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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会在环境中寻找固定模式。一旦我们找到了，而这些模式似乎又能解释很多事情，我们就会越来越相信它们很有必要。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动的古人并不愚蠢，他们也没有完全被人类必须是地球中心的宗教教条支配。事实上，只要你抬头看看天空，一眼望去似乎就是这么回事。经过数年的观察与计算，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设计出一套复杂的数学体系来解释群星如何绕着地球转动。这种解释方法并不简单，而是一位极有才智的人运用手头所能找到的一切工具创造出来的。当然，它碰巧是错的。可是一旦这种解释被正式写下来，又被传授给其他天文学家，就成了很难放弃的定论。更有一些天文学家，当有可能挑战“地心说”模式的新发现出现时，倾向于想尽办法将新发现融入“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信念中去。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相信的东西。
最终，托勒密模式全靠另一批天才——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以及望远镜这样的新发明，才最终被推翻。
任意一种类似的信念体系一旦形成，就会得益于被称为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的心理现象。保罗·斯洛维克完全捕捉到了确认偏误——第三章的主题——的精髓：
如果相信极端立场会随着更多信息的提供、有教育作用的项目而起变化，那我们肯定会因此感到欣慰。不幸的是，心理学研究证实，人们的信念改变得很慢，而且在面对相反证据时异常顽固（Nisbett ＆ Ross，1980）。最初的印象一旦形成，就会构建起后续证据的解读方式。如果新证据与某人的既有信念一致，就会显得又可靠又有用，而不一致的证据则会被当作不可靠、错误或者不具代表性的信息而忽略掉。
这话听上去是不是很耳熟？我们大概都能想到生活中几个符合这种情况的事例：我们没有按照事物原本的样子，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看待它们。比如说，杰克多年来始终坚信，如果需要治疗一种名为惊恐障碍的焦虑症，抗抑郁药物要比认知行为疗法（CBT）更有效。这是因为他的教授就是这样主张的，而相信老师的主张是一名听话的学生应尽的义务之一。当部分新发表的研究显示认知行为疗法也有作用时，杰克便努力在实验方法中寻找瑕疵，或者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这些研究，只为说服自己相信这些新发现不足以动摇药物治疗更有效这个信念。最终，他向一名认知行为疗法专家戴维·巴洛——该专家现在在波士顿大学工作——提出挑战，希望做一项研究，对两种治疗方式进行比较。结果出乎他的意料，认知行为疗法比药物治疗效果更好。
幸好，杰克认同了研究结果，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但在那之前，他一直在努力证实自己原有的信念是对的。在科学研究中，这种事随时都在发生，同时也是每个领域都会出现的非常激烈的科学辩论及冲突背后的原因。事实上，神经科学家应用复杂的脑部成像技术，已能够呈现出当既有观念受到挑战时，大脑不同部分或用偏见或用开放式思维做出回应的方式。对我们这些一贯支持科学证据的人的挑战则是支持后一种做法。而进行这方面努力的我们却过于频繁地遭到反科学派卡里斯玛型领袖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