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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时期，中原与西方世界之间肯定已经存在某种物质和文化上的联系，斯基泰人活跃于北方草原之路的事实是此种联系得以产生的基础。在一些先秦文献中就有关于西方世界的描述，尽管现在看起来不乏荒诞与离奇，但却反映了先秦居民对西方世界的最初认识。在这些荒诞与离奇背后，必然是当时东西方之间业已存在某种联系的事实。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孕育发祥之地，远古的先民对日落之地——西方总是充满了遐想。在上古神话传说中，西方世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有烈焰蒸腾的火焰山，有羽毛都浮不起来的弱水，有盛产玉石的昆仑山，还有多情好客的西王母等。毕竟，人类总是习惯赋予未知的世界以各种离奇神秘色彩，这表达了远古先民对西方世界的渴望与向往，也正是这些渴望与向往，鼓舞他们不断对日落之地进行探索。
关于华夏一族对“西方”的认识，要数上古神话中夸父逐日、西王母、昆仑山的故事最为典型。公元前6世纪末成书的《山海经》记载了夸父逐日的故事，大家对此耳熟能详。《山海经》卷八《海外北经》记：“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大荒北经》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在神话外表背后，有人以为这很可能反映了远古部族溯黄河、渭河而上，向西北迁徙的经历。有人更确切地认定其为对嬴秦部族西迁的反映，最远所到之地在今甘肃中部积石山。还有人认为应从象征角度理解夸父逐日的故事，即它反映了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先民因为对西方世界充满好奇与向往，极力想要了解它并不惜为此与自然斗争。
周穆王西巡相会西王母的故事流传更广，成书于春秋时代的《国语》《左传》，以及成书于西汉的《史记》对此都有描述。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因盗发战国魏襄王墓而出土的《穆天子传》，对此记述最为详细。
周穆王是西周立国后的第五位天子，据传活了105岁。据《穆天子传》的记载及注本的诠释，周穆王于即位的第十三年（前989年）带领大批随从，携财宝、丝织品、手工艺品，从镐京出发，西行巡游，观昆仑丘、舂山于青海湖头，巡骨仟、重黎、巨蔸等部落于武威地区，会西王母于张掖南山，休猎于疏勒河、北山地区，涉流沙于居延海、巴丹吉林大漠，进而驱驰于阴山、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葱岭（地域范围包括今帕米尔高原、西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中亚，共计行程19万里（此为周里，比今里小）。周穆王来到传说中的日落之地弇山，此地属西王母管辖。西王母豹尾虎齿、威力无比，善于呼啸，然而其所辖之地却是幸福乐土。并且，这位长相狰狞的西王母对周穆王极尽客谊，与周穆王把盏酬唱，最后洒泪而别。据说穆王还在弇山之顶写下“西王母之山”五个大字，命人刻石立碑。
以上故事发生的时间不能确考，但肯定历史较为久远。《穆天子传》中优美而饱含浪漫色彩的故事可能曲折地反映出一些历史事实。清代四库馆臣们提出，西王母是西方一国君。后人进一步研究认为，西王母是西方貘族人的图腾神。西，表示方位；王，有神的意思；母，即貘的音转。西王母即西方的神貘。《穆天子传》所谓“西膜”，即这一族人，穆王所见的西王母，就是当时西膜的君长。有人甚至将《穆天子传》与西方典籍相引证，言之凿凿地认为西王母乃阿拉伯南部古代示巴国的女王，因为《圣经·旧约·列王记》里有示巴女王见以色列王所罗门的故事，其时代正约略与周穆王时代相当。但此说法立刻遭到反驳，因为据《史记·大宛列传》，西王母活动于条支一带，迹近地中海岸。据《汉书·地理志》，则西王母石室位于祁连山南麓，西王母不可能指远在阿拉伯半岛的示巴女王。另有人提出，西王母可能是东周时期从中原周边地区传入的神灵。尽管对于西王母的身份众说纷纭，对于《穆天子传》所述事件的真实性也颇多疑问，但这个故事却说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对中亚及西亚地区已经有了一些历史地理知识，也反映出黄河流域与葱岭以西地区早在公元前10世纪就已经有了比较牢固的联系。据说周穆王西巡时带去了大量丝绸、铜器、贝币，赠予所到之处的酋长，各地酋长也以马、牛、羊、酒和玉石之类回赠，这可能反映出当时中西之间的一种贸易方式。
