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小传
——天才的骄傲与落寞

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苏轼总是一位绕不开的巨人。诗、词、文、书、画，乃至宗教、服饰、饮食，哪个领域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的精神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而不同时代的中国人，也对他有着不同的理解。

苏轼是一位绝顶的天才。宋神宗曾经问大臣：“苏轼比前朝的李白怎么样？”大臣回答说：“苏轼有李白的才华，李白没有苏轼的学问。”苏轼有着跟李白一样的奇思妙想，上天的娇纵也给了他像李白一样的豪爽放达，同时，他又拥有李白所没有的厚重的学者气质，实际上兼具了唐人和宋人的长处。

这样一个旷古无双的苏轼，究竟是怎样的天才呢？

林语堂说，苏轼是“快乐的天才”，好像他不管遇上多么倒霉的事，都可以没心没肺地快乐起来。在我们的印象里，苏轼一辈子都是惨兮兮的，不是在流放地，就是在被流放的路上，但是他永远是高高兴兴的，永远在琢磨流放地有什么好吃的。

其实，苏轼的一辈子，有大起，有大落，更有不好不坏的尴尬处境。他说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这不光是因为苏轼天生随和，而首先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就有这么宽广。所以，我们读他的诗词，也得知道，哪首是在玉皇大帝身边写的，哪首是对着悲田院乞儿写的。有些时候，你觉得他的官当得也不大，但他是真的快乐，不需要这方面的天赋就可以快乐。有些时候，他写自己快乐，其实他一点也不快乐，只是在设法让自己快乐起来。这是中国读书人自带的本事。这不是中国读书人没正形，而是他们担负的东西太多太沉重，必须有一个平衡机制，让他们不至于被压死。所以，读书人的担当和放达不是不相容的两个东西，而是必须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

在我看来，苏轼其实是一位骄傲的天才，与生俱来的才华给了他骨子里的骄傲。因为足够骄傲，所以他才可以随遇而安，才可以做“悲田院乞儿”的朋友。有时候，苏轼也会放纵自己的骄傲。而他人生的磨难，不在于做的官小、去的地方偏，他的骄傲让他并不真的在意这些。他的痛苦，在于他的骄傲被摧毁了。所以，苏轼其实是一位人生极丰富的诗人。

士林的宠儿

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庭。普通到什么程度呢？他的二伯才是他们家第一个进士，他的祖父还是那种坐在村口跟乡亲们聊天，听说儿子中了进士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乡下老爷子。据说，苏家的祖先是初唐的文章大手苏味道，不过，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了，自从宋朝以来，没听说他们家再出过当官的。这倒也不是因为苏家没文化，而是跟宋初蜀地的文化氛围有关。

唐朝灭亡那年，蜀地就建立了割据政权“前蜀”，后来变成“后蜀”。每逢乱世，四川盆地总是要割据，因为这里是物产丰富的“天府之国”，“蜀道”又易守难攻，兵荒马乱的时代把门一关，只要统治者不是太差劲，总能过得相对舒服。

在唐末五代的乱世里，前蜀皇帝王建居然还带着一帮文人幕僚，编纂了诗集《才调集》和词集《花间集》，总结了唐代的诗词文化。特别是《花间集》，成为后来宋词的起点，王建这个功劳，简直不逊于建安时的曹操带着幕僚为五言诗奠基。苏轼后来那么看得起词，把自己的一生怀抱都写进词里，只怕也是跟蜀地的词学氛围分不开的。

一个过得还算舒服的割据政权的故地，在新的大一统时代到来时，对统治者难免会格外生分。所以，宋朝刚建立的时候，蜀地很少有人到朝廷里做官。当然，这时候的士人不是不读书了，只是没有考科举的热情。过了几代，看统治者还算上道，才渐渐愿意考试做官。苏轼的二伯破空考了个进士，不是因为他家祖坟冒青烟了，而是因为到这时候蜀地读书人才开始有做官的风气。传说，苏轼的父亲苏洵小时候不好好念书，到二十七岁才突然发奋，这恐怕也不是因为他自己开窍了，而是这时候蜀地的风气转变了。

