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18年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400周年，欧洲各国文化界纷纷对此进行纪念，相关纪念文章、专著纷纷涌现，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不禁要问，一场发生在400年前、早已时过境迁的战争为何至今还在被人们谈论？这要从三十年战争对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重大意义说起。

三十年战争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历史上最惨烈、人口伤亡比例最高的一场战争。它的导火索是1618年波希米亚等级为反抗皇帝的专制、将皇帝的大臣扔出城堡窗户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这一事件打破了自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订立以来长达60多年的帝国和平。战火一触即发，燃遍德意志。德意志诸侯各自站队，西班牙、丹麦、瑞典、法国乃至英国、荷兰和俄国均介入进来，或暗中资助代理人战争，或直接参战，将一场原本只是帝国内部冲突的战争一步步升级为欧洲大战。通常情况下，根据主要参战方的变化，历史学家将三十年战争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波希米亚普法尔茨阶段（1618—1622/1623）、丹麦尼德兰阶段（1625—1629）、瑞典阶段（1630—1635）和瑞典法国阶段（1635—1648），战争中涌现出瓦伦斯坦、古斯塔夫二世、蒂利等乱世枭雄。1644年起，交战双方边打边谈，分别在相距不远的奥斯纳布吕克和明斯特举行谈判，直至1648年达成协议，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三十年战争战时和战后的一系列双边与多边条约构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重新建构了欧洲的战后格局，且将主权国家等国际法概念应用于近代国际关系并影响至今。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Johannes Burkhardt）教授的《战争的战争（1618—1648）：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恰在2018年问世。1943年，布克哈特教授出生于德国德累斯顿，曾在汉堡和图宾根攻读历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哲学，1971年获博士学位，1984年获近现代史教授资格，主攻七年战争和教皇外交。此后，布克哈特先后在比勒菲尔德大学和波鸿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91年起担任奥格斯堡大学近代早期史教授，2008年荣休。目前，布克哈特教授供职于欧洲文化史研究所，一如既往地活跃在史学研究一线。

在近代早期史领域，布克哈特教授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其代表专著有《告别宗教战争——七年战争和教皇外交》（1985）、《三十年战争》（1992）、《宗教改革之世纪——媒体革命和机构建构之间的德意志史（1571—1617）》（2002）、《前现代帝国的终结和新方向（1648—1763）》（2006）、《近代早期的德意志史》（2009）、《莱茵河即是易北河——理查德·瓦格纳的真实世界》（2013）等，大多关注近代早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显研究的延续性和深厚功力。本书便是布克哈特教授继1992年的专著《三十年战争》后研究三十年战争的又一力作，在延续部分观点的基础上，聚焦三十年战争期间一次次的和平尝试和一个个无限接近和平的时刻，以“和平”为红线串起了这部战争史。

除开篇和终章外，本书共7章。

在开篇的引言中，作者首先沿着历史学家君特·弗朗茨提出的“毁灭对角线”历数三十年战争给德意志的城市和乡村带来的人口损失，人们被迫忍受着过境军队安营扎寨、烧杀抢掠之苦。接着，作者引用编年体史学家所记载的灾难细节和战场考古学的最新成果，描述了人们，尤其是儿童、妇女和士兵在战争中遭受的深渊般的苦难，而战争导致的暴力、饥荒和瘟疫则织成一张网，令所有人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成为整个德意志乃至欧洲文明的威胁。在此基础上，作者多次提出质问：难道真的没有人能够干涉并出手制止战争吗？三十年里，难道整个欧洲都“无人想到走出灾难之策”（参考原文此处）吗？

第一章以1618年5月23日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切入。事发后，各方为阻止战争、维护和平作出了种种努力。当时的德意志强邦萨克森选帝侯国积极从中斡旋，以高超的外交技巧、娴熟的公务辞令使事件迎来了转机——皇帝同意在埃格尔举行和谈。然而，就在和谈开启前不久，皇帝马蒂亚斯驾崩，继任者费迪南二世是个热衷强权政治的狂热天主教徒，他断然拒绝和谈——之前的所有和平努力化为泡影。此时，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稳定且有效，从法律意义上赋予帝国和平，此后几十年间的几次宗教冲突均得到平息；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更多的是防御型结盟，彼此间从未进行过基要主义意义上的宗教战争；在“聚合”（Komposition）的理念下，不同教派的帝国等级间不乏跨教派交流，和平至上成为他们共同的价值准则之一；新教强邦萨克森在调停失败后无奈放弃中立立场，加入皇帝及其天主教盟友的阵营里参战。这些事实，均驳斥了“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的传统观点。然而，外国宗教势力、帝国内部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几位和平倡导者的过早离世，触发了这场原本打不起来的战争。

