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怀念你的老战友吗——那些跟你一起直到战争结束的人？

啊，会，我怀念他们。他们大部分人，你知道的，就像兄弟一样。真的。他们真的就像是你的家人。

我可以想象……

对，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你知道吗？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比亲兄弟还多。对，我怀念他们。当然怀念。

*

每一次，我都会递给受访者一小包产自明尼苏达州的天然稻米。每一次，我都以笨拙地不停半鞠躬开场，拿同样的事情开玩笑：我连“很高兴见到你”乃至“谢谢”之类的简单日语都说不好。他们听后会面露微笑，我能看出他们为自己在微笑而感到惊讶，我想每次都从自暴己短开始是件好事。

早上，我和摄影师会到旅馆外面喝咖啡和吃糕点。晚上，翻译会带我们出去找乐子：看歌舞伎，看武术表演，吃最美味的平价寿司，去她最喜欢的老酒馆喝两杯。我们三个人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唯独不谈那些我们采访过的人。

*

为什么我会干得出那样的事？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只是个农家子弟——一个在农民家庭长大的人。这是我后来会思考的问题。你知道，到头来你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唉，我不是个会干出那种事的人。

*

直到今晚为止我没有看过一场职业格斗。日本有些武术表演很文雅，像是液体舞，但今晚的表演却是货真价实的打斗。其中一方眼看就要胜出。他把另一个男人压倒在草席上，用拳头狠狠揍对方的头，一下又一下。每发出一声闷响，观众就会集体发出呻吟。那一定会疼，非常疼，但挨揍的那个男人脸上看不见任何表情。那个揍他的男人脸上的表情倒是非常丰富，五官扭在一起，像是愤怒或害怕，但我分辨不出是哪个。

我一直在跟摄影师和翻译交谈，在那里待了很久，久到离开的时候和两位正要回家的格斗者同乘一台电梯。这时我才看出来他们都还算不上男人，只是大男孩而已。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其实比他们要高。事实上，站在他们身边，看见他们待在一起有说有笑，那种感受近乎震撼。从这个距离，我可以看见刚才的输家脸颊上的破皮：想必是被草席擦伤的。基于一些原因，这让我对他生起了慈爱之心。我很想侧身靠近他，问他：你是怎样恢复原状的——在经历方才的事后——回到这副正常的样子的？

*

“你们这些小王八蛋！混账东西！”——我们会骂这一类的话。但我们没有整垮他们。我们是在试着让他们振奋起来。因为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们搞砸了——他们一上战场就会死掉。我们得推他们一把，逼他们快速行动起来。所以我们就呵斥他们。他们接受训练就是为了能采取正确的行动，不是吗？如果他们能变成那样，就能避开朝他们射过来的子弹。这就是我们那样做的原因。

*

我对每晚一起出门消遣感到不自在。这一切令人觉得如此不协调。我一会儿是神社里的游客，一会儿让一个离死不远的老人告诉我他是怎样学会用酷刑折磨人的，一会儿跟一个得过奖的摄影师边喝酒边探讨美学。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这些事挨在一起。就好像有人拿着一根铁棒撬开了日常生活的缝隙，而那些被我们遮挡、掩盖住的恶魔突然出现在那里，不依不饶地待在我们身边，待在所有事情的旁边。

事实上，“在旁边”（next to）就是我对我们三个一起度过的时光的看法，那些白天和夜晚。它们都是一些“在旁边”的时刻：发生在访谈的“旁边”。这让它们听起来毫无分量，我起初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改变了看法。“在旁边”的存在至关重要，不管那是什么东西。

我不停地思考在某件事的“旁边”意味着什么，而“拼合在一起”（fits together）又意味着什么。有一天，在开车上班时，我的车子在积雪上打滑，差点撞死别人。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很吓人罢了。但在这之后立刻去上班实在是件奇怪的事。

似乎我总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毫无空隙，现在依然如此。

*

那些做不到的人会感到羞愧吗？

没有“做不到”这回事……我们会逼他们干，逼他们捅刀子。

*

就着明尼苏达州冬天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朋友安妮问我：他们为什么没自杀呢？她是一名勇敢而坚定的女性，同时也是一名惯于提出难题的内科医生。她把红铜色的头发从眼前拨开，定睛望着我。你为什么不问他们这个问题？

我不曾有过跟加害者打交道的经验。和这些人待在一起，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正在参加一场带导游的地狱旅行团。亲密感和眩晕感同时涌现，觉得自己被指引方向的同时又感到迷失。所以我采取了大部分教授用来处理新事物的方法：试着通过把这一切学术化来控制它。我从很多领域寻求帮助。而我获得的大部分帮助来自艺术与人文学科的传统。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怎样理解历史上的大屠杀的？不同的宗教和哲学传统是怎样处理凶残这个问题的？是怎样把这个世界持续不断的残暴行为同对更高目标、人类存在的意义及“神”的信念调和起来的？社科领域中的一些重要构想也给了我很多帮助。种族清洗的普遍政治与文化特征是什么？把人变成怪物需要哪些组织上与心理上的流程？要怎样才有可能彻底转变这些流程？