苏轼并非出身于什么世家，但他这个人天生带着读书人的清贵之气，从来没有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的毛病。这是因为他虽然身处偏远，从小阅读的仍然是儒家的经典和中华文明的精华，仍然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同时也因为宋代尊崇士人，读书人都有一种崇高感和使命感。苏轼这代人自幼成长于这样的风气下，他们的家庭出身早已不重要了。

苏轼二十二岁那年，跟弟弟苏辙同榜考中了进士，这个年纪在进士里是非常小的了。那一榜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慧眼识才，在那一榜为宋朝录取了一批政治上、文学上的杰出人才。欧阳修最欣赏的门生还是苏轼，对这位后辈的褒奖也是不遗余力的，他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及第前后，苏轼已经在当时的士林中有了极好的口碑，前辈大佬们都认为他是“国士”，是这一代人中最有出息的，对他寄予了极高的期望。

在苏轼之前，科场上流行“太学体”，就是京城太学里教出来的一种写作套路。说起来他们也是复古，也是写古文，好像是在反对骈体文的套路。但是他们从来没本事把自己的主观情志清楚明白地讲出来，主要是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主观情志要讲。所以，他们只好仍然在形式上下功夫，尽量把文章写得难读，好显示自己很厉害。这其实已经失去了写古文的意义，形成了新的套路。欧阳修早就烦透了这一套，所以在科考中一点也没给“太学体”好脸色。

这时候，欧阳修看见了苏轼这位来自蜀中的少年。同样是写古文，他就可以把话说得特别明白。能把话说明白，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想得明白，透过他干净的文字，可以看到他深刻而独立的思想。这样的天赋，是那帮东施效颦的太学生比不了的，难怪欧阳修会拿苏轼当宝贝。这种以意为主、深入浅出、洞悉世情人心的可贵风格，其实在苏轼一生的创作中一直被保持下来，并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日臻化境。

苏轼在及第前后还不大写词，此时他写的诗在今天看来，也还比较稚嫩，还是带着点太学体的劲头，有点逞才，总想让人看见：我这么年轻就能写这么长的诗，看见什么就能写什么。这些少作中并没有产生经典。他当时写下的《昭君村》，感叹王昭君美色倾国而命运无常，冥冥中似乎成了他自己一生的谶语。

四年后，苏轼应当时最具权威性的“贤良科”考试，获得了第三等的名次。不要小看这个第三等，在宋代的人才选拔考试中，第一等和第二等一直是虚设的，就连这个第三等，在苏轼之前，也只有一人得过。欧阳修等执掌科考的前辈给了苏轼极高的赞誉，说他是宋朝至今从未出现过的伟大人才。据说宋仁宗回去高兴地对皇后说：“我今天给子孙找了两个宰相。”他说的就是苏轼和苏辙。从这件事也就可以想象，当时的苏轼在士林受到了怎样的宠爱。

尽管是这样难得的人才，朝中大佬还是没有给苏轼特别的照顾，仍然让他按照正常的规则，从最低阶的官做起。他们认为，越是这样的年轻人，越不能惯着，要让他得到最充分的锻炼，将来才能成为栋梁之材。就这样，苏轼获得了“大理评事”的职级，做了最低阶的清流官，并出任凤翔府签判，作为地方官的副手，去实习政务。这一次虽然也是离开京城，但这是按照惯例的历练，不是一种惩罚，而是进入官僚体制后的必经之路。

这段日子，在苏轼的一生中，算是比较得意的。但是在当时，这位少年似乎还是不够满足。烦琐的实务、无趣的长官，让这位少年诗人感到无聊，他偶尔会写诗发发牢骚。那个时候，他大概已经隐约感觉到了一些人对他的不友好，但他还是相信，自己会成为这个国家最了不起的人，眼前的委屈不会是生活的常态。

