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小传
——闺房中的士人

词学家叶嘉莹先生曾说：“我是穿裙子的士。”意思是说，她虽身为女性，却完全是在按古代士人的方式行事。随着时代的发展，相信“穿裙子的士”会越来越多。但是在古代，闺阁中人能有“士”的学识和德行，就非常不容易了。在屈指可数的几位古代女性文士中，李清照大概是最为今天的普通人所熟知的了。

今天的女孩子，但凡会写两句诗词，都难免有过被称为“当代李清照”的经历。说这话的人，未必对李清照有多么深的理解，大概只是觉得这是夸才女的话。说李清照是才女，当然是没有错的。只是今天的人大多忘记了，李清照是什么样的才女，而才女又为什么这么可贵。李清照被奉为才女的代表，其实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封建时代，绝大多数的文学家都是男人。这是因为女人比男人笨吗？当然不是。只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足以供养所有有天分的人读书。是保证公平而让所有人都无法受到充分的教育，还是保证效率而只供养一部分人？几乎所有民族都会选择后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文明的进步一点一点积累下来。而被牺牲掉的，除了平民，还有女性。从功利的角度讲，男性之间的竞争显得更为激烈，男性读书获得了功名，可能意味着命运的巨变，而女性即使不受教育也不至于“嫁不出去”，所以，资源有限的家庭总会选择先供男孩读书。女性受不到教育，当然也就没机会成为文学家，或者取得其他成就。封建时代“才女”的稀缺，反映的是女性教育的不足。

那么，在女孩子普遍缺乏教育的时代，谁家的女儿可以受到好一点的教育呢？当然是高门士族的女儿。封建时代，高门士族衣食无忧，又重视读书，可以在家塾中给自家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既然是自己家的家塾，家长也就不会反对女儿小的时候跟着“旁听”。到后来，开明一点的家长，还会专门为女儿聘请“闺塾师”。女孩不能考功名，如果不爱读书，家长自然不会逼她们。但聪明爱学习的女孩，在这种环境里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的，于是就有机会成为“才女”。一个家族出了“才女”，说明这个家族可以为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在文化心态上也较为从容、开明。也就是说，这个家族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是中国的“贵族”了。能像男性士人一样在文学领域有所开拓的女性，多是士族的闺秀。

另外，一些以写诗为卖点的名妓也被称为“才女”。但实际上，她们被要求学习诗词，是出于极为功利的目的。她们的教育条件无法与闺秀诗人相比，更不像她们有全面发展的自由。她们的诗句偶有清新可喜之处，但总的来说，她们的创作水平远远不及同时代的男性文人。她们的“才女”名气，更多是男权文化“捧”起来的。仅从创作的角度论，闺秀诗人的水平是远远高于青楼诗人的。

在中国古代，女孩读书不一定受到鼓励，但才女是受到鼓励的。能培养出一个闺秀才女，是父亲的光荣，说明他的家族是体面的；能娶到一个闺秀才女，是丈夫的光荣，甚至公公的光荣，这也说明他们的家族是体面的。这也许不符合今天女权主义的理想，但至少，家中的才女一直被中国人当作荣耀，而非“阁楼上的疯女人”。

这些闺秀才女，除了不能出门建功立业，其实在闺阁中处处模仿士人的风雅趣味。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琴棋书画，男性文人喜欢的，她们也都喜欢。她们不但像男性一样斗茶饮酒、结社唱和，甚至也像男性一样心忧天下，与父亲、丈夫、儿子一起分担着国家社稷的命运。她们的一生，就是一个士人生而为女会有的样子。

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闺房中的士人变得越来越多。汉魏六朝只有零星几人，到明清则形成了一个可观的群体。而如果在“时代早”和“传世作品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那么两宋之际的李清照就成为一个理想的“才女”典型。李清照的身上汇集了“才女”的种种元素，当后世的人们再谈论士族才女的时候，就会自然地想起李清照。李清照不仅是宋代的才女，也是汉唐以来才女形象的集合，明清以下才女形象的投射。