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而我即将和各位分享我找到的答案。但是，如果有一个问题居于本书的核心位置，那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告诉你们这些故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听我讲述这些对你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这仍然是最让我困扰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决定了本书的展开方式，决定了记述的事情如何发生在彼此的“旁边”。随着我们一同推进下去，我会多次用不同的方式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

接下来是第一个故事。

*

阪仓君

突然间，从村子里冲出一群十五六岁的人。当时我甚至都没见过八路军，不知道敌人长什么样子。我不知道眼前这批人是什么人，所以马上趴下。因为有更多的人冲了出来。然后我听到指挥官下令：“开火！”他说，“统统打死！”然后我……我也开了火。我射出的子弹打中了人。“真的击中了。”我想。而大多数人，他们就像苍蝇一样纷纷倒下，你明白吗？

等他们都倒下之后，然后……那里有一片高粱地，当时正好是六月中旬，所以那片地看来非常大。（他用手比画）所有人都倒在里面，或是跑了进去。我追在他们后面。然后在高粱地里面，我去的那块有一个倒在地上的人。我看了看，是个农妇。她已经倒在地上死了。我心：“好吧，是个农妇。我对此什么都做不了。”我准备继续往前走，然后发现就在那女人的手臂下面，有一个小婴儿，懂吗。一个小婴儿把头探了出来。然后它的手——（沉默）正在摸那个女人的乳房，明白吗，在找乳房，用手碰乳房，明白吗？然后它抬起头看着我，向我微笑。我太震惊了。然后我发现自己不能走路了，你知道吗？然后，唔，我感到的不仅是害怕，而是……我感到一阵寒意从脊椎升起。然后我想往前走，却走不动。一些老兵从我身后跑进来；敌人正在追击我们——“快跑！”他们说。然后我便跑了起来。我们跑掉了，就这样，这之后我想到它，那个婴儿，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会就那样死掉，我想。而这是最……在这场战争中……我的行为，第一次……第一次对我来说有点，类似让人反胃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击中了我，你知道吗？这就是发生过的事之一。

*

上述是阪仓君故事的中段。当一切开始时他还是个平民，等到一切结束时他已是个加害者。

阪仓君向我讲起那个婴儿时，已经离死不远了，他正试着理清自己的人生。他在战俘营待了很多年——又经历了更多年的社会放逐——期间不断审视他做过的事以及这些事对他的影响。他犯下凶残的暴行，造成了无法估算的痛苦，但他也经历了精神上的创伤。事实上，犯下的罪行成了他的创伤。他感到死亡正在靠近，他说，如同某种“压力”一般。“我已经没有未来了……如果我不抓紧时间，趁现在说出来——如果我死了，就没人来讲这些事了。”

阪仓君和其他我访谈过的老兵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团体。他们都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Chukiren）的成员，这群反战的退伍军人已经为之工作了四十五年，旨在引发人们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关注和促进中日两国的友谊。他们代表一群日本军人，大约有一千一百人，这些人曾经在战后被苏联俘虏，若干年后被引渡到中国的抚顺监狱。西伯利亚的战俘营以非人般的残忍对待他们。但抚顺监狱却令人迷惑地用几乎完全相反的方式对待他们。那里的工作人员被告知要待这些犯人如客人：尊重他们，让他们吃饱饭，满足他们的医疗需求，为他们组织体育和文化活动。这些战犯也接受了思想改造：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经历了一种如同转变宗教信仰般的体验。他们批判自己过去的价值观——事实上还批判过去的自我——并承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反战主义的布道。这批日本老兵把他们的转化形容为“抚顺奇迹”。1956年，中国终于为这些人召开了特别军事法庭，起诉了其中的四十五个人，这些人最终全部获释。

1957年1月，这批“中国归还者”建立了一个正式组织，决计要相互扶持，致力打破日本对战争罪行的沉默。虽然大多数时候受到大众和主流媒体的轻蔑或冷落，但他们仍然继续活动，直到2002年，因大部分成员年迈多病而难以为继。不久后，新一代活动人士在埼玉县建立了“归还者和平纪念馆”。馆里收藏了超过二万本图书，以及相关的录像带及照片，里面挤满了书架和研讨桌，比起纪念馆，更像是资源中心和图书馆。就是在这里，我们被第一次介绍给那些老兵。

