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准备以科学为依据做决定呢？哪些行为对增进人们对科学证据的理解没有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显著了，其中最主要的几种是说教、长篇大论、劝别人不要如此感情用事。感情令我们能够去爱，维系家庭，与全人类产生共鸣，在各种社会群体中协同工作，做一个利他主义、仁慈慷慨的人。感情同样是我们的大量日常活动背后的驱动力，对我们如何做决定也有强大的影响力。彻底不带感情既令人不快（球迷都知道，在篮球比赛期间深入分析每一个技术细节既会让比赛变得沉闷乏味，还会毁掉观看伟大球员相互竞争的那种兴奋感），又几乎做不到。况且，我们也无意鼓吹把每个人都变成对每一个决定和每一项行动都感到纠结的机器人。
正如我们主张的，真正必须要做的是在两个层面研发新策略：第一，要帮助学龄儿童爱上科学，喜欢像科学家一样思考；第二，要开展严肃的研究，找到最佳方式去说服成年人相信，按照科学证据做决定能够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在第五章讨论复杂性的时候，我们将清楚说明，现在的科学教育方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逼迫孩子们死记硬背各种事实，照着无聊的菜谱式实验步骤去做“实验”。这种做法注定会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讨厌这门学科。不仅如此，现在的教育方式不能让孩子们理解科学家如何工作、科学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是什么样子，以及科学证据由哪些要素组成。我们主张，教育孩子们理解提出科学假设、求证科学假设、证实或证伪科学假设分别是什么，也许更有可能增加真正喜爱科学的孩子的数量，培养孩子们成为有能力区分科学事实与虚假宣传的公民。
已经有很坚实的证据表明，在学习科学时，亲身实践的学习方法能够让未成年学生进行科学实践，而不是死记科学知识。这种方法既能增加学生们从科学教育中获得的乐趣，又能帮助他们熟练掌握科学概念。
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系的两位研究生近期设计了一个叫作“社区科学教育活动”（ACES）的项目，让费城当地的学龄儿童参与到项目中来，完成各种趣味实验。
这种实验方法与典型的实验室课程大不相同，后者采用的是菜谱式的教学方法，学生必须按照一系列规定好的步骤完成实验，如果他们每一步都做得丝毫不差，最后就会得到预定的实验结果。有些学生认为这种典型的教学方法很有挑战性，但很多学生也对此感到无聊或灰心丧气。最重要的是，常规的高中及大学科目中的实验课没有模拟出实验研究的兴奋感。研究者在做一个新实验的时候可没有“菜谱”提供指示。科学家们实际上始终在设法明确自己现在的做法是否通往正确的方向，某种中间产物是否能让整个研究更有可能得出有意义的结果。
有迹象表明，现在有人正在为纠正这种状况而开展工作。彼得·J. 阿莱莫与他在西雅图大学的同事们在开发一种适用于本科有机化学实验课的新方法，让学生们必须像职业科学家一样“思考、表现和行动”。
在前文提到的社区科学教育活动项目中，学生和导师们只需关注指导实验的概念。这样做能还原探索的感觉，让沉闷的实验室工作令人振奋。类似的工作正在全美各地的大学中展开，比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科罗拉多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
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也是设计这些项目的学生深刻理解的，只有经过认真的评估研究，我们才能知道这些项目有多么成功。
至于影响成年人的最佳方式，可靠的科学信息甚至更少。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科学组织长期拒绝参与公共教育而造成的。我们在埃博拉危机中已经看到，就连在其他情况下表现很好的机构，比如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都要等很长时间才明白什么时候人们需要得到系统性的、容易理解的，而且在情感上有说服力的正确信息。我们当然需要公共卫生官员，他们要做好准备定期通过电视广播——也许还有社交媒体来预测大众的忧虑与恐惧。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个最近宣布的消息称，科学家认为在日本福岛核电站熔毁两年后抵达美国西海岸的辐射浓度极低，不足以构成健康方面的威胁。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让编造核辐射对加州居民有多大威胁的恐怖故事的那些作恶者冷静下来了。
但是，我们需要确定的是，大众拒绝那种骇人听闻的言论是因为有关机构颇有前瞻性地展开了宣传。该宣传措辞严谨地打消了人们对此事原本怀有的恐惧，并且用清晰的语言解释了这个令人放心的消息是使用尖端技术收集到全面的检测数据之后做出的判断，而不是政府掩人耳目的阴谋。
