。不过，还是有人记得这里。楼梯的下部原来有个宣称烟雾报警器一直开着的牌子，现在用透明胶带贴着一张纸，上面有一行打印的小字，我必须凑得很近，踮起脚才能看清：

纳克教授如今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教书。

好吧，为什么不呢？

他妈的有何不可？

至于温蒂后来怎么样了，我知道的和你们一样多。我想，我是可以利用谷歌——这是二十一世纪的魔力八命运球 ——来寻找她的踪迹，了解她的发展，看看她是否实现了 她的梦想 ，拥有了一个服饰精品小店。但是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过去就是过去了。结束就是结束了。乐园（它就在一个叫做天堂湾的小镇的海滨上，别忘了）的工作结束后，我那颗破碎的心似乎不那么重要了。迈克和安妮·罗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老爸和我两个人一起吃了他招牌的鸡肉炖菜，没有客人同享。对于这一点，蒂莫西·琼斯没有丝毫意见。为了尊重我的感情，他试图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我知道他对温蒂的看法就跟我对温蒂的朋友芮娜一样。那时，我以为是因为爸爸嫉妒温蒂在我生命中的地位。现在，我认为他比我看得更清楚。我并不确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我怀疑男人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讨论女人。

饭吃完、碗也刷好之后，我们坐在沙发上，喝啤酒，吃爆米花，看电影。吉恩·哈克曼 在里面演一个有恋脚癖的厉害警察。我想念温蒂——她这时很有可能正听着《丕平》的演员们唱“播撒一点阳光”——但家里只有两个男人也很好，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打嗝放屁。

第二天，也就是我在家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屋后的树林，沿着那条废弃的铁轨散步。我是在这一带长大的，自小就接受妈妈严苛的命令：我和小伙伴们不得踏上那些轨道。GS&WM铁路公司的火车十年前就不从这儿走了，生锈的铁轨间长满了野草，但是妈妈对这些视而不见。她坚信，只要我们在上面玩，最后一辆火车（让我们叫它“吃孩子”专列）就会飞驰过来，把我们碾成肉酱。可是，最后被突如其来的火车撞死的是她自己——四十七岁，乳腺癌远处转移。一辆该死的、恶毒的特快专列。

“我这个夏天会想你的。”老爸说。

“我也会想你的。”

“哦，趁我还没忘……”他伸手到胸前的口袋，掏出一张支票，“记住，一到那儿就开个账户把钱存起来。如果可以的话，让他们快点兑现。”

我看了看支票的金额：不是我之前要的五百，而是一千。“爸爸，会不会太多了？”

“没事儿。我能拿出这么多，主要还是因为你一直在学校餐厅打工，减轻了我的压力。把这当成给你的奖励吧。”

我吻了吻他的脸。有点痒，因为他那天早上没刮胡子。“谢谢爸爸。”

“孩子，你在家里比你想象的要受欢迎。”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自然地擦了擦眼睛，一点儿也没有尴尬，“对不起，这么多愁善感。孩子要离家了，心里总是不好过。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不过我希望你身边有个好女人，孩子们走后还能陪着你。”我想到舍普洛太太说 养育孩子是件风险很大的事情 。“爸爸，你会好好的吧？”

他把手帕放回口袋，对我咧嘴笑了，笑容灿烂，毫不勉强。“偶尔给我打打电话，我就会好好的。还有，别让他们给你安排个在过山车上爬来爬去的活儿。”

事实上那听上去挺刺激的，不过我告诉他我会的。

“还有——”但我没听到他接下来的建议或警告是什么，因为他突然伸出手臂，“快看！”

我们前方约五十米处，一头母鹿从林中走了出来。它优雅地迈过生锈的铁轨，走到枕木间，高高的野草和秋麒麟轻刷着它的身侧。它停下脚步，两只耳朵向前弯着，平静地看着我们。关于那个时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它的沉寂，没有鸟的鸣叫，天空也没有飞机飞过。要是妈妈和我们在一起，她一定会拿起相机，欣喜若狂地大拍特拍。这个念头让我十分想她，这么些年都没有这么想过。

