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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在为健康问题做决定时拒绝承认科学依据是有很多理由的，但愚蠢并不是其中之一。非常聪明的人也会站在丝毫没有证据证明的立场上。譬如，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与拒绝让孩子接种疫苗的行为就有很直接的联系：这个令人遗憾的选择的主要支持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人群。
是什么令聪明人做出这样的决定，采取并无事实依据的立场呢？这就是本书要探讨的问题。
随着萨拉对公共卫生事务的参与日益深入，本书的主题在她脑海中日益成形。令她尤其困惑的是“疫苗反对者”，这类人宣传的主张是：疫苗有害，会导致自闭症等多种不良后果。这根本不是事实。疫苗是现代医学的一大成就，一直在帮助我们免于遭受天花、麻疹、脊髓灰质炎和白喉等致命疾病的伤害。疫苗建立在精妙的科学法则之上，具备清晰的安全记录，绝对不是自闭症的成因。萨拉很奇怪，怎么会有人拒绝让孩子接种疫苗呢？
与此同时，经过精神病学专业训练，并以科学家身份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的杰克也开始对人们坚持持枪的理由越来越感兴趣。他起初以为这是为了狩猎，而狩猎只不过是一种他和他在纽约的朋友们不感兴趣的爱好，非要提出倡议阻止所有喜欢在树林里射杀动物的人继续这样做，是很不对的。可是，看过统计数据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相对来说，只有数量很少的美国人是猎人，而大多数持枪者都是为了“防御”才持有武器，尽管大量研究反复证明，放在住宅里的枪更多是用来打伤或杀死本来就居住在那间房子里的人，而极少用来杀死某个入侵者。拿到枪的便利性与谋杀率及自杀率的提高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
从数据统计的角度看，在家里放一把枪的风险要远远大于任何可能存在的好处。想一想26岁的圣路易斯居民贝卡·坎贝尔身上发生的悲剧：据报道，她为了保护自己和两个女儿而买了一把枪，但实际上她并没有遇到像弗格森骚乱那样的危险，却不小心射伤了自己，最终不治身亡。
对于疫苗和持枪这两个案例，科学依据都强烈建议人们采取如下立场：为孩子接种疫苗，不要把枪放在家里。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都选择无视或拒绝科学建议。我们特意区分了“无视”和“拒绝”，前者表明此人不知道这类科学依据，后者表明此人知道有这类科学依据，但是主动选择不认同。我们很快就列出了其他一些医疗保健类观点，它们公然违背科学依据，却能得到至少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
·疫苗有害。
·放在住宅里的枪支能保护居住者免遭武装入侵者的侵害。
·包含转基因生物的食品对人类健康有害。
·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不是艾滋病的病因。
·核电站比火力发电厂更危险。
·抗生素对治疗病毒感染有效。
·未经巴氏法消毒的牛奶是安全的，而且含有优质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会被巴氏法消毒的过程破坏。
·电休克疗法（ECT）会造成脑损伤，而且没有疗效。
在本书中，我们会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上述观点没有一个是正确的。但我们的目的不是巨细靡遗地分析科学数据和研究结果。有很多其他文献综述列出了驳斥上述8种观点的证据，论证严密，细节完备。我们在本书中的任务是试图理解为什么有理性、有头脑也有善意的人会相信这些观点。
有很多思维过程能令我们表现出人性、拥有同理心、在社会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可以帮助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存活下来，但这些思维过程都有可能在运用科学家所说的“科学推理”时使我们误入歧途。为什么？对不少初学者而言，科学推理很难掌握，因为它让人失去了信心十足地做出肯定陈述的能力。科学推理的过程是：建立将来可能被推翻的假说，在证实因果关系之前需要提出大量要求，且涉及的是人群而不是个人。换句话说，从科学角度出发，我们永远不能给出百分之百肯定的结论，只能非常接近绝对肯定。这一点与我们人类的惯有思维背道而驰。不仅如此，科学是通过反复否定和证伪取得进展的，而我们天生就不想轻易转变自己的观念。其结果就是，多个纯粹的健康问题和常见的心理问题结合在一起，会令我们更容易在思考科学和医学问题时犯错，做出对自身健康没有好处的决定。
这些糟糕的决定往往包括采取冒险行为，例如拒绝接种疫苗、食用不健康食品、吸烟、不按照医生建议的饮食和运动方式生活，以及进行不安全性行为。我们认为，这些冒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复杂的心理因素，而这些心理因素的生物学基础是已知的。在本书中，我们将探究糟糕的决定和不理智的健康观念背后的心理和神经生物学原因。我们认为，在多种情况下，前述心理动机都是适应性的（意思是，这类动机在进化中留存至今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和健康），但应用这类心理动机的方式却往往没有很好的适应性。我们还认为，如果缺乏对不理智的健康决策背后的心理和生理基础的正确认知，我们这个社会就不能设计出一种策略来缓解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在结语中提出了一套可以对抗糟糕的健康决策的方法，该方法充分考虑到了心理和神经生物学因素，就如何鼓励人们采纳科学性更强的意见，而不至于在执行时打折扣，也不至于抹杀他们可贵的情感反应提供了指南。
我们将在行文中多次强调，本书核心问题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信息缺乏，尽管这的确可能是原因之一。哪怕我们知晓并理解全部相关事实，不理智行为仍然可能出现。考虑到我们现在对人脑功能的认知，严格来说，甚至可能不该将对科学结论的否定贴上“不理智”的标签。更确切地说，这种否定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心智活动的产物。这就意味着，简单的教育不足以转变人们对科学结论的否定态度。自然，对反科学人士有多么“愚蠢”发表愤怒的长篇大论也不能体现这样的态度。举例来说，《大西洋月刊》近期刊登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洛杉矶市的许多富裕家长拒绝让孩子接种疫苗的问题，文章总结道：“这些人用大笔钱雇用了愿意放纵他们这种不理智信念的非正统儿科医生。但有钱并不能允许他们将整个城市的儿童无缘无故地置于19世纪的恐怖疾病的威胁之下。”
这个例子中的文章之所以没有作用，是因为它试图靠羞辱人们改变他们的信念和行为，而这在解决健康和医学理念问题时基本无效。正如加拿大科学家尚塔尔·普利奥和朱莉·戈德布特在一篇讨论公众科学教育的精彩文章中指出的，当科学家们思考如何与非科学界人士交流时，一般会采取“知识不足”模式，也就是认为非科学界人士只是不了解相关事实。对此，这两位作者的主张却是：有证据表明，非科学界人士其实能够理解“研究的复杂性以及与许多科技成果并存的不确定性”。
普利奥和戈德布特呼吁广大科学家学习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即大众确实有能力理解科学概念。
本书共分六章，每一章研究一个科学否定论问题背后的关键动因。每一章都结合了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知识。我们并未断定只能在这些学科中找到科学否定论现象背后的原因，但是经过一番辛勤钻研，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知识可以解释最重要也最突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