耶鲁大学、乔治城大学和俄克拉何马大学的丹·卡亨、唐纳德·布拉曼和汉克·詹金斯—史密斯分别开展了一系列实验，用于展示文化价值观和倾向性如何影响我们对谁是科学方面的“专家”的判断。
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总结如下：
仅仅确保在科学上合理而可信的信息——包括科学家自己坚信的证据——得到了广泛传播是不够的，因为文化认知会极大地促使具体的个人——无论其抱持着何种世界观——仅仅在能够增强他们的文化倾向的特定模式下才认为这种信息是可信的。为了克服这种效应，希望沟通的人不仅要注意信息的科学内涵，也要注意其文化内涵。
就这一点而言，文化包括那些基于反科学的理由而创造出来的内容。反对转基因生物、核能或疫苗的人往往会把这些观念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以反对为核心的文化就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诞生了。哪怕只破坏这种文化中的一个信条，在该文化的追随者看来，这都是对他们的立身之本的致命打击。
目前，我们对成人科学教育的最佳方式基本上一无所知。我们的某些设想已经被证实是错误的了。例如，有一个早已为人所熟知的事实是，在警告人们存在某种潜在危险的时候，如果使用了高度情绪化的内容，人们就会对这种危险更加敏感。那些反疫苗人士的强烈抗议中满是为了抓住我们人类最基本的同情心而设计的内容，也就是对据称会受害的孩子个案的具体描述。我们面对遭遇不幸的孩子会立刻被感动是一种值得夸赞的人类情感：其他物种有时甚至会吃掉幼年个体，而人类却形成了一种本能——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或拯救一个没有亲缘关系的小男孩或小女孩的生命的本能。因此，疫苗反对者的宣传会如此令人难以移开视线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一组科学家设计了一个实验，想知道如果把麻疹以及其他可预防的传染病的破坏性有多大的信息摆在对疫苗的态度比较矛盾的家长面前，会不会把他们推向支持疫苗的一方。研究者惊讶地发现，他们那些大打感情牌的信息反而令情况恶化了：已经对免疫措施传说中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感到很害怕的家长们在得知这些骇人的信息之后恐惧感更强烈了。
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篇章中将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潜在原因做进一步挖掘。
类似的还有，2012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下令在香烟包装和广告中加入更多关于吸烟危害的图片警示内容。某些证据表明，这种做法比之前更加温和的健康警示更能有效地激励人们停止吸烟。
美国烟民人数曾经在卫生局局长发布第一份披露尼古丁危险性的详细报告之后出现了大幅下降。尽管如此，虽然向民众发布吸烟有致命危害的警告已经有50余年，我们依旧完全无法确定这类教育对烟民人数的减少起了多大作用。能够明确的只有两点：增加烟草税和强制规定吸烟区是有用的。
使人害怕的策略很容易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气候学家试图用全球变暖的严峻后果警告我们的时候带来的反应已经有目共睹了。环境研究团体突破研究所的特德·诺德豪斯和迈克尔·谢伦伯格对此次事件总结道：“有充分理由相信，将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借此提高大众对气候问题的忧虑，这种做法只会适得其反。十多年的研究表明，呼吁人们出于恐惧关注气候变化只能激发抵触心理、宿命论思想和两极分化的态度。”
他们主张，真正需要做的应该是传达教育信息，让人们能够认识到自己可以实现的那些目标。让人们害怕也许会使他们祈祷得到解救，但不会促使他们采取科学的行动。
这方面的教育对象还必须延伸到我们的立法者，他们往往声称自己对任何科学事务都一无所知。政治经常干扰对科学事务的判断，而我们的立法者必须对理解立法方面的政策争议和对科学证据有误导作用的争议之间的区别有更丰富的经验才行。地球正在因为人类造成的碳排放而变暖就不是争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例如综合使用太阳能、风能以及核能，就是存在公共争议的立法议题。正如戴维·希夫曼曾经抱怨过的：
政治家说出“我不是科学家”这种话是很令人恼火的借口……这种回复会引出很多关于他们的决策过程的重要问题。他们对我国的道路、桥梁和隧道的最佳维护方式有什么想法吗——还是说他们完全没考虑过，因为他们不是土木工程师？他们会不会拒绝讨论农业政策，因为他们不是农民？
对政治家进行科学教育是有作用的，近期在非洲国家博茨瓦纳的一个项目就是明证。一个研究团队希望促进关于HIV和艾滋病方面的讨论、争议和立法的质量，因此联系了博茨瓦纳议会成员，询问他们是否需要更多相关教育。据《科学》杂志报道，议员们“提到，专业术语、未经解释的技术用语和统计术语是影响他们理解如何使用科学证据的首要障碍”。
随后，科学家向议员们提供了实操训练，涉及类似对照组、偏差和证据这样的关键科学概念。这个对立法者们进行教育的实验似乎很成功：