凤翔任满后，苏轼回到京城，官阶略有提升，曾做过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还有负责修史的史官，都是典型的清流官，地位尊崇，在儒家传统中都是令人羡慕的。苏轼就这样沿着通往宰相之路平缓地行进着。

落寞的逍遥

但是，也不是每个大佬都那么喜欢苏轼的，比如王安石。

今天我们知道，苏轼和欧阳修、王安石同列“唐宋八大家”，是比肩的巨人，实际上苏轼是他们的后辈。苏轼考科举、做小官的时候，王安石正是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苏轼在王安石面前是没有平等对话的机会的。

苏轼考科举的时候，王安石就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呢？不是因为苏轼这个小孩子哪里得罪了王安石，也不是因为王安石是坏人。只不过王安石是出了名的“拗相公”，什么事都喜欢独出己见，老有跟周围人不一样的看法。王安石大概觉得，你们都说这个年轻人好，我可不看好他，我比你们都英明，我能看出他的毛病来。

那么，当时的苏轼有没有毛病呢？

王安石说，这个年轻人的文章都跟《战国策》似的，要是我主考，我就不录取他。苏轼一辈子写文章汪洋恣肆，文气很盛，确实像《战国策》，这一点，王安石看得也很准。可是，《战国策》有什么不好呢？这为什么会被当作苏轼的毛病呢？

《战国策》里的辩士对策，都是很浮夸的，经常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气势压人，有诡辩的因素。王安石是在说，这个年轻人太浮夸了。你们觉得他好，是被他的文气镇住了，其实他这文章里头有故弄玄虚的成分，好多内容都是诡辩。平心而论，这些毛病，苏轼是有的，特别是在早期表现得更明显。王安石看苏轼的缺点，也是一针见血的。当然，是否应该因为这个缺点把一个年轻人置于死地，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苏轼回京任职期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变法。当时，跟苏轼年纪相仿的青年官员纷纷积极参与到变法中来，只有苏轼显得异常安静，仍然埋头做他的言官，没有跟王安石合作。抱负不凡的他，一定觉得这不是自己该有所作为的时候。

苏轼三十四岁的时候，王安石的变法波及了科举领域。王安石要彻底废除诗赋考试，只考策论，这意味着，人才选拔将不再考虑君子的风度修养，只考虑处理实际事务的施政纲领。王安石的这项改革确实是太激进了，并不符合人才选拔的实际。一个年轻人仅仅在头脑中有一套施政纲领，而没有君子风度的保证，其实很难算是高级的人才，他不仅有可能做坏事，更有可能做蠢事。作为言官的苏轼，上书反对王安石的提议。宋神宗采纳了苏轼的意见，驳回了王安石的主张。这一年，苏轼作为考官，给国子监的学生出的考试题目里，也有讽刺王安石的意思。这是苏轼作为一个年轻的清流官表达不满的方式。

两年后，苏轼离开京城，到杭州去做通判。按照制度，京官外放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他们的原有官阶会保留，一般还会升一点；到了地方上，他们都拥有很大的行政权力，在老百姓眼里，仍然是了不得的官老爷，同时又没有了在京城的某些压力。所以，京官外放本身也不是一种惩罚。

苏轼做的通判就是杭州太守的副手，等于是见习杭州太守，杭州本身也是好地方，他到了杭州，过得是很逍遥的。杭州有好多好吃的，他在杭州也有很多朋友，天天都在吃吃喝喝，吃得都烦了，以至于他说，杭州是“酒食地狱”。当然，没朋友的人到了杭州，也是不会有这个待遇的。

但是，对苏轼这样被期许为未来宰相的人来说，离开京城，不能留在皇上身边，就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了。所以，这样的京官外放，往往有着微妙的政治背景。外放的一方一段时间内暂时不能有什么作为了，因此对于重要的青年官员来说，外放是一种贬抑、一种挫折。只不过，这还算是一种温情脉脉的贬抑，没有撕破脸，因为他原有的官阶仍然保留着，哪天皇帝又喜欢他了，可以在原有基础上继续给他升官，装作无事发生，就当是放他过了一段清闲日子。