由于才女的稀少，一些人在看到才女时，会更注意她们“女”的一面，会尽可能地将她们想象得美丽、优雅、柔弱。但实际上，士人们最初欣赏才女，是更多地看到了她们“才”的一面，是欣赏她们虽然生为女子，却仍然具有一定的学识和才华，能做一些传统男子才做的事。比起多数女性，才女其实是更为男性化，或者中性化的。才女是文明开出的花，有自己的生命，与文明的根基血脉相连，而并非另一个性别衣帽上的点缀。

把李清照当作“女”来审视的人，自古就有，但李清照真正的价值，还是在她“才”的一面。我们今天读她的诗词，回顾她的人生，还是应该把她当成一位生活在闺房之中的士人来理解。

士族娇女

李清照出身于书香世家，这是造就一位才女的必要条件。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一辈子都在做掌管文化教育的官，是典型的清流官。靠读书起家的人可以叫“士”，做到五品官以上的人可以叫“大夫”；所谓“士大夫”，也就是做了大官的读书人。李格非进士出身，做官也都是跟念书有关，是特别标准的“士”，但是很晚才做到五品官，“大夫”的属性有点勉强，只算是巴了个边。

李格非是一位纯粹的读书人。可以想见，他这样的典型清流官，收入不会太高。他做郓州教授的时候，郡守曾想让他兼任点有油水的差使，却被他拒绝了。可见在李格非的心目中，权势和金钱都不重要，读书人的清白和逍遥才是重要的。李格非诗文写得很好，人又是端方君子，所以与年长他十来岁的苏东坡交情不错，算是苏东坡的后学，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

李格非的岳父，也就是李清照的外祖父，是做过宰相的王珪。王珪在文学史上地位不高，但在当时也是经常陪在皇帝身边写应制诗的人物，入选《千家诗》的《上元应制》就是他写的。李清照的母亲也是一位大家闺秀。外祖父的文采风流，应该也对李清照产生过方向性的影响。可惜，李清照一两岁时，生母就去世了。她的继母是另一位宰相王拱辰的孙女。这位继母的娘家侄女后来嫁给了秦桧，不过，这就跟李清照没什么关系了。

有趣的是，李格非是赵郡李氏，而王珪是琅琊王氏，这两个姓氏放在汉唐之间，都是响当当的“名牌”。琅琊王氏在南朝曾是傲视群伦的最高门阀，赵郡李氏在唐代还是“山东五姓”之一，不跟普通人通婚的。按一般的说法，这些山东高门在宋代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不妨认为王家和李家结亲是偶然的。不过话说回来，山东高门在唐代也没有什么法律上和选举上的特权，他们的优势本来就体现在文化方面。山东士族子弟只是能接受到较好的教育，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名牌大学毕业生。那么，山东高门在宋代是否还具有一定文化优势呢？这或许是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总之，李清照出身于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士族家庭。

这样的家庭，大概不会把孩子养得骄奢淫逸，但是在子女教育方面，一定不会吝啬。李格非给女儿取了一个跟别的女孩子风格不太一样的名字：清照。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大家闺秀。大家闺秀的名字也许会柔美一点，但不会有太明显的性别指向。“清”是士族的审美标准，代表了清净、清朗、清高等诸多美好的意义，士族被称为“清流”，区别于一般流俗。“清照”可以解释为清明的阳光，也可以解释为用“清”的眼睛去观察，用“清”的头脑去思考。名字是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四十多岁才得到这个女儿的李格非，并不期望自己的孩子怎样贤淑贞婉，而是希望她能清高清净，能够聪明智慧。这个要求没有很重的功名心，但完全可以是对一个士族男孩的要求。李格非肯给李清照取这样的名字，想必是希望她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像男孩子一样独立思考的。

李清照的作品，特别是小令，大多遵循乐府的创作规则，没有特别明显的时间特征。我们无法断定她的哪些作品写于少年时代。我们只能说，李清照的一些作品，反映了她少年时代的生活。

李清照笔下的少女，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她可以像男孩子一样，在湖光山色中喝酒喝到沉醉，划着船回家去。她可以在家里玩秋千玩到汗流浃背，看见客人来了就躲进屋里去。她也会住在精致的闺房中，感伤窗外的风雨摧花。但即便如此，她也会不拘陈套，想出“绿肥红瘦”这样奇特的词语来；还耍小姐脾气，埋怨婢女没有她那样细微的感受力。相对于那个时代的其他女孩子，李清照的少女时代可以说是非常自由了。

