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援部队到了,填补了空缺。兵营里的草褥很快被占用。他们中一部分是老兵,也有二十五个从野战训练营来的年轻人,大约比我们小一岁。克罗普推了推我说:“你看见那群孩子了吗?”
我点点头。我们挺直腰板站在院子里刮胡子,手插在裤兜里打量新兵,活像个年逾古稀的老战士。
卡钦斯基加入了我们。我们闲逛着经过马厩,走向那群正在领防毒面具和咖啡的增兵。卡特 问一个年龄最小的:“你们应该很久没吃过像样的东西了吧?”
他扮了个鬼脸:“早上甘蓝面包。中午甘蓝炖菜。晚上甘蓝炖肉加甘蓝沙拉。”
卡钦斯基吹了声漂亮的口哨:“甘蓝面包?你们还真幸运!他们也用锯末做面包。你觉得白豆子味道如何?要不要来一勺?”
小伙子红了脸:“你可别捉弄我。”
卡钦斯基只说了句:“拿着你的饭盒。”
我们好奇地跟着他。他带我们走到他的草褥边,那儿有个桶。桶里确实装着半桶白豆炖牛肉。卡钦斯基像个将军一样站在桶前:“眼要疾,手要快!这是普鲁士人的口号。”
我们很惊讶。我问:“好家伙!卡特,你到底是怎么弄来的?”
“我拿的时候番茄脑袋乐坏了。我给了他三块丝绸降落伞布。怎么样?白豆凉了的味道还不错。”
他像个施主般给年轻人盛了一份儿,说道:“下次你带着饭盒过来时,左手还会拿着雪茄或嚼烟。明白吗?”
说着他转向我们:“当然,你们也有份儿。”
***
卡钦斯基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有第六感。这种人虽说到处都有,但开始时总是没人能察觉。尽管每个连里都有那么一两个,但卡钦斯基是我见过的最精明的。他的职业,我想,是鞋匠。这不重要。手艺活儿他样样在行。和他做朋友真不赖。我们,克罗普和我,算是他的朋友。海尔·维斯胡斯算他半个朋友。他更像卡特的执行官。一旦出了什么需要动拳头的事,他就会在卡特的指挥下行动。这方面他很厉害。
比如有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荒无人烟的小镇。一眼望去就知道,除了墙,这里的一切都被洗劫一空。我们宿营在一家又小又黑的工厂,为了驻兵刚刚布置完毕,里面安放的床不过是床架,几根木条,绷着一张铁丝网。
铁丝网很硬。我们没什么东西可以铺床,仅有的一条毯子还要盖在身上。帐篷布实在太薄。
卡特环视了一下,对海尔·维斯胡斯说:“跟我来。”说着,他们就出发,走入陌生的村落。半小时后,他们抱着一大垛稻草回来了。卡特发现了一个马厩,找到了稻草。要不是我们饿得难挨,倒是可以暖和地睡上一觉。
克罗普问一个在这附近住了很久的炮兵:“这附近有食堂吗?”
对方笑了:“哪有什么食堂!这儿什么都没有,连面包皮都找不到。”
“难道这儿一个居民也没有?”
他吐了口唾沫:“有。还有几个。他们也是每天眼巴巴地围着锅台转,想找点吃的。”
这可真糟。我们必须勒紧裤带,等明天的补给送到。
可我看见卡特戴上了帽子。我问:“卡特,你去哪里?”
“我出去转转。”说着,他走出门去。
炮兵讥讽地笑了:“去转转吧!可别扭了腰!”