昆仑山是中国上古神话中又一个典型的西方世界。最早的记载见《尚书·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意思为昆仑、析支、渠、搜四国，其民皆穿皮，总称西戎。《山海经·海内西经》称：“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下之都。”《庄子》中称黄帝曾登昆仑，《穆天子传》和《列子》则记载了穆天子登昆仑之巅，以观黄帝之宫殿。此后《史记·大宛列传》试图把“昆仑山”这个意象具体化：“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山。”根据上述记载，有学者认为昆仑山就在现在的青海，因为“青海”在蒙古语中为“Koko Nor”，极有可能就是汉语“昆仑”的音转。有学者则认为“昆仑”与嬴秦部族西迁的历史相关，所以它不能远过陕甘之间的陇山，这一带是西部诸戎活动的主要区域。我们还可以从古代的文献记载中看到“昆仑”有多种含义，时而是民族之称，时而是地名，而汉唐时期还常把贩卖至中国的非洲黑奴和东南亚黑奴也称为“昆仑奴”，越南的一个外岛汉名就是“昆仑山”。《史记·大宛列传》对昆仑山的定位则完全是为了附和古时传说，不足以为实证。
无论是否能够从地理上找出一个与“昆仑”相对应的地方，我们都应该承认，昆仑山神话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与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印度神话中的须弥山（又译作苏迷卢）一样，代表众神所居之地。大约同一时期在欧洲、南亚、东亚出现了内涵相似的传说，或许体现了东西方文化在某些原初观念上的相似性，甚至可能暗示了远古时期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在汉代纬书中，西北极远之地的昆仑山意味着大地之轴心，并与西王母的居处紧密结合，又与西方求仙思想相结合，愈发充满神奇魅力。
夸父、西王母、昆仑山的传说更多反映了黄河流域华夏先民对西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渴望，其内涵引起多方猜测。然而古代文献中对西周之国、轩辕之国、沃民国、悬圃等的记载，却能在几乎同一时期的西方文献中找到颇相一致的内容，这或可视为关于远古时期中西方之间实际联系的雪泥鸿爪。
《山海经》记载的西周之国、轩辕之国的开国传说与古波斯颇为吻合。《大荒西经》记载，西北海之外有西周国，其国姬姓，食谷，从事农业生产。又据《穆天子传》，周太王古公亶父曾将嬖臣长季绰封在舂山（即葱岭）东侧，在此建立起周族移民国家。《海外西经》记轩辕国，在穷山（即舂山）之际，女子国之北，此地还有一座颇具亚述、巴比伦坛塔风格的方丘，称作轩辕之丘，女子国则被认为是克什米尔境内的苏伐剌拏瞿呾罗。
而在古波斯的开国传说中，早期君主曾活动在广及中亚阿姆河和新疆天山南麓的吐兰国境，和当地的吐火罗人通婚。公元10世纪的波斯诗人菲尔杜西根据古史创作的史诗《列王记》（又称《王书》），叙述了季夏曾在中印边境游牧，娶了马秦国王马王的女儿为妻。“马王”的意思是“大王”，就是周太王古公亶父。这和《穆天子传》中古公亶父封长季绰，又“妻以元女”的记载正相吻合。羯盘陀（今塔什库尔干）的开国传说中则记载了中国人与波斯人共同建国，据说波斯国王因娶中国公主自于阗（今新疆和田）归国，途遇战争，将公主留在该地。中国公主因感怀日神而得子，就地立国。羯盘陀君主因其父是日天之神，母是汉土之人，具有神通的本领，能飞行虚空、驾驭风云，其后裔自称汉日天神。上述两方面的故事可能同时反映了华夏文化在商代末已开始进入葱岭地区。