李清照少女时代，大概是住在济南老家，享受着美好的风景和无拘无束的生活。到了十六七岁，她跟着时任礼部员外郎的父亲来到了汴京。这时候，她还得以向“苏门四学士”中的张耒和晁补之请益诗文，这样的机会，是男性的寒门学子都求之不得的。当时李清照还和了张耒两首诗，写的是七言古诗，吟咏安史之乱的历史事件。从这两首诗来看，小小年纪的李清照，不但笔力已非常雄健，诗学造诣已达到了当时一般男性诗人的水平，而且其文史知识、胸襟眼界，也都不在读书求仕的男性之下。

十八岁的时候，李清照嫁给了赵明诚。赵明诚跟皇上一个姓，他们家据说是闲散宗室。赵明诚娶李清照的时候，他父亲赵挺之正在做吏部侍郎，官阶比李格非稍微高一点，而且更有实权。赵明诚本人这时候是太学生，是朝廷重点培养的青年才俊，可以说是有着大好的前程。赵家能娶到李清照，固然是他们的无上光荣，而赵明诚的门第才华，也是完全配得起李清照的。

李清照的新婚生活，应该是很幸福的。她的夫婿衣食无忧，又暂时不用担负什么社会责任，可以和她一起读读书，谈谈诗文，鉴赏鉴赏古董。也许有时候，李清照也会像世间的一切小媳妇一样，跟夫婿撒撒娇，或者变着花样地打扮给夫君看。她并不知道，正有一场严峻的考验等待着年轻的他们。

党祸株连

就在李清照结婚的第二年，宋徽宗开始清算“元祐党人”了。所谓的“元祐党人”，不是一个党，而是指以司马光、苏轼为代表的一批士人，因司马光在元祐年间执政而得名。这些“元祐党人”大多反对王安石新法，但他们之间并没有要拉帮结派的主观动机，更不可能有什么组织名单，基本上就是皇帝认为你是，你就是了。宋徽宗和他身边的著名奸臣蔡京认为，这些“元祐党人”是会不利于皇帝的统治的，所以对他们进行了残酷打击。蔡京立“党人碑”于端礼门，由宋徽宗亲自题写碑额，把被打倒的“元祐党人”的名字刻在石头上，算是做成铁案。

在后人看来，“元祐党人”都是和苏轼一样的人，是清流君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名字上了“党人碑”，甚至是一种光荣。但对于当时活着的人来说，名字上了“党人碑”，就意味着灭顶之灾。不出意料，性情刚正且与苏轼过从甚密的李格非上了“党人碑”，被打成“奸党”。

与此同时，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却一路高升。甚至赵明诚都在这时候出来做官了。看起来，赵家是坚定地站在皇帝这一边，不准备为“奸党”说话，也不准备为亲家说话的。这时候，李清照一定非常难过，也非常不安。

这时候的李清照，做了一件男性士人喜欢对上级做的事：上书。上书的对象是她的公公。她劝说公公，要顾及人伦亲情，不要为朝堂上说不清的事，与亲家为难。这件事，李清照做得很有书生气质，也显得很有见识。可她还是太年轻了，毕竟还是大学低年级的岁数，所以会幼稚地以为，一封言之有理、文采飞扬的书信，真的可以动摇大人的决定。赵挺之当然没有理会她。

又过了一年，朝廷对“奸党”的打击越发严厉。皇帝下旨，宗室不可以和“奸党”家属通婚，已经定亲的也要取消。赵明诚恰好是赵家人，李清照恰好是“奸党”的女儿，这道残酷的圣旨简直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李清照虽然已和赵明诚成亲，但他们的婚姻只有短短两年，也没有孩子，如果这时候赵家为了避免麻烦，不再承认这门婚姻，也只能算是奉旨行事。

就在这时，李清照离开了赵家，跟随父亲回到了济南老家。我们不知道，临别的时候，赵明诚跟李清照说了什么，给了她什么样的承诺。这对夫妻的第一次离别，不是丈夫出远门，而是妻子出远门。这不是普通的游学游宦所致的离别，很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离异。

