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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史开拓者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构建的全球谱系中，公元前500年之后，即中国进入战国时期之后，世界进入欧亚平衡的时代。这个时代切分始点与斯宾格勒构建的“轴心时代”相契合。后者认为，以这个时间为主轴，古希腊的先哲、犹太人的先知、印度的佛陀以及中国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先贤，都出现在这一时代。继农业革命、金属工具（青铜和铁器）广泛使用之后，人类各大文明都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换句话说，世界各大文明的文化个性更加鲜明。在历史上，这一段时期也被称为“帝国时代”，从西到东分别是继承了希腊文明遗产的罗马帝国、继承了波斯帝国遗产和亚历山大帝国遗产的帕提亚帝国、贵霜帝国、匈奴帝国、秦汉帝国。公元1世纪全球人口约有2.5亿，其中罗马帝国统治5 000万，汉帝国官方统计人口为6 000万。
在亚欧大陆四个高度文明的地区中，中东文明版图最广，位于古老的、已部分受到侵蚀的中东高原。从波斯帝国之后多少有些衰落的世界主义中可以识别出中东远古文化的遗产。与中东文明相邻的两个文明较为年轻，也较为凌乱：一个以爱琴海为中心，它的枝丫一直伸展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另一个分布于印度北部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麦克尼尔有一句话概括中国：“中国文明几乎是孤立地屹立在遥远的东方，正在向它成熟后的独特形式发展。”这种均势始终是摇摆不定的，尤其是在中东。亚欧文明中的三个（希腊、中东、印度）在这里交汇，其北面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发源地。辽阔的中国处于世界性的交汇地区之外。
连接亚欧主要文明的另外两条路线是：（1）穿过中亚绿洲的商路。自公元前2世纪起，由于几个帝国的组织、保护和设立税卡，形成从中国到黎凡特的“丝绸之路”，从此，商旅络绎不绝。（2）穿越开阔的亚欧草原的商路，稍晚出现但依然十分古老。在这条商路上，草原游牧部落时而与南方开化的近邻通商，时而抢劫它们。
沿着这些商路的贸易变动无常，作为贸易副产品的文化交流，其意义也因此变动无常。一般说来，除因军事行动而造成各个文明交接地带边界的变动之外，亚欧文明相互的借鉴是有选择的、自发的，相对而言作用并不明显。只要任何一个主要文明处于与其他文明大致相同的水平，人们就很难看到为接受外来新奇事物而放弃祖先传统的理由。只有当外来征服和内部衰落严重威胁到既有制度时，文明的传人才会显示出对异己文明的深刻理解。
中国与西部世界的交往，最早自然是从新疆开始的，但是，对于中原华夏政权统治下的史家、作家和文献编者来说，新疆就是他们所称的“西部”，《史记》及《汉书》中的“西域”的主体部分就是新疆。而新疆地区所见的中西交往，则必须向当今的考古学家求教。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最早进入新疆腹地的欧洲人群体，以孔雀河古墓沟墓地遗存为代表的原始欧洲人类型为主。由于这一墓地遗存中尚未见到东来文化因素，所以我们还不能肯定在距今3 800年前的罗布泊地区是否已经开始了东西文化的首次接触。
在东疆地区，东来文化因素最早进入该地区的时间是在距今3 300年前后形成的焉不拉克类遗存时期，或是稍早一些的雅满苏矿林场办事处墓地（简称雅林办墓地）遗存早期阶段。与此同时，北来的欧洲人群体及其文化因素也进入了这一地区。在北疆北部地区，从距今4 000年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到安德罗诺沃文化早期阶段，北来的欧洲人群体就已分布在这一带，由此继续东进，来到了东疆东部地区。在伊犁河谷地区，这种文化接触过程发生的时间相对较晚。
在南疆西南部地区，从距今约3 000年开始，继续向西发展的蒙古人种群体及其东来文化因素，沿天山南坡地带推进到焉耆盆地，在此与东进的地中海东支类型人种群体发生接触和融合，形成了混合型文化——察吾乎沟口墓地遗存类文化。