此外，中国古代文献中还透露出对两河流域的初步了解。《大荒西经》和《海外西经》描述了一个“沃民国”，处于比西王母山还靠西的壑山、海山以西很远的地方。其地土地肥沃，盛产甘华、甘柤、白柳、视肉、三骓、璇瑰、瑶碧、白木、琅玕等，多银铁。其国鸾鸟自歌，凤鸟自舞，民食凤鸟卵，饮甘露浆，人们的生活都很美满幸福，是人类的理想家园。这些记载尽管有些荒诞，但反映了当时中国对两河流域的最初了解。根据学者的研究，《大荒西经》中的西王母山当属广义的昆仑山脉，昆仑山脉以西的壑山，当是兴都库什山脉的另一译名，库什“Kush”是波斯语中的山“Koh”，译为壑山。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即进入伊朗高原，在锡斯坦的哈蒙湖上有科·伊·胡瓦贾神山，因伊朗传说中光明山落入海中而升起胡瓦贾神，故此地有海山之说。再往西就进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看来，沃民国的大体位置只能是美索不达米亚。在古代，这里农牧俱兴，百货荟萃，是少有的沃野。沃民国人人食用凤鸟卵、甘露浆，这些可与西亚的鸵鸟蛋、甘露树对应；沃民国还出产香料、水果、肉类、良马、宝石，这些也都可以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对应的特产。沃民国的另一个特征是“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而鸟形人和大鸟的图像更是远古时期西亚的常见图案，曾是亚述的民族标志，在公元前8世纪即已出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也非常流行这种有翼天神图案。
《穆天子传》中称：“舂山之泽，清水出泉，温和无风，飞鸟百兽之所饮食，先王所谓县圃。”据此，则判断县圃位于舂山脚下。《离骚》中记载：“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这里的“不周”，或认为即《山海经》中提到的位于华山西7 760里处的不周山，后代学者多认为就是葱岭；“西海”则或是今咸海或黑海，或今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总之在葱岭之西；而“县圃”即悬圃，必定也在这一地区附近。《淮南子》对“悬圃”有更多描述，称从昆仑山的疏圃再往西，就可以到达一个叫“悬圃”的地方。一到那里，便可以呼风唤雨，驾驭自然，随心所欲，从悬圃再往上走便可登天，天上是太帝所居，人到达那里便能成仙。这些记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空中花园和传说中的巴别通天塔。也许那些到过巴比伦城的远方来客将这座古代世界最伟大城市的辉煌景象传扬至四方，并辗转到达中国。
与黄河流域流传的“西王母”故事类似，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也有一段关于远东的希伯波里安人的动人传说。传说中的主人公阿里斯特进行了一次传奇的东方旅行。
根据传说，阿里斯特居住在巴尔干半岛与小亚细亚之间马尔马拉海中的一个美丽小岛，曾写下叙事长诗《阿里玛斯培》，记述他的一次远东旅行，其中提到了许多东方民族，还有怪异的动物，狮身鹰首的金库守卫神等。他笔下的希伯波里安人生活在最东部，那是遥远的北风吹来之地。他们神圣、纯洁而善良。那里群山环抱，气候宜人，没有仇杀，没有战争，人们都长生不老。诗人说，主神宙斯之子洛格里斯就是从希伯波里安人那里获得能使人长生不老的金苹果的。除了神仙和英雄，凡夫俗子是无法进入这片乐土的。被妒火攻心的天后赫拉驱赶的宙斯的情人媛娥，也只能到希伯波里安人的西邻阿里玛斯培那里去，无法再远行。尽管阿里斯特的这首叙事长诗早已散佚，仅剩零片断简，但他所介绍的故事却因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转述而广为世人所知。
关于诗人阿里斯特，众说纷纭，评价不一。但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阿里斯特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而希伯波里安人的故事在他之前很可能就已经流传。公元前8世纪以《田功农时》《神谱》等诗作而闻名的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就提到过希伯波里安人，后来，著名叙事诗人平达也将希伯波里安人的故事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之前。