我飞快地、用力地抱了抱爸爸：“我爱你，爸爸。”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

我回过头时，母鹿已经不见了。一天后，我也走了。

当我回到天堂湾主街尽头的那栋灰色的大房子时，贝壳做的招牌已经取下放进储藏室了，因为舍普洛太太的夏季旅馆已经满员。我真该谢谢莱恩·哈代提醒我先把住处订好。乐园的暑期兵团已经到来，镇上所有招租的房子都满了。

我和那位图书馆员，蒂娜·阿克利，住在二楼。舍普洛太太把三楼的房间租给了身段婀娜、一头红发的艺术专业学生埃琳·库克和身体敦实的罗格斯大学本科生汤姆·肯尼迪。埃琳在高中和巴德学院都修过摄影课，理所当然地被雇用为好莱坞女孩。至于汤姆和我……

“快乐帮工，”他说，“也就是全面打杂。申请工作时，那个叫弗莱德·迪安的家伙是这么对我说的。你呢？”

“一样。”我说，“我想这意味着我们是清洁工。”

“我可不这么想。”

“是吗，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白人。”他回答。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尽管我们也有份内的清洁工作要做，可是常规打扫的人——二十个男人和三十多个女人，身穿连裤工作服，前胸口袋上缝着快乐猎犬霍伊的布贴——都是海地人和多米尼加人，而且几乎可以肯定都是没有身份文件的。他们住在自己距此十五公里的内地小村，乘坐两辆退役的校车上下班。汤姆和我一小时四块钱，埃琳还要更多一点，但上帝才知道那些清洁工能挣多少。毫无疑问，他们是被剥削的，说南方到处都是没登记的、待遇更差的工人并不能为此辩护，说这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也不行。可是，有一点他们比我们强：他们从来不用穿毛皮。埃琳也不用。

汤姆和我要穿。

开工的头天晚上，我们三个坐在舍普洛太太宅邸的起居室里，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展望即将开始的暑期生活。谈话的时候，一轮明月自大西洋升起，美丽而宁静，就像我和父亲在那段废弃铁轨上看到的母鹿一样。

“那是个游乐园，看在上帝分上，”埃琳说，“还能有多辛苦？”

“你说得倒轻巧。”汤姆显然不赞同，“毕竟就算童子军十八号军团的每个熊孩子中途都把午餐贡献给旋风杯，也没人会让你去收拾。”

“该我做的我绝不推脱，”她说，“就算那意味着除了拍照以外还要清理呕吐物，我也没问题。我需要这份工作。明年要读研究生，而我离破产真的只有两步之遥。”

“我们应该试着进入同一组。”汤姆说。事实上，我们真被分到了同一组。乐园的所有小组都起了小狗的名字，我们组是毕格尔。

正在这时，艾玛莉娜·舍普洛太太走了进来，手里的托盘上摆着五个香槟杯子。走在她身边的是瘦高个的阿克利小姐，戴着一副巨大的眼镜，看上去颇有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的风范。看到阿克利小姐手中的酒瓶，汤姆·肯尼迪立刻来劲儿了：“我是不是侦查到了法国姜汁啤酒？看上去不像超市的廉价货嘛。”

“是香槟，”舍普洛太太说，“不过，要是你指望喝到法国酩悦，恐怕就要失望了。不是超市里的‘冷鸭’，可也不是什么昂贵的高级酒。”

“我不能代表我的新同事说话，”汤姆说，“不过对于一个在苹果酒里养成了口味的人来说，我敢说我不会失望的。”

舍普洛太太笑了：“我总是以这种方式来标记夏天的开始，为了好运气。似乎是有效的，我还从没失去过任何一个短期房客。请各位每人都拿一个杯子。”我们照办了。“蒂娜，你来倒酒好吗？”

酒杯斟满之后，舍普洛太举起酒杯，我们也同样。

“敬埃琳、汤姆和戴文，”她说，“祝你们暑期愉快，而且只在气温低于二十六度时才穿毛皮。”

碰杯后我们开始喝。或许不是价格昂贵的高级货，但味道真的很不错，而且还够我们所有人再喝一口。这次是汤姆举杯致意：“敬舍普洛太太，感谢你给了我们避风的港湾！”

“哦，谢谢你，汤姆，你真会说话，不过我不会给你房租折扣的。”