在稍后一段时间里，东来的蒙古人、北来的原始印欧人、西来的中亚两河类型人和地中海东支类型人的不同群体，在天山中部地区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接触，形成了包含四种文化成分的混合类型文化——鱼儿沟墓地遗存类文化，从而完成了中西文化最初阶段的文化交融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比丝绸之路的开辟早300~400年，而这一文化接触、交流、融合的全过程大约进行了1 000年时间。正是这些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长期发展，使其后更大范围的中西文化交流，即丝绸之路的开辟，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东西方文化在新疆的传播路线，体现了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大多数传播路线是沿着易于通过的自然地理通道向前推进的，具体地讲，从东向西传播的文化因素有两条主要的路线：一是沿河西走廊北山的山前地带，西进到哈密巴里坤地区，如马厂类型遗存和四坝文化；另一条是沿祁连山南坡的山前地带经一些山口进入哈密南部和罗布泊北部，这应是卡约文化向西发展的路线。这两条路线在东疆交会后继续西进，经吐鲁番盆地和阿拉沟越过天山进入南疆。
新疆地区的塞人文化无疑会传达到河西文化，与这里的西戎文化对接。
1972年，甘肃灵台白草坡发掘了一座西周墓，里面的“人头形銎青铜戟”属于白种人。类似的头像还见于1980年在陕西扶风一处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两件蚌雕，表现出白种人的体质特征：长颅、高鼻、深目、窄脸、薄唇。这两个头像也戴着尖顶帽子，但尖顶被锯掉。帽顶锯出的平面上刻着田字符号。他们很可能属于同为白种人的吐火罗人。在楼兰、焉耆和龟兹（今新疆库车）等吐火罗各支系中他们更可能属于月氏人的形象。因为月氏人实际控制着塔里木盆地至鄂尔多斯草原的广大地区。在河西走廊，他们很可能与戎狄、羌人部落发生冲突。
在此不能不提具有亚欧草原风格的甘肃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墓地出土的文物。马家塬类型被定义为东周西戎文化的一种类型。马家塬类型的年代被推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除甘肃漳县墩坪墓地的年代可早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外，其余墓地的年代集中于战国中晚期。
马家塬战国晚期墓地出土的一种釉陶杯，从杯子的风格看，有西戎文化特征，有学者认为来自中亚。马家塬类型的随葬品以北方系青铜器为主，主要器物为车马器、车马饰件及人体装饰，陶器数量极少，部分墓葬有车作为随葬品。各遗址出土的随葬品在数量、器类、制作水平上存在差异，如陈阳川墓地出土器物数量少、种类单一，并不似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随葬品精美奢华，这种差异应是等级差别造成的。
考古工作者在陈阳川墓地采集到一件狮噬羊的铜牌饰，与马家塬墓地出土铜带饰极其相似，这种狮子吞噬羊的装饰题材，在北方草原地带的牌饰中十分常见。但是，马家塬和陈阳川的铜牌饰不同之处在于，狮子的鬃毛和尾巴是否在背部弯曲成相背的鸟首。有学者认为这种背上有鸟首的图案可能来源于斯基泰和巴泽雷克文化，
从中可以感受到西域文化东向的影响力。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地M 1号墓出土过一个银杯套，也属于战国晚期西戎文化。这个银杯套用大约0.05厘米的薄银片卷成，高8.4厘米，口径6.6厘米，杯的手柄两侧各嵌有一段长铜条，用于把卷起的银杯铆接起来。杯套内可能有竹木制作的内胆。这种杯具无论是材质还是用途，都反映出欧亚草原风格。
学者对马家塬戎人造车的细节及其整车结构做过细致的分析。首先是根据型制分出不同类型。马家塬墓地所出土的古车形式各异，但是也可以看出，其整车设计思路和制作工艺细节都有一定的规律性。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灭亡了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占领巴克特里亚之后，南下印度，未曾及于新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由于过度酗酒，死于波斯王宫，帝国随即陷于分裂，但是，希腊文化和制度却影响了所征服地区，西亚与南亚、中亚被带入希腊化时代，在新疆的西部出现了一个希腊化文化圈。
比如，亚历山大率军入侵印度，留下部分军队在阿富汗阿伊·哈努姆筑城而居。其遗址于20世纪60年代被法国考古学家挖掘，是希腊最北部的城市建筑遗址。这里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有一尊铜像，高18厘米，宽9厘米，厚3厘米，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同一地方还发现了科林斯柱头、赫尔墨斯柱希腊风格的建筑残存。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相当于战国末到西汉前期。