关于希伯波里安人的认知，近两个世纪以来取得了重大进展。19世纪晚期就有学者大胆提出，善良温和的希伯波里安人就是古代的中国人。20世纪60年代，一些英国学者通过系统整理阿里斯特的叙事长诗，进一步证实阿里斯特的东方之旅确有其事，并认为他很有可能是光明之神阿波罗的一名祭司，前往东方旅行的目的就是到幸福的希伯波里安人那里去进行一次“朝圣之旅”。
因为古希腊神话说阿波罗神要到那里度过冬天，并享受100头驴的隆重祭典，然后再乘坐天鹅御辇回到天堂。史诗记载，阿里斯特在神的召唤下首先来到了俄罗斯，在北风之神的指引下，顶着西伯利亚的寒流，继续往东行，一直走到东亚腹地。
20世纪90年代，又有德国学者在研究早期中欧关系时，再一次肯定了阿里斯特笔下希伯波里安人的故事是欧洲关于中国的最早认知。
人们在解释希罗多德记述的公元前7世纪又一场民族大迁徙时说，所有的游牧民旅都卷入了那场亚欧民族间的流动，唯独安静的希伯波里安人例外，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安分的农耕民族，与斯基泰人那样的游牧民族不同，并考证出与希伯波里安人相邻的阿里玛斯培人是蒙古种族，史诗中所提到的伊塞顿人就是中国文献中出现的乌孙人。总之，从史诗中可以看出，希伯波里安人就在离诗人不远的地方，但伊塞顿人向他编造的许多恐怖的故事，使他最终无缘进入那片幸福乐园。这很容易让后人想到，是那些居间牟利的商人不愿放弃东西方贸易的垄断中介地位时才想到的诡计，就如东汉时期甘英出使大秦时在安息（帕提亚帝国）经历的那样。
希伯波里安人的传说仍然像一个美丽的神话，而此后不久在西方出现的“秦那”或“秦奈”（“Cina”）这一名称，则被学术界公认为对中国的称呼。这无疑体现了随着中西之间交往日益频繁和了解日渐深入，东方的中国对西方人来讲已经不再仅仅是个美丽的神话，而开始有了具体、清晰的内容。
在现代欧洲对中国的称谓中，葡萄牙文、西班牙文、荷兰文、英文和德文都写作“China”，法文作“China”，意大利文作“Cine”，皆源于约公元前1世纪出现的希腊文词汇“Thinae”或之后出现的拉丁文译名“Sinae”/“Sina”，而这个希腊文词汇还可追溯至更古老的时期。
公元前550年，波斯贵族居鲁士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大流士统治时期（前521-前485年），波斯帝国的领土西起埃及，东至印度西北和粟特，东北边疆已和葱岭以西的斯基泰游牧区接壤。大约公元前5世纪，波斯古文献中已载有其东边的文明国家“中国”的名称——“支尼”（“Čini”/“Saini”），这同古代波斯文对中国的其他称呼“Čin”、“Činistan”、“Činastan”等源出一体，也都和粟特文中的“Čyn”相近，发音亦近似于“秦那”。
和波斯人一样，印度人最早也称中国为“秦那”。现存最早称中国为秦那的印度载籍是公元前5世纪的《摩奴法典》和史诗《摩诃婆罗多》，随后是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成书的《考铁利亚》，但《摩奴法典》和《摩诃婆罗多》后来遭遇增改，所以可信度反而不如《考铁利亚》。“秦那”这个名称可能就是通过波斯或印度传入希腊的，同时传入的还有关于这个国家的知识。
“秦那”作为西方对古代中国的最早称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学术界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该词汇为“秦”的译音。此说最早由明末入华耶稣会士卫匡国在其1655年于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中提出，并得到20世纪许多学者的赞同，如伯希和、季羡林、饶宗颐，但是他们做了一点修正，认为此“秦”应指战国时的秦国，而非一统中国的秦朝。