第二章开篇即抛出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建构国家之战”的观点。16世纪以来，欧洲对建构国家的方式尚无定论，在林林总总的政治构想中，建立大一统的欧洲和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是两种分庭抗礼的选项。而三十年战争的第一阶段——波希米亚起义，正是波希米亚等级率领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等邦试图从哈布斯堡王朝分离出去、建立“捷克联邦”的一场独立战争。另一方面，帝国之宿敌法国借助代理人战争或直接参战干预其中，使三十年战争成为一场强国争霸欧洲的大战。法国首相黎塞留一开始暗中支持丹麦、尼德兰和瑞典等一切反对哈布斯堡的力量，到了战争后半程，法国则正式参战，将一场德意志的战争扩大到了全欧洲的范围。欧洲在普世主义和分离主义之间摇摆，而德意志民族之帝国则找到了建构国家的第三条道路，即建立一个联邦制组织下的德意志民族帝国，在哈布斯王朝的选帝制度下给予小国更多的自治权。

第三章呈现了三十年战争名将瓦伦斯坦起起落落的一生。瓦伦斯坦出身贵族，两次迎娶富孀，他通过以战养战的战争融资方式供养军队，却对帝国的税收制度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629年，瓦伦斯坦击退丹麦人、签订《吕贝克和约》，为帝国赢得了一年多的和平休整期。此后，遭到排挤的瓦伦斯坦平静隐退，但庞大的军队却没有被解散——这便是“常备军”的雏形。一年后，瑞典国王率军进犯，皇帝请求瓦伦斯坦出山，并赋予其对军队的绝对权力。1634年2月，功高盖主的瓦伦斯坦遭到刺杀。他的军队被保留了下来并被收归国有，成为制度化的国家暴力组织；而在和平年代保留“常备军”的做法则被视为战争策动者瓦伦斯坦留下的军事遗产。

第四章的主角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1630年7月6日，古斯塔夫·阿道夫在波罗的海沿岸登陆，给暂停了一年多的欧洲大战按下了重启键。瑞典大军骁勇善战，很快就横扫帝国，深入德意志南部的奥格斯堡、慕尼黑等地，直至瓦伦斯坦二度出山，帝国在军事上的颓势才得以扭转。不过，哈布斯堡家族普世君主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此外，瑞典人还是媒体宣传的高手，精心策划了“传单战”：一方面，古斯塔夫二世自诩为民族大迁徙时代撼动罗马帝国的哥特民族之合法后代，有义务传承祖先的辉煌过去，更有角逐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权力；另一方面，瑞典人登陆之日恰逢1530年的《奥格斯堡信纲》诞生100周年纪念日，即福音派诞生的100周年庆典，新教思想家极力呼唤“救星”，而古斯塔夫二世则被包装成新教“救星”，并借助宗教宣传画将自己塑造为解救新教世界的天选之子。就这样，1630—1636年，瑞典和帝国在战役中各有输赢，而它的真面目——一场各大普世强国在德意志领土上厮杀以争夺欧洲的斗争——则愈加公开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五章围绕瓦伦斯坦的另一面，即身为“和平使徒”的瓦伦斯坦展开。作者开篇即历数三位穷兵黩武的历史人物转变为和平政治家的事例，即发动三次王朝战争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挑起七年战争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和征伐土耳其的奥地利欧根亲王，而瓦伦斯坦的转变可与这三位相提并论。1629年，瓦伦斯坦主导了一场妥协性的会谈——吕贝克和谈，展现了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对外，他向丹麦人开出归还领土、重建丹麦的条件，以换取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放弃对德意志事务的控制和主导；对内，他拉拢皇帝身边的人，争取蒂利将军的支持，劝服本方放弃利益最大化。最终，皇帝同意在和谈书上签字。一年后，瑞典人介入三十年战争，瓦伦斯坦于1632年复出。古斯塔夫二世阵亡后，瓦伦斯坦成功地遏制了瑞典人胜利的步伐，开始张罗与各方进行和谈，并预备了A、B两种计划，尝试谋求和平却未能成功，反而遭到维也纳的猜忌，各级军官宣誓效忠于他的《比尔森保证书》更是被解读为“叛变”的信号。总之，命运没有赐予这位战争策动者成为和平缔造者的幸运，而他追求和平的初心却是有目共睹的。

