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陷阱：无论如何都想告诉你的科学真相最新章节_萨拉·戈尔曼著

我们亟须科学急救员

具体分析反科学观念的细节之后，我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转变这种观念？显然，要完成这个任务，当务之急是用经研究证实过的新途径教育大众。我们已经用非洲埃博拉疫情（该疫情没有也不会发展成为北美埃博拉疫情）作为一个近期案例来说明民众对科学证据的误解终归是有害的。由于民众情绪过激，社会上出现了回避、辱骂甚至殴打非裔美国人和到访美国的非洲人的现象。最初的安排是，作为对医疗工作者在非洲治疗埃博拉病患的英勇表现的回应，他们返回美国家中后应该接受至少21天的隔离。克雷格·斯潘塞医生在几内亚治疗埃博拉病人后返回纽约时，有关部门下令他的未婚妻和之前接触过他的两位友人也需隔离21天。斯潘塞医生的公寓被封锁，他去过的一家布鲁克林区保龄球馆也歇业了。这些反应过度的举措背后的原因不是科学，而是恐惧。幸好，斯潘塞医生最后安然无恙。

埃博拉在美国不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但是它的确代表了一场公共卫生、医学和科学领域的公共关系灾难。因为科学家们很清楚，考虑到埃博拉的传播模式，它在美国立足的可能性极低，所以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在它真正传播开来的地方（即非洲）抗击它。克雷格·斯潘塞出院以后在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中写道，由于媒体和政客关注的对美国人的威胁并不存在，所以我们的关注点放错了地方，他为此感到悲哀。“我的美国同僚结束抗击埃博拉的战斗回到家乡以后，并没有作为可敬的人道主义者受到欢迎，”他写道，“反而得到了像印度的贱民一样的待遇。” 这种做法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当然是道德上的错误——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医疗技术，因此在道义上有义务将其知识用来挽救那些没有能力接触到现代医学的病人的生命。如何完成这个义务当然是复杂而艰巨的，也超出了本书涵盖的范围，但是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意识到，美国人并不太在乎仅限于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以及其他西非国家境内的埃博拉疫情。

第二个错误就是，人们没有注意到非洲的埃博拉疫情与我们在这里的忧虑息息相关。有少量埃博拉病例会出现在美国是显而易见的。要记住，我们最近这些年被硬塞了一大堆关于致命病毒的电影、小说和电视剧，讲述突然暴发的病毒几天之内就夺走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甚至威胁到了人类的存续。在这些戏剧性的描述（它们往往只与真实的生物学和流行病学有很微弱的联系）中，少数外貌出众的科学家比整个科学家群体更有智慧，勇敢地参与此事，努力找出结束瘟疫、拯救全人类的方法。这些东西是科学家不会去读也不会去看，甚至都没听说过的，但是科学家们应该去了解，因为人们时时刻刻都在看。

因此，考虑到埃博拉必将在美国的什么地方突然出现，人们又注定要因此感到害怕，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得知非洲出现疫情后就应该立刻发起公共教育宣传活动。它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大概是因为公共卫生官员担心提出埃博拉肯定会在美国出现的可能性会令人们害怕，进而导致恐慌。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决定就太糟了，因为害怕和恐慌正是托马斯·邓肯患病之后发生的情况。因此，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本来可以提前好几个星期帮助美国人民做好心理准备，用更理性的态度来应对，结果这段时间却被白白浪费掉了。克雷格·斯潘塞在文章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我们的公共卫生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刻，我们需要的是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而不是随着下次大选的激烈竞争情况产生50种不一样的观点。”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和医疗机构未能前瞻性地处理好美国对埃博拉的反应，这个失败背后的原因更有可能是一个可悲的事实：这些组织基本上都没有把教育大众视为自己的职责。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公共卫生和科学机构对注定会令民众惊慌的事件置之不理。科学家总是认为（虽然这也没错）这类事件的流行看法都是不对的，也就是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危险，因此也就不值得去关注。知道错误的想法已经深深植入一些人心中之后，科学界才会付出少得可怜的努力去消除它。

2014年8月27日，布赖恩·胡克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篇胡克一个人完成的文章里，他使用了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曾经发表过的论文中的数据，并对它们进行“重新分析”。这些数据都是关于自闭症和疫苗之间据称存在的联系的。他用了一种叫作卡方检验的基础数据测试法，得出的结论是：年龄不满36个月就接种了麻腮风三联疫苗的非裔美国男性幼童要比36个月以上才接种此疫苗的非裔美国男性幼童患自闭症的概率高3倍以上。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此前发表的所有证据都未能在疫苗和自闭症之间建立任何联系。胡克声称，“对于按照基因区分的人口亚群”，麻腮风三联疫苗“也许可以与不良事件产生相关性”。这篇文章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迅速扩散开来了。胡克发现在非裔美国男性幼童身上预防接种和自闭症存在联系这个大“新闻”之后，立刻有人指控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并且蓄意将其隐瞒。长期坚持接种疫苗会导致自闭症并弱化儿童免疫系统功能的那些所谓的疫苗反对者觉得他们终于得到了自己盼望已久的科学证明。不仅如此，一个阴谋论就此诞生，素来受人尊敬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受到了铺天盖地的鄙视。