我们喝酒。我放下杯子，只感到稍稍有些晕乎。“穿毛皮是怎么回事？”我问。

舍普洛太太和阿克利小姐相视而笑，最后是图书馆员开口回答，尽管这也算不上答案。“你会知道的。”她说。

“别熬夜，孩子们，”舍普洛太太建议道，“明天还要早起。游乐界的工作等着你们呢。”

第二天 确实 起得很早：七点钟，离乐园开启又一个夏天旺季还有两小时。我们三个人一起走在海滩上。一路上主要都是汤姆在说话。他话特别多，如果不是他那么有趣且永远兴致高昂，肯定会让人感觉厌倦的。从埃琳（她赤脚走在浪花里，帆布鞋钩在左手的手指上）看他的样子，就知道她已经被吸引。我嫉妒汤姆有这样的才能。他块头不小，离英俊足有三扇门远，但他精力充沛，能言善道，而这正是我缺乏的。还记得那个走投无路的小演员向作家投怀送抱的笑话吗？

“伙计们，你们认为那些豪宅的主人身价多少？”他指指海滨路上的那些房子，问我们。我们正经过那栋看上去像城堡的绿色大宅，但并没有看到那女人和坐在轮椅上的小男孩。安妮和迈克·罗斯后面才登场。

“很可能要数百上千万吧，”埃琳说，“虽然这里不是汉普顿富人区 ，可照我老爸的话来说，也不是谁都买得起的干酪汉堡。”

“游乐场很可能把这些房产的价值拉下来一点。”我说。我正看着乐园的三大地标性游乐设施：霹雳弹、眩晕晃动机和卡罗来纳大转盘。它们的黑色剪影映衬在蓝色的清晨天空下。

“哈哈，你可不懂富人们的心态。”汤姆说，“这就跟他们在街上走过伸手要钱的流浪汉一样。他们只是简单地把那些人从视线中抹去。流浪汉？什么流浪汉？游乐场也是一样——哪有游乐场？这些房子的主人就像，嗯，就像住在另一个维度。”说到这里，他手搭凉棚，看了看那栋绿色的维多利亚建筑；这个秋天，它将要在我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那时成为情侣的埃琳·库克和汤姆·肯尼迪已经回到了各自的学校。“那栋房子以后会是我的。我会在……嗯……一九八七年六月一日接管它。”

“到那时我会拿香槟来祝贺你！”埃琳说。我们都大笑起来。

当天上午，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乐园的所有暑期工汇聚一堂。我们在海浪礼堂集合，这里是所有二流乡村乐队和过气摇滚歌星表演的地方。总共差不多有二百人，大多数都像汤姆、埃琳和我一样是打工挣钱的大学生。有些全职员工也在。我看到了全副武装的罗琪·戈尔德，她穿着吉卜赛人的衣服，大耳环叮当作响。莱恩·哈代在舞台上，把麦克风放上讲台，并用手指敲敲，进行调试。他还戴着那顶常礼帽，像上次那样歪向一侧。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一眼挑中我的，但他确实看到了我，轻触帽檐向我致意。我立刻回礼。

干完他的活儿之后，他点点头，跳下舞台，坐在罗琪为他预留的位子上。弗莱德·迪安步履轻快地从侧翼走出，向人群喊道：“请坐，所有人都坐下。分组安排工作之前，乐园的主人——也就是你们的雇主——想对你们讲几句话。现在欢迎布莱德利·伊斯特布鲁克先生。”

我们按照吩咐鼓了掌之后，从侧翼走出一个老头。他走得小心翼翼，脚抬得很高，看上去臀部或背部有毛病，要么就是都有。他个子很高，瘦得惊人，身穿一套黑西装，看上去像个殡仪师，而不是一家游乐场的主人。他苍白的长脸上长满痣和瘊子，修面对他来说一定极为痛苦，但他的脸看上去十分干净。乌黑的头发肯定是拜染发剂所赐，从他沟壑纵横的额头向后梳得齐整。他站在讲台边，一双大手——看上去只剩指节，不见血肉——在身前交握。他的双眼深陷在悬垂如袋的眼窝中。

年迈面对青春。青春的掌声先是减弱，随后死去。

我并不确定我们会听到什么，说不定是悲伤的雾角，告诉我们死神终将席卷一切。就在这时，他笑了，笑容让他容光焕发，就像给一台点唱机通了电。几乎可以听到暑期工中立刻传来如释重负的轻叹声。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夏天布莱德利·伊斯特布鲁克先生已满九十三岁。