希腊化文化圈的文明是互动的。东方的宗教也传播到西方，大大促进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的转变。希腊的艺术、宗教也影响到了东方，希腊化文明是一种混合物，而不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植物。换一句话说，不要以为希腊化仅仅是希腊文化单方面对于其他文明的“入侵”，相反，希腊文化元素就像一个触媒，它的掺入引发、激活了所在地区文明的变奏。希腊化的结果是“第三者”。
从地缘政治上说，横跨欧亚非的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之后，其中波斯及其以东地区为部将塞琉古控制，公元前304年，塞琉古称王，建立塞琉西王国，传至安条克二世（前261-前246年在位）发生内乱，斯基泰人的分支帕尔尼人拥立阿尔萨西斯在帕提亚称王，脱离塞琉西王国独立，建立了统治470余年的帕提亚帝国（前247-224年），中国史书称之为“安息”，其存在时间与秦始皇统治时期至两汉时期大体相当。波斯再次独立是在萨珊王朝（224-651年）统治时期，萨珊王朝远绍古波斯的一些传统，同时受到希腊和安息的影响。因此，萨珊波斯与古波斯是不完全一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萨珊波斯是希腊化时代催生出来的一种新的波斯文化。
考古工作者最近十年的发掘和研究不断印证着希腊文明的这些因素如何在丝绸之路上重现光芒。
1983年，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境内巩乃斯河畔发现了一批青铜器，时代定在战国至秦汉年间（前5-前3世纪）。其中有一尊青铜武士像。武士头戴希腊式头盔，帽顶像鸡冠高耸，屈身下蹲，右腿跪地，左腿曲蹲，左脚尖触地。眼睛凝视远方，双手悬空，左手置于膝上，右手置于腿部，原本手中或许握有弓箭或者刀矛之类武器。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希腊神话中的阿瑞斯战神。阿瑞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战争与武力之神，与宙斯、赫拉、雅典娜、阿波罗等同为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这尊阿瑞斯战神像是远东地区最早见到的立体塑像，虽然战神本身是希腊神话人物，但其制作工艺有斯基泰文化或塞人文化的因素。
同墓还出土了一件对翼兽铜环。有人认为是斯基泰人绞杀牺牲的刑具，战国时期塞人在伊犁河流域活动的遗物。新疆尼勒克县发现被塞人开采的铜矿遗址，时代相当于东周时期。更有人推测，这批青铜器可能是塞人的祭坛，同样反映了对于希腊战神阿瑞斯的崇拜。铜环首的两只翼兽相对而卧，从兽的头部看，像是“斯芬克斯”之类。
有一件在新疆阿拉沟出土的铜盘，也是战国时期塞人文化的遗物，时代在前5世纪到前3世纪。铜盘由镂空的锥形高方底座和宽平折沿的长方盘焊接而成，焊接处粗糙，方盘中央有两个瑞兽，抬头面朝同一方向。这件器物具有明显的宗教意义，只是具体用途不详。
新疆伊吾县出土了一枚带柄铜镜。镜呈圆形，镜的上方焊接一个大角鹿，构成手柄。铜镜高16厘米，直径7.7厘米。这种带柄青铜镜主要出土于东疆地区，在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伊犁州、和静县、轮台县等地，主要流行时代于战国至秦汉年间。带柄铜镜在埃及、希腊、罗马等地中海周边国家出现很早，新疆的这面铜镜被认为是匈奴人的仿制品。
新疆鄯善洋海古墓M90号墓地出土一件竖琴，琴身为木质，长61厘米，宽9.8厘米，琴弦或为羊肠制作，仅存一根，弦杆22厘米。年代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学者找到了这把竖琴的历史文化联系，在扎滚鲁克古墓群（位于新疆且末县）、巴泽雷克（位于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奥尔比亚（黑海北岸）都有类似的竖琴出土，这些竖琴都有5根琴弦，与亚述竖琴9根琴弦不同，也与后来随佛教传入的中亚箜篌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件竖琴与西边更早的亚述竖琴有异，与更晚的中原竖琴也有不同。文明的交流就是在无意误读与有心创造中发展与变异的。