胡克的“分析”其实可以说是不科学的。由于一系列与研究方法论和统计推断相关的技术原因——其中一些我们稍后会提到——这篇论文绝对不具备科学有效性。事实上，发表这篇文章的期刊编辑于2014年10月3日撤回了这篇文章，解释如下：

编辑和出版人很遗憾地撤回此篇论文，因为作者方面存在未公开的利益冲突，故而对同行评审程序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后来发表的同行评审报告就研究方法和统计分析的有效性表示担忧，因此编辑不再对该发现的可靠性抱有信心。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其中，“未公开”的利益冲突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胡克是一名自闭症患儿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个名叫“聚焦自闭症”（Focus Autism）的组织的董事会成员，该组织一直主张疫苗是自闭症的成因。许多批评者很快指出胡克花费了多年时间研究这个议题，但他并不是免疫学、传染病学、自闭症或任何相关学科的专家。他是一位化学工程师。

最重要的是，胡克的论文发表之后被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界忽视了很多天。这篇论文在网上被频繁浏览，成了各类媒体争相报道的目标。新闻记者在争辩文章的功绩，也想让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科学家们对文章做出评价。反疫苗群体自以为得计，欣喜若狂。这就是那个他们认定早就有了的铁证。而在这场喧嚣中，一看到胡克的论文就知道它大错特错了的专家们却一片沉默。

问题在于，要解释胡克的论文为什么是错的，而且一开始就不应该发表，是一个充满技术细节的复杂任务。2004年最早发表这些数据的原始论文的作者是德斯特凡诺及其合作者，而这篇原始论文并不易读。事实上，“我们发现麻腮风三联疫苗与自闭症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原话从来就没在论文里出现过。

最初这些研究者的假设是，如果麻腮风三联疫苗导致了自闭症，那么自闭症患儿肯定是在自闭症症状表现出来之前就接种了该疫苗。很显然，一名儿童如果是先被诊断为自闭症才接种了疫苗，那么该儿童的自闭症就不可能是由疫苗引起的。因此，比起没有患自闭症的孩子，应该有更多自闭症患儿不到36个月大就接种了该疫苗。因此，如表1所示，按照初次接种疫苗的年龄进行分析，显然这两个人群不存在差异。因此，论文作者总结道：“在这项以美国大都市区（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人口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自闭症患儿初次接种麻腮风三联疫苗的年龄分布情况与同学校非自闭症儿童对照组相似。”换句话说，没有证据表明麻腮风三联疫苗与自闭症有任何关联。

表1 有自闭症症状和无自闭症症状的儿童的人口学特征与认知水平对比

任何对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假设检验以及回归分析有较深了解的人都能看出，德斯特凡诺的论文是非常可信的。但是，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这篇文章很难理解。文章中有很多处，原作者都真诚地解释过他们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而某个江湖骗子可以利用这些解释，把它们从原文中剥离出来，扭曲原文的意思。胡克所做的甚至比这还要过分，他对这些数据所做的行为在科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称为“数据篡改”。如果你对一个大数据集提出疑问的次数足够多，从数学角度看它早晚会凑巧出现可疑的结论。所以说把一个数据集分成若干个亚群并重新进行分析的行为是错误的。而胡克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他把男孩和女孩、不同族裔的孩子都单独区分出来了。他还使用了错误的统计学方法，简单的卡方检验不适用于分析德斯特凡诺所做的这个大规模病例对照研究。

我们要解释胡克的分析中存在的种种缺陷并不是特别困难。如果有人提出来，我们还可以讲得更简单或者更详细。如果有机会一遍遍解释德斯特凡诺的这篇论文的技术细节，直到每一位非科学界人士都理解其中的含义，我们再乐意不过了。但是很可悲，儿科医学、流行病学或者统计学的科研人群中没有一个人在胡克的论文发表后第一时间抓住机会加以解释。我们无法确定胡克的论文刚出现在网上的那些天里，有多少本来拿不定主意是否让他们两三岁的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最后决定不给孩子接种疫苗。

科学家、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早已习惯在人们跟风相信反科学观点的时候去责怪他们了。当罪魁祸首是没有一丝不苟地按照科学规范办事的卡里斯玛型领袖——又涉及如此巨大的公共利益时，我们也认为指责他们是应该的。但是大多数相信科学否定论者观点的人是真的相信他们在确保自己和孩子的健康不受损害。显然最迫切需要做到的事情是对人们进行科学问题教育的最佳方式进行严格的研究。这个结论也许有些令人吃惊，但坐等我们被恐惧压倒、被错误观念征服显然不可取。我们需要一支“科学急救员”大军，好在反科学观点出现后第一时间去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