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苏轼小传
——天才的骄傲与落寞

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苏轼总是一位绕不开的巨人。诗、词、文、书、画,乃至宗教、服饰、饮食,哪个领域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的精神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而不同时代的中国人,也对他有着不同的理解。

苏轼是一位绝顶的天才。宋神宗曾经问大臣:“苏轼比前朝的李白怎么样?”大臣回答说:“苏轼有李白的才华,李白没有苏轼的学问。”苏轼有着跟李白一样的奇思妙想,上天的娇纵也给了他像李白一样的豪爽放达,同时,他又拥有李白所没有的厚重的学者气质,实际上兼具了唐人和宋人的长处。

这样一个旷古无双的苏轼,究竟是怎样的天才呢?

林语堂说,苏轼是“快乐的天才”,好像他不管遇上多么倒霉的事,都可以没心没肺地快乐起来。在我们的印象里,苏轼一辈子都是惨兮兮的,不是在流放地,就是在被流放的路上,但是他永远是高高兴兴的,永远在琢磨流放地有什么好吃的。

其实,苏轼的一辈子,有大起,有大落,更有不好不坏的尴尬处境。他说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这不光是因为苏轼天生随和,而首先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就有这么宽广。所以,我们读他的诗词,也得知道,哪首是在玉皇大帝身边写的,哪首是对着悲田院乞儿写的。有些时候,你觉得他的官当得也不大,但他是真的快乐,不需要这方面的天赋就可以快乐。有些时候,他写自己快乐,其实他一点也不快乐,只是在设法让自己快乐起来。这是中国读书人自带的本事。这不是中国读书人没正形,而是他们担负的东西太多太沉重,必须有一个平衡机制,让他们不至于被压死。所以,读书人的担当和放达不是不相容的两个东西,而是必须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

在我看来,苏轼其实是一位骄傲的天才,与生俱来的才华给了他骨子里的骄傲。因为足够骄傲,所以他才可以随遇而安,才可以做“悲田院乞儿”的朋友。有时候,苏轼也会放纵自己的骄傲。而他人生的磨难,不在于做的官小、去的地方偏,他的骄傲让他并不真的在意这些。他的痛苦,在于他的骄傲被摧毁了。所以,苏轼其实是一位人生极丰富的诗人。

士林的宠儿

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庭。普通到什么程度呢?他的二伯才是他们家第一个进士,他的祖父还是那种坐在村口跟乡亲们聊天,听说儿子中了进士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乡下老爷子。据说,苏家的祖先是初唐的文章大手苏味道,不过,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了,自从宋朝以来,没听说他们家再出过当官的。这倒也不是因为苏家没文化,而是跟宋初蜀地的文化氛围有关。

唐朝灭亡那年,蜀地就建立了割据政权“前蜀”,后来变成“后蜀”。每逢乱世,四川盆地总是要割据,因为这里是物产丰富的“天府之国”,“蜀道”又易守难攻,兵荒马乱的时代把门一关,只要统治者不是太差劲,总能过得相对舒服。

在唐末五代的乱世里,前蜀皇帝王建居然还带着一帮文人幕僚,编纂了诗集《才调集》和词集《花间集》,总结了唐代的诗词文化。特别是《花间集》,成为后来宋词的起点,王建这个功劳,简直不逊于建安时的曹操带着幕僚为五言诗奠基。苏轼后来那么看得起词,把自己的一生怀抱都写进词里,只怕也是跟蜀地的词学氛围分不开的。

一个过得还算舒服的割据政权的故地,在新的大一统时代到来时,对统治者难免会格外生分。所以,宋朝刚建立的时候,蜀地很少有人到朝廷里做官。当然,这时候的士人不是不读书了,只是没有考科举的热情。过了几代,看统治者还算上道,才渐渐愿意考试做官。苏轼的二伯破空考了个进士,不是因为他家祖坟冒青烟了,而是因为到这时候蜀地读书人才开始有做官的风气。传说,苏轼的父亲苏洵小时候不好好念书,到二十七岁才突然发奋,这恐怕也不是因为他自己开窍了,而是这时候蜀地的风气转变了。

