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言

就宏大的文化空间即东亚和欧洲而言，建构国家（Staatsbildung）是一个共同的基本政治秩序问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文化均曾徘徊在统一和多样化的政治组织形式之间。经过漫长的预热阶段后，两者均在近代早期（在欧洲语境下，这是指16—18世纪）找到了各自独特的解决方案。中华帝国历经蒙古人的元朝、汉民族建立的明朝、被汉化的清朝，最终汇成一个大一统国家；而与此同时，疆域大小与中国相近的欧洲却发展成为一个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大洲。这绝非预设好的——公元800年，当统治欧洲的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戴上“罗马人的皇帝”这一桂冠，并将其移交给德意志帝国时，普世主义的理想依旧鲜活。因此，在欧洲跨入近代早期之初，人们尚未决定，建构国家的发展路径将通向一个统一抑或是多国制的欧洲。这种方向上的不确定性为政治人物所利用，给欧洲带来了一系列密集到可怕的战争。这些战争尚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建构国家的战争。

欧洲也曾有过建立大一统国家的绝佳机会，即哈布斯堡王朝。查理五世（KarlⅤ.，1500—1558）已经统治着半个欧洲，他拥有皇帝头衔并提出了“普世君主国”（monarchia universalis）这一纲领性概念，也曾力争过统治当时欧洲世界的普世政权。查理五世曾五度与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Ⅰ.，1494—1547）交战，因为后者也要求获得普世主义之遗产。德国史学界往往未能正确地理解其背后潜藏的、建构国家的选项，仅仅将其描述为传统的哈布斯堡法国对抗，而这一对抗，则在1600年前后再次兴起。一方面，整个哈布斯堡王室，即德意志皇帝支系和西班牙大西洋支系精诚合作；另一方面，在亨利四世（Heinrich Ⅳ.）和枢机主教黎塞留首相（Kardinalpremier Richelieu）等伟大人物的带领下，法兰西王国的统治在数场内战中得到了巩固，也产生了问鼎欧洲的诉求。这一政治秩序上竞争、冲突的局势，则构成了三十年战争的基本框架。

这场“战争的战争”，正如笔者在1992年首次描述的那样，是欧洲近代早期“黩武性”的巅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时代的深渊。三十年战争由四场战争构成。同时，由于其时间跨度过长，它又是一场包罗万象的典范战争，在欧洲建构国家的进程中，作出了建构一个多元欧洲的重要抉择。本书亦阐释了在帝国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关键冲突中，法国是如何横加干预的，三大普世强国为何无人胜出且均被迫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压抑自己对权力的渴求。而与此同时，在这场“建构国家之战”中，建构单个国家的分离主义战争亦此起彼伏——始于被镇压的布拉格波希米亚起义，以尼德兰独立战争的胜利而告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国际性的概念则确立了主权国家自此平等并立的政治秩序体系，并广受认可。

一种特殊的建构国家的形式在欧洲中心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获得成功，这一点值得更多的关注。其众多诸侯的领地和政权实在太小，成不了独立的欧洲国家，而整个帝国又太过庞大，无法成为欧洲的大一统国家。帝国的解决方式是独一无二的：几百年来，帝国造就出一个具有联邦性质的双重国家制。各邦的邦君或众多弱邦构成的“帝国大区”履行部分国家的任务，而按宪法选举出来的皇帝则代表整个国家，并得到帝国会议、最高法院等帝国机构的支持。德意志联邦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全国性的帝国机构由地方邦君的暴力机构共同承担。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皇帝倾向于加强皇权，而不少帝国诸侯则威胁要退出帝国，但最终，大家还是握手言和，重新凝结成一个新的联邦制组织——其影响则持续至当代。

追寻正确的建构国家之路的主要冲突层出不穷，而大量次要冲突则缠绕其间：继承战争、边境冲突、贸易利益、军事暗流等。其中，最重要且最受瞩目的则是宗教问题。欧洲宗教主张追求真理，其教产亦富有争议，因此，其行为方式比东亚的宗教体系更加激进。虽说宗教问题并非是主要冲突，但仍应作为“主要的次要冲突”受到特别关注。在德国乃至欧洲，新教教派化及其变体始于马丁·路德，而与之对立的罗马天主教的教派化则由耶稣会士主导。两者在结构上互不容忍由来已久，最终酿成了多场宗教战争。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三十年战争主要是一场宗教战争，但这种阐释方法再也站不住脚：本书着眼于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来帝国的跨教派政治管理，亦洞察到战争伊始便势同水火的结盟情况——这些都有力地驳斥了“三十年战争主要是宗教战争”的说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新规定了政治和法律制度，使德国最终避开了一场宗教战争。

本书将主要问题抽丝剥茧，解释了战争为何如此漫长而艰难。本书开篇即描述了人们的恐惧和人口统计学上的后果，这不禁令一些编年史学家怀疑，德意志人是否还能够留下后代。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在毁灭的边缘岌岌可危。于是，书中提出了一个此前尚无人探究的问题：难道没有人预见到这场灾难并知晓如何制止它吗？

事实上，绝对有人尝试过。一个全新的视角令人们认识到至今被忽视的和平机会以及制止、缩短战争的备选方案。“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并未直接触发战争，而是差点促成一场成功的和谈与国会外交。即便是瓦伦斯坦这位滔天战火中的战争策动者，也意识到有胜过战争的更优解。化身和平使徒后，若非瓦伦斯坦早了几天被残忍杀害，他几乎能达成自己的和平目标（这一点尚不为人所知）。而就在这场战争灾难中，各地区的联邦制机构——独立行事的帝国诸侯、帝国大区和城镇均能维持其管理，提供生存援助，并在保护其自由权利的情况下，在和平谈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上观察视角促使笔者写下了本书，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战争”概括为一个独特的和平大工地，最后总结出结论。因为三十年战争不只有战争的硝烟和纷扰，它更是一次对和平的追求，至今仍有一些内容要向我们诉说，且不仅仅局限于欧洲。

笔者对所有推动和促成本书翻译之人表示谢忱，他们是奥格斯堡大学的尤塔·舒曼（Dr. Jutta Schumann）博士、我的史学界同仁孟钟捷教授和译者马绎博士。我也要向我的中国读者致以谢意，感谢他们有兴趣从全新的视角领略这一德国史和欧洲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人们或许能在跨文化语境下找到可与三十年战争类比的选项，因为和平的政治机制是一项世界性的任务，拥有着悠久的历史。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
2019年9月于德国奥格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