第六章将目光转向《布拉格和约》。1635年，皇帝费迪南二世和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签订了《布拉格和约》。规定了“正常年” ，实际废除了《归还敕令》，试图通过宗教妥协恢复帝国的政治统一。然而，这份德意志内部和约没能结束战争，战争紧接着进入了最后一个毁灭性的阶段。1636年，帝国军队在维特施托克战役中大败，获胜方瑞典公然接受法国支持，占领并肆意破坏德意志北部一半以上的领土长达10年之久，萨克森首当其冲地受到荼毒。战祸殃及整个德意志。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哈布斯堡、法国、瑞典三巨头再度被激发出巨大的战争破坏力。幸而，战争导致的大规模战争移民，使得遭受重创、苦苦挣扎了三十年的文化得以幸存；除此之外，帝国的全套政治制度基本存续下来，在战争混乱中继续运转，甚至在某些地方，邦国的组织、行政能力反而得到了增强。德意志文化的连续性得以维持。

第七章聚焦耗时四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战争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以来，德意志诸侯已忍无可忍，他们愈加坚定地意识到不应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大国谈判上，因而决意躬身入局，参加和谈。在明斯特，皇帝与法国和天主教国家谈判；在奥斯纳布吕克，皇帝的谈判对象则是瑞典人和新教国家；一个跨教派的第三方从中穿针引线，直至1648年10月24日真正缔结和约。在这一过程中，这场“建构国家之战”迎来了大结局——法国、瑞典和帝国各让一步，放弃对普世统治权的要求，承认国与国并立的合法国际秩序；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找到了介于普世主义和小邦分立主义之间的另一条道路，建构起具有联邦性质的双重国家制度。“正常年”和“平等”两项政治法律规则则天才般地解决了宗教争端。

终章是对全书的总结，作者谈到三十年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和平启示。这场惨烈的战争持续了三十年，其原因在于多个方面。首先，致力于和平的历史人物在和谈的关键时刻离世，穷兵黩武的领导人登上历史舞台是一部分原因。其次，战争的斡旋人萨克森选帝侯未能认识到，波希米亚起义以建构国家为目的，并非一场打着宗教旗号的地方政治叛乱。帝国在战后建立了普世主义政治屋檐下的小邦自治制度，对帝国具有重大意义。这场“战争的战争”涌现出的许多推动和平的创举值得人们怀念，如在政治活动中使用和平语言，“和平条款”“永久条款”和“遗忘条款”则为帝国赢得了和平的机会，而和平追求者出色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则推动了和平进程。而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言，在当世，它成了一个引起轰动的媒体事件；于后世而言，它提出种种解决方案，成了未来欧洲和约的模板。最后，作者不无欣慰地谈到，在生灵涂炭的大战期间，文明之火并没有熄灭，音乐、绘画和诗歌等方面的文化艺术成就阻止了欧洲的礼坏乐崩，而这场大战本身亦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素材。

事实上，在过去的400年间，有关三十年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经典著作层出不穷。早在三十年战争刚刚结束时，服务于瑞典宫廷的德意志史学家开姆尼茨的博吉斯拉夫·菲利普（Bogislaw Philipp von Chemnitz，1605—1678）便撰写了四卷本的《德意志战争中的瑞典国王》；18世纪末，德国大文豪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以诗性的笔触谱写了《三十年战争史》和历史戏剧《瓦伦斯坦》三部曲；19世纪末20世纪初，波恩大学的历史学家莫里茨·里特尔（Moritz Ritter，1840—1923）耗时二十载，出版了三卷本《反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时代的德意志史（1555—1648）》，影响深远；及至当代，三十年战争研究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在英语学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战争史教授彼得·威尔逊（Peter H. Wilson，1963—　）的《欧洲之悲剧：三十年战争新史》（2011）擅长从军事视角分析这场冲突，并指出，宗教并非三十年战争的催化剂，而是引发冲突的政治、社会和王朝势力等致命原因中的一个要素，而战后建立的现代欧洲则让德国人付出了分裂两个多世纪和外交无能的惨痛代价，三十年战争本身则成为后世衡量战争惨烈程度的一杆标尺。在德语学界，耶拿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格奥尔格·施密特（Georg Schmidt，1951—　）的小册子《三十年战争》用100多页的篇幅展现了这一重大危机的起因、过程和影响，并着重阐释了其对“德意志问题”之历史发展的效应，至今已再版8次；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1951—　）的《欧洲的灾难，德意志的噩梦：三十年战争（1618—1648）》（2017）从三十年战争的开端和前史、波希米亚普法尔茨战争、下萨克森丹麦战争、意大利波兰插曲、瑞典战争、强国衰落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的艰难历程等几个方面叙述战争。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政治学家，明克勒将历史书写和政治学分析融为一体，始终关注当下，指出与此后所有的冲突相比，三十年战争能令今人更好地理解当下的战争。