苏轼并非出身于什么世家,但他这个人天生带着读书人的清贵之气,从来没有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的毛病。这是因为他虽然身处偏远,从小阅读的仍然是儒家的经典和中华文明的精华,仍然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同时也因为宋代尊崇士人,读书人都有一种崇高感和使命感。苏轼这代人自幼成长于这样的风气下,他们的家庭出身早已不重要了。

苏轼二十二岁那年,跟弟弟苏辙同榜考中了进士,这个年纪在进士里是非常小的了。那一榜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慧眼识才,在那一榜为宋朝录取了一批政治上、文学上的杰出人才。欧阳修最欣赏的门生还是苏轼,对这位后辈的褒奖也是不遗余力的,他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及第前后,苏轼已经在当时的士林中有了极好的口碑,前辈大佬们都认为他是“国士”,是这一代人中最有出息的,对他寄予了极高的期望。

在苏轼之前,科场上流行“太学体”,就是京城太学里教出来的一种写作套路。说起来他们也是复古,也是写古文,好像是在反对骈体文的套路。但是他们从来没本事把自己的主观情志清楚明白地讲出来,主要是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主观情志要讲。所以,他们只好仍然在形式上下功夫,尽量把文章写得难读,好显示自己很厉害。这其实已经失去了写古文的意义,形成了新的套路。欧阳修早就烦透了这一套,所以在科考中一点也没给“太学体”好脸色。

这时候,欧阳修看见了苏轼这位来自蜀中的少年。同样是写古文,他就可以把话说得特别明白。能把话说明白,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想得明白,透过他干净的文字,可以看到他深刻而独立的思想。这样的天赋,是那帮东施效颦的太学生比不了的,难怪欧阳修会拿苏轼当宝贝。这种以意为主、深入浅出、洞悉世情人心的可贵风格,其实在苏轼一生的创作中一直被保持下来,并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日臻化境。

苏轼在及第前后还不大写词,此时他写的诗在今天看来,也还比较稚嫩,还是带着点太学体的劲头,有点逞才,总想让人看见:我这么年轻就能写这么长的诗,看见什么就能写什么。这些少作中并没有产生经典。他当时写下的《昭君村》,感叹王昭君美色倾国而命运无常,冥冥中似乎成了他自己一生的谶语。

四年后,苏轼应当时最具权威性的“贤良科”考试,获得了第三等的名次。不要小看这个第三等,在宋代的人才选拔考试中,第一等和第二等一直是虚设的,就连这个第三等,在苏轼之前,也只有一人得过。欧阳修等执掌科考的前辈给了苏轼极高的赞誉,说他是宋朝至今从未出现过的伟大人才。据说宋仁宗回去高兴地对皇后说:“我今天给子孙找了两个宰相。”他说的就是苏轼和苏辙。从这件事也就可以想象,当时的苏轼在士林受到了怎样的宠爱。

尽管是这样难得的人才,朝中大佬还是没有给苏轼特别的照顾,仍然让他按照正常的规则,从最低阶的官做起。他们认为,越是这样的年轻人,越不能惯着,要让他得到最充分的锻炼,将来才能成为栋梁之材。就这样,苏轼获得了“大理评事”的职级,做了最低阶的清流官,并出任凤翔府签判,作为地方官的副手,去实习政务。这一次虽然也是离开京城,但这是按照惯例的历练,不是一种惩罚,而是进入官僚体制后的必经之路。

这段日子,在苏轼的一生中,算是比较得意的。但是在当时,这位少年似乎还是不够满足。烦琐的实务、无趣的长官,让这位少年诗人感到无聊,他偶尔会写诗发发牢骚。那个时候,他大概已经隐约感觉到了一些人对他的不友好,但他还是相信,自己会成为这个国家最了不起的人,眼前的委屈不会是生活的常态。