苏轼大概也是觉得，王安石当政的时候，自己在朝中不可能有说话的份儿了，所以还不如出去逛几年，逍遥一阵子。这次离京，苏轼有点落寞，但跟后来被贬谪时的心境有着本质的不同。落寞之余，他还是有理由快乐的。

在杭州，他写了好多诗，写他的逍遥，这逍遥是真的，只是逍遥里面透出了一点落寞的背景色。他的词在这时候也很有长进。他在杭州跟老前辈张先有很多交往。张先是比较早地把柳永的词风引入士大夫的创作中来的，是从柳永到苏轼的一个过渡。苏轼打破过去花间词系统的格局，开创他自己的那种疏朗的词风，正是从在杭州的时候开始的，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张先的影响。

当然，光靠前辈教，是教不出一个伟大词人来的。填词的长进是需要契机的，写出人生第一首好词需要一种情绪，这种情绪一定不能是志得意满的，失望、落寞、一点点的放逐感，可以帮助词人写出属于自己的词。苏轼在杭州的心情，大概就是这样的。词人有时候会写自己是快乐的，但是写词这个行为本身，就说明了其落寞。

落寞归落寞，苏轼在杭州并没有闲着，他为杭州人民做了很多实事，比如“苏堤”就是这时候修的。这些政绩充分显示了苏轼的才干，也说明文学才华和政治才能是不矛盾的。

三年任满后，苏轼从杭州去了密州，正式做了太守。离开了张先，他还是在继续写词。他的落寞依旧，而下笔越来越自由，他的豪放词风在密州正式形成了。从密州出来，他又去过徐州、湖州当太守，一路写诗填词，一路逍遥，也一路做实事。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文笔越来越老到，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苏门四学士”先后来到他门下，与他共同切磋诗文。外放的日子里，他不能在朝廷中实施自己的主张，但是这不妨碍他积累声望，对于未来的士林领袖而言，声望才是最宝贵的。不知不觉，苏轼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人了。

在去湖州的路上，苏轼到扬州瞻仰了欧阳修写过诗的平山堂，缅怀他的恩师。老师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但到现在为止，好像一切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平山堂下，苏轼不知想了些什么，是怀念当初恩师对一位少年的庇护，还是向恩师诉说心中的不平？最后，他还是将一切付与淡然一笑。

然而，他不知道，现在的日子还算是好日子，一场灾难正无声地袭来。

惨烈的劫难

这时候，王安石也下野了。“新党”中的小人掌控了政局，利用当时的监督机构御史台，以写诗讥刺朝廷的罪名弹劾苏轼，把他抓进了监狱。御史台又叫“乌台”，所以这个案子叫“乌台诗案”。苏轼遭到了十分严酷的对待，堂堂一州太守，被当成鸡犬一样从任上拉走，完全斯文扫地。进了监狱，先问他五代之内有没有赦书，意思是有判死刑的可能。

这件事引起了全国震动。要知道，“不杀大臣”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之一，一直得到严格贯彻。现在，仅仅为了几首诗，皇帝就要杀掉一位众望所归的“国士”吗？这简直是动摇国家的根本。连太皇太后都跟宋神宗说，这可是仁宗皇帝特地留给子孙的宰相啊，我有病你也不用大赦天下，赶紧把苏轼放了是正经。最后，神宗还是没敢杀苏轼，只是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史。