放在今天，二十岁的大学女生是何等娇嫩敏感！男朋友少接一次电话，考试成绩一次没达到优秀，都会令她们忧心忡忡、胡思乱想。同样年纪的李清照，却承担着那么大的压力。她的父亲在政治上受到最严厉的禁锢，完全看不到平反的希望。她的婚姻也被朝廷禁止。她的爱人如果忠于她，势必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而她的爱人如果想要背叛她，却是再容易不过的。她今生还能回到爱人身边吗？如果不能，她也许要就此孤独终老，陪伴着终身不再被起用的老父亲。她完全无从为改变自己的处境做任何努力，只能指望丈夫的爱情。在最容易焦虑的青春年华，李清照落入了非常值得焦虑的处境。

那首著名的《一剪梅》写的也许就是这样的心情：年华空度，转眼又是秋天。我换上便利的装束，坐上童年撑过的小船，到家乡的湖面泛舟。我那如隔云端的爱人，什么时候才能再给我写信呢？大雁又飞回来了，他的音信却没有回来。飘零回乡的我就像落花，变幻无常的世事就像流水，无情地将我载向未知的命运。远方的爱人也在思念我吧，他的心也仍然是和我一样没有改变吧？这种忧虑的心情怎么才能排除呢？我控制自己不再皱眉头了，但是那份沉重却压上了心头。

这凄美的诗篇，诉说的不仅是爱情的绝望，也是青春的彷徨与对人生的焦虑。

幸运的是，这种令人焦虑的闲居生活仅仅过了三年，“元祐党人”就平反了，“党人”与宗室的婚禁也就不存在了。李格非又回到了汴京，李清照自然也跟随父亲回京，与丈夫团聚。第二年，赵挺之和李格非都去世了。李清照随赵家迁居青州，与赵明诚重新过上了琴瑟和鸣的生活。

闺门多暇

李清照在青州从二十四岁住到三十八岁，那是一段颇为幸福的时光。李清照和赵明诚都有很多的闲暇时间，各自从事学术研究。赵明诚专心研究文物，撰写了金石学名著《金石录》的主要部分；李清照则潜心研究词学，撰写了词学史上著名的《词论》。这一对夫妇，都为中国传统学术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在李清照的时代，小令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李清照一生写有很多小令，其创作结构其实是偏于保守的。她不仅仅是会写，更是有研究，以研究指导创作，是一位学者型的词人。李清照在《词论》中梳理了五代以来小令的历史，指出词是乐府，是音乐文学，有自己的创作规范，跟诗和文章是不同的。这是独到的学术见解，是在为已经开枝散叶的词体争取地位，也表明了她自己的创作理想。

在学术研究之余，李清照与赵明诚互相鼓励、互相陪伴。他们发明了“赌书”的风雅游戏，一人说一件事，另一人就猜这件事在哪本书的第几卷，乃至第几页第几行。李清照博闻强记，赵明诚经常输给她。“赌书”游戏别致而又风雅，如果不是夫妻俩都有大学问，是玩不起来的。

这样长达十几年的相守岁月是很宝贵的，因为对于中国古代的士族夫妇来说，聚少离多才是常态。士族男子心怀天下，注定要四海为家，到处求学和做官。限于古代恶劣的交通和治安条件，他们的妻子无法随行，只能留下照顾家庭。更不必说，当时人均寿命短，很多士族男性英年早逝，他们同样接受士族礼教的妻子有着不改嫁的观念，可能会年纪轻轻就开始守寡。几千年来，士族女性几乎是生下来就注定要面对长年独居的命运。因此，独守空闺成为士族女性的常态。能和夫婿朝夕相处，反而需要意外的好运气。

在与夫婿相伴的十几年中，正值盛年的李清照没有留下多少写作时间明确的作品。人在幸福的时候，是不适合写诗的，即使勉强写些生活琐事，也很难产生优秀的作品。在我们的印象中，诗人的形象总是愁苦的，那是因为他们开心的时候不写诗。李清照也是如此，她也有过幸福的光景，甚至比其他士族女性幸福的光景还要多，只是她很少在诗词里书写幸福而已。幸福的日子，更适合安稳地做学问。