凤翔任满后,苏轼回到京城,官阶略有提升,曾做过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还有负责修史的史官,都是典型的清流官,地位尊崇,在儒家传统中都是令人羡慕的。苏轼就这样沿着通往宰相之路平缓地行进着。

落寞的逍遥

但是,也不是每个大佬都那么喜欢苏轼的,比如王安石。

今天我们知道,苏轼和欧阳修、王安石同列“唐宋八大家”,是比肩的巨人,实际上苏轼是他们的后辈。苏轼考科举、做小官的时候,王安石正是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苏轼在王安石面前是没有平等对话的机会的。

苏轼考科举的时候,王安石就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呢?不是因为苏轼这个小孩子哪里得罪了王安石,也不是因为王安石是坏人。只不过王安石是出了名的“拗相公”,什么事都喜欢独出己见,老有跟周围人不一样的看法。王安石大概觉得,你们都说这个年轻人好,我可不看好他,我比你们都英明,我能看出他的毛病来。

那么,当时的苏轼有没有毛病呢?

王安石说,这个年轻人的文章都跟《战国策》似的,要是我主考,我就不录取他。苏轼一辈子写文章汪洋恣肆,文气很盛,确实像《战国策》,这一点,王安石看得也很准。可是,《战国策》有什么不好呢?这为什么会被当作苏轼的毛病呢?

《战国策》里的辩士对策,都是很浮夸的,经常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气势压人,有诡辩的因素。王安石是在说,这个年轻人太浮夸了。你们觉得他好,是被他的文气镇住了,其实他这文章里头有故弄玄虚的成分,好多内容都是诡辩。平心而论,这些毛病,苏轼是有的,特别是在早期表现得更明显。王安石看苏轼的缺点,也是一针见血的。当然,是否应该因为这个缺点把一个年轻人置于死地,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苏轼回京任职期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变法。当时,跟苏轼年纪相仿的青年官员纷纷积极参与到变法中来,只有苏轼显得异常安静,仍然埋头做他的言官,没有跟王安石合作。抱负不凡的他,一定觉得这不是自己该有所作为的时候。

苏轼三十四岁的时候,王安石的变法波及了科举领域。王安石要彻底废除诗赋考试,只考策论,这意味着,人才选拔将不再考虑君子的风度修养,只考虑处理实际事务的施政纲领。王安石的这项改革确实是太激进了,并不符合人才选拔的实际。一个年轻人仅仅在头脑中有一套施政纲领,而没有君子风度的保证,其实很难算是高级的人才,他不仅有可能做坏事,更有可能做蠢事。作为言官的苏轼,上书反对王安石的提议。宋神宗采纳了苏轼的意见,驳回了王安石的主张。这一年,苏轼作为考官,给国子监的学生出的考试题目里,也有讽刺王安石的意思。这是苏轼作为一个年轻的清流官表达不满的方式。

两年后,苏轼离开京城,到杭州去做通判。按照制度,京官外放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他们的原有官阶会保留,一般还会升一点;到了地方上,他们都拥有很大的行政权力,在老百姓眼里,仍然是了不得的官老爷,同时又没有了在京城的某些压力。所以,京官外放本身也不是一种惩罚。

苏轼做的通判就是杭州太守的副手,等于是见习杭州太守,杭州本身也是好地方,他到了杭州,过得是很逍遥的。杭州有好多好吃的,他在杭州也有很多朋友,天天都在吃吃喝喝,吃得都烦了,以至于他说,杭州是“酒食地狱”。当然,没朋友的人到了杭州,也是不会有这个待遇的。

但是,对苏轼这样被期许为未来宰相的人来说,离开京城,不能留在皇上身边,就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了。所以,这样的京官外放,往往有着微妙的政治背景。外放的一方一段时间内暂时不能有什么作为了,因此对于重要的青年官员来说,外放是一种贬抑、一种挫折。只不过,这还算是一种温情脉脉的贬抑,没有撕破脸,因为他原有的官阶仍然保留着,哪天皇帝又喜欢他了,可以在原有基础上继续给他升官,装作无事发生,就当是放他过了一段清闲日子。