这件事对苏轼的打击很大。有人可能觉得，他不是没死吗？他受到了什么打击呢？他在监狱里挨打挨骂了吗？他们也许不会理解，苏轼在乌台诗案以前一直是命运的宠儿，他从小最坚定的信仰就是儒士要担当家国天下，而皇帝是会尊崇儒士的。他坚信有一天，这个国家要指望自己，他是那种敢跟王安石这样的大佬甩脸子的人。而乌台诗案让他意识到，原来自己也只是一个可以随随便便被杀掉的人，在皇帝眼里，自己未见得比那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重要。他是一个最骄傲的人，却被打碎了骄傲，这份痛苦足以重塑一个人的性格，让他重新思考这个世界。苏轼不会因此认可那些卑琐的观念，这时他的反应就是心灰意冷，不是对世界，而是对自己失望。在后半生中，“灰心”这个词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诗里。

苏轼被贬到黄州，官阶仍然没有大变，但是这回加了一条，“不得签署公事”。也就是说，他虽然还保留着官员的待遇，但是没有任何发言权，只是作为待罪之身，交由地方长官看管。所以，苏轼在黄州是不可能像在杭州那样做事的，这就不是正常的迁转了，而是一种惩罚。

苏轼从监狱出来，以及贬谪黄州期间，诗写得少多了，但是写得好多了。写得少了，是因为少了很多与其他官员之间的酬赠之作，暂时没有这个必要了；写得好了，则是因为他的心灵在经历痛苦的挣扎。他的词写得比以前多了，也写得好了。因为那时候的词还不是用来酬赠的，还完全是自发的创作。写得多了，就是要说的话多了；写得好了，也是因为内心痛苦。

自古以来，贬谪就是诗人创作爆发的契机，也是他们推动文体前进的契机。在达到一定艺术水平之后，一位诗人集中地、高水平地创作，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很痛苦，无论他表面装得怎样云淡风轻。而一位士人最有可能遇到的大的痛苦，就是贬谪。黄州阶段是苏轼词学大爆发的阶段，说明这也是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借助苏轼个人的爆发，宋词至此摆脱了“伶工”的阴影，成为真正的士大夫文学。

在黄州的时候，苏轼经常写自己过得很快乐，写自己又吃到了新的好吃的，写自己喝多了酒随便一躺。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其实这是他在骄傲被击碎之后，所能留住的最后一点骄傲。既然我对皇帝并不重要，那么我就要快乐给你们看。如果我这时候悲悲切切的，就是承认你们夺走了我最重要的东西，就代表我向你们屈服了。这样的快乐，也不需要天才，需要的只是骄傲。

苏轼的黄州词，都是精品中的精品。有人说，词人需要苦难的成全。苦难赠给词人的礼物不是悲情，而是激情，绝望之后的激情。或许只有这样，词人才能踩到乐府之神的节奏。

荣耀的学士

在黄州谪居五年后，事情有了转机。先是苏轼被转为汝州团练副使。这似乎是一个好兆头，苏轼在告别黄州时写的诗词，也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喜气。

赴任之前，苏轼到金陵拜望了已经归隐的王安石，这位挡在他人生之路上近三十年的老人。意外的是，两人谈得似乎很投机，苏轼在此之后还和了王安石的很多诗。也许，这两个伟大的灵魂，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差异。

紧接着，宋神宗驾崩，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重新起用因为反对“新党”而被打击的士人。苏轼本来就是仁宗看上的“国士”，又曾经受过“新党”的迫害，简直是最理想的提拔对象了。所以苏轼一下子升官很快，先是恢复了太守职位，官阶直接升到了礼部郎中，马上又被召回京，做了中书舍人，成了皇帝身边最亲近、说话最管用的幕僚。很快，他当上了翰林学士，并同时出任知制诰，官居三品，为皇帝草拟诏书，变成了最有话语权的士大夫之一。他一直以来就声望很高，现在可以算是清流的首领了。这是苏轼一生中最荣耀的官职，自此，人们便尊称他“大学士”。苏轼终于拥有了士林领袖的地位，开始有了一点走向宰相的意思了。