从一开始，我便觉得这些人视自己为历史的产物。他们欣然接受人们的指责，但又把这当作是超出自己控制的历史语境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的军事霸权。这个越发军事化的国家由神圣的天皇统治，汲汲于展示实力和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但要确保区域性霸权，日本还需要掌控中国的资源。结果就是一场灾难性的竞赛：“中国的重新统一与日本在中国的扩张”的竞赛。 ^[1] 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中日战争在六年后全面爆发，导火线是发生在卢沟桥的一场军事冲突。日本把后续的冲突和所有因此犯下的战争罪行说成攸关民族荣耀和使命。一份于1943年撰写的日本政府报告把日本的领土野心粉饰为一种准人道主义的介入：“我们大和民族，正挥洒着‘血’以达成我们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实现亚洲十亿人民的解放，更为了永远保持我们在大东亚共荣圈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把大和民族的‘血’植入到这些‘土壤’中去。” ^[2]

宗教上的正当理由响应了帝国的正当理由。甚至连禅宗学者都参与进来，在报刊上发表论证：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不明佛理因此亟待拯救的国家，透过日本高一等的精神了悟，中国的“不合理性将会获得纠正”。“透过一场慈悲的战争，交战的国家可以提升自己，而战争可以消灭战争本身。” ^[3]

这是那些“中国归还者”想向我这个美国人强调的历史背景，我们交谈时，一支美国的军队正在占领伊拉克。凡事总有它发生的背景。

*

凶残既有赖于再现（representation）又抗拒再现。我们必须为凶残作见证，我们必须把这些故事讲出来，这些观点是人权运动教义的核心所在。我们搜集证言，我们调查并厘清战争罪行的细节，是因为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这样做。我们所履行的义务在法律起诉有现实可能性时最为迫切，但它在要求审判的呼声在历史中消退很久之后也依然有力——尤其是在那些矢口否认罪行和历史修正主义盛行的地方，就像日本。我们是在为后人创建一个我们时代共有的道德档案库。我们在缔造一种可以让那些幸存者能够看懂的公共历史，而他们每天都在目睹内心最深处的私人真相遭到否认。而有时，正如我访谈过的老兵所认为的，我们是在利用一个可以安全想象的过去，来让我们当下在做的事情显现出来。

近几十年来，日本的政府官员、学者和各级前军官一再否认和淡化日本帝国犯下的暴行。1994年，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把南京大屠杀——估计有三十万平民被杀害——说成是“捏造”。在随后措辞谨慎的道歉中，永野仍然只愿称南京大屠杀为“南京事件”。 ^[4] 2007年，首相安倍晋三否认曾有韩国妇女被强迫充当慰安妇。 ^[5] 2001年，文部省大臣支持使用修正版本的历史课本，课本试图把日本战争罪行掩饰过去，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大规模强征慰安妇、用中国平民进行活体细菌实验等。 ^[6] 2005年，一位日本学者的著作被翻译成了英文（出版方还专门寄给了我一本），里面猛烈抨击了已故作家张纯如，因为她让“南京发生过大屠杀的荒诞说法”延续了下来 ^[1] 。 ^[7]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说过，遗忘就是把一个人杀两次。如果威塞尔是对的，那中日战争从来没有终止过。只是将战场转到了记忆的领域。

所以，我们三人——摄影师、翻译和我——一开始是抱着相同的信念开启了这个项目：不论是在这个个案还是其他个案，为凶残留下见证本身就是一种善行——不论是在罪行发生当时揭发罪行，还是像我们当时在做的事那样，事隔多年后搜集和分享证言。不论是争取人权的斗争还是发生在记忆领域的战争，都需要一个黑白分明的道德立场：说出来或者保持沉默，抵抗它或者成为同谋。

但我不再那样确信了。

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再现苦难的悖论。想要阻止人们继续受到伤害，我们必须说出发生过什么事；但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我们有可能会以始料不及的方式伤害到他人。我们想要通过羞辱加害者来让他们遵守道德，但有时却刺激得他们更为暴力；我们想要引发旁观者的恻隐之心，但有时却让他们变得更加麻木，甚至引发反感；我们想要给幸存者带来疗愈的声音，但有时却让他们再次受到创伤；我们想要把遥远的陌生人变成生动的、可以被亲切感知到的人，但有时却把他们困在了抽象的、二维的“受害者”的身份中。