苏轼大概也是觉得,王安石当政的时候,自己在朝中不可能有说话的份儿了,所以还不如出去逛几年,逍遥一阵子。这次离京,苏轼有点落寞,但跟后来被贬谪时的心境有着本质的不同。落寞之余,他还是有理由快乐的。

在杭州,他写了好多诗,写他的逍遥,这逍遥是真的,只是逍遥里面透出了一点落寞的背景色。他的词在这时候也很有长进。他在杭州跟老前辈张先有很多交往。张先是比较早地把柳永的词风引入士大夫的创作中来的,是从柳永到苏轼的一个过渡。苏轼打破过去花间词系统的格局,开创他自己的那种疏朗的词风,正是从在杭州的时候开始的,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张先的影响。

当然,光靠前辈教,是教不出一个伟大词人来的。填词的长进是需要契机的,写出人生第一首好词需要一种情绪,这种情绪一定不能是志得意满的,失望、落寞、一点点的放逐感,可以帮助词人写出属于自己的词。苏轼在杭州的心情,大概就是这样的。词人有时候会写自己是快乐的,但是写词这个行为本身,就说明了其落寞。

落寞归落寞,苏轼在杭州并没有闲着,他为杭州人民做了很多实事,比如“苏堤”就是这时候修的。这些政绩充分显示了苏轼的才干,也说明文学才华和政治才能是不矛盾的。

三年任满后,苏轼从杭州去了密州,正式做了太守。离开了张先,他还是在继续写词。他的落寞依旧,而下笔越来越自由,他的豪放词风在密州正式形成了。从密州出来,他又去过徐州、湖州当太守,一路写诗填词,一路逍遥,也一路做实事。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文笔越来越老到,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苏门四学士”先后来到他门下,与他共同切磋诗文。外放的日子里,他不能在朝廷中实施自己的主张,但是这不妨碍他积累声望,对于未来的士林领袖而言,声望才是最宝贵的。不知不觉,苏轼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人了。

在去湖州的路上,苏轼到扬州瞻仰了欧阳修写过诗的平山堂,缅怀他的恩师。老师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但到现在为止,好像一切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平山堂下,苏轼不知想了些什么,是怀念当初恩师对一位少年的庇护,还是向恩师诉说心中的不平?最后,他还是将一切付与淡然一笑。

然而,他不知道,现在的日子还算是好日子,一场灾难正无声地袭来。

惨烈的劫难

这时候,王安石也下野了。“新党”中的小人掌控了政局,利用当时的监督机构御史台,以写诗讥刺朝廷的罪名弹劾苏轼,把他抓进了监狱。御史台又叫“乌台”,所以这个案子叫“乌台诗案”。苏轼遭到了十分严酷的对待,堂堂一州太守,被当成鸡犬一样从任上拉走,完全斯文扫地。进了监狱,先问他五代之内有没有赦书,意思是有判死刑的可能。

这件事引起了全国震动。要知道,“不杀大臣”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之一,一直得到严格贯彻。现在,仅仅为了几首诗,皇帝就要杀掉一位众望所归的“国士”吗?这简直是动摇国家的根本。连太皇太后都跟宋神宗说,这可是仁宗皇帝特地留给子孙的宰相啊,我有病你也不用大赦天下,赶紧把苏轼放了是正经。最后,神宗还是没敢杀苏轼,只是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史。

这件事对苏轼的打击很大。有人可能觉得,他不是没死吗?他受到了什么打击呢?他在监狱里挨打挨骂了吗?他们也许不会理解,苏轼在乌台诗案以前一直是命运的宠儿,他从小最坚定的信仰就是儒士要担当家国天下,而皇帝是会尊崇儒士的。他坚信有一天,这个国家要指望自己,他是那种敢跟王安石这样的大佬甩脸子的人。而乌台诗案让他意识到,原来自己也只是一个可以随随便便被杀掉的人,在皇帝眼里,自己未见得比那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重要。他是一个最骄傲的人,却被打碎了骄傲,这份痛苦足以重塑一个人的性格,让他重新思考这个世界。苏轼不会因此认可那些卑琐的观念,这时他的反应就是心灰意冷,不是对世界,而是对自己失望。在后半生中,“灰心”这个词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诗里。