我们失望地躺下,斟酌着是否要啃点儿应急食品,但这对我们来说十分冒险,于是我们闭上眼睛,试着睡觉。
克罗普掰断了一根烟,递给我一半。加登讲起了他的家乡菜,大菜豆炖肥肉。他骂骂咧咧,抱怨着不放香薄荷的烹饪方法,说不管怎样,看在上帝的份上,都该把东西放在锅里一起炖,而不是把土豆、菜豆和肥肉分开炖。有人开始嘟囔,要是加登再不闭嘴,就把他处理成香薄荷。说着,厂房里马上鸦雀无声,唯有几根蜡烛的火光,跳跃在瓶口。炮兵时不时吐着唾沫。
半睡半醒间门开了,卡特走进来。我以为自己在做梦:他胳膊下夹着两条面包,手里拎着一沙袋血淋淋的马肉。
烟斗从炮兵嘴里掉下来。他摸了摸面包:“真的!真是面包,还是热的。”
卡特什么也没说。他弄到了面包,其他无所谓。我敢肯定,哪怕把他派到沙漠,他也能在一个小时内,张罗出一顿有枣子、烤肉和红酒的晚餐。
他简短地对海尔说:“去砍点儿柴。”
说着,他从外套里摸出一只平底锅,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盐,甚至一块猪油——一切他都想到了。海尔在地上生起了火。在空旷的厂房里,火噼啪作响。我们从床上爬起来。
卡特知道如何把马肉煎嫩。马肉要是直接放进平底锅就会变老。煎之前,必须用点儿水煮一下。我们拿着刀子,蹲成一圈儿,吃得很饱。
这就是卡特。假如在某个地方,一年当中只有一小时的时间能找到吃的,那么鬼使神差,他也会戴上帽子,走出门去,就像带着指南针般径直走向食物。
他什么都能找到。天冷的时候,他能弄到炉子和木柴、干草和麦秆、几张桌子、几把椅子——但首先,他能弄到吃的。这简直是个谜。大家甚至相信他能从空气中变出这些东西。他最辉煌的战绩是四盒龙虾罐头。当然,要是配上炼好的猪油就更好了。
***
我们在营房有阳光的一侧休息。空气中弥漫着沥青、夏天和汗脚的气味。
卡特坐在我身边。他喜欢聊天。今天中午,因为加登对一位少校敬礼时的怠慢,我们练了一小时的军礼。卡特对此难以释怀。他说:“听着,这场战争我们输定了,因为我们敬礼敬得太好。”
克罗普迈着僵直的步子走来。他光着脚,卷着裤腿,把洗好的袜子放在草地上晒干。卡特望着天,结实地放了个响屁,若有所思地说:“每颗豆子,都有个调子。”
两人开始争辩。同时,又为一场我们头顶的空战胜负赌一瓶啤酒。
卡特不肯让步。作为前线的老兵油子,他又来了段顺口溜:“公正地发饷,公平地分粮,谁还会想着打仗。”
相反,克罗普是个思想家。他建议,宣战日应该成为民间节日。收门票,带音乐,就像观看斗牛。之后,两国的部长和将军们应该在斗兽场上穿着泳裤,手持棍棒,相互搏斗。谁活下来,谁的国家就算赢。这比让一群不该参战的人,在这儿殴斗更简单、更痛快。
这个建议不错。随后的话题转到兵营操练上。
我脑中这时闪过一幅画面。一个炎热的中午,练兵场上。空中高悬着火辣辣的太阳。营房死寂一片。一切都像睡着了,唯有敲鼓的声音传入耳中。鼓手们被安排在某处练习,敲的声音笨拙、单调、麻木。好一个三和弦:酷热的正午,寂静的营房,练习的鼓手!
营房的窗子又空又黑。有几个窗口挂着晾干的帆布裤子。大伙儿渴望地望过去。屋子里必定很阴凉。
是啊!那阴暗发霉的营房,铁床架和方格床单,储物柜和矮凳!就连这些也成了我们渴望的目标。在前线,营房的一切甚至散发出故乡般令人难以置信的光泽。每个房间都充满腐烂的食物,睡觉、抽烟和衣服的气味!