现在我明白这些迟来的证言，这些不仅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十分久远的再现的苦痛，它们面临某种必然的结果。搜集证言是一种尊重幸存者和死者的举动，也是一座小却真实的言语上的堡垒，以对抗反复上演的集体凶残。所以我们才会一次又一次地说“再也没有下一次了”。但收集和分享证据触发了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它同样造成了伤害。在开展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开始相信收集加害者证言这项工作需要道德上的短视，也许甚至是自大。对我来说，我看不出来还有别的路径可以解决这工作所引发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在受害者无法说出他们故事的情况下，讲述加害者的故事会有什么风险？从什么时候开始，聆听和记录下加害者对于宽恕的恳求逐渐变成一种默许的宽恕，一种你根本无权给予或拒绝给予的宽恕？还有，你做这些的动机是什么：是出于对他人的责任感的召唤，是出于自恋的道德正义感，还是出于一个作家对于耸人素材的渴望？呈现最邪恶和残忍的细节是否只是在操练一种关于邪恶的情色作品？而没这样做是否就是一种道德上的懦弱？如果你进行了自我审查，你是否就使创伤免于再现——但同时也免于被侵入性地凝视、简化和剖析？又或者你无视了创伤对再现的呼求，并重演了旁观者当初的回避，而正是这种回避让凶残从一开始得以发生？ ^[8]

埃马纽埃尔·东轧拉（Emmanuel Dongala）是《疯狗强尼》（ Johnny Mad Dog ）的作者，这部小说讲述刚果内战时期一个童兵的故事。作者东轧拉本人就是这场战争的难民，在濒死之际得到了一群人道工作者救援。东轧拉明白人道工作者能够接触到他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们靠揭露刚果的悲惨故事而募得经费并取得了进入许可。在获救那一刻，东轧拉意识到他的命是以他的故事换来的。但当我们聊到这件事时，他告诉我，他还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类讲述故事的行为具有去人性（dehumanizing）的特质，意识到每次拯救的代价是遭受苦难的非洲人的形象被强化了。而这种形象不只助长了种族歧视逻辑，例如法国前总统密特朗那段恶名昭彰的发言：“在卢旺达这类国家，发生一场种族清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9] 这样讲述故事的行为还会牵涉到一种跟趁火打劫无大不同的偷窃行为。就像在《疯狗强尼》里，一个年轻非洲女子坚持拒绝让一名西方记者拍摄她快死的母亲：“苟延残喘的妈妈是 我们 的苦、 我们 的痛……我们有权把它保持为私有。” ^[10]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大篇幅地谈论过凶残照片的伦理问题，关于我们拍摄死伤者的欲望，以及在之后凝视这些影像的欲望。她这样总结道：

感到有义务去思考看这些照片意味着什么，思考实际消化照片内容的那种能力。对这些照片的反应，并非都受到理性和良知的支配。大多数有关被折磨、被肢解的身体的描绘，是会引起淫欲兴趣的……所有展示一个有魅力的身体遭侵犯的图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色情的。但是，令人反感的图像也能诱惑人。大家都知道，公路上发生骇人车祸时，经过的车辆放慢速度，并非仅仅出于好奇。对很多人来说，放慢速度也是希望见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称这种“希望”是“变态”，意味着这是一种罕见的异常心理，但是被这种场面吸引并非罕见，而这是内心斗争的永恒来源。 ^[11]

我们的快感——或者说，我们对于自己寻找快感的能力的恐惧——确实是一种折磨。那么站在镜头另一端的人的快感呢？如何看待那些不躲避镜头反而对着它表演的加害者呢？那些将“曝光”作为一种介入手段的人权工作者必定要面对这些难题：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吗？如果我们不能对看见的东西采取行动，那看见的意义何在？如果看见促使了“对故事的厌倦”而非行动，那该怎么办？更令人苦恼的是，他们还需要面对这些问题：将曝光作为干预手段的策略是否有可能对加害者而言是一种服务？正如托马斯·基南（Thomas Keenan）所说的，在一个不知羞耻的世界动员羞耻之心，可能只是一种悖谬的宣传工作罢了。 ^[12]

这类问题也许是无解的。但我们却别无选择，只能活在它们有解的可能性中。

*

小说《奇鸟行状录》极具洞察力地描述了中日战争期间的凶残与记忆。透过冈田中尉这个让人心疼的角色，村上春树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悲惨的样本，关于个人叙事如何成为对抗无意义性的魔咒。冈田见证和承受过战争不可承受的残忍，他的个性因此被掏空。战后他又活了几十年，但内心深处毫无感情，看不出活着有多少意义，不认为活着与死去有多大差别。然而，在人生最后一段日子，他有机会跟一个有同理心的倾听者谈论战争。这时，他感到从记忆中理出意义变成了他的人生目的，而回想起人生仍有目标时的感觉，也让死亡一事对他而言变得更轻易——或者说，更恰当。