当然，哪有那么容易就让你做宰相的。这时候又有人出来说，可不能让苏轼做宰相啊，他就是个文人，只是诗写得好、崇拜者多而已，要是让他当了宰相，只怕又是一个王安石。这时候，人们只能看到苏轼青云直上，只看到他的文采风流，而完全忘记了他在乌台诗案之前，曾经是多么出色的地方官，也忘了王安石曾经那么多年不看好他。

这时候，王安石的对立者司马光出来执政，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说，咱们把王安石的新法一律废了吧？这时候，苏轼本来可以老老实实跟在司马光后面，说王安石就是十恶不赦，可是他偏偏又出来说，也不能都废了，好的还是要保留的。他甚至还在朝堂上跟司马光吵架，实打实地生气，回家悄悄骂司马光是“司马牛”。这么一来，苏轼又变得不那么正确了，更坐实了他又是一个小王安石了。所以苏轼自己也说，我是一肚皮不合时宜。

真正的君子，一定是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因为党争的双方不可能有谁是绝对正确的，其对立面也不可能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你真的是从事实出发，那么必然是看着你也有错，他也有错。而且已经被打倒的一派是不用说的，要说就是说当政的一派有什么错。只有党同伐异的小人才会说，我们就是什么都好，他们就是什么都不好。儒家向来讲究“中庸”之道，其实就是既看到你的不好，也看到他的不好，看你过分了就说说你，看他过分了就说说他。有人以为，“中庸”就是老好人，谁都不得罪，其实“中庸”是谁都得罪。苏轼的一肚皮不合时宜，无非是在践行儒家君子的中庸之道。

虽然有些不和谐的杂音，但苏轼在这段时间总的来说还是很得志的，官阶不断地升，时不时继续出去做做太守，那也完全不是惩罚，甚至没有贬抑的迹象。他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君子都来亲近他，小人也不得不巴结他。

这个时期，苏轼应酬很多，因而写诗也很多，但是出彩的不多。一个人如果没有未达成的愿望，是写不出一生最精彩的诗的，即使是天才也不行。不过，这时候，苏轼的诗词已经写得很精致了，已经把诗词的技巧用到了极致。

漂泊的晚年

苏轼五十八岁的时候，太皇太后驾崩，宋哲宗亲政，又开始起用“新党”。苏轼这些人又倒了霉，被贬谪到很偏远的地方。苏轼被贬到惠州，又是“不得签署公事”，被作为罪人看管起来。惠州在岭南，在当时，生活条件又比黄州差了很多。

这次贬谪，苏轼就更有经验了，照例找好吃的，写他的快乐的诗。这时候的他不仅仅是一个有骨气的文士，更是曾经的大学士，他更需要用快乐维护他的骄傲。这个时期，苏轼也写出了很多好诗，不过，他几乎不再写词了。大概此时他的心是真的灰了，不再有贬谪黄州时那样的激情了。对于降临到他身上的灾难，他已经是看戏的心态。

朝中的“新党”并没有就此收手，又把苏轼一贬再贬，最终放逐到了海南岛上的儋州。有人说，他们是看苏轼被贬到了惠州还那么快活，所以不让他消停。当时的海南岛是一个荒岛，被贬到海南岛叫“过海”，“过海”的人很难活着回来，所以这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苏轼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儋州连房子都没得住，还得自己搭窝棚。就是这样，也没耽误他继续写下轻快幽默的诗作。

苏轼在岭南的时候，闲得没事，把陶渊明的诗整个和了一遍。这是在已经没有激情的日子里打发时间，也是维护自己最后的一点骄傲，为自己浪迹天涯的生活找一个解释。陶渊明放弃了仕途，苏轼此时也知道自己不再能做宰相，于是他就在诗里和几百年前的古人对话。

苏轼六十五岁的时候，宋哲宗去世，宋徽宗把他从海南召回。苏轼奇迹般地从海南生还了。为此，他还写了几首诗，庆祝自己的胜利，那大概是发自内心的欣喜。但是很不幸，他没能走到开封，在常州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