在青州，李清照夫妇把全部收入都用来收集金石古籍了，自己过得很俭朴，从不添置首饰华服，甚至饭菜都吃得很简单。虽然物质生活清贫，但他们收获的精神享受，远在那些声色犬马之上。

李清照还在庭院中种了一棵梅花。当时，在北方种活梅花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很稀罕。北方的士大夫还不太咏梅，因为见得少。但如果谁家有梅花，那是很风雅的，甚至有人种杏花来代替梅花。李清照一生，写了很多吟咏梅花的作品。有的梅花是她在南方遇见的，映照着她国破流离的悲哀。而另一些梅花词却是平和喜乐的，伴随着词人在闺房中娇嗔慵懒的形象，这些写的大概就是她在青州的那棵梅花了。在青州的梅花词，在李清照的作品中不算是最好的，却见证了那一段幸福安宁的时光。

在这段日子里，唯一能让李清照写出佳作的动力，仍然是与赵明诚的别离。赵明诚此时虽然不用出去做官，但总难免会有短暂的出行。这大概是这段时间李清照唯一的烦恼，所以，即使别离不长，她也会写词。

著名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就是为青州时期赵明诚的某次外出而作。这首词写得很深情，赵明诚看到这首词后，一下子回了五十多首词。有人说，赵明诚写这么多词，是为了压过李清照。其实，这个说法不符合人之常情，士人夫妇的日常相处模式不会是这样的。赵明诚此时的心理，大概主要是觉得，妻子写词给自己，还写得这么好，这件事很风雅，很令他骄傲。赵明诚自己也是个文人，文人遇见风雅的事，天然是会有创作热情的。更何况，自己一向爱恋倾慕的妻子，对自己有一点爱的回应，也是一件格外值得感动的事。当然，文人之间相互唱和，总是会有一点互相竞争的意思。夫妇也算是一种朋友，文人夫妇之间的唱和也不例外。但是这种竞争也是风雅的，是友好的，是出于互相之间的钦佩，是不具有攻击性的。不过，赵明诚虽然很有创作热情，但发挥出来的水平似乎并不理想。赵明诚把李清照的原词混在自己回的词里，拿给朋友看。朋友看完，指着李清照原词说，这首最好。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故事是否说明赵明诚文化水平太低，配不上李清照呢？并非如此。

第一，这个故事是赵明诚讲的，那么他就会抬高妻子，贬低作为陪衬的自己。夸大别人的长处，是一种社交礼仪。更何况，娶到才女是中国士人的荣耀，把妻子夸得好一点，他自己仍然与有荣焉。妻子写得比丈夫还好，也说明丈夫娶妻的品位不低。要是一个大男人吹嘘自己比老婆写得好，就显得没劲了。

第二，写诗是要看状态的，真情实感的作品，总是每个人最好的作品。李清照这首词，确实是有感而发，完全是因为寂寞和相思无法排遣才写的，所以发挥得特别好。而赵明诚的创作却是被动的，他是因为看到妻子的词有些不服气，才写了五十首词，而不是自己真的有特别不一样的情绪要发泄。一般来说，被动的创作都不如自发的创作。赵明诚是在拿自己发挥比较差的作品去比李清照发挥最好的作品。

第三，不可否认，李清照的创作水平是要比赵明诚高一点的，李清照足以进入文学史，而赵明诚只适合进入学术史。但是，“进入文学史”是一个太高的要求，一代人中，能进文学史的也就那么几个，怎么能要求一个家庭就出两个呢？事实上，两个人只要都具备基本的文学素养，能写得像回事，就算是在文学上很有共同语言了。赵明诚的文学素养早已达到了文士的标准，虽然李清照更出色一点，但也不能说他配不上李清照。

我们只能说，赵明诚是个很有福气的人。在最优秀的男性士人也难免娶文盲为妻的时代，赵明诚娶到了李清照这样的旷世才女；这位才女还这样地爱着他，为他写出了文学史上的名作。这件事实在是让赵明诚脸上有光，甚至惹人嫉妒。后世的男性文人娶不到李清照，所以就对赵明诚的形象多有诋毁，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离怀别苦