“中国归还者”说出他们的故事与其说是为了获得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不如说是为了获得一个最终来说并非毫无意义的人生。对他们大部分人而言，摆脱无意义性意味着达到一种连贯，也就是说，把自己的人生重构为一则可述说和有主旨的故事，走出不可沟通的记忆的孤立性，走入可分享的叙事的互动性。必须存在一种方法，能从他们不可理解的罪恶中理出可理解的故事。他们的人生必须不能只是一系列毫无缘由的偶然事件的交会，毫无目的可言。如果说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漫无头绪是一种基本的人类创伤，那创造一段可分享的个人历史便成了一种基本的拯救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自己的人生想象成一则线性叙事，一系列有因果关系的事件，包含着并非出于偶然的欢乐和并非毫无道理可言的苦痛。而要能成为这一类线性叙事的作者，你就得把某些一度失控得吓人的事件纳入控制。

我访谈过的日本老兵以很多不同的路径寻求连贯和意义。有些人用的方法是道歉。“我真的错了，这我知道。”阪仓君说：“我很抱歉——我没有任何辩解余地，只能说抱歉。通过说出我的故事，我寻求赎罪。”有些人用的方法是悲悼，用叙事为悲痛的伤口赋予闭合的形状，否则它就会变成没有皮肤覆盖的开放性伤口。还有些人用的方法是干预，是警告： 这就是你们正在变成的样子，或许你们已经变成这样了 。对这些老兵来说，我是个美国作家这一点至关重要。他们相信，绝不应该容许美国人继续对自己国家发起的战争的肮脏细节移开目光。不过，对大部分日本老兵来说，通向连贯和意义的方法是通过共产主义、反军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正如久保寺君所说的，在战俘营接受的再教育帮助他们看清自己已变成了“恶魔”，因此，这再教育也让他们得以“重生”为“人类”。现在，他们的人生有了清晰的使命。他们的弥留之际有了目标。小山君说：“我们应该联合起来，要求今日的年轻人不要再重蹈我们的覆辙。我们必须一直呼吁下去，直到死去那天为止。”

但总是有一个余数（remainder）存在，总是有某些不可分享的部分延续着。我的翻译和另一位老兵金子君的对话就是典型的例子：

金子君： 务必要让两位教授明白。

翻译： 放心，我一定会转述。

金子君： 请千万要这样做……我要把这些话说出来，我走到哪里说到哪里。一切都被怪罪到我们士兵头上……在靖国神社供奉的是什么呢——只是一堆写在纸上的名字罢了。你们以为那些遗体在哪里？那些骨骸？在西伯利亚的脏土里。在中国的脏土里。在南方的岛屿。在那里——所有人都仍被埋在大海里。这样对吗？那些死者——那些（喃喃自语），我们见过那些尸体。真是可怜。

翻译 ：你——

金子君 ：拜托。我就靠你了。

翻译（对我说） ：“我就靠你把话传达……”

金子君 ：你觉得他们懂了吗？

翻译 ：懂。别担心。

金子君 ：你觉得他们懂了吗？

翻译 ：我刚刚……我刚刚清楚地告诉他们了。

凯西·卡鲁思（Cathy Caruth）主张，把创伤化为语言文字，难处不在于如何描述，而在于经验本身。她写道：“在创伤中，与现实的强烈冲突可能呈现出的是一种对现实的绝对麻木。”创伤代表着语言的不可能，因为它主要是一种对意义的猛烈冲击，而不是一种意义。不存在最终的理解。不存在超越的意义。有的只是对混乱的暂时阻挡。 ^{[‡] [13]}

*

低声对她说话时，我试着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不要太不耐烦。你可以停下来，不要写了。问问他第一次是什么感觉？我们正在访谈的这个人，金子君，前不久才因为肠道阻塞住院。他八十八岁了。皮肤从他的手臂上垂下来，像挂起来的床单。他越来越疲惫，我知道他在采访完毕之前就会想要中止对谈。我们没多少时间了。

翻译正在以速记方式概述金子君回答的每一句话。有时，金子君说完话之后她还在继续写，我得等上一两分钟。拜托不要写了，我说，直接进入下一个问题吧。我不需要概述。我们可以之后再翻译它们。她的头抽动了一下，眼睛在我和金子君之间来回看了看，但手没有停下来。等一等，她说，快好了。她不是职业翻译，是无偿做这些的志愿者。我和摄影师得把钱硬塞给她。她是个研究生，对这项目怀有一份关心，觉得它和自己有某些私人的关联。这份工作让她饱受压力。

你第一次强暴别人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感觉？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感觉，懂吗？只是“我想试试”……就是这样。