然而，纵有诸多经典之作，布克哈特教授的《战争的战争（1618—1648）：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还是另辟蹊径，为读者打开了全新的视界。与作者1992年的专著《三十年战争》类似，本书并未平铺直叙地讲述三十年战争的前因后果、战役细节，也没有一一刻画战争人物肖像，可以说，本书在战役史上未着点墨。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将和平置于所有论述的中心”“从头开始追踪战争进程中的和平尝试与和平机会”（参考原文此处），并通篇将三十年战争比作建设和平的大工地，可谓以“战争史”书写“和平史”。因此，想要读懂本书，需要对欧洲近代早期史，尤其是17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历史有一定的了解。整体而言，布克哈特教授在《战争的战争（1618—1648）》中有如下创见：

其一，布克哈特教授重申了三十年战争并非宗教战争的观点，认为这是一场“建构国家之战”。在17世纪初期，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构何种规模的国家、如何建构、是建构大一统的普世大国还是建立独立主权国家，这些问题均通过这场战争变得明晰起来。波希米亚素有强烈的民族独立倾向和反教会传统，拥有相对独立的宗教、财政、军队权。波希米亚起义实际上是波希米亚联合摩拉维亚、西里西亚、上下卢萨蒂亚等邦尝试脱离帝国，建立独立的“波希米亚联邦”的努力。然而，这种努力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变成了“波希米亚叛乱”，未能肯定其在建构国家方面的成就。波希米亚起义失败后，战争进一步白热化，哈布斯堡王朝、法国、瑞典等国的真正目的在于追求欧洲霸权、一统欧洲建立普世大国。

其二，本书肯定了萨克森选帝侯格奥尔格一世和平斡旋人的历史地位。此前不少研究认为萨克森选帝侯首鼠两端、立场不坚，身为新教选帝侯竟帮助天主教皇帝作战，后一度与瑞典国王结盟，古斯塔夫二世死后又回归帝国。本书则摹写了萨克森选帝侯的另一个侧面。“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发生后，新教典范之邦萨克森一度在新教波希米亚的求援和对天主教皇帝的忠诚之间左右为难，然而，萨克森的幕僚们很快判定这绝非宗教冲突，而是一场政治叛乱。于是，格奥尔格一世保持中立，在帝国范围内主持调停活动；埃格尔和谈未能成行，调停失败，萨克森不得不作为帝国诸侯加入皇帝的阵营，但即便如此，选帝侯依然尽己所能到处实行宽恕和大赦，庇护战败的新教“叛乱”分子。

其三，本书承认了瓦伦斯坦对推动和平作出的历史贡献。围绕这位在三十年战争中多次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将军，一直有很多争议，比如他是否是德意志的民族英雄，他是否有背叛帝国之心，还有他的为人处世和暴力军事行为。然而，没有争议的是，瓦伦斯坦目光远大，心怀一统德意志的抱负，在布克哈特教授的笔下，体现为他对和平的追求，而“常备军”这一军事形式作为瓦伦斯坦的军事遗产，亦成为和平的保障。

《战争的战争（1618—1648）》是国内第一本由德文译入、从和平史视角深入解读三十年战争历程的史学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看似是一部战争史，实则是一部和平史。本书主标题是“战争的战争”（Der Krieg der Kriege，即“一切战争的战争”），这一概念贯穿整本书的论述，而在“终章”部分，出现了对应的概念，作者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誉为“一切和约的和约”，将最终的和平称为“一切和平的和平”。

三十年战争的硝烟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散去，它不仅催生了荷兰、瑞士等独立主权国家，而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国际体系。而对于三十年战争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德意志而言，三十年的苦难和求索，让它找到了一条建构国家的德意志特殊道路。观照当下，布克哈特教授也提出，缔结联邦制国家或许是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一个选项。

考虑到本书的阅读难度，特此撰写了以上详细的导读，并在译文中加上了一定的注释。本书的翻译、校对工作前后耗时近两年，一方面，我们希望中国读者能从全新视角深入细致地了解三十年战争；另一方面，也希望本书的引入，能对我国的世界近代早期史研究有所启发和帮助。由于自身水平限制，定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欢迎各界同仁不吝赐教。

布克哈特教授对本书被译为中文表示高兴，并专门为中译本撰写了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孟钟捷教授审读了译稿全文，并对文中的历史学概念严格把关。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汪芳编辑完成了全书的编辑工作，她对译文一字一句地精心校订，令人感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译者
2020年4月