李清照终于还是迎来了士族女性命中注定的苦难。在她38岁的时候，赵明诚终于复出，去莱州做太守了。这是李清照人生中第二次与赵明诚分离。

人们印象里的李清照总是在空闺中等待着夫婿的形象。这首先是因为她的这类作品数量多、质量高；其次是因为这个形象是典型的士族女性形象，千百年来引发了无数才女的共鸣，叠加了无数才女的经验。李清照成为重要的文化偶像，很大程度上因为她是独守空闺的士族女性的代表。

事实上，李清照与赵明诚的这次分离也没有多久，大概只有半年。李清照几乎是稍微收拾了一下家里，就跑到莱州，去找赵明诚了。

在士族女性里，李清照真算是和丈夫相处很多的了。在不多的分离中，李清照写出了那么多抒发离怀别苦的作品，写得那么好，这是因为苦难激发出的创造力总是惊人的。女性诗人最好的作品总是出在与爱人别离的时候，就像男性士人最好的作品总是出在贬谪的时候。这些不幸的经历也许在他们的人生中只占很短的一段时间，却为他们定格了文学史上的“标准像”。

第二次分离，李清照少了少年时的惶恐不安，多了对丈夫的依恋。二十年的夫妻，和赵明诚相依相随已经成为她的一种生活习惯。突然的分离，让她觉得百无聊赖。在古代，三十八岁已是做祖母的岁数，还这么“黏”着丈夫，难免会被人笑话。不过李清照好像不在意，这也许是因为她的真性情吧。词这种文体，就是要求词人把不好意思说的、一闪而过的念头都记录下来，直接而又精确地表现出来，只有真性情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词人。又或许，这也是老夫老妻之间的一种情趣，因为双方都有了年纪，所以才越发敢说缠绵的话，有点开玩笑的意思。这种意趣，也是词应该有的。

不知何故，李清照终生没有孩子。即使在古代士族社会，这件事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正妻没有孩子，妾有孩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赵明诚也没有跟妾生孩子。又或者，娶到才女的光荣，足以盖过没有孩子的失落了。

李清照的词常有清冷落寞的感觉，但这种清冷落寞只是词体追求的审美效果，在很多人生得意的男性词人的作品中也可以见到。如果把这种落寞解释为没有孩子的遗憾，甚至解释为受到了丈夫的冷落，就难免有点牵强了，不是读诗词的读法。特别是思念爱人的诗词，写自己寂寞，其实就是写自己对爱人的深情，写爱人在时的恩爱。

追随丈夫到莱州之后，李清照又与赵明诚朝夕相处了。这段日子，也没有在她的词中留下印记。

南渡孀居

按照迷信的说法，丙午、丁未是大凶之年。靖康之难就正好发生在丙午年的腊月，实在是令人痛心的巧合。这时候，李清照四十三岁。接下来的丁未年，形势更为严峻，北宋灭亡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赵明诚辗转在南方做官，时时面临着金兵的威胁。李清照也跟着他颠沛流离。

有人说，在这段动荡的日子里，赵明诚曾在金兵围城之时抛弃过李清照。其实，丈夫在战乱时“抛弃”妻子，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兵荒马乱”这个成语，不是随便说的，战争状态是很混乱的，女性在其中则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打仗的时候，丈夫觉得妻子是累赘，不顾她的死活把她扔下，是常有的事。但更常见的是，丈夫把妻子安顿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然后自己去执行某种使命。在这种情况下，被留下的妻子也会经历种种艰苦，甚至死亡的威胁，形同被丈夫抛弃。但从动机上讲，丈夫并不是抛弃她，而是保护她。当然，如果日后要数落这位丈夫的罪状，可以把这种情况说成是抛弃。