到了晚上，翻译、摄影师和我三个人会喝几杯，笑声连连。翻译很风趣，摄影师则是有意显得风趣。一天采访下来，我们全都心神不宁、头昏脑涨，但摄影师沉着依旧。他请我们喝清酒，还想办法逗我们笑。在一个那么奇怪的环境一起待了那么久，我们有时会向彼此透露一些平常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情。这些小秘密会在谈笑之间溜出口，而我们之所以愿意分享，是因为知道大家不久之后便会分道扬镳——哪怕现在我们对彼此而言几乎意味着一切——分享这些不会引起什么不愉快的后果。翻译每次有什么小秘密要说，你都可以事先看出来：她会身体紧绷，向后一缩，像是要把什么东西递给你。在某个瞬间，非常突然地，我发现她很美。

白天，口干舌燥地搭着地铁时，我们会谈论她在翻译时遇到的挫折，与此同时，她会不耐烦地用手势要我调整姿势，不要占据那么多空间，显得不那么没规矩。根本没有对应的词，她说，又瞪着我，挥挥手示意我把手臂贴在身侧，双脚并拢。不知道用了多久我们才对“嘲弄”这个词的理解达成一致。（摄影师不论在哪儿都能轻易融入四周的环境，从不会引起侧目。但有一次，他走出地铁车厢时用手肘撞到了一个职业女性的额头，结果所有人都在看他，这让我心情好多了。翻译连忙道歉：“他是外国人。”）

但我们要面对的复杂性并不只是关于字词或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我想起自己读过的研究，说翻译有时会更专注于讨好雇用他们的人，而不是为他们帮忙传达声音的人服务。而在扮演文化中介者的角色时，他们总是会用一些小手段为自己或别人保留面子。虽然这一点和它们作为“语言转换者”的工作同等重要，并且能彻底地改变你在最后接收到的信息，但它甚至不是出于明智而特意安排好的。 ^[14] 后来在看录音翻译稿的时候，我才明白翻译并不总是会照问我或摄影师要她问的问题。有时我会把问题问得简短直接，希望能够营造出一种明快的对谈效果，但她转述起来却无比冗长。我和摄影师面面相觑，皱起眉头，满脸疑惑。随后在读翻译好的录音稿时，我才明白她有时是在为我的问题向受访者道歉，或是把问题修整得不那么锐利。（我在这里轻声地对她说一声：谢谢。）

翻译对语义的折损问题延续到访谈录音的翻译。我雇用了第二位译者，负责核查第一位的翻译。他们两人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其中一位认为另一位的翻译太过正式，有点过度正经了。比如说，她想把“我感到愤怒”改成“我气疯了”；把“不，NHK的笨蛋没有播我”改成“不，该死的NHK没有播我”；把“没有这样的说法，当然，只有像是‘来吧，跟上来，你这个懒汉！’”改成“当然他妈的不！他妈的不可能……我们会说这样的话‘快点，跟上来，你这个混账！’”而那位译者则坚称那些老兵的用语本来就过于老式，不管从录音或书面上都很难理解。另外，我雇佣的两位译者都退出了。两个都是，他们顺利地通过了面试，然后我给了他们需要翻译的材料。他们开始工作，但接下来很长时间再没有消息，不管我怎样试图联系都联系不上。最后他们承认自己打了退堂鼓，暗示自己出现了抑郁的症状。其中一位在他的家人发现了这份工作是什么之后，因为这工作跟家人闹得不愉快。在这种情况下，我犯了一个只有大学教授才会犯的错误：预付了他几个月的工资。我拉不下脸把钱要回来。而摄影师当初策划我们的行程时，专门找了个日本“调停人”来处理一切职业和机构性的合作。摄影师们知道怎么把事办成。

去慰安所是要花钱的，对不对？但强奸却不花半毛钱，对不对？……我们没钱，所以没去过慰安所。又因为强奸免费，所以只要我们上前线，就一定会强奸。“你干了几次？”我们会问这样的话。然后回答“我干了两次”或是“我干了三次”。这样，一种竞争心态便迅速冒了出来。

但是，有件我可以说的事是，有一次，我听到……虽然它是段令人作呕的故事……怀孕的女人强奸起来感觉好不好——我会听到类似这样的对话。然后我们，你知道的，我们实际上会去专门找那些看起来像是怀了孕的女人。这种事是会发生的。然后，在做完这些事后，我们会杀了她。对，有时我们会杀了她——如果她反抗，我们就杀了她。三五六个士兵会一起拖出一个女人，把她手脚压着，然后反复施暴，最后用一根棒子插进里面。插一根棒子进去，然后再杀了她。对，这种事是会发生的，你知道吗？

然后那些人——那些女人，她们都知道日本士兵会强奸她们，明白吧？每户人家厨房里都有一口灶台，灶台里面有煤灰。她们会把煤灰涂在脸上，像这样……她们以为这样做日本士兵便不会强奸她们，所以就把煤灰涂在脸上，像这样。但我们心想：“这些白痴……就这种东西，我们还是会做的。”因为这其实没什么分别，不是吗？然后，这些女人想出一个不同的法子。你们猜是什么法子？