卡钦斯基充满感情、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营房的一切。要是能回到营房,做什么我们都愿意!再多的东西我们连想都不敢想——
清晨的训导课——“98式步枪怎么分解?”下午的体能训练——“钢琴手出列。向右转。到厨房报到,削土豆皮。”
我们沉醉在回忆中。克罗普突然笑着说:“在勒内换车。”
“在勒内换车”是下士最喜欢的游戏。勒内是个中转站。为了我们中休假的人不至于在勒内迷路,西摩尔史托斯让我们在营房中练习换车。我们得学会在勒内穿过一条地道,找到下一趟联运列车。床就是地道。我们立正站在左侧床边。一道命令“在勒内换车”下达后,我们闪电般爬进床底,又从床的另一侧爬出。这一练就是几小时。
就在这时,德国飞机被击落了。像颗陨落的彗星,一溜烟俯冲下来。克罗普为此输了啤酒,闷闷不乐地数着钱。
“西摩尔史托斯当邮差时肯定是个谦和的人。”克罗普不那么沮丧后,我说,“谁承想,当上下士后,他怎么成了虐待狂?”
这个问题激起了克罗普的兴致:“不光是西摩尔史托斯,很多人都这样。一戴上绶带或军刀,立即变成另一个人,就像吃了水泥。”
“是制服的原因。”我猜测道。
“差不多。”卡特说着,准备发表演说,“但根本原因不在于此。你看,你要是训练一条狗吃土豆,之后再丢给它一块肉,它还是会不顾训练,逮住肉吃掉,因为这是它的天性。要是你给一个人点儿权力,他也一样,会抓住这点儿权力。特别自然,因为人本来首先是个畜生。随后,或许像片抹了猪油的面包,打扮得体体面面。军队是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发号施令的基础上。糟糕的是每个人的权力都太大。士官可以折磨士兵,中尉可以折磨士官,上尉可以折磨中尉,一直到把人折磨疯为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这么干,也养成了这么干的习惯。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刚从练兵场回来,累得要命。这时来了道命令:唱歌!好吧,唱得肯定有气无力。但大家还算高兴,毕竟可以拖着步枪往前走。谁知这时又让人向后转,惩罚大家再操练一小时。操练结束列队回来时,又来了一道命令:唱歌!现在大伙儿都卖力起来。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连长要贯彻他的意志,就因为他有权力。没人会指责他,相反,他干这些事,会被看作是个严格的人。这不过是件小事。他们还在很多别的地方折磨人。现在,我问你们:要是不当兵,随便他做什么,会有哪种职业能允许他干出这种事而不被人打断鼻子?他只能在军队这么干!而且这些都铸到他脑子里了!越是平时籍籍无名的人,到了这儿,脑子里这些想法越多。”
“不是都说要守纪律嘛——”克罗普漫不经心地说。
“借口,”卡特抱怨道,“他们总有借口。纪律是要有,但纪律不是故意刁难。再说,你要让一个铁匠,或一个雇农、一个工人清楚,这里大多数是这种人,要让士兵们知道,什么是纪律。他们只知道受了折磨,上了前线,而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他该做的,什么是他不该做的。我跟你们说,前线这些普通的士兵能坚持下去,只是忍受!是忍受!”
所有人都赞同,因为人人知道,只有进了战壕,操练才会停止,而一旦回到几公里后的后方,他又会重新开始让我们练习那些毫无意义的敬礼和列队前进。这是一条铁律:当兵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闲着。
这时,加登来了,脸色泛红。他眉飞色舞,激动得连话都说得结结巴巴。他一字一顿地对我们说:“西摩尔史托斯已经在路上。他来前线了。”
***
加登对西摩尔史托斯怀恨在心,因为西摩尔史托斯曾在营房里以他特有的方式教训过他。加登有遗尿症,夜里总把尿撒在床上,但西摩尔史托斯却武断地宣称他太懒。他发明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手段整治加登。费了不少劲儿,西摩尔史托斯从隔壁营房找来一个也有遗尿症的人,名叫金德瓦特,让他跟加登睡在一起。营房里的床是常见的双层床,上下两层,床面是铁丝网。西摩尔史托斯安排他们一上一下。睡在下面的人自然遭了殃。第二天晚上,两人又要上下调换位置,下铺的去上面,以便报复另一个。这就是西摩尔史托斯的“自我教育法”。