“孩子们，”他说，“欢迎来到乐园。”说着，在走到讲台后方之前，他先向我们鞠了一躬。然后，他用了几秒钟调试麦克风，后者发出一阵放大的叽嘎声。做这一切的同时，他那双深陷的眼睛从未离开过我们。

“我看到了许多去而复归的面孔，这总是让我快乐。对于菜鸟们，我希望这会是你们生命中最棒的夏天，是你们用来衡量未来工作的标杆。这毫无疑问是个奢望，但一个年复一年经营此类地方的人必定惯于言辞夸张。有一点是确定的，你们不会再有像这里一样的工作。”

他的目光扫视了我们一圈，同时又扭了一把那可怜的麦克风的脖子。

“过一会儿，迪安先生和布兰达·拉弗蒂太太，也就是前线办公室女王，会给你们分组。七人一组，整体行动，组里的每个人都要有团队精神。组长会给你们布置任务，每周都会变化，有时每天都有变化。如果说变化是生活的调味品，那么你们会发现接下来的三个月口味十分丰富。我希望你们牢记一件事，年轻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会吗？”

他停下来，像是等待回答，但是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我们只是看着他，一个非常老的老头，身穿黑西装，白色衬衫的领口敞开着。再度开口说话时，他仿佛是在自言自语，起码一开始时听上去是这样。

“这世界分崩离析，充满战争、暴行和无意义的悲剧。住在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那份不快乐和不眠之夜。你们中尚不知愁滋味的那些人也早晚都会知道。考虑到人类不可否认的、可悲的生存状况，你们应该明白，在这个夏天自己得到了多么宝贵的财富：你们在这里出售快乐。为了回报游客们辛苦挣来的钞票，你们分发快乐。孩子们回家后，会梦见在这里看到和玩过的东西。我希望你们能记住这一点。这里的工作有时会辛苦，游客通常都很粗鲁，还有些时候你们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欣赏；每当这些时候，我都希望你们能记住。这是个不同的世界，有它自己的规矩和语言，我们姑且称之为‘行话’。你们今天就会开始学。在你们学说这里的话时，你们也将学走这里的路。我不会解释我所说的，因为它无法被解释，只能被学习。”

汤姆朝我靠过来，轻声道：“说这里的话？走这里的路？我怎么觉得像是来到了匿名戒酒会上？”

我让他闭嘴。进会堂之前，我以为会听到一系列指令，大多都是 你不许做什么 之类的，可没想到，我听到了某种粗粝的诗意，这让我很高兴。布莱德利·伊斯特布鲁克又扫了我们一眼，突然咧嘴笑了，露出一嘴马牙。这笑容大得像是能吃掉整个世界。埃琳·库克全神贯注地盯着他，大多数新来的暑期工也是。这是学生看老师的目光，这位老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或许是精彩的看待现实的方式。

“我希望你们享受这里的工作，但是假如你们不喜欢——比方说，轮到你们穿毛皮——请试着记住自己有多幸运。在一个悲伤而黑暗的世界里，我们是快乐的孤岛。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规划——你们想当医生、律师，我不知道，或许是政客——”

“ 哦上帝，不 ！”有人吼道，引发一阵哄堂大笑。

我本以为伊斯特布鲁克先生的笑容没法再灿烂了，可他做到了。汤姆摇着头，但他已经投降了。“好吧，我懂了，”他在我耳边嘀咕，“这老家伙是快乐之王。”

“你们会拥有有趣而丰富的人生，我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会做许多好事，有许多难忘的经历。不过我希望，你们在乐园度过的时光总是与众不同的。我们不卖家具。我们不卖汽车。我们不卖岛屿、房屋或退休基金。我们没有政治日程。 我们出售快乐 。永远不要忘记这点。谢谢你们。现在出发吧。”

他从讲台后走出，又鞠了一躬，以同样痛苦的高抬腿动作走下台去。他的身影快消失时，台下响起了掌声。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演讲之一，因为他说的都是真话而不是狗屎。我是说，有多少土包子能在简历上写 一九七三年出售快乐三个月 呢？ nyr28vPBoTLMndMvNuBq0YXPskqYiDXlKNcrqkCuaNWkMoR+nZ/ryD9yuDU7i7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