怎么了，他说什么了？（翻译的笑声令我感到困惑）

涂粪！……他们给自己涂粪，明白吗？涂在这里。这么一来，我们肯定不会靠近。也许是小孩的粪，涂满全身。那真是臭得要命，我们无法接近。我们心想：“这个贱人竟敢嘲笑我们。”我们会揍她。我们会另外找一个女人——干干净净的。

我的翻译在我和老兵之间起到了缓冲作用，我想，她让他们觉得安全，较少受到直接的挑战，更愿意敞开心胸。有时，翻译不会把老兵正在说的话翻译出来，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听着，带着一种开放但消极的态度，如同自己在听音乐。有时我会心不在焉。我听到隔壁房间一个和尚的念经声。我思考自己打算怎样利用这些材料。我想自己为什么出现在这里：是出于责任感还是好奇心？我感到恐怖，因为我在某些瞬间根本做不到保持专注，当我在想怎么书写这一切时，我实际上彻底把这些人当成了素材。摄影师在工作时则如同一股自然的力量，他完全地在场，无比专注。翻译跪坐在每位受访者前面，身体在专注中紧绷得像钢丝，但同时圆睁的眼睛又显现出尊重和温柔。她知道自己来此的目的何在。每次访谈开始之后，受访者回答问题时并不会看着她，而是一律看着我和摄影师。他们认为我们能做些什么。不止一个人说过他们指望着我们。他们早就在日本讲过他们的故事，但愿意倾听者寥寥无几。他们相信我们可以把他们的信息更有效地传递给世界上其他的人。

我们第一次到东京的时候，当地和平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闭馆时间带领我们参观了一遍。结束时，他们请求我们运用自己在媒体上的影响力，来帮助他们抵挡来自地方政府和民族主义者的审查压力。我一方面不好意思诚实相告，坦诚说出认为我能帮得上忙的想法是荒谬的，另一方面又不愿干脆完全撒谎，说我会帮忙的。所以，我只是把他们的要求复述一遍，承认他们真的很有这个需要。这是懦弱的举动，因为我明知他们一定会误解我的回应，把它理解为一种含蓄的承诺：我会为此做些什么。不然我又是为了什么才出现在这里呢？

这是道斯博士提出的问题 。你已经对我……嗯……诚实地讲述了很多事情。他想知道，当你向像我这样的、年轻一代的女性谈当年强奸的事情时，心里是什么感觉……

我起初讨厌谈这些……谈话变得肮脏了……但如果我不说出来，人们就不会知道女性的处境有多么悲惨，对不对？如果我光说“慰安妇”三个字，是不会有人明白的，对不对？他们会认为你只是为了男人和钱——会觉得那些女人跟男人做这些事全是为了钱。这样他们就无法了解真相，对不对？如果他们不知道背后的故事，就不会知道慰安所里面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谈它的理由。我起初讨厌谈这个。对，当然的。就连我的老战友，当他们被问到：“你去过慰安所吗？”都会支支吾吾：“这个……”当他们被问到：“你强奸过人吗？”然后我们会说：“这……强奸……嗯……我听说他们确实做了这样的事。”他们会躲避问题。每个人起初都是这个态度。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愿意谈论它。事情开始一点点地改变起来。起初，就连我也讨厌谈……但因为那是我非做不可的，所以我谈它……

每逢有战争，那些哭最多的——是女人。她们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会被拉到军队去。如果她们的丈夫死了，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她们会用手捂着嘴痛哭，会失去经济支柱，最后沦为慰安妇……不然你以为她们能凭什么养活孩子？这和（声音不清楚）是一样的。你只能有什么卖什么。当你把一切都卖掉，最后便只剩下身体。所以，最后她们只得出卖身体，赚钱，度过这一切。女人承受了最严重的苦难。所以，不管去到哪里，我总是指出：女人是最应该反战的……

对，我们有责任说些话。我们不想再把这些事带给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坚信的东西……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对你讲这个故事——就当着你的面。起初我讨厌这样做。我妻子也不喜欢，每个人都不喜欢。我的孩子也不喜欢。他们说：“爸……别胡扯了……”每个人都是这样，明白吗？人人都不喜欢慰安妇的话题，妻子们尤其不喜欢。她们甚至会说：“我们离婚吧！”她们真的会这样说，你懂吗。这就是他们不愿意谈这个的原因，但我觉得我有责任……对，每个人……（喃喃自语）……Y先生他有谈到这个吗？有吗？

