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14年10月8日，托马斯·埃里克·邓肯在达拉斯市的一家医院因感染埃博拉病毒去世。从他被诊断出感染埃博拉的那一刻起，遍布全美的各家媒体就开始用相关新闻不断拉响警报。媒体马上将邓肯的死归咎于护理他的医院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截至当月月底，美国共出现了四例埃博拉病例：两例普通病患——包括邓肯在内——是在这种疾病正在大肆流行的非洲国家感染的；两例为医护人员，是在护理邓肯时感染的。整个月，关于埃博拉的新闻占据了全美各大报纸头版，警告我们现在面临着染上这种致病疾病的危险。这些媒体报道让人心惊胆战，某些人因此产生了不知送孩子们去学校或者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是否安全的担忧——即便他们居住在与这四例病例相距甚远的地方。“有报道称孩子们被带离学校，甚至有部分学校关闭，”《赫芬顿邮报》的迪恩·贝克写道，“许多地区都有人不去上班了，另一些人则选择开车而非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为他们害怕从其他乘客那里感染埃博拉病毒。还有报道提到人们纷纷远离商店、餐馆及其他公共场所。” 缅因州一所小学让一位教师停课，因为她曾入住达拉斯的一家酒店，该酒店距离两位护士感染埃博拉的医院有9.5英里远。正如查尔斯·布洛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所说：“我们国家与其说是在迎战一种病毒，不如说是在迎战一种恐慌，这种恐慌正是反动政客和不负责任的媒体煽动起来的。”

其实，托马斯·邓肯不是唯一一位于2014年10月8日在美国去世的人。只要从年度统计数字中进行推算，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当天在美国约有7 000人死亡。其中约有半数死于心脏病或癌症；331人死于意外事故，车祸是其中最常见的事故原因；还有105人死于自杀。邓肯死亡当天，约有80人因枪伤死亡，这些枪伤有2/3是本人操作枪械时发生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通讯记者迈克尔林·杜克里夫经过粗略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在美国感染埃博拉的概率是1/13 300 000，远小于死于飞机失事、蜜蜂蜇刺、遭遇雷击或鲨鱼袭击的概率。在美国，在车祸中丧生的概率是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约1 500倍。

在2014年10月8日这一天，几乎没有一篇头条新闻与蜜蜂蜇刺或鲨鱼袭击有关，这的确不足为奇，大概还显得很自然——毕竟，埃博拉出血热（EHF）的病因，即埃博拉病毒感染在美国是很不寻常的，而心脏病、癌症、车祸、自杀和谋杀则是常态。然而，问题在于，媒体对埃博拉的强调（以及普通人对埃博拉的恐惧）超过了对其他常见得多的致命因素的关注。这种做法会制约我们的行为，有时还会带来危险。有多少人在阅读讨论他们感染埃博拉的风险的文章时是在吸烟或者吃糖分过高的早餐麦片呢？

某些美国人匆匆加入流行一时的谴责阵营，就埃博拉问题指责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坚持认为政治家和医疗机构犯了错，控诉非洲国家无知而愚昧的行为。在华盛顿特区，圣公会三一教堂约有1/4的教徒不再做礼拜了，因为他们害怕其他教友之前去过西非。俄亥俄州的一家婚纱店店主公开表示遭遇了数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因为安伯·文森——在达拉斯感染埃博拉的两名护士之一——曾经光顾过该店。店主在病毒潜伏期内关闭了店铺，还请专业清洁公司对店铺进行消毒，但是“这群吓坏了的顾客还是取消了订单”。一份总统调查团报告指出：“美国人只关注自己被旅行者感染埃博拉这种近乎不存在的风险，却没有强烈要求去帮助这种疾病正在流行的那些国家。” 很有可能，这些惊恐万状的美国人并没有加强体育锻炼，减少食用深加工食品，系好安全带，戒烟，把家里的枪都卸下子弹锁进柜子，或者为自己的抑郁症或酗酒问题寻求医疗帮助。埃博拉的传奇性的确令人兴奋，就像是看恐怖电影。而对其他导致死亡的原因，人们却熟视无睹，提不起兴趣。换句话说，美国人的行为是不理性的。他们大大高估了埃博拉的风险，同时低估了其他致命伤害的风险，而后者是他们有可能通过采取行动来改变的。正如萨拉在当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的：“美国人为了不让自己早早死于病原体感染能采取的最有效做法是什么？接种流感疫苗。”

克雷格·斯潘塞医生被诊断出感染埃博拉并被纽约市贝尔维尤医院接收之后，对埃博拉的恐惧“抓住了全国人民的心”。我们对某种并不真实存在的健康威胁——在美国境内感染埃博拉——极端恐惧，对那些真正对我们的健康构成威胁的事物——缺乏锻炼、吸烟、食物糖分过高、酒精摄入过多、不系安全带、持枪——则不太关注。对比这两种心理就能证明，我们往往未能使用科学依据，来为保持并提高我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做决定。这种情况都要把科学家、健康专家和公共卫生官员逼疯了。当一位受过教育的家长由于担心疫苗弊大于利而拒绝为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的时候，上述专家竭力谴责这种立场是多么“无知”，并举出大量证据证明事实与家长的担忧正相反。一次又一次地，我们为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出的决定不是基于对科学数据的分析，而是情绪化因素。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开展了大量所费不赀的研究，试图证明科学是对的，可是人们总有越来越多的理由认为那些研究不充分、有偏见或是完全错误。对立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蓄意编织危害美国大众的谎言，被特定利益集团收买，而且愚不可及。数据也许能清晰显示两者谁对谁错，可人们做选择的时候无视或否认了证据。本书尝试阐明我们会这样做的原因，以及我们在为自己和深爱的家人的健康问题做决定的时候怎样才能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