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地就是大夏，即今日之阿富汗。此后两汉时期中国内地与西域的交往不绝，在新疆地区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理东西方丝路贸易。考古学家在敦煌地区所出的悬泉汉简中发现了大月氏通汉简牍多达17枚，且简文显示，希腊化的大月氏政权与汉之间关系十分密切。
希腊化时期大月氏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丝路文化交流的许多新证据。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四千年以前第一个农业部落就出现在巴克特里亚平原上，并且建造了祆教庙宇。在以后的千年里神庙被重建了多次。当它的泥砖墙坍塌后，被一个低土包掩埋。六百年后，在这个长期被遗忘的庙宇遗迹上，一个小村庄发展起来了。但这个小村庄的命运也不长，不久就变成了废墟。它可能延续了四百年之久，直至公历纪元左右。此时，当地权贵建造了几座黄金坟墓，随后被突然的战争或者其他灾难掩埋而遭废弃。这个地方现在叫作蒂拉丘地。
随着蒂拉丘地变为废墟，巴克特里亚先后遭到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和亚历山大的希腊裔后继者的打击。公元前175年前后，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大月氏人占领了该地。
1978年，考古学家在蒂拉丘地，即所谓的黄金之丘墓地里，出土了20 000多件工艺品，主要是黄金和宝石制品，还有丝绸、汉镜、罗马金币、西伯利亚匕首、驱龙战车等，反映出东西方广泛贸易的现象。
黄金之丘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后几十年，相当于中国的两汉之际，距离张骞第一次来到这里探险已经一百余年。墓地遗址距大夏都城蓝市城（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附近）约70公里，黄金之丘墓地的主人应当是张骞会见过的大月氏人的后裔。
考古队总共发现8座墓地，有6座被发掘。其中只有4号墓地的墓主是一位男性，身高达2米，穿左衽上衣，有腰带，下着裤。陪葬品中有殉葬的马头骨和小骨头，还有长铁剑、金制短剑鞘，剑鞘纹饰精美，另有铁制小刀、箭筒和三翼形铁镞等兵器。有一枚印度金币。这些出土文物显示出墓主生前可能是一位佩剑的将军，这些墓地很可能就属于他的王家墓地。出土文物中还有一副黄金腰带，腰带长96.6厘米，宽4.19厘米，有人认为金腰带上骑着神兽的人物是希腊的酒神狄奥尼索斯。
1、2、3、5、6号墓安葬的都是女性。1号墓安葬的女性，年龄25~30岁，穿长筒袖上衣，下着裤。陪葬的黄金饰品较其他墓少。
2号墓女主人年龄30~40岁，上穿马甲，下着裙。陪葬的各种装饰品比较奢华，有所谓的“双龙守护国王金头饰”，骑海豚丘比特图案的金领别针，半裸的阿佛洛狄忒黄金艺术品等，镶有兽头的手镯，还有脚镯、雅典娜戒指之类。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个贵妇下葬时的场景：一件金盘构成的光闪闪的覆盖物紧裹着她的身体，身上穿着四五件衣服，它们都具有自己华美而丰富的风格；一根手指上戴着印章戒指；下颌紧套着一个金质的宽大颌托；胸前放着一面中国式铜镜；一只金手镯仍旧套在骨骸上，另一只手镯躺在她的手臂下面，两只都现出明显戴过的痕迹。
3号墓主是一位年轻少女，身着窄袖束腰长裙。陪葬品有黄金钵、颚饰、足形黄金薄片、黄金项圈、戒指等，有带柄铜镜和汉镜，还有罗马金币、安息银币等。
5号墓主是一位青年妇女，出土艺术品有黄金护颚、牙柄铜镜、黄金脚镯等。较少的装饰品反映了她较低的地位。
6号墓主是头戴王冠的王妃，年龄25~30岁。王冠的形状有些塌斜。出土艺术品有步摇金冠、阿佛洛狄忒神像垂饰、兽头黄金手镯、脚镯、镶嵌宝石的戒指、汉镜、带柄铜镜、罗马玻璃小壶等，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该墓主右手有一根长35厘米的权杖。钱币方面则出土了安息金币和银币。
蒂拉丘地发现的当地艺术，显示了多种文化的影响。其中希腊化风格比较突出，如古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阿佛洛狄忒金像；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图案饰物；丘比特骑海豚金像、丘比特耳夹金饰品；雅典娜图案的吊坠、雅典娜图章戒指。也有“龙”的图案：戴着王冠的君王左右两侧各饰有一条龙，驱龙战车图案，龙图案饰板，双龙造型剑鞘。当然，这些文化要素都已经融为一体了。龙不再是中国原版的龙。维纳斯也不再是希腊原版的维纳斯，如源自希腊的小巧圆胖的维纳斯金像，却插上了大夏式的翅膀以示其神性，维纳斯额上居然有印度式前额印记，象征其已婚身份。