*

如果说今天存在一个重要的形象或样本能够帮助我们思考战犯的问题，我们大概可以在纳粹官僚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身上找到它，他在驱逐欧洲犹太人到集中营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组织性作用。作为一个案例，艾希曼提供了一种理解战犯的路径。他是个典型，可以说，他让我们有所准备，得以了解其他同类型的人物，否则我们既不能也不会想理解这些人。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艾希曼就是在巴格达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虐待折磨囚犯的美国军人琳迪·英格兰（Lynddie England） 身后的阴影。邪恶在这类人身上的表现是 不思考 （thoughtless）：他们不仅不考虑其他人，其本身在思考上也是无能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解释道，艾希曼最引人注意的不是无比邪恶的恶行，而是“和现实的脱离”。这种脱离可以从他语言的症候中辨认出来：他以陈腔滥调为言语，用陈腐的词句，几乎不改变他的用词。阿伦特写道：“你听他说话越久，这一点就越明显：他在说话上的无能紧密联结着他在 思考 上的无能，也就是，有能力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的无能。想跟他沟通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他撒谎，而是因为他在四周筑起最可靠的防护墙，把语言和他人阻隔在外，也因此把现实阻隔在外。”阿伦特坚决主张，艾希曼不过是“ 从来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 ”罢了。 ^[15] 这就是“邪恶”的样子。它缺乏想象力而平庸（banal）。这就是我们在媒体构建出的琳迪·英格兰。这就是在汤普森（Judith Thompson）的文献纪录片《末日之宫》（ Palace of the End ）中的琳迪·英格兰，她发表着由早已用烂的语言构成的独白：陈腔滥调，歌词片段，广告金句，电影对白——全是提前包装好的语言，构成了一面抵御思想的防护墙。

在访谈日本老兵的过程中，有那么几个瞬间，我会感觉到他们正在撤退到预先包装好的叙事的保护之下。多年以来，他们已经找到一种来向自己描述曾经干过些什么的方法：那些他们讲过无数遍的故事，有着开始和结尾以及无意中背下来的词句的故事。我一度为此大感沮丧。这些故事都是诚实的，但它们却像一道阻碍，让人无法真诚地投入此时此刻。有一次在访谈中，在金子君就要这样做的时候，我问了一个自己觉得会令他猝不及防的问题，逼着他跳出保护性的、陈腐的叙事框架进行思考。他是个非常传统的老人。想吓他一跳一点都不难。他不习惯被人问到他的感觉：别人一向只想知道他干过哪些罪行。

你有把这些事告诉过你母亲吗？

我这么一问之后，交谈立刻变得时断时续。他对我的问题完全没有准备，变得焦虑起来。翻译不得不把问题重问一遍，并解释为何要这样突兀地转换话题。金子君解释说，他妈妈在他回家不久后便去世。事实上他相信，她一直是硬撑着等到他回家后才安心辞世。

我回到家之后，母亲给我做了晚餐。你们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吗？是红豆汤。（说着咂了咂舌头）一种……一种家乡的红豆汤，她做了这个给我吃。我说：“妈，我回来了！”那时她正病着，她的一只眼睛已经瞎了，眼珠没有了，她用剩下的一只眼睛牢牢地盯着我的脸。用一只眼睛牢牢地盯着我的脸，然后……她摸了摸我的腿。

说到这里，金子君哭了起来。我的翻译转身低声对我说：在日本，我们相信鬼是没有腿的。如果你担心某人是鬼，你就会摸他的腿。

（金子君多年来都和妻子共同生活，直到2009年才盖了一栋复合式房子，跟长女一家同住。他在一年后的11月25日过世。金子君1920年生于浦安市，之后上了寻常小学。被征召入伍前，他在东京的一家铁屑公司工作。）

*

1960年冬天，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展开了一项关于“服从”的前导实验。实验对象是一批成年男性，年龄介于二十至五十岁之间。他们都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或桥港区域，从事的职业形形色色。这些研究对象在这个设计好的“老师——学生”实验中担任“老师”的角色。一个穿白色实验室工作服的假医生告诉他们，学生每答错一道问题，他们就要对“学生”施行电击。答错的问题越多，电力的强度便会增加——最高强度是四百五十伏特（上面标识着“危险：严重电击”）。随着实验的推进，假冒的学生会越发痛苦地哀求停止电击，而假冒的实验主持人则会坚持要求那些老师继续电击。

事前，米尔格拉姆商请四十位精神科医师对实验结果进行预测，而他们预测，大部分实验对象都不会施行超过一百五十伏特的电击，百分之九十六的人不会施行超过三百伏特的电击，而只有百分之一的实验对象会把命令贯彻到最后（四百五十伏特）。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竟有百分之六十的实验对象按命令一路执行到最高电压。 DvDeIxAPb5X2ux4ueCxC2I48L7FY3hAr6/kucRTEMpfg4SGGm9jbA/458wTq48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