在离乱的日子里，李清照夫妇仍然尽全力保护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收集的文物。赵明诚从江宁知府的任上下来，把李清照安置在池阳，又独自去湖州上任。临走的时候，他嘱咐李清照，万一遇上战乱，逃难的时候要带上文物；实在不行，一般的古籍字画就不要了，但是那几件礼器，一定要带在身上，只要人还在，就不能丢。李清照也表示了同意。乍一看，这对夫妇未免过于“舍命不舍财”了。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些文物早已不是单纯的财物，而成为一种精神寄托。这句话，更多表达的是这对夫妇此时的心情。文人对于所爱之物的痴迷，可以达到这个程度。

不久之后，赵明诚就染疾去世了。李清照在安葬了丈夫之后，随着朝廷的行踪一路南奔，她和亡夫看得比命还重的收藏之物也大半遗失了。直到绍兴二年，李清照才在杭州安顿下来。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李清照有过第二次婚姻。这个说法出现得很早，在几乎同时代的笔记中就可以看到，甚至还有一篇不知真假的李清照自述为证。据说，李清照惑于一个叫张汝舟的军官的花言巧语，跟他结了婚，她遗失的文物都是被张汝舟骗去的。

这个说法最经不住推敲的地方就在于时间问题。李清照丧偶的时候已经四十六岁，又流浪了三年，到杭州时，已经四十九岁了，这年龄在古代已经逼近多数人寿命的极限，是标准的老人了。即使是今天的女性，只要衣食无忧，很多人到这个年龄也会选择不再结婚了。而李清照到杭州后，很快就以单身的身份出来活动，直到去世一直孀居，一直有诗词记录。再婚的时间实在很难安排。

唯一可以利用的时间是，李清照到杭州后，有半年没有出来，这期间她还生了一场重病，病到“萧萧两鬓华”。正常的解释是，这半年她一直在生病。如果非要安排她再婚的话，就只有这半年了。

半年的时间，要生重病，要结婚，要离婚恢复单身，在结婚之前还要培养感情，在离婚之前还要闹离婚，实在是太紧张了。我们姑且认为张汝舟为了骗取文物，以光速跟李清照闪婚闪离，勉强来得及。但这样的话，好像也不是太惨。于是又有人给这个故事添枝加叶，说李清照婚后被张汝舟家暴，忍无可忍之后到官府去告状。按照宋朝的法律，妻子告发丈夫是要进监狱的，李清照是以进监狱来换取离婚的。这样一来，就够惨了。麻烦的是，妻子告丈夫，刑期是两年，这样一来，时间就又不够用了。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人们只好说，李清照托了关系，关了九天就出来了。总之，这个版本的故事充满了现代社会都无法想象的速度感。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看作谣言，造谣者的动机是否充分呢？简直太充分了。在古代中国，才女远比普通女性更有吸引力。男性对可望不可即的女性难免有种种幻想。一些不够高尚的男性，听说这样一位才女竟然孀居终老，难免会觉得惋惜，甚至会幻想：“既然如此，我能不能有一次机会呢？”再猥琐一点的人，会对美好的事物有一种天然的敌意，总想着用市侩心理去诠释自己无法理解的崇高，把偶像拉进凡尘，给圣洁加上卑污的注脚。李清照的优越，是男权社会中的很多男性都无法企及的，这让习惯了男尊女卑的他们十分不甘心。于是，他们就会安排与亡夫情比金坚的她再婚，安排博学多识的她被读书不多的男性欺骗，安排受到万众景仰的她被小人欺辱，甚至安排上家暴、牢狱等极端的细节，来满足某些变态的窥视欲。这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适合市井口味的流行元素，让人很难相信现实中的事是这么严格地按照传播学的要求发生的。李清照再婚的故事，作为文学文本很有意思，但作为史学文献，实在不好轻易采信。

造谣者显然忽略了一些他们不容易接触到的细节，例如，李清照孀居时已经多大年纪了，李清照在临安闲居的时间是多么短暂，其后马上投入了多么丰富的社会活动。他们想象，赵明诚去世时李清照仍然年轻貌美、柔弱无依，想象她孀居之后就隐姓埋名、行迹难测，因而可以很轻易地沦为一个男性的附庸。他们无法想象，和一切有才华、有地位的男性一样，李清照也有一个体面的晚年。