至于出土文物中的西汉铜镜、罗马金币、安息银币以及饰以雅典娜像、刻有希腊文铭记的金戒指、斯基泰式金剑鞘等，不仅有大月氏特征，也有希腊罗马、古代中国、游牧民族、古代印度等的外来风格；不仅有典型的外来原样器物（如汉镜），也有多文化元素的融合。它们混搭在一起，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多重色彩，是阿富汗境内多文化交光互影的历史见证。
阿富汗东北部帕尔万省有一处贝格拉姆考古遗址，西南距喀布尔约60公里。
在贝格拉姆新王城Ⅱ号发掘区的10号、13号房间发现了古代封闭的储藏室，室内的大陶罐中装有各种珍贵艺术品，木器箱柜上嵌有精细的象牙雕刻。罐藏物品有罗马的玻璃杯盘碗瓶、希腊罗马的青铜人物铸像以及按照希腊神话题材的银器复制的石膏浮雕圆板，还有埃及制造的石瓶和石皿，中国东汉时期的彩绘漆器。上述象牙雕刻则出自印度。这里可能是贵霜王迦腻色迦的夏都，所发现的文物年代在公元1世纪前后，即东汉前期。有学者推测，这里应当是丝路上商人的货栈仓库。
文物制作风格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10号密室有象牙雕刻的高达55.8厘米的河流女神像，还有高达26.7厘米的维纳斯石膏雕像。13号密室文物比较丰富，石膏雕刻作品表现了塞勒涅与恩底弥翁的爱情题材。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希腊神话里非常有名。塞勒涅爱上了美少年恩底弥翁，众神赐予恩底弥翁青春永驻，但必须在山洞里永远长眠。每夜塞勒涅与他在睡梦中幽会，据说塞勒涅给恩底弥翁生育了50个女儿。石膏圆盘上的内容是塞勒涅在恩底弥翁睡梦时做爱的场景。
青铜雕像则有塞拉比斯，希腊化时期的埃及神祇；鹰身女妖哈耳庇厄，希腊神话中的怪物；哈伯克拉底，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沉默之神。希腊神话说，维纳斯与战神马尔斯私通，生下丘比特，为了不让母亲的家丑外扬，丘比特给了沉默之神哈伯克拉底一束玫瑰花，让其对此事保持沉默。这个密室里的半身雕像有维纳斯、马尔斯、丘比特以及哈伯克拉底，故事中的人物悉数在场。
此外，青铜器上还刻有墨丘利的形象，他是罗马神话中的通商、畜牧之神，对应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有密涅瓦的半身像，她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战争、月亮和记忆女神，也是手工业者、学生、艺术家的保护神，罗马十二主神之一，对应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女神。希腊女神雅典娜传到罗马，与当地的女神密涅瓦混合。
总之，以上这些来自东西南北各地的货物，表明当时这里是通往东西方和南亚的交通要冲。有研究者认为，贝格拉姆新王城Ⅱ号发掘区的10号、13号房间当初很可能是帕提亚帝国时期罗马人经营的一处商站，现在见到的文物是该商站的最后一批存货。帕提亚国王冈德菲斯去世后，贵霜王国的创立者丘就却，即迦德菲塞斯一世趁机率领贵霜军队攻打贝格拉姆城，从而导致商家逃离，商站废弃。
上一节我们讨论了希腊化时期阿富汗作为文明交流的要道而展现出东西方商品和文化的汇聚。下面我们再结合考古发现，谈谈两汉时期新疆地区所展现的文化接榫，即西部世界的文明果实如何沿着丝绸之路东行，被接引到天山地区和塔里木河流域，乃至河西走廊地区。结合考古学家的发掘报告，举如下数例。
新疆交河沟墓地出土的金项饰，年代被定为西汉。同墓出土的还有金戒指、金耳环等。这个金项饰只有残存部分，既像金冠又像金项圈，装饰主题很可能是两只动物搏击。形状与哈萨克斯坦东部七河地区发现的金项饰略微相似。
甘肃省灵台县博物馆收藏的带西文字母纹饰的铅饼。铅饼重110~118克，出土时共有274枚，总重约31.806千克。其形制、图案和西文纹饰大致相同，凸面是龙形浮雕，凹面是西文字母。同时出土的还有汉代的瓦片。类似的铅饼在陕西西安、甘肃礼县甚至安徽六安市都有出土，时间在西汉到东汉间。这些铅饼究竟是帕提亚传入的产品，还是中国境内铸造的？学者还有分歧。就其上的希腊文字母而论，显然是西风所致，就其龙形浮雕而言，肯定是中国元素，结合蒂拉丘地的龙形图案，更显示出凿空后东西方文化元素的互动。这其实代表了丝路开通前后，在西部地区这一文明的边疆所发生的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实态。大约先有帕提亚或巴克特里亚等中亚风格的铅饼传入，然后为西戎文化所吸收，进行模仿和改造。
