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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有战争和对战争的呐喊：上帝遏止邪恶吧!”这是伟大的图林根编年史学家福尔克马尔·哈佩发出的一声短促的叹息。这位伯爵领地的行政官员充满人道主义情怀，他用似近还远的目光看到了战争的弊端，即战争利用各种新形式和后果传播其恐怖。我们对这场战祸的衡量已经结束了，证人和证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证据链，哈佩是其主要证人。现在，我们可以集中控诉这场“战争的战争”了。
但是，且慢。在种种战争恐怖中，没有一种是全新的，而且没有一种未曾以相同或更恐怖的形式重回战场，甚至出现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战争中。刚探访的掩埋阵亡将士的乱葬岗和万人坑不曾消失，即便是在主观想象中更人道的启蒙世纪的战争中；针对老百姓的战争暴力不曾消失，当年是为了压榨资源，而在20世纪和21世纪则是有目的的恐怖袭击及其损害，更不用提强奸、失控的暴行和儿童的不幸了。水刑用于刑讯逼供，与英文单词“waterboarding”（意为“水刑”）吻合，都给人一种毛骨悚然之感——它的另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叫“瑞典饮料”：当年是为了逼供粮食藏在何处，今天则是为了逼供敌人隐于何方。其他战争也会饿死百姓，冻死士兵，也会有千万人死于战争引起的瘟疫。整个邦国、各大城市毁坏殆尽，人口锐减，也因为来自危险地区或不再宜居地区的难民，让三十年战争成为接纳远近战争移民的典范。那些在这场或那场战争中单独出现、须特地控诉一番的战争暴力形式，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已悉数降临到人类头上。人类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将其记载为一场什么都不放过、永远威胁人类生存的战争苦难，并常常向后世强调，或许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战争了。这次“战争的战争”也首次对欧洲文明产生了威胁。
当威胁来袭之时，难道就没有一位政治领袖预见到并踩下道德、外交和军事的急刹车吗？我们可以给自己的祖先（不一定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是在建立文明的政治文化世界这一意义上的）硬加上三十年碌碌无为、无人想到走出灾难之策的罪名吗？那时候整个欧洲是看不到终结战争之路，还是完全没开始探索？
诚然，这需要彻彻底底、反反复复、从头开始探寻。“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是否真的像传统的解读所言，是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值得推敲。但该事件触发的则是一项规模最大的、机会最多的阻止战争的行动。因此，对于重述一段历史而言，这一象征性的事件是一个不错的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