病势稍轻，李清照就投入了广泛的社交活动中，与南渡士林的高层吟咏唱和。

早在南渡流离之时，李清照的创作题材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所有的南渡士人一样，李清照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国家命运上来。南渡途中，她写下了著名的五绝《乌江》，思考国难关头的生死选择；写下了五绝《咏史》，思考士林该拥立什么样的王朝继承人的问题。在这样的作品中，看不到一丝的女性色彩，有的只是心忧天下的眼界、融贯古今的智慧。她还写下了风格特异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这首词意象奇崛，关怀前路的崎岖，思考学人的归宿，也是毫无脂粉之气。唯有那一叶孤舟飘荡于大海，渺小的舟中之人昂首与天帝对话的意境，透露出女性面对命运时特有的悲壮与坚韧。

文学本不必以雄健与柔美区分高下，只不过，人在最苦最难的时候，生命情绪得到最大的激发，总会偏向雄健一路。李清照少女时代就曾写下豪迈雄健的七古歌行，她后来填词以婉约为主，并非笔力不逮，而是经过词学研究后主动选择了这种风格。在非常时期暂时改换风格，也是不足为奇的。这只能说明，靖康之难对她的触动是很大的。

在临安病愈后，李清照曾参与送别出使金朝的枢密院长官韩肖胄，送上了古、律诗各一首，雄健的笔调，比少女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李清照自己说，她的祖父和父亲都与韩肖胄有旧。如今长辈和丈夫都已去世，只剩下她一个女子代表家族与故人酬答。

这一时期，李清照还写有怀古诗和分韵诗，前者是她登临游览的产物，后者则是她与其他文士唱和的证据。这些行为，都与男性文人无异；写出的诗，也是眼界阔大。说明此时的李清照，是以男性士人的方式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李清照还为南宋朝廷作过一批节庆帖子。帖子相当于给宫廷人物的节庆贺词，一般是由翰林学士撰写。这一回轮到李清照来写，恐怕与流浪大宋一时人手不够有关，但也说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李清照的文坛地位可以相当于翰林学士了。

李清照在南宋受到特别的尊重，主要的原因不是“女孩子写成这样就不容易了”，而是因为她承载着人们对北宋士族风流的记忆。她是王珪的外孙女、李格非的女儿、宗室宰相赵挺之的儿媳、金石学者赵明诚的妻子。两宋之际战乱惨酷，文士凋零，到这种时候，人们会感觉，见不到李格非、赵明诚，能见到他们的女儿、妻子，也是一种安慰。人们看到她，就会怀念起那些逝去的风流人物。更何况，她本人也的确是一流的学者、词人。每一个有着这样身世、才学而成功南渡的人都是国宝，性别在这里已经很不重要了。李清照在人们眼中，已经成为宋文化的一个象征。

我们应该理解，与李清照时代接近的人，最初整理李清照的作品，评述她的创作，也大多抱有在中华文化危亡之际存续北宋风流的动机，而不仅是出于闲情逸致，收集一个闺中美人的作品。李清照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她代表了典型士族女性的形象，也是因为她代表了典型南渡士人的形象。

南渡以后，除了交际性的写作，李清照也创作了大量高水平的闺阁题材的词。与所有的学者型作家一样，李清照在晚年达到了新的创作高峰。

李清照遭遇靖康之变的年龄，与杜甫遭遇安史之乱的年龄相近。在技巧已经成熟的时候，李清照迎来了巨大的家国之难。好诗是需要不幸的经历来滋养的，贴近人的内心感受的词更是如此。“国家不幸诗家幸”，国家的动荡，比承平之世的贬谪更能带来好诗，正如在爱情中，爱人的永逝比短暂的分离更能带来好诗。很不幸，或者很幸运，这两种厄运同时降临在了李清照身上。

李清照是一位长寿的作家，活到了七十三岁。从靖康之变到去世，她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哀伤岁月。在晚年的创作中，她思念着去世的丈夫，在这绝望的离别中，描摹着独居的生活，诉说着老病与寂寞；她更思念着金兵铁蹄下的故土，在这永远的流放中，描摹着异乡的风景，诉说着对往昔的思念。她一生中最丰富、最动人的作品，像《永遇乐·落日镕金》《声声慢·寻寻觅觅》，都诞生于这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