博茨瓦纳立法者们的反馈是交口称赞。他们提出希望增加后续课程，以便覆盖更具体的课题，还希望让其他决策者也接受同样的训练。经过训练之后……一位资深议员注意到，议会辩论，比如围绕HIV政策的辩论，更加严密，也更加重视证据了。
不过，参与博茨瓦纳项目的研究者们迅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称该项目的真正价值要等到其长期影响得到正式评估之后才有结论。参与某个项目的人像这样给予项目赞美与推荐有点儿有失偏颇。如果立法者们对参与项目的体验给出的是毫不含糊的负面评价，显然说明该项目现阶段很可能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如果立法者们给出的是积极回应，该如何评价此项目就不那么明确了。项目有可能确实有效，也有可能是参与者心怀感激，因此片面地做出了积极回应。即便是在研究科学教育时，科学方法的常规原则也是适用的，而且研究开始时也必须考虑到结果是不确定的。
确实，我们希望说服人们，制定健康决策时必须将科学事实纳入考虑范围且无视这些事实会造成可怕的后果，但目前还无法确定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因此，我们推荐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增加相关机构的科研经费，如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教育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有其他研究科学沟通方法的相关公共与私人机构。这项研究与未成年人科学教育研究不一样，尽管也需要大大提高资金投入和关注度。我们所说的科学沟通方法是指将科学事实用具有说服力的方式呈现出来。对于种类繁多的信息源也同样需要加以注意。传统的新闻业——纸质媒体、广播、电视——在面向大众进行科学沟通时有时存在不足。其中部分原因是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对科学原则与科学方法只有最基本的认知。一项研究显示，在多个医学谈话节目中提供的信息毫无事实依据。
但是也许在获取科学事实方面更大的问题在于人们只对有争议的议题感兴趣。新闻工作者也许会试图找借口说，他们虽然传播了吸引眼球但未必准确的科学观点，但这只不过是为了提供人们想知道的东西。毕竟没人强迫大众为新闻界发表的东西付钱或是逼着他们非读不可。但是这类报道的结果是无中生有地捏造某种科学争议。媒体人必须明白，“利弊平衡”
这个概念在讨论科学问题时并不意味着非主流科学人士得到的关注应该跟主流科学家一样多。这些非主流人士并不是被孤零零地逐出学界并在沙漠中为了揭示真理而大声疾呼的人，只是在坚持错误的观点而已。科学和政治在这方面是不一样的。
在某些科学新闻中存在的另一个错误是在承认缺乏证据的时候暗示缺乏证据。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项新发表的研究提到，经证实，一种被大肆吹嘘、前景大好的新型癌症疗法的疗效并不比某种现行的药物疗法更好。这篇科学论文的结论是“我们未能找到证据证明‘新药’比‘旧药’更好”。然而，出现在报纸上的标题却成了《新药对癌症无效》。若要证明一种药优于另一种药，不仅需要证明前者的应答率
高于后者，还必须是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高于后者。再举个例子：随机抽取20位癌症患者，其中10位得到的是新药，另外10位得到的是旧药。得到新药的患者接受治疗后存活了9个月，而得到旧药的患者只存活了3个月。这6个月的区别在我们眼中似乎很重要，但是因为接受试验的人数太少了，再考虑到统计分析的技术特点，很有可能这个区别是不具备统计学意义的。因此，研究者有义务声明他们不能确定新旧两种药物存在区别。但是在他们的总结中，下一句话肯定会说：“未来将开展一项有更多病人参与的研究，也许会显示‘新药’提高了存活率。”
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媒体人和科学家不一样，他们不能接受最后的结果是这种药物有无作用并不确定。新闻报道必须有明确的结论。因此，他们就得出了新药不管用的错误结论，到此为止。后来，后续研究发现这种药的确显著提高了存活率，也许是某个患上呼吸道癌的亚组患者群的存活率。而媒体人已经去报道别的事情了，这个新闻因此未得到发表的机会。所以，我们需要教育媒体人掌握正确的科学沟通和科学方法。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从任意一种渠道得到大部分信息。在此再强调一次，对大众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必须有系统地从人们的头脑中根除“谷歌搜索的第一条结果肯定提供了最好的信息”这种想法。互联网是一项了不起的进步，其中一个作用就是促进了像本书一样的图书得以问世。但是涉及科学问题的时候，网上也充满了带有强烈争议性的内容、错误信息，还有对真相的曲解。梅奥医院的格雷戈里·波兰和罗伯特·雅各布森15年前做了一个简单的搜索，找到了300个反疫苗网站。
必须针对如何帮助人们避免只得到增强他们错误观念的信息开展大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