这个观点的主要根据是，春秋战国时期位于中国西北方和西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极有可能已经知道“秦”这一名称。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时，“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的名声有可能从此传向中亚，并由中亚继续传向南亚乃至欧洲。战国时，匈奴人、月氏人、乌孙人都与秦国相邻，也都有可能成为“秦”这一国名的传播媒介。而在中国西南方，据《史记·秦本纪》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国将领司马错曾于公元前216年伐蜀并灭之。至嬴政继秦王位时，“秦地已并巴、蜀”，而近代的许多考古发现证明，蜀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与外界（包括南亚）有过物质交流关系，那么蜀地归秦之后，称蜀人为“秦”这个名称传至印度也是自然之事。
另一种观点认为“秦那”是丝织品之名的译音，与中国当时外输的丝绸有关，确切来讲，就是“丝”之译音。印度古籍《考铁利亚》除提到“Cina”这个地方外，还记载“Cina”有丝卷运至印度销售，其中用来指丝卷的词是“Cinapattaśca”和“Cinabhumijãh”。这种物品的名称与其产地之名有直接关系。印度人差不多在认识中国名产的同时认识了这个国家，由此以名产“丝”之名代称其国。那么“丝”之音如何转变为“Cina”？有人分析，丝的古音是“Si”或“Ci”，传至中亚时，因当地语言惯于在单数词尾加“r”，在复数词尾加“n”，于是“Si”或“Ci”的单数变为“Sir”与“Cir”，复数变为“Sin”与“Cin”。可作为辅证的是，古康居文称中国为“Cynstn”，去除表示“地”的后缀“stn”，剩下的“Cyn”与“Cin”实为同一词的异写。传至印度后，进一步增加了收声音符“a”，于是丝的复数变成了“Sina”或“Cina”。后来这个以“丝”之复数称中国的词又从印度传入希腊。而大约公元前4世纪出现在希腊文献中的另一个对丝国的称呼“Seres”，则是“丝”的单数称呼从中亚传入希腊后的演变结果。
如果说学术界对于“秦那”的原意还有争议，那么对于西方另一个有关中国的称呼“赛里斯”（“Seres”），则大家都普遍认同就是指中国丝绸。这个名称据说最早见于公元前416年到公元前398年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希腊人克特西亚斯的《印度记》。书中记载，远东的赛里斯人和印度人一样身材高大，寿逾200岁。不过这段材料的实际来源是公元前4世纪初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的将领翁尼雪克里图。亚历山大的另一位将领尼阿库斯，据说在屯驻北印度时见过赛里斯人制作的衣袍。所以，比较可靠地说，欧洲文献中关于赛里斯的最早记载应该归于亚历山大时代。亚历山大进行的东征是东西交往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它第一次使欧洲与亚洲腹地发生了密切联系，其军队前锋最远曾到达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及印度河流域。此次东征的成果是建立起一个从地中海沿岸跨至印度北部的大帝国，尽管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治结构随着亚历山大去世而迅速分裂，但是在欧亚大陆的这一广大区域里产生了历时长久的“希腊化”运动，疆土从地中海东岸延伸至印度北部的塞琉西王国（中国史书称之为“条支”），就是这场“希腊化”运动的醒目见证。大批希腊人移居埃及、伊朗高原和印度西北部，带去了希腊的经济和文化，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中国新疆地区都发现了希腊文化的遗迹。亚历山大东征的成果无疑也应包含让西方人进一步了解东方、了解中国这一层意义，“赛里斯”这个名称就是一种体现。