这种做法确实卑鄙,尽管主意尚可,却根本没用,因为先决条件不对:两个人都不是因为懒才尿床的。任何一个看见他们苍白皮肤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最后以两人中总有一人睡在地上告终。为此,睡在地上的人经常感冒。
海尔过来,坐在我们身边。他向我使了个眼色后,开始摩拳擦掌。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从军生活中最美的一天。那天晚上是我们去前线前的最后一晚。我们被分在一个编号很大的团里,而事先,我们得去守备部队领军装,不在新兵驻地,而是去另外一个兵营。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要出发。这天晚上,我们准备找西摩尔史托斯算账。几周前我们就发誓要这么干。克罗普甚至想得更远:等战争结束后,他要去邮局工作,等西摩尔史托斯再回去当邮差时,成为他的上司。一想到日后能教训他,他就陶醉不已。正因为想着这些,我们才从未屈服。我们始终盘算着,战争结束前迟早要收拾他一顿。
这会儿,我们打算痛揍他。只要认不出我们,他能拿我们怎么办?何况明日一早,我们就要动身出发。
我们知道那间他每晚必去的酒馆儿。从酒馆儿回营房,他总要经过一条又黑又背的小路。于是,我们埋伏在那条路上的一块石头后。我带了条床单。大家紧张地等待着,不知他是否一个人回来。终于,我们听见了他的脚步声,一听就是他。每天早上房门打开,他大吼一声“起床”之前,我们都能听见这种声音。
“他一个人?”克罗普低声说。
“一个人!”——我和加登蹑手蹑脚地从石头后溜出来。西摩尔史托斯的皮带扣闪着光。他似乎喝醉了,哼着歌,一路走来,毫不设防。
我们握着床单,纵身一跳,从后面一下蒙住了他的头,拉下床单,像个白布袋,将他整个人套在袋里。他举不起胳膊。歌声停止了。
这时,海尔·维斯胡斯也上场了。他一把把我们推到两边,好让他先动手。他兴冲冲地摆好架势,举起一只胳膊,活像举起一根信号杆;一只大手如同煤铲,冲着白布袋,“砰”的一声,一记猛拳。这一拳仿佛能打死一头公牛。
西摩尔史托斯一下栽倒在地,滚出五米远,开始大声叫骂。我们早料到他会喊,事先预备了枕头。海尔蹲下身,将枕头放在膝上,摸着了西摩尔史托斯的脑袋后,猛把他的头往枕头下压。他的叫声马上被闷住了。海尔不时让他透口气,于是他喉咙里又发出一阵响亮的叫喊,接着,叫声又变得微弱。
现在,加登解开了西摩尔史托斯的吊裤带,扒下了他的裤子。他带了根皮鞭,用牙咬着。之后他站起身,动手挥起了鞭子。
这真是一幅绝妙的画面:西摩尔史托斯栽倒在地。海尔俯着身,龇着牙,活像个狞笑的恶魔,将他的头闷在膝盖上。而每一鞭子下去,西摩尔史托斯那双交叠的腿,都在他的条纹内裤中不由自主地颤抖。挥鞭的加登像个不知疲倦的伐木工,我们要是不拉开他,根本轮不到我们动手。
终于,海尔把西摩尔史托斯拽起来,作为结束,单独教训了他。他伸出右手,打了他一记耳光,就像要伸手去摘下星星。西摩尔史托斯栽倒在地。海尔又把他拽起来,摆好了姿势,对准他的脸,用左手狠狠地又掴了一掌。西摩尔史托斯大叫一声,四肢着地,连滚带爬地跑了。邮差带条纹的屁股,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我们迅速消失了。
海尔四下张望着,愤怒又满意,带着几分神秘地说道:“复仇就是血肠。 ”
西摩尔史托斯应该高兴才是。因为他的话——“人们应当互相教育”,在他身上结了果。而我们,是他这一理论的好学生。
他始终无法得知,他到底应该感谢谁,但至少他赚了条床单。因为几小时后,我们回去找的时候,床单已经不见了。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让我们第二天早上轻松上了路。有个胡子拉碴的老家伙,还激动地称赞我们是英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