苏轼被贬到黄州,官阶仍然没有大变,但是这回加了一条,“不得签署公事”。也就是说,他虽然还保留着官员的待遇,但是没有任何发言权,只是作为待罪之身,交由地方长官看管。所以,苏轼在黄州是不可能像在杭州那样做事的,这就不是正常的迁转了,而是一种惩罚。

苏轼从监狱出来,以及贬谪黄州期间,诗写得少多了,但是写得好多了。写得少了,是因为少了很多与其他官员之间的酬赠之作,暂时没有这个必要了;写得好了,则是因为他的心灵在经历痛苦的挣扎。他的词写得比以前多了,也写得好了。因为那时候的词还不是用来酬赠的,还完全是自发的创作。写得多了,就是要说的话多了;写得好了,也是因为内心痛苦。

自古以来,贬谪就是诗人创作爆发的契机,也是他们推动文体前进的契机。在达到一定艺术水平之后,一位诗人集中地、高水平地创作,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很痛苦,无论他表面装得怎样云淡风轻。而一位士人最有可能遇到的大的痛苦,就是贬谪。黄州阶段是苏轼词学大爆发的阶段,说明这也是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借助苏轼个人的爆发,宋词至此摆脱了“伶工”的阴影,成为真正的士大夫文学。

在黄州的时候,苏轼经常写自己过得很快乐,写自己又吃到了新的好吃的,写自己喝多了酒随便一躺。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其实这是他在骄傲被击碎之后,所能留住的最后一点骄傲。既然我对皇帝并不重要,那么我就要快乐给你们看。如果我这时候悲悲切切的,就是承认你们夺走了我最重要的东西,就代表我向你们屈服了。这样的快乐,也不需要天才,需要的只是骄傲。

苏轼的黄州词,都是精品中的精品。有人说,词人需要苦难的成全。苦难赠给词人的礼物不是悲情,而是激情,绝望之后的激情。或许只有这样,词人才能踩到乐府之神的节奏。

荣耀的学士

在黄州谪居五年后,事情有了转机。先是苏轼被转为汝州团练副使。这似乎是一个好兆头,苏轼在告别黄州时写的诗词,也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喜气。

赴任之前,苏轼到金陵拜望了已经归隐的王安石,这位挡在他人生之路上近三十年的老人。意外的是,两人谈得似乎很投机,苏轼在此之后还和了王安石的很多诗。也许,这两个伟大的灵魂,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差异。

紧接着,宋神宗驾崩,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重新起用因为反对“新党”而被打击的士人。苏轼本来就是仁宗看上的“国士”,又曾经受过“新党”的迫害,简直是最理想的提拔对象了。所以苏轼一下子升官很快,先是恢复了太守职位,官阶直接升到了礼部郎中,马上又被召回京,做了中书舍人,成了皇帝身边最亲近、说话最管用的幕僚。很快,他当上了翰林学士,并同时出任知制诰,官居三品,为皇帝草拟诏书,变成了最有话语权的士大夫之一。他一直以来就声望很高,现在可以算是清流的首领了。这是苏轼一生中最荣耀的官职,自此,人们便尊称他“大学士”。苏轼终于拥有了士林领袖的地位,开始有了一点走向宰相的意思了。

当然,哪有那么容易就让你做宰相的。这时候又有人出来说,可不能让苏轼做宰相啊,他就是个文人,只是诗写得好、崇拜者多而已,要是让他当了宰相,只怕又是一个王安石。这时候,人们只能看到苏轼青云直上,只看到他的文采风流,而完全忘记了他在乌台诗案之前,曾经是多么出色的地方官,也忘了王安石曾经那么多年不看好他。