提到赛里斯国或赛里斯人的，还有斯特拉波写于公元前后的《地理学》和《古典名著选》，公元1世纪末马利努斯的《地理学知识》和梅拉的《地方志》，以及老普林尼写于公元77年的《自然史》（又译《博物志》）。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杰出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地理学》中对赛里斯的描述可称为古典时期对这一地区认识的总结，除了对赛里斯人的一般性介绍外，他还详细描述了赛里斯国的位置和范围，甚至推算出从位于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的石塔地区到赛里斯的都城塞拉的距离为18 100希腊里。托勒密的这些记载尽管仍有许多错误，但表现出中国在西方人的观念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托勒密的记载还长期作为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基本依据，16至18世纪仍有欧洲人据此来判断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是否属实。公元2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帕萨尼亚斯提到希腊人用“Seres”作为国名，而其国出产的提供纺织原料的小虫被称为“Ser”，他说当地人对这种小虫的称呼不是“Ser”，而是完全不同的称呼。
“Seres”和“Ser”显然是外人对中国某种物产的称呼，现在人们多同意二者是与丝有关的名词的音译。有些学者认为希腊词“Seres”和拉丁词“Sericum”的语源当为“Sir”。“Sir”的来历，或如上文提到的观点，是“丝”之音在中亚地方被加上单数后缀的结果。英国语言学家亨宁提供了一个可支持此说的证据，即“赛里斯”在粟特文中被写作“Srγ”，也是指丝绸。学者们更举了诸多例子表明中国以西诸地对“丝”的称呼有相似的词源，如在阿尔泰语中，蒙古语称为“Sirghek”，满语称为“Sirghe”，朝鲜语称为“Sir”，可见“丝”之转为“Sir”与阿尔泰语有渊源。又，波斯语称“丝”为“Saragh Sarah”，亚美尼亚语称“Seram”，希腊语称“Ser”，希腊语对“丝”的称呼经过中亚、西亚、小亚细亚转化而来。
还有人认为，“Sir”是“缯”、“绢”或“蚕”的对音。
上述称呼无论如何都与丝绸有密切关系。从历史情境来考察，这些丝绸产自亚历山大所征服之领土的东面，希腊人因此把这个出产丝绸的国度称为“赛里斯”，意即“丝国”，这并不违背古人对一个地方的命名习惯，即以其特产为其地之名。公元前130年至前87年，阿帕洛杜勒斯曾记述，巴克特里亚（即大夏，前245年从塞琉西王国中分裂出来的希腊化国家）的领土在公元前201年已扩展到和赛里斯接壤之处，这些赛里斯人据说是碧眼红发。这里所说的赛里斯人应该是讲东伊朗语的斯基泰人或月氏人，他们是除印度人之外另一个向希腊人传递中国知识的渠道。
从“Cina”和“Seres”的流传来看，无论是从印度传到希腊，还是经中亚传到希腊，中国和丝绸总是被西方作为合二为一的概念，可见在汉武帝有意识地发展政府间往来之前，中国与中亚及南亚的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早就有一定规模，中国最古老的神奇特产——丝织品，成为西方人对中国最华丽的印象。吊诡的是，源出“丝”字的“Cina”之称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演化为“China”之后，又于指称国家之外被用来称呼当时欧洲人为之倾倒的另一种举世无双的中国特产——瓷器。虽然如今学术界倾向于用“Stoneware”来称呼中国人发明的硬质瓷器，但“China”作为这种物品的流行俗称始终提醒我们，欧洲人曾经为中国的瓷器癫狂。类似的是，古代中国人以寓意“玉之地”的词语“于阗”或“禺氏”称呼昆仑山附近那个美玉的出产地，阿拉伯语以“Kabulah”一词命名东南亚出产白豆蔻的一个地方，于是它得名哥谷罗国。此外还有香料群岛、胡椒海岸，诸如此类。将特产之名和出产地之名混用看来是人们的一种常见做法，也强有力地表达了人们对一种远方物品甚至对异域的向往之情与想象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