蜡染印花棉布（残片）。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是新疆和田市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尼雅即古楼兰遗址。时代被推定在东汉时期。棉布画面的主题是人狮搏斗。其中的女性图像最值得讨论。高鼻梁、大眼睛、小嘴巴，袒胸露乳，正面微微向左侧视。有人认为是贵霜钱币或犍陀罗雕像中的丰收女神。
出土于和田的东邻洛浦县的裤子及其图案。裤子残余部位有缀织的马人和武士形象。武士面部轮廓分明，大眼、方耳、黑发，高鼻厚唇，手持长矛，向右前方凝视。武士上面的图案则是另外一幅半人半马的马人形象，马的身体，人的头部，马蹄飞起，向左侧奔跑，人身手扶着管型乐器作吹奏状。人马图案底色是黑色，马身褐红色，人身浅黄色，周围环绕着四瓣花形，图案右侧上方残留着一角天使的翅膀。学者认为这幅图案与斯坦因发现的米兰佛寺壁画主题十分相似，年代定位于两汉时期。
玻璃杯。出土于尉犁县的营盘古墓，尉犁县即汉初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渠黎。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靠东古丝绸之路的中路边缘，东北是吐鲁番，东南是古楼兰，西边是轮台。此地出土的干尸有欧洲人种体质特征，也有一些蒙古人种因素。还有佉卢文文书、纺织品、黄铜饰品、玻璃杯等，这些文物出自中原和西域，显示出当地中西丝路交通要道的特征。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个玻璃杯，出土于1995年发掘的一座男女合葬墓中。玻璃杯是由模具吹制而成，外形为半圆锥形，高8.8厘米，口径10.8厘米，底径3.2厘米，犹如半个硕大的鹅蛋。年代大约是4世纪以前。林梅村认为这是帕提亚时的作品，徐苹芳定义其为萨珊玻璃杯。
红地罽袍。发掘者认为是巴克特里亚制作的精美毛织物，也出土于尉犁县的营盘古墓，出土时穿在一位25岁左右的男子尸身上。从体质特征看男尸是欧洲人种，但是也有蒙古人种元素。红色罽袍最大宽185厘米，长110厘米，织物的纹样左右对称，两组不同的男性形象裸身披袍，头发卷曲，作格斗状表演。对兽也有两种，公羊和山羊。另外就是一棵树，分杈成两枝，每枝各带若干片树叶。学者判断其年代在东汉至两晋时代。
嵌宝石金戒指。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下辖的尼勒克县自古就是塞人、乌孙人、大月氏人游牧之地。在尼勒克喀什河谷的一个墓地出土了这枚金戒指。墓葬群的时代为战国至汉晋时期。在大约长4.8厘米、宽2.8厘米的戒面上，刻着一位坐姿女性，手持花朵，额头上用椭圆形发带束发，并在脑后搭接。女性形象不完全像希腊肖像，但是带有一些希腊化元素。有学者认为是古波斯传说中的水神阿纳希塔。戒指两端各有一个对称设计的鱼头，突眼张嘴，每个鱼头的两眼各镶嵌一颗红色宝石。
希腊化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除了以新疆及张骞探险之地阿富汗为例之外，最典型的还有犍陀罗文化。
犍陀罗是公元前6世纪已经存在的南亚国家，法显《佛国记》（又名《法显传》）、玄奘《大唐西域记》中都有记述，统治区域位于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是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这个地方曾经是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又被印度孔雀王朝统治。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前303-前232年）将佛教文化推广至此，逐渐形成独特的犍陀罗文化。这一文化就是希腊、印度、波斯文化的复合体，而且还影响到中国佛教艺术。
以佛教雕刻为例，它吸取了古希腊后期雕刻手法，比如人体直立状态下，试图将人体的重心移至一足，使另一足能表现出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各种自然状态或运动感。这种佛像雕刻被称作犍陀罗风格。犍陀罗风格的佛像造型体格雄伟，近似欧洲人；面额宽广，鼻梁直通额部，近似希腊人；下颚宽而突出，眼大唇薄，头发结为波状或螺旋状；身着薄衣，身体线条强健，背光不加装饰，作圆盘形，佛座也极少用莲花座。犍陀罗佛教雕像兼具古希腊、古罗马之写实典雅，又融进了古印度之慈悲神圣，整个佛教雕像显得大气而优美，崇高而不失精致。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4世纪，犍陀罗不仅是佛教艺术中心，也是最典型的世界各大文明的交汇之地，是文明的大道通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