这时候,王安石的对立者司马光出来执政,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说,咱们把王安石的新法一律废了吧?这时候,苏轼本来可以老老实实跟在司马光后面,说王安石就是十恶不赦,可是他偏偏又出来说,也不能都废了,好的还是要保留的。他甚至还在朝堂上跟司马光吵架,实打实地生气,回家悄悄骂司马光是“司马牛”。这么一来,苏轼又变得不那么正确了,更坐实了他又是一个小王安石了。所以苏轼自己也说,我是一肚皮不合时宜。

真正的君子,一定是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因为党争的双方不可能有谁是绝对正确的,其对立面也不可能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你真的是从事实出发,那么必然是看着你也有错,他也有错。而且已经被打倒的一派是不用说的,要说就是说当政的一派有什么错。只有党同伐异的小人才会说,我们就是什么都好,他们就是什么都不好。儒家向来讲究“中庸”之道,其实就是既看到你的不好,也看到他的不好,看你过分了就说说你,看他过分了就说说他。有人以为,“中庸”就是老好人,谁都不得罪,其实“中庸”是谁都得罪。苏轼的一肚皮不合时宜,无非是在践行儒家君子的中庸之道。

虽然有些不和谐的杂音,但苏轼在这段时间总的来说还是很得志的,官阶不断地升,时不时继续出去做做太守,那也完全不是惩罚,甚至没有贬抑的迹象。他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君子都来亲近他,小人也不得不巴结他。

这个时期,苏轼应酬很多,因而写诗也很多,但是出彩的不多。一个人如果没有未达成的愿望,是写不出一生最精彩的诗的,即使是天才也不行。不过,这时候,苏轼的诗词已经写得很精致了,已经把诗词的技巧用到了极致。

漂泊的晚年

苏轼五十八岁的时候,太皇太后驾崩,宋哲宗亲政,又开始起用“新党”。苏轼这些人又倒了霉,被贬谪到很偏远的地方。苏轼被贬到惠州,又是“不得签署公事”,被作为罪人看管起来。惠州在岭南,在当时,生活条件又比黄州差了很多。

这次贬谪,苏轼就更有经验了,照例找好吃的,写他的快乐的诗。这时候的他不仅仅是一个有骨气的文士,更是曾经的大学士,他更需要用快乐维护他的骄傲。这个时期,苏轼也写出了很多好诗,不过,他几乎不再写词了。大概此时他的心是真的灰了,不再有贬谪黄州时那样的激情了。对于降临到他身上的灾难,他已经是看戏的心态。

朝中的“新党”并没有就此收手,又把苏轼一贬再贬,最终放逐到了海南岛上的儋州。有人说,他们是看苏轼被贬到了惠州还那么快活,所以不让他消停。当时的海南岛是一个荒岛,被贬到海南岛叫“过海”,“过海”的人很难活着回来,所以这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苏轼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儋州连房子都没得住,还得自己搭窝棚。就是这样,也没耽误他继续写下轻快幽默的诗作。

苏轼在岭南的时候,闲得没事,把陶渊明的诗整个和了一遍。这是在已经没有激情的日子里打发时间,也是维护自己最后的一点骄傲,为自己浪迹天涯的生活找一个解释。陶渊明放弃了仕途,苏轼此时也知道自己不再能做宰相,于是他就在诗里和几百年前的古人对话。

苏轼六十五岁的时候,宋哲宗去世,宋徽宗把他从海南召回。苏轼奇迹般地从海南生还了。为此,他还写了几首诗,庆祝自己的胜利,那大概是发自内心的欣喜。但是很不幸,他没能走到开封,在常州就去世了。

苏轼最终也没有如仁宗和欧阳修所愿,做到王安石那样的宰相,也没有机会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但是,在他生前身后,人们已经把他看成了士人精神的象征,他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士人的崇拜和效仿。他对宋代士人精神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位宰相,甚至一直影响着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他的诗词,也对中国的诗词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deA1GyaIHGIQqHsmKZDrtXeoApTh9ys7J6uwV6NP+Xl0zm+EUcZGXAoN79mgPl0O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